伊丽莎白的礼帽
 
                                                                                  张 楚
 
 
 
        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圣经》
 
      
       好吧，我想讲讲我姨妈的故事。
       姨妈风光的晚年生活是从习练书法开始的。她六十四那年开始上老年大学。老师是从县职业高中退休的美术老师，他先让他们练小楷，然后练行书，最后是隶、篆、草。教小楷那段时间，大舅生病，姨妈和我老妈轮流看护，一堂课没赶上；教行书时，姨妈的婆婆病重，姨妈伺前伺后，腿都遛细了；教隶书时，她到哈尔滨帮三姨妈看孙女；等上篆书课，姨妈正好闲来无事。老师说，所谓篆书，就要皆大书而做细笔，劲挺圆润，去肉而筋独存。她听不懂，别的老太太也听不懂。老师又说，小篆长得瘦，性格呢，像人，左不见撇，右不见捺，方中有圆，起止藏锋，周公就是如此。姨妈还是没听懂，尽管如此，她还是喜欢这些看起来瘦长却肃严的字。她也是瘦的只剩把骨头。
       姨妈退休前是煤炭公司的会计师，做账很有两把刷子，曾经连续三年被评为单位的“业务能手”。篆书虽难，她却充分发挥了一名老会计心思缜密耐性悠长的特点。说实话，那段时间我姨父张老先生对她颇为不满。姨妈清晨五点就洗手净脸，喝碗豆汁吃根油条，急匆匆蹿到二楼研墨铺纸，正襟写字。中间连厕所都不舍得去，孙子孙女放学，她还戴着老花镜一笔一划绣花般临帖。下午三点方才蹑手蹑脚下楼，吃口剩饭冷菜，嘴巴没抹净又溜上阁楼……这样练了两年，字与老师的难分伯仲。老师对这位镶着金牙的老太太颇为赏识，就说，好饭不怕晚，我再给你介绍介绍马先生吧。
       马先生是桃源县唯一的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姨妈随马先生又练了两载。这时讨字的就有了，先是亲戚们，外甥外甥女侄子侄女乔迁新居，都要登门求字，装裱后挂在客厅。他们都不知道姨妈写的是什么，反正挂在墙上黑乎乎挤簇成团，能压得住过往的邪风。再后来就是左邻右舍求字，他们听说姨妈的字好，就拿回去收藏，想着过上数载，没准会卖个好价钱。又过些时日，店铺的老板们也来求字了。他们听县城书届的人宣扬，有年近七旬的老太，写小篆有杨沂孙之风，颇为难得。他们不知道谁是杨沂孙，可他们对这位瘦骨嶙峋、目光犀利的老女人确实充满了敬畏。
       姨妈后来弃字改行是有缘由的。有次她参加“夕阳红”书画展，恰巧听到有人评介马先生，就顺嘴说了句：“马先生的字好是好，就是有点懒。”过几日再去马先生家拜访，吃了闭门羹。如此反复几次，马先生仍闭门谢客。过几日让人捎话曰：“疏可走马，密不容针。”姨妈很上火，对姨父说，这些文人墨客啊，口里说的是胸襟，肚里藏得是鸡肠，字写得再好有狗屁用？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没做过亏心事，也不怕别人戳脊梁骨。遂将笔墨送了书友，剩下的几捆宣纸点了炉火。姨父在旁“嘿嘿”笑问，真舍得？姨妈撇撇嘴说，身外之物，谈什么舍不舍？话岁如此，难免有些黯然，佝偻着腰缩在沙发里看电视。这个时候，是的，这个时候，那个总是拽着威尔士柯基犬出访的英国老女王出来了。
       姨妈忘记了那次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代表英国出访哪里。反正，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女人穿着身桃红色的套装不停地跟礼兵们握手。对于她这个年岁的女人来讲，这套衣服难免艳嫩，但是，她戴了顶同是桃红色的礼帽。这顶礼帽款式古旧，电视里出现外国的贵妇人时，她们总在冬天裹件裘皮大衣，戴顶这样的帽子，手里懒洋洋地端着杯红酒在火炉旁跟男人调情。那天，女王的礼帽轻易将那种轻薄的色彩调配得庄重雅致。
       “老太太不会穿衣，却会戴帽，”姨妈对正在屋子里练太极拳的姨父说，“我也想买顶这样的帽子。”姨父说：“这么普通的帽子，你自己都能做，还用得着买？”姨妈死死地盯着那个皮肤日渐松弛却总是仪态万方的女王说：“老张啊，你早上喝蜂蜜了？”姨父打完那一式右拦雀尾，撇着嘴说：“这点小事难不倒你吧？”
       姨妈没听出姨父的口吻里全然是嘲讽。这些年来姨父对姨妈的意见越来越大。奔七十的人了，天天练什么破字。以前倒常陪他去河边练棍，他年轻时跟沧州一位师父学过一套五郎八卦棍，舞起来那可是风扫涑河两岸，如今别说跟他去涑河，说话也爱答不理，甚至一整天装聋作哑。姨妈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插在稻田里、被夜风吹得越来越丑的老稻草人。说实话，甚至还不如家里那条时常汪汪乱吠的鹿犬亲近。还好姨父后来迷上了抗日题材的电视剧，盯着八路军手撕日本鬼子，或用手榴弹炸掉日本战机，就觉得日子还算滋润。有时他会出现幻觉，仿佛家里尚有孩子们在玩过家家的游戏，用不多久，他们就会擦着鼻涕挎着塑料机关枪从某个角落鬼头鬼脑地钻出来。
       “明天我去赶集，”姨妈吩咐道，“你陪我。”
       “我才不去呢，”姨父嘟囔着说，“我可忙得很……”
       “你个没良心的老东西，”姨妈瞥他一眼，“当年你追我时，可不是这幅德行。”
      姨父无疑还是很受用的。他们生在一个村，长在一个村。他十八岁当了村里的民兵连长，她十九岁当了村里的妇联主任。姨妈家离村里那口水井最窎远，吃水很是不便当，于是他给她挑了两年的井水……姨父连夜将电动车的电充足，又跑到银行取了钱，灰鱼鳞刚甩满天边就驮着姨妈出发了。集呀，可真是好地方。现在县城里每隔三四百米就有超市，可他们还是喜欢熙攘的集市。只有在集市，他们才感觉到这世上其实还有很多跟他们一样的人：穿大绒布鞋，裹油腻大衣，讲桃源方言，剔牙缝韭菜，为了一把嫩香椿费半天口舌，为了两斤烂酸梨把死男人说活。这么想时心里就踏实许多。那天在集市上，姨妈买了十米布头，一把王麻子剪刀，还有卷尺和粉笔。在她看来，有了这些家伙式，做出一顶伊丽莎白女王的礼帽完全不在话下。
      据姨父说，姨妈在阁楼上鼓捣了两天，终于缝出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顶礼帽。帽子是常见的玫瑰红，红中夹杂丝缕咖啡灰。这只是顶普通的礼帽而已，不过让姨父惊讶的是，帽子后脑缀着朵黄玫瑰。姨父揉了揉老花眼，才察觉那朵玫瑰是绒布剪的，层峦叠嶂，肉透明丽，花蕊羞翘，就差只蜜蜂落上面。他不禁盯着姨妈“啧啧”道：“老婆子，手艺成啊！”
姨妈托着下巴说：“那是！也不瞧瞧我是谁？”
       那天姨妈双手托着这顶礼帽呼哧呼哧地小跑到我家，要将这顶帽子献给她最亲爱的姐姐。可是，那天我老妈正在搓麻将——好吧，我必须声明，搓麻将是我老妈此生最热爱的娱乐活动。或者说，麻将在她的心里早已经超越了儿孙与丈夫。她从服装厂退休后就开始打麻将，麻友是左邻右舍的老街坊，比如得了白内障的王景峰，脑梗拴住左手的孙安庆，还有做过喉癌手术变成了哑巴的李万良……她手艺高妙，人称“西北街麻将女王”，那真是见人杀人，碰鬼宰鬼，遇佛灭佛，向来只收钱不掏钱。麻将不但成为一种娱乐，更成为她敛财的不二法宝。为了打麻将她吃过不少苦头。有次她打到凌晨两点，回来时老爸睡了，从里面挂了锁，老妈喊了半天他也没醒，于是她就从两米高的墙头翻跳过来。她高中时是县一中的女篮队长，还拿过一九五四年桃源县中学生春季运动会的跳高银牌，可她忘了，那年她已是七十三岁的老太太……她崴了脚，脚面肿得赛馒头。饶是如此，在床上躺了半天就拄着新买的拐杖杀向王景峰家。我和我老爸喝着闷酒相视无言。我们总算知道，麻将是我老妈的氧气，是我老妈的粮食，是我老妈的心头肉，是我老妈这辈子最难舍难分的恋人。
       姨妈送礼帽那天，老妈的脖子由于颈椎增生，正坐在家里打牵引：纤细的脖子被固定在一个造型奇特的金属支架上，动也不能动，只能眼珠骨碌碌乱转。老麻友分坐两旁凝神聚气，都期盼翻身农奴把歌唱。尤其是李万良，喉咙呼噜呼噜地急促响动，让人误以为他就要开口说话了。老妈的孙女岑秀云，也就是我闺女，狸猫般偎依在她身边替她摸牌。姨妈挑门帘进来时，岑秀云正拔着尖嗓门喊：“李爷爷的二饼！”姨妈最烦我妈整天搓麻将。在她看来，这是世上最不务正业的行当。她在旁边默坐了片刻，岑秀云才太监宣大臣进宫般嚷道：“奶！姨奶奶来了！”我妈只是眼皮耷拉着“嗯”了声。女儿又禀告：“奶，姨奶奶送帽子来了！”姨妈也没说话，托着帽子在老妈眼前转了两圈：“姐啊，我自己缝的，你瞅着咋样？你是老服装厂的设计师，帮我参谋参谋。”老妈方听得老李抛了张二饼正在心烦，转着眼珠没声好气地说：“什么破帽子！那么黄的一朵花儿，这不喧宾夺主吗？”姨妈没吭声，把礼帽套老妈头上，前后左右观瞧一番，这才竖着大拇指说：“十年老姜赛砒霜啊。”
       第二次来我家时，老妈的脖子还在打牵引。那天李万良感冒，顶坑的是东南街老陈。老陈是个斜眼，老妈唯恐他偷窥自己的牌，时不时将屁股往旁挪一挪，屁股挪了，脖子却还在原处，难免心燥。姨妈可是老妈肚里的蛔虫，二话没说就将礼帽戴她头上，弓着腰问王景峰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众麻友赞叹不已，王景峰说，老妹子啊，你可真是心灵手巧，干哪行像哪行，让你当县委书记都屈才了！姨妈知道他一米开外就是黑夜，笑了笑啥都没说，将帽子拿下，在我老妈眼前晃了几晃。老妈眼也没睁哼唧着说：“好好好，妙妙妙。针脚密得赛韭菜啊。”
       得到了老妈的肯定，姨妈信心倍涨，回家连夜赶制两顶，翌日跑到中心小学门口叫卖。第一位顾客是个小学三年级的男生。他看着花花绿绿的礼帽喊道，真漂亮真漂亮，我要给我奶奶买一顶！姨妈眼睛都亮了，讨好似地伸着两根手指说，二十块钱，便宜吧？孩子掏了左兜掏右兜，最后连书包都翻个遍，嘟嘟囔囔地说，哎，只有十七块钱，咋办呢？姨妈咬咬槽牙说：“你这么有孝心，我就便宜你三块钱吧。”
       没想到的是，姨妈的第二位顾客是她的老房东。姨妈当妇联主任那阵，常跟着公社领导们四处“蹲点”，当地会为他们找户出身与家境不错的人家，管吃管住。这房东正是她在桃源县城“蹲点”时的老相识。也有小四十年没见过面，俩老太太你看看我我瞅瞅你，惊喜地大声召唤着彼此的大名，又是握手又是拍肩。老房东也是快七十的人了，来学校接孙子。姨妈说：“我刚学做帽子，你拿去戴吧！”老房东说：“小周啊，我戴着还真合适。”说完就掏钱。姨妈眼睛有些湿润，说：“我们多年的老姐妹，谈钱俗气。想当年住你们家，攒个鸡蛋你都舍不得给孩子们尝，专用葱花炒了给我吃。”老房东笑着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不过你在这里卖帽子，哪里赶得上去广场？那里的人比池塘里的蜉蝣还多。”
       听人劝吃饱饭，姨妈的第二战场顺利转移到惠民广场。这个广场在我们县城挺有名。有名的原因也简单，县城就这么个广场。早晨拳师们在这里练太极，上午司法局税务局的喜欢在这里搞法律咨询，下午一群干瘪老头在这里甩皮猴写大字，晚上就更喧闹了：一簇大妈和着《最炫民族风》在这里扭着胖屁股甩着大肥腿。她们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阵容最强大，气势最嚣悍，占据了广场的中心位置。剩下的就被挤赶到广场角落：四十多岁的男女在西北角踢毽子；三十多岁的男女在东北角打羽毛球；二十来岁的在西南角跳街舞谈恋爱；还有群十几岁的，在东南角玩滑板吃棉花糖滑旱冰。姨妈很快熟悉了地理位置，在大妈们的圈外铺了地摊，搓着手盯着往来的行人。
       那天晚上，广场舞甫一结束，大妈们立即苍蝇叮咬鲜肉般围住姨妈。她们对姨妈的帽子指指点点，这里跳线了那里缝歪了，又不厌其烦地问价压价，把姨妈的耳朵都磨出了茧子。这时一老妇拨拉开人群拿起顶礼帽说，忒俊啊！多少钱啊？姨妈说二十元。那妇人惊叫道，这么贱！这样的帽子银泰超市卖四十块呢！我要这顶黑色的！桃红色的也给我包好！姨妈定睛一看，这妇人正是房东，刚要说话，房东朝她使个眼色，姨妈就抿着嘴没吱声。如此开了张，围观的大妈们如得神启般哄抢起来，片刻十来顶帽子就扫光了。待到妇人们鸟兽般散去，姨妈忙将钱归还了房东，说：“多谢老姐姐帮忙。”房东一笑，说：“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人，抠抠索索，喜欢便宜货。”
       姨妈遇到那些见过世面的人时，已是个把月后。广场舞因扰民被禁，这里便成了秧歌队的主场。这个秧歌队是县老干部局操办的，队员基本上都是从行政单位退休的女人，从穿着扮相就跟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明显不是一路。她们也买姨妈的帽子，但从不讲价钱，只是捏在手里反复观瞧帽子的颜色款式。她们一致对姨妈帽子上的玫瑰赞不绝口，认为这朵玫瑰活色生香，硬是让略显陈旧的款式变得活泼高雅。不过她们的话很少，买了就买了，不会围着她盘东问西。姨妈约略着有些失望，其实她更喜欢她们多说说不相干的闲话，多唠唠不相干的闲嗑，那样才不像是买卖。不过也无所谓了，她已经卖了九十九顶礼帽，走在大街上看到戴帽子的，老忍不住盯着人家的后脑勺，每每发现了自己做的礼帽，内心便是那种他乡遇故人的狂喜，恨不得上前揪住人家攀亲论旧。当然，如果恰巧碰到人家戴着她的得意之作，会有些隐约的愧疚，仿佛是把自己喜欢的孩子卖给了陌生人。
       秧歌队可能要参加市里的比赛，在广场上练了好长一阵子。姨妈缩在帽摊后面，没意思了就盯着人家七看八看。看到有的人笨手笨脚，动作教了五六遍步子还是迈错，手势还是变形，就感叹人跟人的区别真是比人与狗的区别还大。那天秧歌队排练，有队员临时请假，就空出位来。领队是个五十多岁的妇女，攒着眉头有些不快，唠叨说，腰来腿不来的，就这样还怎么到市里比赛？我看倒不如树倒猢狲散。姨妈跟领队很熟，这个领队面冷心热，帮她卖过四五顶礼帽，忍不住说：“妹子啊，这秧歌我也会扭，要是不嫌弃，我先滥竽充数好了。”
       姨妈如此说，领队也没好意思盘问别的，稻田里缺了棵苗，用稗草顶顶也看得过眼。就说，也好也好，你就站最末一个位吧，我帮你看着帽子摊。话虽如此说，一双眼却是从头到尾没离姨妈的身影。让她吃惊的是，姨妈的秧歌扭起来不止有板有眼，简直是形神兼备，一抬胳膊一撂腿，一转身一错位，那是分毫不错，何止是分毫不错，那眉眼那派头，一点不比请的教练水平差。两圈下来，先就拉住姨妈的手问：“大姐啊，扭这么好，文化馆退休的舞蹈老师吧？”姨妈笑着说：“哎，狗尾花怎敢充红牡丹？我呀，以前是会计。”
       领队的当然不会知晓，姨妈年轻时在全公社跳舞跳得最好。她们那时跳“忠字舞”。手里擎着红宝书，小心翼翼地颠着脚尖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飞旋。她那时长得有些丰腴，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她轻盈的脚步，和那些苗条的姑娘比起来，她的舞步有种乡野女性的拙笨，可正是因为这拙笨，反倒衍生出一种奇妙而肉感的美。领队当然也不会知晓，姨妈那时还编演过一出叫做《积肥员之歌》的舞台剧，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报演出时受到革委会主任的青睐。姨妈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里面的歌词：
 
       当个积肥员啊，实在是不简单/要想干得好啊，得先过第一关/第一关是议论关……
 
       “欢迎你加入我们秧歌队，”领队紧紧攥着她的手说，“明天我带你到市里买秧歌服。”
      这样，姨妈就成了秧歌队里年龄最大的女人。当然，也是秧歌队的顶梁柱。教练只是一个礼拜来两次，管了东管不了西。姨妈呢，天生是个热心肠，喜欢闲下来时指导这个队员的脚法，那个队员的手法。若是换做了他人，兴许会出什么非议，可姨妈都快七十岁的人了，退休前又是工人，一帮女人也就没什么可挑剔的。姨妈练秧歌，她的房东就蹲在那里帮她卖帽子，间或哪个队员偷懒悄悄下场，帮她料理摊位。
      然而那次秧歌比赛，他们队成绩并不好。有个队员扭着扭着怎么就莫名其妙地在原地站立了几秒，东瞅西瞅的完全蒙了，仿佛提线木偶断了牵线。据她自己后来检讨，是前一晚老头来了兴致闹到很晚才睡，早晨难免匆忙，临行前忘了吃降压药。这分神的空隙动作就跟不上了，越是跟不上越是心慌……说到最后她哇啦哇啦地哭起来。众人只得上前劝慰，更不好埋怨什么。此人向来愚笨，原来在农机局时领导也只敢让她保管妇女用品，发个避孕套什么的。最后秧歌队勉强得了纪念奖，还是评委们看情看脸的。领队觉得脸上挂不住，辛苦一遭落得如此结果，说话间难免有怨气。没想到队里有人就不乐意了，说，没拿奖怪谁？怪只怪某些人没本事，只挑亲的近的重用，有真本事的都跳槽去了别的秧歌队，上面呢，又没有人，只会发牢骚怪队员。领队当场就气哭了，肩膀乱颤。
      姨妈看不下去，就说：“妹子啊，讲话前可先要拍拍良心！领队训练前挨家挨户打电话，训练完给大家发矿泉水，电话费和水钱都是她自己掏。你们退休前好歹都是有头有脸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帽子上都戴过翅，哪能这样用软刀子扎人？”
       就没人言语了，怏怏散去。也许她们觉得，跟一个卖礼帽出身的队员讲道理，有失身份吧。
       姨妈也渐渐觉得这秧歌队还真是是非之地。那些队员退休前不是那个局的科长，就是这个局的工会主席，最次也是妇委会副主任，都是人堆里的尖子麦穗上的麦芒，不好伺候的主儿。这从平日训练就能看出来，往往为了谁站前位谁站后位，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穿红的谁挂绿的，三言两语就争辩起来。虽慢声细语的，可谁都能听出话里有话，弦外有音。只是面子上和美罢了。姨妈难免心冷，训练排演什么的不如以前积极，抓空就做礼帽。夏天马上到了，这种厚棉线的礼帽戴着热，要换另外的布料和款式。那天做好一顶，刚到了我老妈那儿就接到了领队的电话。我老妈的颈椎病早好了，可又患了风湿，都快夏天了，还穿着厚棉裤搓麻将。
       领队说，老周啊，我儿媳生了孩子，我要去青岛伺候月子，可不能没个主事的。我跟局里队里商量了下，数来数去还是觉得你合适。你就带着大家练吧。姨妈忙说，那怎么行？我这把老骨头可没那个脓水。领队说，我们都觉得你有，你会说话，也敢说话，还能说到点子上。你就别推辞了。
      我老妈竖着蒲扇耳在旁边听了个差不离，撇撇嘴说：“他姨啊，你真是老不省心。还能活几年？就不能过几天逍遥日子？”
       姨妈从我老妈手里拿过帽子说：“姐呀，你活你的，我活我的。我们层次不同。”
      说实话，姨妈那天的话很大程度上伤害了老妈的自尊心。虽然老妈快八十岁了，可嘴上从来就没服过谁。她望着窗外姨妈的背影说：“你回来！我跟你掰扯掰扯……你再厉害，当过女篮的队长吗？！”王景峰他们还从没见过我老妈如此脸红脖子粗过，各个手发抖腿打颤，耳廓嗡嗡响，难免牌又出错了几张。
       不管怎样，姨妈确实担任了秧歌队的领队。她这个新职位让姨父异常不满。他认为还是继续缝制礼帽最好，既能锻炼小脑又能赚点小钱，干嘛做那费力不讨好的事？七十来岁的人，出那风头会被人笑话。姨妈也觉得姨父的话有些道理。姨父很少说有道理的话。可是既然已经应允了领队，马上撂挑子又有悖姐妹间的情意，姑且得过且过，糊弄过这段就是。
      夏天本来就没什么比赛，无非是练练老动作。哪里开业典礼了，姨妈带着比她年轻的女人们跑场子，每人能赚三斤白糖，或者去乡镇的文化站参加邀请赛，最次也能每人分袋雕牌洗衣粉。他们还曾经四点半坐班车跑到一百二十里之外的独寞城，参加一个耶鲁博士的婚礼。耶鲁博士娶了个明苏达州的印第安姑娘。队员们本来对这些奖品甚是鄙夷，可是奖品真拿在手里，那种喜滋滋的感受还是很鲜明。姨妈呢，带了些时日的队伍，也找到些当年的感觉。她年轻时曾在村里组建了“铁姑娘队”。她还记得，一九六七年的秋夜，她带着帮姐妹去河边偷偷给生产队的大白菜浇水，一桶接一桶，直到星斗散去，秋衣湿个精透才回家，累得几天下不了炕；冬天时给孤寡老人缝门帘，村里的何光棍晨起发现了棉门帘，以为是神仙怜惜他，跪在地上又磕又拜，惹得她们几个在暗处捂嘴窃笑……那是多少年前的日子？五十年？姨妈觉得，人这辈子，跟活一夏的蝉，真是没有多大差别。
       姨妈从秧歌队里传出绯闻纯粹是因为那个叫徐正国的男人。那时姨妈对卖礼帽已不太上心，有一搭没一搭。房东得了心脏病，也无暇来帮衬，帽子摊就由几个野男孩轮流看管。他们丝毫不上心，看着看着就跑到旁边弹玻璃球，弄丢了两顶礼帽。姨妈心疼，却也不好多嘴。那天趁中场休息赶紧跑到摊位吆喝两嗓。这时有人走过来低声问道，咋卖的？姨妈抬头报价，见是个男人。两人对望几眼都忍不住“咦”了声。男人问，你是周庄的周姐？姨妈问，你是周庄的铁头？男人笑着说，我都快六十了，你还好意思叫我的小名？姨妈撇撇嘴说，那有啥不好意思？按庄稼辈分，你得管我叫姑姑。男人嘿嘿着笑了。这个小名叫铁头的男人 姨妈再熟悉不过，从小聪慧，不过因出身富农早早辍了学。等到恢复高考，他考上了粮校，毕业分配到粮局，后来下岗，再后来跑出租车，一直没孩子，听说他老婆前几年得癌症死了。
       姨妈说：“要是喜欢就拿一顶。谁戴啊？”
       徐正国说：“哎，能买给谁呢？我妈呗。”
       姨妈愣了下说：“呦，我嫂子还活着？”
       徐正国皱着浓眉说：“哎，我是屎壳郎的命。老婆死了，守着老妈混吃等死。”
       姨妈沉默了良久才问：“我嫂子……还好？”
       徐正国点支烟说：“小脑萎缩加脑梗塞，跟植物人似的。就剩下那口气，死活都不肯散。”
       姨妈叹息一声，说：“我多少年没见过嫂子了。”
       那天晚上姨妈回到家里，径直进了卧室躺上床。她很想跟姨父聊聊天说说话，可姨父正在看一部二战纪录片，吆喝了几嗓子都没有吭声。姨妈忽然就有些伤怀。姨父是出了名的炮筒，脾气暴，无论是跟同事还是跟亲戚朋友都如此，一生得罪了不少人。这么些年若不是姨妈暗地里打小伏低说绵软话，不晓得往来的还能剩几个？不过姨父对姨妈向来言听计从。他怕她，我们这些晚辈常在背后议论，其实姨父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要不装出怕她的模样，她就会不停地给他讲道理，那张小嘴巴嘚啵嘚啵嘚啵……也许一辈子都停不下来，死了还要对着他的骨灰盒整宿整宿地说。他顶烦别人给他讲道理。他认为到了这个岁数，天底下的道理他都懂了，没有必要再听别人用首长式的口吻重复了一遍又一遍。那天他没有跟姨妈搭腔，是因为忘记了温牛奶。他以为姨妈肯定会给他上一堂关于热牛奶与冷牛奶分子结构差异的营养课。他没留意到姨妈后来踱到窗前看着月亮发呆，更没听到姨妈若有若无的叹息声。在他眼里，姨妈是《红灯记》里的铁梅，是《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是早就退休的撒切尔夫人。
       第二天晚上，姨妈在广场上又遇到了徐正国。徐正国牵着只小狗。那是条又脏又丑的叭儿狗。他站在姨妈的帽子摊前晃来晃去。姨妈问，我嫂子怎样了？吃东西了没？徐正国就说，老样子，喂她什么就吃什么，哪天把狗屎塞她嘴里，也会嚼得跟五花肉似的。姨妈说，你呀，要对你妈好才是，你都不知道她怀着你时遭了多少罪。徐正国“嘿嘿”地笑了两声说，我倒希望她当初没将我生出来呢。
       那天晚上，秧歌队的队员看到姨妈和那男人聊了很久。她们一致认为两个人聊得很投机。姨妈不停地小声窃笑，而那个精壮男人颠着脚抽着烟，还时不时用手抚摸下那只烂了眼睛的小狗。队员走过去提醒说，周大姐啊，该走场子了。姨妈说，你们先练着，我碰到了老乡。
       第三天晚上，姨妈跟这个所谓的老乡又聊了很久。姨妈甚至忘了卖帽子的事。秧歌队的队员们就觉得事有蹊跷。她们中的一个神神秘秘地提示大家，是不是姨妈老来要红杏出墙呢？她提出这个话题时大家都禁不住倒吸口冷气，忍不住将目光甩向姨妈和徐正国。姨妈的嘴唇一直翕动，而那个徐正国摆出副侧耳倾听的样子，时不时象征性地点下头，然后目光热烈而持久地注视着姨妈，仿佛姨妈不是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而是某个当红的女明星。
      “确实有点问题，”有个人说，“你们忘记了李米香的事吗？”队员们恍然大悟般颔首不止。丧夫的李米香是个八十二岁的老太，膝下儿女成群，对她孝顺有加，怎么就被个六十八岁的男人（据说是从评剧团退休的小生）迷得神魂颠倒，要跟男人领结婚证，还要把房产证改成男人的名字。更让人难以启齿的是，她住院期间还当着病友的面跟男人亲嘴。她可是戴着副不怎么刷洗的假牙呢。
       队员们都认为问题有点严重。她们觉得，姨妈虽然只是个卖帽子的，却是个很好的领队，大伙也都宾服她，为了挽救领队的名誉，她们必须做点事情。她们围攒成圈，小声分析着姨妈跟男人的种种可能：姨妈哪里吸引了男人？或者男人哪里吸引了姨妈？姨妈又为何如此明目张胆地跟男人勾搭？如果事情真如她们猜度的那样，该如何轻描淡写又不伤和气地处理这件事情？她们退休前大部分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的还是单位的顶梁柱，可是处理老年人的婚外恋问题还真是头一遭。她们争辩的声音越来越大，惹得姨妈在那边喊：“赶快练啊姐妹们！别偷懒！”她们就更焦虑。这时有个队员涨红着脸大声说：“我想起来了！周姐有个亲姐，跟我舅是多年的牌友。让她姐提个醒再合适不过，我们毕竟是外人嘛。”队员们对她的建议颇为认可，夸赞她头脑灵活，退休前不愧是工商局的党委办公室主任。
       这个队员的姨父就是脑梗拴住左手的孙安庆，他的左手不灵活，嘴巴却比鹦鹉还灵光。这样，我老妈就知晓了此事。对于这桩桃色新闻，我老妈认为根本就是裤裆里拉胡琴，扯淡（蛋）。她哼哼着说：“她们根本不了解你姨妈！就是搞婚外恋，她也看不上徐正国。她眼光可高着呢。当年，有多少工人、士兵和国家干部追她？要不是你姨父下手早，哪里轮得上他！满脸的麻子！”本来她想亲自找姨妈谈谈心，可她确实比奥巴马都忙——那些牌友眼巴巴地瞅着她，怎能忍心三缺一？她就把我拎过去。她拎我是因为我在公安局上班。她认为让一个当警察的外甥去调查姨妈的婚外情不体面，但总比将来闹得满城风雨要体面。她最后叮咛我说：“儿子啊，这件事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打草惊蛇。你学的是刑侦，干的是刑侦，还用我教你吗？有问题及时向我汇报。我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好吧，老妈的话永远正确永远英明，她忘了我只是个在办公室写了二十年材料的老文秘，才刚刚熬到正股级。
       老妈接到线人的电话是第五天晚上。线人说，那男人又来了，姨妈跟他又聊了半天，后来跟副领队匆忙打个招呼，就背着书包跟男人走了。我老妈在电话里嚷道：“不管你在哪儿，立刻给我去看看！我既然把你姨妈嫁给了你姨父，就要对他负责到底！胡了！”
       作为姨妈最亲近的外甥，多年来我早把她当成了亲妈：我结婚时，姨妈戴着花镜给我做新婚的被褥；冬天冷得格色，姨妈给我用新棉花缝厚棉裤；我得了痔疮做了手术，姨妈在医院守了我两天……我觉得我比老妈更有义务维护姨妈的名声。
       我蹲伏在徐正国家那条破巷子里的垃圾桶旁边做了半天思想斗争。首先这件事很滑稽，要是姨妈知道我跟踪她，会不会打断我的腿？其次那个垃圾桶臭极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变成一只刚从厕所里飞出来的青头苍蝇。还好，很快我就听到了姨妈的说话声。她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说话声音过高，仿佛真理总是随时掌握在她手里，她必须用更磅礴的肺活量、更洪亮的女高音将那些真理传递给他人。徐正国一直没吭声，只是掏钥匙开门。当他们进了庭院后我如大赦般从垃圾桶旁爬出来。徐正国没有从里面锁门，我很轻易就闪了进去。他们开了灯，从窗外往里看，炕上侧坐着个老得看不出年龄的女人。窗子开着，我伏在窗户底下听姨妈说：
      “嫂子啊！还认得我吗？”
       那个老太太仍然坐着，没有半点声息。姨妈又说：“嫂子啊！我是老丫头啊！”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三十多年没见过你了！我跟老张随军，转业，到煤炭公司上班，退休……过得多快！没想到你跟侄子住在这儿……”
       徐正国嗫嚅着说：“你说啥她都听不到。她就是个傻子。傻子还知道拉屎拉尿呢。”
姨妈没搭徐正国的腔：“我今天来看你，也是思前想后才来……”她注视着女人，嘴唇蠕动良久才慢吞吞地说：“那天见到铁头，就想起了件事。这件事在我心里压了多年……”她抬起胳膊拢了拢老人凌乱的白发，“还记得吗？一九七一年，革委会批斗你，曾抄过你的家。”
       徐正国歪头瞥了眼姨妈，姨妈就对他说：“你那时也就十多岁。”
       徐正国说：“谁说我小？我可记得你在舞台上跳‘忠字舞’。为了看你跳舞，还被村里的狗崽子揍个贼死。他们都骂我是‘黑五类’。”
       姨妈没搭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说：“抄完家，革委会的又要押着你到街上游行。”
       徐正国嬉笑着说：“游行就游行了，谁让她嫁给了地主呢。”
       姨妈扭头对他说：“游行之前，他们要给你妈理‘阴阳头’。”
       徐正国说：“理就理吧，谁让她嫁给了地主呢……”
       姨妈沉默了半晌才说：“是我理的……”
       徐正国瞄姨妈一眼说：“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姨妈说：“我爹妈死的早，姐姐们又都出了嫁，我从十五岁就当家立户。嫂子可怜我，过年过节总忘不了给我买点好吃的……你们家那时过得也不易。”
       徐正国说：“那倒没错，我记得有年腊月二十三，她还让我给你送过半碗猪肉。”
       姨妈再次沉默，只是用手抚摸着老太太的头发。我想她一定很难过，用不了多久她也许就会哭出声来。我从来没有见姨妈哭过。
      “我给她剃‘阴阳头’时，她就那么安静地坐着，动都没动，仿佛我是理发店的高级理发师……她的头发黑、密，一绺一绺掉地上，又被风吹到了灶台边。她不知道，我的手一直在打颤，那把生锈的推子时不时就夹住了她的头发跟耳朵，她也没喊疼……其实理到一半，我差点就撒腿跑了……她右边的头发被剃光了，露出青白头皮，左边的头发硬扎扎的支楞着，像堆茅草。我听到她问，理完了吗，老丫头？她管我叫老丫头，多年来她一直管我叫老丫头……她的声音很平，一点没有抱怨的意思。我支支吾吾地说，马上就好了。这个时候，她突然侧头瞥了我一眼……”姨妈就是这时哭起来的。我们都知道，老人们哭泣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可我知道姨妈哭了，“她就那么着看了我一眼……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她说，老丫头，先让我照照镜子……”
       姨妈弯腰抱住了木乃伊般的老太太，嘴里嘟囔道：“‘文革’结束后，你再也没瞅过我一眼，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我知道你心里恨我……说实话，我一直想给你赔不是……”
       可能是终于把话说出来，姨妈看上去轻松不少。我看到她窸窸窣窣地从背包里拽出顶蓬松的粉红色礼帽，抻了抻帽檐，郑重地戴到老人头上，又后退两步端详半天，这才说：“这顶帽子啊，我就送给嫂子了。尽管你不会说话，不过，我知道你肯定稀罕。”
       姨妈没等徐正国再说别的，径自转身出了屋子。我听到徐正国犹豫着问道：“你就这样走了？不待会儿了？”
       姨妈说：“有什么好待的！我要是不早点回家，你姑父肯定又忘了温牛奶。”
       好吧，这就是我姨妈的故事。当然，也许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故事。我还记得姨妈从屋子里大步走出来，徐正国也没有送客。我就蹑手蹑脚地跟在姨妈身后一直前行。姨妈是越来越瘦了，走起路来如夜猫般悄无声息。月光下她的背有些佝偻，我记得我的姨父张先生曾经说过，姨妈越来越像一个插在稻田地里的老稻草人。说实话，像我姨父这样的粗人能琢磨出这样的句子，还真是不容易呢。
 
（责任编辑：李云雷）
 
 
张楚，1974年生，唐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中国作家》《山花》等杂志发表过若干小说。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象小姐》等。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大红鹰文学奖。作品《良宵》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2017年12月，获得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