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探寻
——从早期丁玲的“自杀意象”说起
 
熊  权

 

 
       综观丁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说，丁玲作品自问世就逐渐形成了两大主要的阐释框架。一个是沿着五四“个人的发现”思路，表彰丁玲创作的反封建意义；另一个是站在现代女性主义立场，推崇丁玲对男权文化的反思与反抗。后来，随着丁玲“左倾”转向、进入共产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相关研究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阐释方向，即丁玲面向政治权力的对话与抵抗。本文尝试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视角来阐释丁玲及其创作，这在已有研究中涉及不多。关于丁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老一辈的茅盾、冯雪峰以及当代的周良沛、袁良骏、贺桂梅等都有论及，但一般匆匆带过、大多视为早年丁玲的消极部分。张全之的《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破解丁玲研究之谜》让人耳目一新，不仅对丁玲接受无政府主义做出详实考据，而且正面肯定了它对丁玲创作的启发意义。有关丁玲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言
辞未尽以及褒贬不定，都显示出这是一个有待讨论与发挥的话题。
       本文认为无政府主义思想不仅是促成丁玲成名的要素，而且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长期游荡在丁玲的文学世界之中。在政治的层面上，无政府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成为后来评论家屡屡批判、以及丁玲自己不得不澄清的“坏的倾向”；但在文化批评的层面上，无政府主义思想大大深化了丁玲的文学创作，令其超拔于同时代诸人。
 
       一、 哲学性的“自杀意象”
                                       
       在丁玲的早期创作中，重复、盘旋着一个值得注意的“自杀意象”。深入剖析这一意象，我们发现青年丁玲震惊文坛、一举成名并非反封建的个人主义或者寻求解放独立的女性意识所能涵盖。早年丁玲的独异之处是直视矛盾分裂的个人，把自杀上升为反思人生的哲学问题。追根溯源，这份“独异”与她早年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密切相关。
       回望丁玲初涉文坛，迎来了众多评论家的好评和厚望。有人形容她的出现象给文坛抛下一颗炸弹，产生了震动视听的效果。有人认为她超越了“五四”一代女作家，推崇她是继冰心之后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新星。丁玲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在1920年代末期，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过，个性主义、女性解放经过前辈作家的多次呼喊演绎已经不是那么新鲜的话题。如果丁玲仅仅言说这些“应有之义”，很难令人眼前一亮。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敏感的评论家们捕捉到了丁玲的“独异”，撷取了一些特别的形容词评价她：“Modern gril”、“世纪末的病态”、“专门寻欢求乐的倾向”……这样的遣词把丁玲与“五四”时代的许多女作家区分开来，诸如冰心，淦女士、凌淑华等表现新文化启蒙下的个人觉醒但不脱传统闺秀的温柔敦厚，而丁玲的文学书写离经叛道，充满了激烈乖张、令人不安的气息。
       在我看来，偏好描写自杀或者只求速死的人物是早期丁玲“令人不安”的一个重要表现。由于“个人的发现”，“五四”新文学抒发自恋自伤之情的比比皆是，但自毁自杀毕竟少见。《阿毛姑娘》细腻而惊人地展现了一个乡村姑娘自寻死路的心理过程，《自杀日记》通篇写伊萨只求一死的苦闷牢骚，《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虽然没有真的自杀，但时时感觉生不如死，冷不防就冒出一句：“说不定明天我便死去了！”并由此产生游戏人间的念头：“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小说结尾，莎菲还在强调生无可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剩余……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富有意味的是，早期丁玲还会不断描写人物进入“昏睡”，并且往往以“昏睡”结束一个文本。《日》描写伊赛白天到黑夜的赖在床上，既与熙熙攘攘的市声隔离又不能不应付各种应酬，最后只好昏昏地睡着了；《他走后》中的丽婀送走情人，在回味情爱计较种种当中耗费时间，终于在天亮前入睡；《岁暮》中的佩芳因为女伴移情别恋满心失落，在小说末尾进入昏昏沉沉的睡……这些“世人皆醒我独睡”种种，说明人物有意把自己放逐到一种丧失自我意识、宛如行尸走肉的状态。所以丁玲频频写“昏睡”用心良苦，是针对自毁自杀心理所做的补充和延展。昏昏沉沉地睡，任性放纵地自毁，激烈决绝的自戕，从精神之死到肉体之死，多层次地构成了早期丁玲笔下的“自杀意象”。
       对自杀以及自杀心理进行普遍化、集中化描写，丁玲获得了一种反思人生、进行哲学思考的契机。自存在主义哲学以来，自杀被视为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它不再是软弱逃避而是敢于承认生命无意义、不惜以死对抗价值虚无；它不再是自我毁灭，而是通过肉体消亡换取精神升华的“向死而生”。早期丁玲塑造的求死之人并非受困于具体条件走投无路，而是体验到生活无意义、从而主动毁灭肉体以表达拒绝，她们身陷不可解决的矛盾分裂，精神焦虑价值虚无。相比之下，“五四”儿女为争取婚姻自主对抗家长、以死相挟，毕竟信奉自由恋爱；郁达夫式蹈海自杀，还要扯上“祖国啊祖国，是你害了我”，毕竟觅得一个心安理得的理由。这些自杀各有意义归属、没有矛盾分裂，与丁玲凝视的哲学性自杀有根本区别。
       不妨细读早期丁玲享誉很高的两篇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其中人物一个带着求死之心勉强活，一个主动决绝地选择死，充分显现了所谓的“矛盾分裂”。莎菲女士接受过现代教育，有鲜明的自我意识，但她内心萦绕着不可消解的巨大困惑。那就是对一切都产生怀疑、批判之心，找不到任何价值凭借。莎菲对周围人事诸般“挑剔”，她嘲弄性格软弱的苇弟，看不惯毓芳与云霖做一对禁欲主义的爱人，蔑视凌吉士的市侩庸俗……到头来，莎菲连自己也怀疑了。最典型的是，她一边居高临下地审视凌吉士卑劣的灵魂，一边鄙视那个贪恋他俊美躯壳的自己；一边为征服凌吉士得意欢呼，一边恶狠狠地诅咒自己不配有好的命运。从剧烈的自我冲突可以看到，莎菲没有因为“个人的发现”占领自信自强的制高点，反而迷失在价值虚无地带。一旦看清楚自我的撕裂，莎菲对外部世界发动的挑剔都反转回来。她悲哀地意识到，最难解决的问题不是他人不完美而是自己矛盾分裂：“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我用所有的力量，来痛击我的心”。小说末尾，莎菲搭上南下的列车悄悄离开，黯然预言将来惟有浪费余生，这是一个丧失了所有价值依托、承受矛盾分裂之重的现代人形象。
       《阿毛姑娘》则细致、完整地呈现了乡村姑娘阿毛从自然自足变得焦虑分裂的“成长史”——也是她自杀求死之心的形成发展过程。阅读小说，我们发现阿毛痛苦的之源不是现实生活的缺陷，而在于感知了一个无比向往却又无法企及的想象世界。在仰望星空却陷身泥沼的矛盾境遇中，阿毛变成了一个类似莎菲的“分裂人”。以平常眼光看来，婚后的阿毛怎么也算“更上一层楼”：嫁为人妇的生活比做女儿的时候富足，丈夫、婆婆对她也说得上照顾爱护。未嫁之前身居荒僻山谷，而夫家地处西湖之滨，可以见识外面世界的繁华种种。然而阿毛的痛苦恰恰从感知丰富之处始，去城里买衣料目睹各种风物，看邻居三姐嫁给军爷后光彩得意的姿态，看那对来到西湖边避世疗养的艺术家夫妇……她的眼前渐次展开一个新奇世界。精神飞升到了自己设想的天堂，肉体却坠落在不屑一顾的现实红尘。陷入这样的矛盾分裂之中，阿毛尽量作践自己的身体皮囊：不停歇地劳作，故意触怒家人打骂自己，衣裳单薄地站在风口挨冻……最后从自虐滑向吞食火柴头的惨烈自杀。老实本分的陆小二根本无法了解年轻妻子内心的虚无，眼见阿毛临死惨状他连声追问：“阿毛！说，为什么你要寻短见？”阿毛回答：“不为什么，就是懒得活，觉得早死了也好。”“懒得活”三个字对陆小二是不可思议，在阿毛这里掷地有声，体现了明确的存在主义哲学逻辑——以主动的死拒绝无意义的活。配合着邻家传出的一曲提琴奏鸣低沉终了，阿毛的生命戛然而止，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自杀意象完美确立。
       虽然莎菲与阿毛身份迥异，一个是敢做敢为的“五四”新女性，一个是无知无识的乡下姑娘，但二者陷入矛盾分裂、价值虚无的境地一致。有批评丁玲者指出，村姑阿毛不可能具有复杂如知识分子的内心！诚然有理。但摆脱现实主义原则，就能理解这样的“罔顾事实”。早期丁玲在一系列作品中辗转寻找同一个人，她或者叫莎菲，或者叫阿毛，还变换出梦珂、伊萨、伊赛、丽婀、佩芳、承淑、嘉瑛等诸多面孔。她们的共同点是批判否定一切现实秩序包括自我、陷入不可解决的虚无。丁玲把她们的自毁自杀视为自我搏斗的复杂体验，在强烈的批判否定意识中锻造出矛盾分裂的人格，为彼时的文坛带来了现代主义的美学风格。现代主义向来不遵循现实主义原则，所以当年激赏丁玲的评论家也并不坚持“真实”、“道德”等评价标准。众所周知，审美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反思，它关怀个人在经济技术时代精神漂泊价值虚无的痛苦境遇，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作为“抒情诗人”的丁玲，所处并非“发达资本主义时代”而是中国的“五四”后期，不能不让人另眼相看。
 
       二、作为文化批判理论的无政府主义
 
       为什么早期丁玲能够直视人的矛盾分裂、浓墨重彩地描画虚无感，20多岁的她何以特立独行、横空出世？解释这份“独异”，不能不把目光停留在丁玲接触、接受无政府主义的经历之上，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渗透令她超拔于同时代诸人。丁玲一生没有参加过无政府党派，她并不信仰政治层面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她的文学世界中主要体现为一种“文化批判理论”。
       确证丁玲接受无政府主义，研究者已经做了具有说服力的考据工作。例如丁玲“废姓”是响应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不称姓氏”之举，例如丁玲与众多无政府主义者接触交往并受其影响，包括一贯的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也包括曾经的无政府主义者瞿秋白、施存统、沈泽民、张闻天、汪馥泉等。这些史料为探寻丁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支点。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分析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悖论，阐明丁玲的“自杀意象”与之存在深刻精神联系。
       无政府主义曾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旋律，在晚清至“五四”的一段时间非常流行，但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与它自身存在的悖论有莫大关系。这一悖论是无政府主义进行政治实践的“致命伤”，却恰恰是展开文化批判的活力源。了解所谓“无政府主义悖论”，可以从不惜殒命、主动赴死的刺客行为说起。无政府主义最初传入中国就与冒险暗杀纠结在一起，晚清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从俄国虚无党那里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的。虚无党徒热衷刺杀活动反抗沙皇暴政，让他们很受震动。当时还出现了很多效仿虚无党的身体力行者，蔡元培、杨笃生、徐锡麟、吴樾等都是晚清暗杀风潮中的积极分子。具有的研究者分析，早年汪精卫的不惜“引刀成一快”也是中国剧变时代与虚无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研究者描述中国最初引入无政府主义的阶段弥漫着“‘爆裂弹’的威胁与诱惑”，也无非强调当时人对暗杀行为十分着迷。后来，随着理解深入以及理性甄别，国人接受无政府主义逐渐深化，进入了社会改造、道德修身的理论层面。但容易奏效、冒险一击的暗杀仍然深深地影响相关认识，巴金在《灭亡》中塑造的无政府主义刺客形象，相信吸引震撼了许多读者。青年巴金身为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描绘了一个名叫杜大心的青年如何萌生做刺客的念头，并细致剖析了他行刺前既纠结又绝决的心理。
       爱生恶死是人之本能，虚无党徒为何主动赴死、反其道行之？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想本身存在难以解决的悖论，导致追随者不堪承受矛盾分裂之苦、转而寻找暴力发泄之途。无政府主义的发生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间，跨越了广阔的地域空间。一般认为，18、19世纪之交英国葛德文正式提出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人，德国施蒂纳是无政府主义发展的第二站，而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把思想理论与具体的社会实践运动相结合，发扬了无政府主义。由于历经时间、空间转换，到底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变得众说纷纭。这里借用一段描述稍作了解：
 
       简单说来，它是一种关于“人的解放”的社会理论，直接指向人的“绝对自由”，不仅要求消除包括国家制度，而且要求消除包括政府、法律、宗教、家庭等一切对追求个体自由构成障碍的所有社会强制因素，以及人与人之间权力支配关系，从而实现“一种具有最大限度个人自由的社会，在那种社会中物质财富得到公平的分配，公共职责通过自愿达成的协议而得到履行。”
 
       尽管流变纷繁，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构架上始终存在一个相同悖论，那就是一方面坚持个人的绝对自由，一方面又期待出现整体的社会公平。以上所引言辞多少也体现这个问题，又是“人的解放”，又是“最大限度个人自由的社会”，可见无政府主义设定的终极目标是双重的。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畅想，毋须借助政府、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制度的约束多个彻底自由的个人自然而然就能组合成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然而按照理性逻辑，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如果坚持前者，后者就无法实现；如果达到后者，就必然限制、削弱前者。
       作为无政府主义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克鲁泡特金曾尝试解决上述悖论，他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互助论”。克鲁泡特金以生物科学研究为基础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过分重视“弱肉强食”，强调人类进化倚重“互助合作”。在克鲁泡特金看来，人类具有互助合作的本能，就有可能在自愿契约的基础上结合成为社会。所以在自由发展的条件下，个人的意志依然能与社会群体的意志保持完美的一致。从理论上说，克氏的设想不无道理，然而“互助论”落实到具体操作还是遇到问题。当“五四”时代的中国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试验场，“工读互助”运动、“新村”运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又一次提醒其内在悖论不易克服。而这，正是丁玲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大环境，众多无政府主义者的改弦易辙也隐含了丁玲后来的“转向”逻辑，有必要展开论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少年中国会为中心的“互助团”、由周作人倡导的“新村”，都是由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指导建立的理想社会模型。众多的新文化知识分子憧憬那种毫无约束毫无压迫的未来大同，所以纷纷投身这样的小范围实验活动。但互助团也好，新村也好，在具体实践中很快无法维持。短短几个月时间，大小实验团体分崩离析，先后散伙走人。经此一役，众多追随者纷纷抽离无政府主义，重新思考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富有意味的是，后来胜者为王的共产主义以及体现强烈集权意志的国家主义，恰恰都是从无政府主义——这个极度痛恨并且警惕权力的“母体”分化诞生。体验到“互助”理想破灭，曾是少年中国会成员、实践“工读互助”的曾琦、左舜生等有感于德意志国家之崛起，转而提倡 “国家主义”。从无政府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就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大规模现象了。张闻天、瞿秋白、沈泽民、恽代英甚至毛泽东，许多著名的中共党人都曾热衷“工读互助”，为“无家庭、无婚姻、无宗教”的无政府主义而激动。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从无政府主义分化这一史实当下研究也不再讳言，有的强调无政府主义的传播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有的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对中共建党发挥了重要作用。瞿秋白回忆自己“转向”的一段话，在中国近现代从无政府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当中很有代表性：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
 
       从上述言论很清楚看到，瞿秋白经由无政府主义思想引导才走近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对社会改造的完美设想最初对他极度富有吸引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后来居上，在于与无政府主义相近并且能提供切实可行、快速奏效的手段。同样的思路，另一位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觉得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比较优劣立判：
 
       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终极的目的没有什么两样，无政府主义的好处，共产主义都有；共产主义的好处，无政府主义却没有了。共产主义有目的，实行有步骤、有手段、有方法，反之，无政府主义除开他视为掌上珠、图案画、绣花衣的最美妙的理想目的以外，却空空毫无所有了。
 
       瞿秋白等众多无政府主义者的背离初衷表明，在一个一边承受帝国主义侵略、有急迫救亡任务的国家，无视逻辑、罔顾效率是不可原谅的“致命伤”。只能感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合作”修正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弱肉强食”法则，却未能挽救无政府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败落。
       无政府主义能让人感受初遇的激动狂喜，但其内在悖论却把人变得矛盾分裂。追随者悲凉地看到现实与理想已经一分为二、万难逾越，那么自我何处安放？现实世界不愿待，理想世界去不了。不难理解，无政府主义者体验的“虚无”并非真的内心空虚，而是在现实中找不到价值依托又无法飞渡到理想社会，他们走到了类似“‘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的境地。在这种悖论境遇之下，充当冒险刺杀、一击成功的“烈士”成了一种双赢选择：对社会是警醒和除害，对个人是放下重负的解脱与收获道德名声的成全。
       早期丁玲的自毁自杀人物与虚无党徒陷入矛盾分裂、不惜主动赴死的心理相通，她们仰望理想却无法从现实自拔，这种人格分裂正是“无政府主义悖论”的产品，莎菲如是，阿毛如是。莎菲抱定理想主义批判一切现实秩序，她看不上那些捆绑其中的世人，但极不情愿地发现自己原来身在其中、不能免俗，于是陷入无从立足的虚无，所以动辄求死浪费生命。阿毛想方设法要走进自己的想象世界。她曾寄希望于丈夫一朝发达，曾浮想联翩出现一个男人把自己抢走，也曾迫不及待地要给画家做模特。随着这些幻想一一破灭，阿毛再也回不去小康即安的日常生活，所以身陷虚无只求速死。
       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近现代中国“无可奈何花落去”却促成了丁玲的文学成名，这是一个 “吊诡”现象。我认为关键是要区分作为政治实践的无政府主义与作为文化批评理论的无政府主义。在政治实践的层面上，无政府主义的不合逻辑、无视效率，导致它在中国近现代救亡运动必然被淘汰出局。但作为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无政府主义因为执著“兼美”、向往乌托邦而成为一口供给无限批判动力的活泉。正如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所说：“为了做可能的事，就必须想象不可能的事。无政府主义的挑战有一个卓越的贡献，就是愿意对现存的秩序视若神明的一切制度提出疑问。”正是在这一意义层面上，无政府主义思想冲出政治废墟获得重生。它鼓舞人文知识分子在任何既定的社会秩序、格局之下不懈追求“人的解放”，持续生产出反抗与颠覆的冲动。所以有研究者总结“作为悲剧，无政府主义永远是在野派、反对派和失败者；作为喜剧，无政府主义则永远保持有抗议和申诉的权利，并且永远不过时。”
       从政治的眼光看来，早期丁玲笔下的人物大多堪称缺乏行动能力、落伍于时代的“废物”，除了莎菲、阿毛，同批次的“废物”还有不少：在电影摄像机面前感觉无处可跑、突然晕倒的梦珂，乘坐小火轮到异地谋生、充满漂泊感的节大姐以及试图在同性间寻找情爱乌托邦的承淑、嘉瑛、佩芳……她们无休止地多愁善感、自寻烦恼。然而在文学艺术的世界中，她们是体现自我冲突与心理搏斗的“多余人”。她们游移、痛苦，因为总以挑剔眼光审视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在批判否定的道路上不断掘进。因为对什么都产生怀疑之心，她们矛盾分裂跌入虚无。同时，她们获得超越。
 
       三  在无政府主义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
 
       前文已经分析，青年丁玲直视人的矛盾分裂、描画深刻的虚无感是得益于无政府主义的启发。那么丁玲“左倾”后是否就与之彻底告别了？丁玲肯定反思早年接受的无政府主义，却未必与之截然断裂。发挥无政府主义的文化批判功能、与作为现代文学主流的“民族国家话语”碰撞对话，是丁玲文学“转向”后仍然贯彻的线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解放区文学体现更加鲜明的党派、集团意识，以无政府主义为根底的文化批判愈发彰显力度。
       与中国近现代许多从无政府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相似，丁玲的“左倾”伴随着反抗虚无——也是反思无政府主义的过程。小说《韦护》为我们留下了追踪线索。《韦护》向来被视为丁玲转向的标志之作，很多人都强调小说中“革命”与“恋爱”的冲突。如果从丁玲接受无政府主义的线索着眼，这显然是一篇反思、批判初衷之作。表面上，韦护的痛苦是因为“恋爱”与“革命”发生冲突。但细读文本，我们发现真正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借恋爱还魂的“过往的自我”：
 
       这热情的，有魔力的女人（指丽嘉——引者注），只用一眼便将他已死去的那部分，又喊醒了，并且发展得可怕。他现在是无力抵拒，只觉得自己精神的崩溃。

       小说通过描写韦护的内心活动，再次重申痛苦之源：“这冲突并不在丽嘉或工作，只是在他自己”。据韦护自述，那个复活的“阴魂”其实不过是一种病态人格：“完全神经质的、对一切都起着幻灭之感的人”，为何让他如此惧怕？晚年丁玲曾说，写《韦护》的自己并没有真正理解人物原型瞿秋白：“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的力量所达不到的”。青年丁玲所感性触及、却说不清楚的“矛盾”，后来重现在瞿秋白为鲁迅杂感所写序言的“薄海民”身上、重现在瞿秋白临终所写《多余的话》中的“读书的高等游民”身上。那是一种从中国传统秩序中分离出来、拥抱无政府主义的转型知识分子人格。当他们失去一个传统世界，恰好遭逢无政府主义的魅力光彩：允诺人的完全解放、鼓舞乌托邦激情、提供对抗“弱肉强食”的“互助合作”方法……然而，悖论的无政府主义又毫不容情地把他们推入虚无。如同无物之阵的、把人引向哲学之死的虚无，令一心重建行动力的韦护感到精神崩溃、感到真正恐惧！韦护离开丽嘉、投奔广州革命策源地，其实是反思无政府主义、驱逐萦绕不去的虚无主义阴魂的实践。在这个意义层次上，丁玲通过观察瞿秋白——她早年最熟悉的共产党人，抓住了共产主义之所以取代、淘汰无政府主义的肯綮。
       思想具有延续性与继承性，反思过往并不意味着截然断裂。被召唤归来的既可以是令人惧怕的阴魂，也可以是智慧闪烁的幽灵。进入解放区之后，丁玲的写作中时有无政府主义闪烁其中，但追踪的困难增加不少。一旦丁玲“左倾”、归属“先进”意识形态，无论旁人还是作者自己都忌讳提到败落过时甚至臭名昭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从文本细读寻找线索。在《三八节有感》中，丁玲感慨革命政权下的女性仍然受制于各种客观、主观条件无法摆脱生活难题，她说出“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分明还是怀揣无政府式的、对完全公平与正义乌托邦的憧憬，所以不臣服于任何主义教条或思想理论。《我在霞村的时候》细致描写贞贞遭受轻蔑嘲笑的境遇，作者不仅是同情贞贞沦为日军慰安妇、叹息“女人真作孽”，而且提出了抗战大义与个人价值抵触冲突的问题。在解放区政权宣传个人利益与民族及政党利益一致、号召全民抗战的大局势之下，这种意见非常敏感。只能说，丁玲在认可官方话语的前提下仍然无法忘怀并且努力寻找个人的位置，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不能遮蔽贞贞精神、身体所遭遇的深沉苦难。在这里，无政府主义放眼社会整体又坚持个人自由的“兼美”理想有迹可循。又如《在医院中》，通过陆萍的眼睛看延安周边医院的脏乱差、观察解放区民众的冷漠愚昧，莎菲女士对什么都怀疑否定的性情又一次跃然纸上。即使经过“无腿人”现身说法，陆萍最终与外在环境达成和解、对革命的将来重树信心，她还在强调有所作为的个人：“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人是在艰苦中成长”。随着陆萍的“成长”，小说展示了一个亲身体验革命、对革命产生同情之理解，但坚持反思批判的个人形象。此时丁玲眼中的“人”不再是“五四”时代孤傲乖张、与世难容的人，而是置身组织之中，直面琐碎的、艰难的革命局势力求形成和发展自己的“革命人”。从孤独个人到革命人，即便建构起一个由共产主义话语为根基的文学世界，仍有不死的无政府主义幽灵游荡。
       从无政府主义的文化批判着眼，丁玲作品在解放区发出的异端声音与在“五四”文坛体现的“独异”一脉相承。不论五四文学还是解放区文学都贯穿着想象、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同一目标，以往很多研究从“启蒙/救亡”的二元对立着眼、强调它们的断裂性。但在所谓“民族国家文学”的视野中，它们具有不可否认的共性与传承性——以“救亡”为起点、以创建“新中国”为目标的“民族国家话语”占据主流。面对这一主流的、强势的话语，无政府主义喊出“消灭国家”的口号，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的救亡运动中被视为无用、无为。然而用处从“无用”处开始，“无为”也能生产“有为”。无政府主义相对“民族国家话语”的异质性也给文学带来了一种超越维度。早期丁玲描绘自毁自杀人物，以那种任性颓废、颇具“恶之花”意味的风姿标新立异，抵达了比救亡运动更根本的、对人的生存的思考。身在解放区的丁玲认可并且投身政党组织，但她时时提醒不能抹煞时代大势中的个体、发出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持续反思与批判的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无政府主义有着与专政体制、国家形式尖锐对立的特点，一旦面向被凝聚、集合起来的政党或政权组织，尤其具有针对性和杀伤力。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后来的丁玲批判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早期创作最多被指责为“玩弄恋爱”、“卖弄风情”的生活作风问题，而《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却往往被上纲上线到“反党”、“反革命”的地步。以在《在医院中》为例，小说描写陆萍在延安之郊的医院所见所闻，非常不满：“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着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在自己这边。”“寻仇”、“进攻”、“攻倒别人”等词汇出自丁玲笔下，挟裹着令人紧张的气息。1950年代的周扬“慧眼识珠”，在批判丁玲时特意引用这段话、视做重要罪证。在我看来，遗世独立、孤傲不逊的个性主义在周扬眼中当然是“罪证”，但更关键是他从中窥见了无政府主义那种针对权力、秩序的战斗力与批判力。彼时代表秩序与制度的周扬，当然与之针锋相对。
 
       余  论  左翼文学中的“他者”革命意识形态
 
       以政治立场为标准的文学批评充满斗争色彩、强调是非对错。在这样的视野之中，谁追随、同情无政府主义谁就是“反革命”。其实，过于明辨是非的批判者们忽视了，在选择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眼中作为政治实践的无政府主义已经意义耗尽，只是作为文化批判理论的无政府主义未能决然了断。不止丁玲如此，中国现代一些著名的、有过文学与政治错综的人物，如张闻天、蒋光慈、胡也频、瞿秋白等都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向”。在特定年代，文学批判体现“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之风范。无政府主义是敌人、是谬误，我们忌讳提到长者、尊者身上有“坏的倾向”。但在远去刀光剑影的今天，正视文化批判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发掘它与共产主义互动对话，有助于如实地、深入地把握左翼文学及其精神内涵。在这样的兼容视野中，我们才能打破“政治工具”的固定思维，看到左翼文学内在的差异与张力。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