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与丁玲主体实践的辩证法
 
贺桂梅

 
       在丁玲研究中，作家主体的二元性矛盾（如文学与革命、作家与党员、文学与党性、个人主义与集体、知识分子与革命者等）始终是受到关注的焦点问题。这种二元性矛盾既表现在丁玲从文学到革命的整个生命历程中，也表现为她持久而艰难的“自我改造”过程，同时还表现在评论界对于丁玲作为一个“天才作家”和一个“饱受磨难的革命者/政治家”之间张力的争议。关于丁玲主体构成的这种“二元性”讨论，研究界往往采取二元对立的思考框架，强调二者的对抗性，而很少去追问这种二元性在丁玲那里作为问题如何产生？作家主体的二元性矛盾问题背后包含了20世纪中国革命怎样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丁玲在回应这些问题时所取的主观态度和内在逻辑，特别是她在文学与革命实践中如何表述/表现这个问题？
       本文尝试从丁玲与瞿秋白、王剑虹的交往关系及其文学书写的角度，聚焦于丁玲作为“作家”与“革命者”的生命主体实践，来展开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丁玲的主体实践与瞿秋白、王剑虹书写
 
       强调丁玲作为“作家”与“革命者”主体的“实践性”，意味着将丁玲的生命历程视为一个不断改造旧我、构建新我的开放性展开过程。在这种理解中，作家的写作实践与其生平经历既有密切关联，同时其文学又并非对个人经历的镜子式反映，而是通过写作这一社会实践媒介既塑造作家的自我主体，也介入、参与社会革命实践，由此，作家的主体构成与她的文学、革命实践之间形成了彼此塑造的辩证关系。1942年《在医院中》的结尾，丁玲曾将这篇小说的主题概括为“人，是在艰苦中生长”，这事实上也可以说是丁玲一生的主题。丁玲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中荣衰毁誉、大起大落的生命经历，最为典型地显示出了其主体构成的不断“生长性”，从而塑造出了一种独特的丁玲式“生命实践哲学”。这“意味着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在与‘艰苦’展开搏斗的生活经历中，不断地磨砺自身，不断地认知外在世界，并通过实践转化成自我的构成部分，以塑造新我”；与此同时，这一“自我战斗”的轨迹又在其文学创作中有直接的描绘，并最终呈现为文学作品的完整形态。从这一角度而言，丁玲主体构成的诸种“二元性”，与其说是一种分裂性、对抗性的存在，莫如说是一种始终处在彼此转换、矫正和提升的一体性内在精神结构。这种紧张的“自我战斗”，其结果并不是其中的“一元”克服了“另一元”，而是“二元”之间不断地互相转化，进而形成一个动态的、朝向外部开放，并通过包容外部而形成更为阔大的自我的辩证过程。可以说，丁玲始终有一个“强大的自我”和一个“动态的自我生长过程”。这里包含了三个基本的要素，即作家的生活与革命实践、作家主体的塑造、文学的创作形式，而且这三者处在辩证的互相塑造过程中。探询丁玲这一主体结构，并不仅仅是在作家个体的意义上关注一种特殊性的精神品格，更因为这种主体结构的开放性使其包容了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历史内涵，因而更可以从个案的角度深入到20世纪内在逻辑中探讨更复杂的文学、思想与政治内涵。
       在丁玲的生命历程中，在她从“蒋冰之”到“作家丁玲”、从“作家丁玲”到“革命者丁玲”乃至“党员丁玲”的主体实践过程中，丁玲如何理解和书写瞿秋白和王剑虹这两个在她早年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历史人物特别值得注意，并留下了一组极富意味的作品序列。丁玲在她文学与革命生涯的四个重要时期，都写作了与王剑虹、瞿秋白相关的作品，这包括初登文坛的1920年代后期的小说集《在黑暗中》，左联时期的中篇小说《韦护》，延安时期的《风雨中忆萧红》、《与友人谈瞿秋白》、《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80年代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韦护精神》、《早年生活片断》、《早年生活二三事》等，都与这两个人物相关。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表露的思想内容与不同时期丁玲的生命选择有着密切关系。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何书写瞿秋白、王剑虹，是丁玲在不同时期理解和塑造自我主体的一种“镜像”式书写媒介和对象。她通过写作这两个生命中念念不忘的重要人物，展示的是自己对于文学与革命的具体理解与生命主体的实践轨迹。
       丁玲为何走上文学道路、参加共产党组织以及如何理解个体在革命政党中的自我改造问题等，这些关键选择都与她如何理解瞿秋白（包括王剑虹）密切相关。丁玲与王剑虹的交往始于1922年，此后两人成为挚友，同赴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读书，不久又一起放弃学业到南京过起了独立的自修生活。在南京期间，经柯庆施、施存统介绍认识了刚刚从苏联回国、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参与中国共产党改组和领导工作的瞿秋白。随即，两人听从瞿秋白的建议，到上海大学学习。这是丁瞿王三人交往最密切的时期。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后，1924年夏丁玲离开上海回常德，准备到北京寻找生活出路。期间得到王剑虹的死讯，到上海办理丧事后前往北京。此后，丁玲与瞿秋白虽有断续交往，但基本中断联系。1930年至1933年间，丁玲和瞿秋白同在上海，丁玲向左转加入左联并主持机关刊物《北斗》，1932年加入共产党，而瞿秋白则被排挤出中共高层，隐居上海主持实际的左联领导工作，期间两人有工作上的不多交集。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并秘密拘禁，1934年瞿秋白离开上海到江西瑞金，1935年被国民党抓捕杀害。丁瞿王三人的交往时间不长，但对丁玲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与瞿秋白、王剑虹交往的过程中，丁玲生命中最核心的一些基本元素和问题框架就已经形成了，此后，无论丁玲的文学创作还是革命实践，都是在这一基础上的推进和展开。瞿王二人能够具有这样的影响力，一方面因为这两人都曾是20世纪中国早期激进革命思潮中得风气之先的优秀人物，不仅瞿秋白是1927-1930年间共产党活动的第二任实际领袖，并且也正是与王剑虹的交往，使丁玲迅速进入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激进思潮的前沿。丁玲曾称瞿秋白是她“一个最可怀念的导师”，而王剑虹则是对丁玲早期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另一重要原因，则是瞿王二人与丁玲之间在私人关系上的深厚情谊，这既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与友情，也是志同道合者的同志之谊。这种思想与情感上的深度契合，使得瞿王二人在丁玲生命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
       丁玲与瞿秋白、王剑虹的交往关系及其文学书写，得到过研究界的较多关注。不过，这一问题仍有颇多可深入之处。其一，相关研究侧重关注三者的私人情感关系，并将丁玲的文学书写视为对这种人际关系的印证或曲折反应。显然，瞿秋白与王剑虹在丁玲生涯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丁玲始终对他们怀有深厚情感，但这种情感关系如果脱离了丁玲的“思想”发展历程，特别是其置身的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史，就不免沦为文坛花边新闻；其二，研究者较多受制于文学/政治、作家与革命者的二元对立，强调这种情感关系与文学的对应书写，偏于从情感角度强调丁玲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对抗性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对其文学创作的某种压抑性，而忽略丁瞿王三人的人生遭遇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内涵，特别是丁玲作为革命者和文学家在实践过程中的内在主体逻辑及其回应方式中包含的丰富理论、思想意义；其三，大多忽略王剑虹存在的意义，在丁玲与瞿秋白、丁玲与王剑虹的两组关系式中，往往潜含着个人与政治、五四与左翼革命等二元对立式，将王剑虹视为丁玲与瞿秋白关系的“前史”。而实际上，如果忽略王剑虹的存在，就无法理解丁玲在转向左翼革命之前的早期思想构成，以及这种思想与其后来的左翼转向、如何回应并思考革命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独特方式之间的关联性。
       新近出版的丁玲传记，如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传》很重视三者的关系，特别是蒋祖林的《丁玲传》提供丁瞿关系的新史料和新说法，又引起了学界的颇多关注。这也为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本文从丁玲对瞿秋白、王剑虹的文学书写着手，既尝试梳理和分析丁玲在不同时期对三人（或二人）的文学书写内涵，同时力图剖析这些不同时期不同书写背后透露的丁玲作为作家和革命者的主体塑造过程，更瞩目于从丁瞿王三人的人生遭际与丁玲的文学书写中提升出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知识分子问题，从个案实践、理论思考和思想史政治史视野中提供一种新的探讨丁玲所呈现的主体二元性历史内涵的思路和方式。
 
                                                                           二、“作家丁玲”的诞生：“在黑暗中”与王剑虹
 
       丁玲成为作家的过程，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迅速。朋友戏称“一出台就挂头牌”，指的是她并没有经历过像沈从文、胡也频那样长期艰苦的试笔过程，而是一出手就极为成熟，并迅速登上文学创作的巅峰。这意味着丁玲在发表作品之前，就已经处在一种前/潜文学状态中。沈从文提及，在发表作品之前丁玲就“偷偷”进行着不公开的写作，并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文学天赋。不过这里所谓“前/潜文学状态”，更指的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所表达的人物精神状态、叙事情调和书写品格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酝酿”并不是说这是为了文学而做的累积和准备，而是反过来，正因为长期处在这样的情绪和精神状态中不得解脱，所以才找到“文学”这样一种表达自我也塑造自我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丁玲1924年离开上海到北京至1927年底发表《梦珂》的这个时段极为重要，可以说，正是这四年的北京生活塑造了作为“作家”的丁玲。
        1、“回心”的时刻
       这是丁玲因王剑虹之死而极度感伤的时期。沈从文回忆，“这女孩子因为死了朋友，那时感伤气很重”；姚蓬子则写她那时处于“只想沉到谁也不知道的黑暗深处”的颓废状态。王剑虹之死对于早期丁玲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事件。这首先意味着年轻的丁玲曾经向往和实践过的浪漫生活理想的巨大幻灭。1922年初，丁玲放弃中学学业随王剑虹来到上海，对丁玲而言，打开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是“自己决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浪漫生活理想，也是通过志同道合的小团体生活体会和感受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者的互助生活实践。因此，丁玲与王剑虹的亲密情感，并不能完全在私人情感意义上被理解，而更是志同道合者的“同盟”之谊。这两个人之间的紧密关系，正如后来丁玲与胡也频没有性关系的同居生活一样，毋宁说更是基于无政府主义理念而实践理想生活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王剑虹的死对于丁玲而言，既是亲密的姐妹、朋友和亲爱者的死亡，也是理想生活的幻灭。
       事实上，在王剑虹去世之前，瞿秋白的出现就显示出了丁玲与王剑虹这种同盟关系的裂缝。关于丁瞿王三人的微妙关系，丁玲在文学书写中讲述过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1929年写作的《韦护》初版本（上海大江书铺，1930年9月版）中，有此后版本删掉的一段珊珊的心里活动文字，显示出作为王剑虹原型的丽嘉和作为丁玲原型的珊珊这两个女性，都被韦护（瞿秋白原型）吸引，产生了朦胧的感情。与丽嘉不同，珊珊“有一种中国才女的细腻的柔情，和深深的理解”，她觉得“若照她的个性，及她并不如丽嘉火一般的，狂风一般的，漫无头绪，一任力之所及的思想，她实在应能比较接近韦护”，而她“也正是受着一种模糊的人格上的吸引，才跑到这里（指上海）来念书的”。当发现丽嘉也爱上韦护时，珊珊“实在有点不高兴”，“不知不觉的对那最好的友人也像是有点疏远起来了”。珊珊为了友谊而选择了沉默，成为韦护与丽嘉爱情的见证人。而50年后，在1980年写作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丁玲则讲述了一则自己当红娘的故事：王剑虹因为爱上了瞿秋白又不愿失去尊严地表白，因而向丁玲提出离开上海随父亲回家乡去。丁玲在疑惑中发现王剑虹藏在垫被底下写给秋白的情诗，才明白剑虹的心思。她将这些诗句拿给秋白看，告诉他“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由此促成了瞿王之间的爱情。在这篇以“我”作为主要叙述人的回忆散文中，丁玲并没有明确写到自己对于瞿秋白持何种情感态度，但字里行间流露出不仅对于王剑虹也对于瞿秋白的深刻情感。在2016年出版的《丁玲传》中，蒋祖林提供了另一版本的故事：1970年代后期，他到山西长治嶂头村探望母亲时，丁玲曾给他讲述三人关系的往事，并提到瞿秋白那时“更钟情于”自己。而李美皆在近期发表的长文《丁玲与瞿秋白》中，则力图索解丁玲隐晦的内心活动，强调丁玲一生对革命强大的情感驱力源自她“暗恋”瞿秋白。……这些无论由丁玲讲述还是研究者索解的不同故事版本，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说，丁瞿王三人之间有着极其亲密的情感，而且三人中任何两人的关系都是深厚的。但需要意识到，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三角恋式的暧昧情感，莫如说更是那个激进年代所特有的精神和情感生活的单纯与高贵之处。不过，在三人关系中，无论实质性的情感关系为何，丁玲都注定是那个会感受到更多伤害的人：她是瞿王爱情生活中的“客人”，而曾经志同道合的王剑虹，此时“只是秋白的爱人”。那种“共同流浪天涯”的豪情因为同伴的缺失，而郁积为越来越深的找不到社会出路的茫然和莫名所以的失落感。这是丁玲在决定离开瞿王二人时就已郁积的心结。
       而接下来的王剑虹之死，特别是王剑虹尚未入土、棺木停在四川会馆，秋白就跑到广州开会去了，这种“薄情”就更成为对丁玲情感的巨创。瞿秋白的出现，瓦解了王剑虹与丁玲的同盟关系，而瞿秋白居然并不珍惜这个对于丁玲而言“世界上最珍贵的人”，这使丁玲此时内心充满对瞿秋白的怨恨。王剑虹之死，在她看来不仅是瞿秋白对王剑虹的背弃，也是对丁玲与瞿秋白之间约定的背弃。如果考虑到瞿秋白曾在丁玲心中的巨大分量，这里的怨恨既有对王剑虹及与其共同分享的理想生活的怀念，也有对瞿秋白这位显然在思想和生活上成熟与“高明”得多的导师的失望。死去的王剑虹因此而成为北京时期丁玲双重绝望/失望的载体，既昭示着过去同盟生活的热血和青春的幻灭，也表达着没有了同伴和前路的现实生活的茫然与空洞。
竹内好曾将鲁迅登上五四新文学文坛之前，坐在北平一间槐树院子里抄古碑的那段生活，称为鲁迅精神构成的“回心”时期。“回心”这一佛学语言显示的是领悟“空”与“无”之终极存在的时刻。对鲁迅而言，那是辛亥革命热望幻灭后的绝望和彷徨，是深刻地体味生命的虚无与黑暗。这种生命体验，构成了鲁迅精神生活中本体性的、以“无”的方式存在的核心。正是这个“回心”的时刻，造就了后来作为文学家和启蒙者的鲁迅。借鉴这样的思路，同样也可以说，北京四年生活也是丁玲的“回心”时期：青春的热情和无所畏惧的生活理想已经幻灭了，而现实中每一种选择（求学、绘画、当演员、出国等）都显示此路不通。低徊于绝望与茫然中的丁玲此时“爱读鲁迅的作品”，也就绝非偶然：她体味到的，一定不是那个“呐喊的鲁迅”，而是那个“彷徨的鲁迅”，是那个欣赏阿尔志跋绥夫之“个人的无治主义”的鲁迅。
       北京四年的感伤生活塑造了丁玲内在的颓废情绪基调以及她对社会的文学感知方式。这是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在黑暗中》的叙事基调。其中的四篇小说都隐约透露出当时丁玲对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经历的理解方式。在这个时期的写作中，王剑虹无疑在丁玲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女性主人公的形象或隐或显地携带着王剑虹的影子，以及因王剑虹之死和瞿丁王三人关系的理解而带来的感伤情绪。可以说，缺少对三人关系背景的了解，很难解读这一时期丁玲的写作主题和叙事情调。
       蒋祖林在《丁玲传》中提及，丁玲在成为作家之前，更理想的职业是做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与王剑虹在上海平民女子大学及南京的自修生活中，这两个人看起来更像是热衷于艺术的无政府主义激进青年。应该说，是瞿秋白的出现，使“文学”成为丁玲越来越自觉的选择：“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他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气质，他的爱好都是文学的”，“他希望我，希望剑虹都走文学的路，都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正是瞿秋白的鼓励，使上海时期年轻的丁玲“决定了自己的主张”。瞿秋白的这种引导，带有很大的个人特色和独特的文化革命策略的思考。正如蒋祖林在传记中提到，当时的共产党团体和左翼激进青年更偏重社会实践，而普遍轻视文学创作。丁玲所谓“决定了自己的主张”，不仅意味着对文学的重视，也意味着在加入共产党组织而参与社会实践，与游离于组织之外成为文学写作者之间的选择。但即便如此，丁玲在北京期间，也仍未想过要成为专业的作家，她是在求学、学美术、当演员等诸种选择失败之后，在“寂寞中”开始了写作。而这或许更得益于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等“无须社”文学小圈子的存在与影响。但有意味的是，丁玲并不直接参与“无须社”的活动，也不与胡也频等交流她的文学创作，“在表面上，我只是一个热情诗人的同伴或妻子”。她把文学视为一种个人的抒发寂寞内心生活的媒介，一种赋予内心精神生活以“形状”和“形式”的行动实践方式。这也正是“作家丁玲”的诞生。
        2、王剑虹与作为问题的无政府主义
       在这种表征了“时代灵魂”的个人内在精神生活中，王剑虹占据了中心位置：她是丁玲塑造自我镜像的投射，也是承载她感伤情绪的想象中的读者。研究者多会意识到丁玲第一部小说《梦珂》中主人公的名字，正是瞿秋白对王剑虹的昵称，但很少讨论的是，正是这个有着瞿秋白、王剑虹浓郁私人纪念意味的名字，构成了丁玲文学创作的起点。也可以说，丁玲是以对作为瞿秋白（也是丁玲）之“梦珂”的想象性书写，将自己的生活经验转换为对象化的文学写作。梦珂的酉阳家乡，正是王剑虹的故乡；而梦珂学绘画、谈恋爱、当演员的遭遇，则投射着丁玲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遭遇。这里真正有意味的，是丁玲在文学书写中塑造的女性人物镜像，始终脱不去王剑虹的影子，以及在文学想象中将自我与王剑虹的混同。而在几乎是一气呵成写出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可以读出更多王剑虹的身影。人们不会忘记，这篇丁玲的成名之作，以“日记”形态所突出的“私人性”书写，其想象中的理想读者正是莎菲的“蕴姊”，她的爱情，她的死，都会使人联想到王剑虹，而那个使蕴姊致死的“白脸男人”，则无疑有着瞿秋白的影子。
      《在黑暗中》参照其他五四小说而言，是极度激进的，因为这并不是在与“封建”、“传统”的对抗中书写“现代性”（制度、欲望、主体），而是要写出“现代性”本身的幻灭。从具体的内容而言，这些小说总是包含着对女性主体欲望的召唤和这种欲望镜像的破灭这样一种双重叙事过程。正如罗岗的解读，《梦珂》是一部充满着视觉观看媒介的小说：绘画、恋爱、当演员，都包含了资本主义化现代都市社会一整套对于女性的合法观看体制。但丁玲的更深刻之处在于，她既写出了梦珂对这种现代社会所构造的女性欲望镜像的认同（正如她在影院看《茶花女》时，“她很爱那银幕上的女伶”，这也正是驱使她去做电影演员的动力之一），但同时，小说也揭示出了这种欲望镜像的幻灭，因为正是“做”演员的过程，使梦珂真切地体味到这是怎样一种纯商业的肉体买卖。《阿毛姑娘》虽然主人公是一个乡下姑娘，但她对城市布尔乔亚浪漫家庭生活的向往，以及目睹着一对城市夫妇的生活现实而感到幻灭时，她经历的是与梦珂同样的精神历程。《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包含了同样的叙事过程：莎菲对凌吉士的身体之爱，无疑也是现代爱情话语对女性欲望塑造的结果，她对凌吉士的爱慕之情、欲迎还拒的恋爱技巧以及无法自控的内心欲望，都是五四时期自诩为“新人”的青年们的现代之举。从这一面而言，莎菲是“modern girl”（现代女性）的化身。但小说同时写出的是这种“爱情”神话的幻灭：外表美貌的凌吉士，内心是个地道的市侩，而且是由莎菲亲手戳破了这个爱情的幻象：她吻了凌吉士，由此而知道这完全不像想象中那样令人神魂颠倒。在这个过程中，莎菲对“爱情”镜像的认同与这种镜像破灭后的绝望，都是同样深刻的，因而这是一种置身于现代性最核心、而对现代性本身的绝望。这与那种在“封建”与“反封建”对抗关系中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启蒙理性话语拉开了极大的距离。与其说这是一种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话语，莫如这是现代社会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话语。
       早期丁玲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系，是丁玲研究中一个受到关注但不够深入的话题。丁玲早期交往的人中，许多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史上的人物。这既包括在常德、长沙时期丁玲母亲于曼贞交往的向警予等新民学会成员，事实上在1919年转向共产主义之前，还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包括丁玲在上海时期与王剑虹交往的茅盾、施存统以及瞿秋白等人都处在从无政府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换过程中，也包括1924年丁玲到达北京之后的朋友圈中的周敦祜、朱谦之、杨没累、左恭、曹孟君等，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而在这些人中，王剑虹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从认识她以后，在思想兴趣方面受过她很大的影响，那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这里所谓“社会主义”也是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特点。王剑虹留下的史料不多，但在涉及她的地方，都强调她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特点。在丁玲留下的关于她的文字中，也可以读出较为浓郁的无政府主义者气息。特别明确的是，在1929年以王剑虹和瞿秋白为原型创作的小说《韦护》初版本中，丽嘉正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王剑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疑深刻地影响了早期丁玲。在丁玲向左转期间，胡也频写作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里，留下了他与丁玲思想分歧的影子，其中女主人公白华也同样是一个“信仰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者。
       但由于1920-1930年代之交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此后无政府主义的蜕化与污名化，使得人们很少去触碰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许多需要厘清的地方。比如到底如何理解无政府主义，它是否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散漫个人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到底是一种“主义”还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乃至思想意识？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中，对这一问题做了细致的考辩。其中重要的，一是无政府主义并不如其汉语的字面意义那样仅仅是“没有政府”，而是“无统治”即“要废除一般意义上的权力”，特别是“无强权”的含义；其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者都经历了一个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转换过程，而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事实上是由人们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者”传播的；其三，尽管无政府主义思想在1920-1930年代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清理出去，但它仍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革命话语的内在环节”；其四，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是当时激进革命话语的核心，它更表现为一种“态度”与“生活实践”，而并非总是以“思想”与“主义”的形态出现。丁玲、王剑虹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复杂性。
这与其说是关于丁玲与无政府主义关系的结论，毋宁说正是需要在丁玲的文学书写实践中予以细致辨析的问题。这里只是强调，丁玲早期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思想与王剑虹的密切关系。如果不理解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观念形态与实践影响，就难以理解丁玲在文学创作中书写激进“个人”、“modern girl”、反叛家庭等思想资源的来处。
     《在黑暗中》的叙事情调和文学风格，也可以读出浓郁的无政府主义文学的影响。有研究者从《梦珂》与《阿毛姑娘》读出了《包法利夫人》的影响（），或许就丁玲所接触的文学资源而言，应该说更有阿尔志跋绥夫的影响。那种厌世的颓废的情调，那种深刻的绝望带来的虚无主义感伤姿态，对性与欲望的无所顾忌的书写，以及蔑视庸俗的精英心态等，都是以阿尔志跋绥夫为代表的1920-1930年代“无政府主义文学”的标签式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韦护》初版本中，韦护用欣赏的口吻向丽嘉介绍阿尔志跋绥夫。那是丽嘉第一次到韦护的房间，谈起双方喜欢的文学，初版本中有这样一段：“你读过翻译本的《灰色马》吗？你起了些什么感想？这是本好书。如若你高兴，我可以为你翻译一本我最喜欢的，那是《沙宁》”（138页）。阿尔志跋绥夫是苏俄1905年俄国革命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间影响最大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并曾对鲁迅产生过重要影响。《沙宁》（也译《萨宁》）《灰色马》都是他的作品。韦护的这种推荐，无疑是瞿秋白给丁玲、王剑虹介绍苏俄文学时的一种写照。可以说，正是瞿秋白或王剑虹这里，丁玲了解了这个作家，并以她在北京时期的感伤心态深深地体认过阿尔志跋绥夫式的“世纪末”情绪。莎菲女士毋宁是中国版的“阿尔志跋绥夫青年”。
        3、“Modern Girl”与五四现代性的幻灭
     《在黑暗中》对现代性本身的追问和现代性欲望镜像的内在瓦解，正是丁玲在经历了与王剑虹的无政府主义式生活（以及王剑虹与瞿秋白的爱情）之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召唤出来的现代主体想象的穷尽与追问。值得注意的是，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女性人物及其相关的性别问题占据了核心位置。在这个时期，因为对瞿秋白之“革命”的不理解和疏离，同时因王剑虹之死而生的对瞿秋白的“怨恨”，无疑也使丁玲将更多的情感认同放在了王剑虹身上。同时因为作为“无职业”青年女性的诸种遭遇，也使丁玲有更多的机会和经验来思考“新女性”的可能出路和困境。
       丁玲早期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女性，被当时的评论界称之为“Modern Girl”。1932年丁玲这样写道：“在我过去的小说中，主人公，常常是女人，这自然因为我自己是女人，对于女人的弱点，比较明了一些”。在丁玲此时的个人经验中，女性问题的追问离不开王剑虹的影响和对她的遭遇的困惑。在王剑虹短暂的生命中，留下的是上海平民女校期间在《妇女声》上发表的几篇与妇女运动相关的文章，而作为受过很深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女性，这种妇女解放思想无疑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关系密切。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强权”机构中，“家庭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五四前后青年中流行的个性自由、废姓、非孝、反婚姻的同伴关系乃至“新村”实验等生活实践，更多地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而非五四人道主义的启蒙理性思潮。丁玲早期作品在女性问题上的敏感和深刻，很大程度源自这种思想的影响。这里的无政府主义，“首先意味着一种态度而不是理论”，即作为一种态度、观念和生活方式，无政府主义成为五四激进青年革命话语的核心。丁玲早期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普遍表现出了对“家庭”的游离态度，对“爱情”“恋爱”“布尔乔亚的婚姻生活”等幻象的瓦解，正是丁玲区别于五四前期女作家冰心、庐隐、冯沅君等人的关键所在。《在暑假中》的七个年轻女教师的小团体生活，既有丁玲与王剑虹等六位女性曾共居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的生活经验，有丁玲母亲的七姐妹结拜这种带有无政府主义互助小组特色的生活的影子。但即便在书写这种游离于权力体制之外，实践新的社会与生活方式的小说，丁玲也没有将其表现为女性共同体的小乌托邦，而更深地写到了女性之间情感的暧昧性与不确定性。梦珂、莎菲、阿毛的故事，则更穷尽了现代都市社会所能为女性提供的诸种主体幻象如艺术、恋爱、性欲、婚姻等等。
       可以说，丁玲一开始就是站在五四现代性的尽头而写作的：她洞察到了“摩登”生活中心的空洞与虚无，她写出的是“modern girl”的苦闷灵魂；这种苦闷并仅个人的，也是所有现代性话语许诺的神话的幻灭，特别是女性神话的幻灭。这正是她在这个时段因为王剑虹的离去、因为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出路，而感到的深刻“黑暗”。
       50年后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结尾处，丁玲提及瞿秋白曾如此评价她：“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并没有说明瞿秋白何时说过这样的话，但第一部小说集的命名“在黑暗中”，也许并非偶然地关联着瞿秋白的这句评语 “黑暗”是一种精神体认、一种情绪状态和一种感知社会的方式，但丁玲或许始终意识到的是：正因为曾经历过并相信“火”与“光”的存在，黑暗才成其为“黑暗”；而当现实被指认为“黑暗”时，也就意味着要打破这黑暗而寻找“火”的强大驱动力。在这黑暗中，王剑虹是隐没的光源一样的存在。可以说，以文学写作的方式，纪念并“复活”死去的王剑虹，特别是曾与王剑虹共同分享过的无政府主义式生活记忆，也成为丁玲实践自我的一种“自发”媒介。而同时，王剑虹的死也并非实写，而是对生命的虚无与绝望的深刻体验，是一种颓废情调的源头，象征着在黑暗中的沉溺，但正因为相信“光”的存在，因此“黑暗”才成为可以感知和书写的对象。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无论在她艰难的“自我战斗”的延安时期、新中国时期，还是在知识界普遍强调“回到五四”的“新时期”，丁玲都从未简单地从“革命”退回到“五四”。一则因为她是以洞察了五四现代性的空洞与虚无作为其文学创作的起点的，同时则因为从无政府主义式的个人革命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的转向，成为丁玲走出这黑暗期的克服方式。
 
                                                                            三、“革命转向”：“韦护”与瞿秋白的“辩证法”难题
 
       如同丁玲以王剑虹的昵称开始其第一篇文学创作，丁玲的第一部“普罗文学”作品则是以瞿秋白为原型的写作。《韦护》在丁玲1920-1930年代之交“向左转”的创作与思想转变过程中，具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它既带有前一时期的“浪漫蒂克”情调，又开启了此后左翼革命的写作脉络。丁玲显然感受到了这一时期涌动在上海和中国的普遍激进氛围。“1930年的夏天是热闹的”，这是共产党发动上海工人运动的高潮期，也是党史上被称为“左倾盲动主义”时期，其中1925年的五卅运动更成为了时代性象征。“1930年春上海”这样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空间感觉，表明丁玲终于结束了她文学创作上的“黑暗”时期，而开始步入“社会”与“历史”中。这一期的丁玲作品都有人物从室内走向“外面”的情节，这也是一种时代性的心理象征。用冯雪峰的说法，这是丁玲所走的“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这条“进步的路”的起点和开端。到30年代，曾经是最时髦的五四女作家丁玲成为了左翼青年们心目中“革命”的化身。孙犁回忆道：“在30年代，丁玲的影响是举国若狂的，不仅因为她写小说，还因为她革命”。
       但是，从“个人”到“社会”再到“工农大众的革命”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连接，毋宁说这是一个“三级跳”式的转换过程。丁玲对此是清楚的。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韦护》固然是一个大的跳跃，但是从《韦护》到《水》，她还有同样多的问题要解决。
      丁玲当时并不认同《韦护》作为“普罗文学”的这一称号，她说：“因为写文章的态度，我自己对作品的要求也不同，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五卅前的几个人物”。她选择去写的“几个人物”，第一个是瞿秋白，“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另一个人是她的母亲，但《母亲》尚未写完，丁玲即遭国民党秘密拘禁。而《一九三零年春上海》的系列作品，也只完成了两部。可以说，《韦护》是这一时期丁玲最完整的作品。就小说结构的安排和叙事的推进，呈现人物心理的细腻和文字表达上的圆熟来看，应该说这也是一部超越或到达了《在黑暗中》巅峰状态的另一作品。
       值得讨论的是，虽然写了“革命者”，但丁玲并没有完全从左翼革命的内部逻辑来表现这些人物，历史视野的进入或许意味着她试图站在更高的位置而做一种宏阔的时代性记录。这种“写文章的态度”，与胡也频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参照。“我那时总是说他是左派幼稚病”。“光明”是直接出现在胡也频小说标题里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但丁玲的小说从无这样明显的意象。而同时期同样有瞿秋白原型的蒋光慈小说《短裤党》（1927年），也表现出了与《韦护》几乎截然不同的叙事情调和内容。丁玲提及，为了《韦护》的写作，她与胡也频之间有过激烈的争吵：“他说：太不行了，必须重写！后来我们就为此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又重写一遍”。看来，在如何表现革命者特别是瞿秋白为原型的革命者这一问题上，丁玲与胡也频当时存在不小的分歧。显然，在如何理解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如何表现革命者以及革命的逻辑等问题上，此时的丁玲有她的独特思考。她曾说到，在向左转的过程中，胡也频是“飞跃着前进的”，而她自己却是“爬着前进”。丁玲的犹疑到底包含了怎样的具体内容？她不想也不能跳过的到底是什么？而她最终克服了这些犹疑终于走到“工农革命”道路上的动力又包含着怎样的逻辑？在这样的思考角度上，《韦护》提供了值得解读的许多内涵。
       1、韦护的两面
       小说以“韦护”为名，既是丁玲对瞿秋白态度的转变，也包含了她对瞿秋白的基本理解方式。从《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以王剑虹为中心，到《韦护》以瞿秋白为中心的写作，对丁玲而言，是很大的态度上的转变。至少，她开始试图正面去理解作为“革命者”的瞿秋白。丁玲初到北京时，瞿秋白曾给写过十多封信，也曾有过见面的机会，但都没有解释清关于王剑虹之死留在丁玲心头的谜团。真正的变化发生在丁玲本人身上。她由一个流浪的文艺女青年，变成了“有名的作家”。1928年结识冯雪峰之后，也开始经历了思想的转变。冯雪峰的出现及胡也频的变化，改变着丁玲对于左翼革命的看法。但应该说，丁玲此时或许仍旧秉持着瞿秋白曾鼓励她的“主张”，“走文学的路”。当她受到时代氛围的鼓动而尝试写“革命者”时，瞿秋白是她心目中印象深刻的最佳人选。此时的瞿秋白也已是中共著名领袖，但丁玲在将他写入作品时，仍旧用自己的经验与感受去写作，她更要写出的是自己心中对瞿王恋情的理解、王剑虹在这个过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最终悲剧性结局如何发生：“我每天只在沉思默想：假使我是书中的女人时，应怎样对付？我又想用更好的方法写它，用辩证法写它，但不知怎样写”。不知道此时丁玲所理解“辩证法”是否就是冯雪峰所说的“站在工农大众利益上，看到工农劳苦大众的力量及其出路，具有唯物辩证法的作家”的那种唯物辩证法。但事实上写出来的只是作为革命者瞿秋白的爱情，他的“革命”在小说中几乎是缺失的，这里只有“德瓦利斯”之间的会议、争吵和近乎乏味的工作（写作、编稿、教书）。在韦护的心理呈现中，“革命”更像是一种外在的“义务”，而没有表现出革命的热情与感召力。因此，小说选择了“韦护”这个瞿秋白的笔名作为标题是极富意味的。
       “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这也就是说，“韦护”包含了“两面”即“人间”与“佛面”的分裂。从“外面”看，他是菩萨，是见义勇为、“为人间抱不平”的救世英雄；而他真实的面孔，却是朝向“佛面”而无法让众人看清的。丁玲选择这个笔名作为主人公的名字，要强调瞿秋白的革命信仰是利他的、菩萨般的救世之举，但同时也要用韦护的两面性来形容瞿秋白的二元人格，他在革命与文学、绅士风度与先锋党领袖、文人的多感与革命者的雷厉风行等之间的矛盾。更特别的是，这个韦护远离了人间的悲苦与不平，似乎只是一个浪漫的文人与恋人——这里写的是革命者的“内面”，就如同那个“不朝外”的韦陀菩萨的另一张面孔。
       2、瞿秋白的“辩证法”难题
      瞿秋白本人使用这个笔名的深意已无从了解。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瞿秋白曾流浪到湖北黄陂，在那里研读佛学。之后到北京，进入俄文专修馆学习。那时，他称自己是一个“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使用“屈维它”这样带有浓郁佛学意味的笔名，对瞿秋白并非偶然。1921年，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记者前往刚刚成立不久的苏维埃，并经历了他人生最大的转变。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响，但对于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人们所知并不多。德里克考证，1918年4月，无政府主义者举办的《劳动》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两篇论十月革命的文章，“这是中国发表的对十月革命的意义和思想最详尽的报道”。当时人们并不能区分这场革命在国际共运史的独特性到底是什么，而只是笼统地用“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来理解它。最早欢呼“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李大钊，“1918年后期写的与十月革命相关的文章里大量使用了无政府主义词汇”。正是历史的风云际会，使瞿秋白成为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第一个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和列宁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依托第三国际、完成中国共产党组织布尔什维克化这个关键阶段的核心人物。他在苏联的遭际同时也是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式的左翼青年，转变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过程。
       事实上，在瞿秋白的经历中，一方面是他在苏联革命、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实践之间扮演的先行者、盗火者的媒介性角色，另一方面是他经历的从无政府主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的自我转变，都具有意味深长的两面性特点。他早期发表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中，可以读出浓郁的感伤文艺青年心态。但1923年回到中国后他写作的第一篇文章《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大声疾呼“新的智识阶级”应当成为进步政治主力军“劳动平民”的“先锋”与“喉舌”，并毫不犹豫地写道：“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这也是从俄国1905年革命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激进转变过程中，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关于争夺无产阶级“领袖权”（“领导权”）和组建“先锋党”的核心理论表述。在中国革命史与国际共运史上，瞿秋白强调“文化革命”在争夺无产阶级“领袖权”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强调智识阶级应当成为劳动平民的“有机知识分子”，强调“先锋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不仅开启了后来毛泽东思想的中国革命道路，在国际共运史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也有重要意义。有论者将其与意大利的葛兰西相提并论，也并不为过。
       但就瞿秋白的主体体验而言，正如他在苏联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的媒介作用中感受的差异，他从感伤的无政府主义“东方稚子”到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者之间的主体转变与断裂的心理历程，却不再有得到表达的机会。相当有意味的是，瞿秋白在成为“喉舌”的过程中遭遇的内在问题，正是丁玲在《韦护》中做了最早的公开表达。1935年就义前于狱中写就的《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称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拥有的是“二元化的人格”：一边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边是“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这两种意识在他内心“不断的斗争”，他“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丁玲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1930年代后期的延安。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伪造，丁玲却完全确信文章出自瞿秋白之手：“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自己从未披露过这种心情，即便对他称为“我生命的伴侣”的杨之华也是如此。或许给丁玲的那一束信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正是丁玲借以写作《韦护》、理解瞿秋白的重要依据吧。。
        这种二元性生成的关键原因，在于对“革命”与“革命者”关系的理解。革命者之革命并非出于个人的诉求，而是“为人间抱不平”，而同时，革命之于革命者也仿佛仅出于信仰和道义而去承担一个确定的目标，这之间不存在辩证的、互相转化的关系，而是信仰与自我、道义与热情之前的分裂，进而形成了旧我与新我、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冲突。韦护在与丽嘉的恋爱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了革命之我与爱情之我的巨大矛盾。这种缺少辩证性的、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式，事实上也正隐含在瞿秋白关于“智识阶级”在革命中作用和功能的理解中，因为他将革命知识分子理解为劳动大众的“喉舌”，一种“媒介”性存在，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在后来关于列宁和革命党领袖的阐释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历史的工具”说，认为历史的本质与规律是确定的，而革命领袖的意义在自觉地充当历史的“工具”。这背后包含了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涉及革命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也涉及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关于革命策略的理解上的基本分歧。
       如果说在1922年共产党组织布尔什维克化之前，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歧，都倾向于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话，那么正是列宁主义和先锋党理论的出现，使这两种思潮分化开来。尼尔·哈丁认为列宁主义的出现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之上，即“整个历史时代，生活方式和文明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失去其历史权利”，由此构建出了关于新社会的“一个完整的替代方案”。列宁主义与此前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差别，在于提出了新的革命策略，即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先锋党和保留“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以作为实践一个没有等级权力、没有国家的理想社会的手段。在这一革命策略的实践过程中，有机知识分子事实上居于核心地位：即在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过程中，革命的知识分子成为组织并领导无产阶级先锋党的推动者和实践者。革命策略的不同也是中国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分化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工团主义与共产主义）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分享共同的乌托邦新社会构想，但并不认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策略，认为用中央集权的先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实践社会主义过程，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异化。但布尔什维克主义强调的则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辩证法转换。
       对此，瞿秋白无疑有过明确的思考。《多余的话》写下了这样一段：“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一个国家的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觉得很有趣”。显然，瞿秋白在这里谈论的正是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的关键问题。他的“二元人格”也正是在这种“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关系中产生的，但他并没有更深入地讨论在这个“辩证法”的过程中，革命者的自我如何在实践中不断生成，而停留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慨叹。值得提及的是，德里克在探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话语中的独特位置时，概括出这样一种“革命的辩证法”——“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将目的和手段、革命目标和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区别开来，革命必须在自己的进程中创造出一个包含着未来社会胚胎的机构，这些机构反过来又会为个体的改变和他们的社会意识提供空间，并因而能保障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这与其说是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想法，莫如说更多是德里克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在瞿秋白这里，“辩证法”始终是一个难题。当他强调智识阶级“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时，一方面认为知识阶层并非作为独立的具有自身主体性的社会力量，而应当是将劳动大众创造为主力军的媒介，另一方面也封锁了从有机知识分子的主体视野角度来探讨革命者在充当“喉舌”的过程如何辩证地生成自身主体的讨论空间。《多余的话》或许是提出这一问题的开端。他明知道自己“二元人格”的“斗争心路”是“何必说”的，但还是说了出来，既有对自己的反省和批判，也如同他建议捐出自己的肺病躯壳作为医学校的实验之用，是以自己作为病例范本来提出革命实践过程中革命者的主体生成这一问题吧。
       丁玲从瞿秋白那一束信中最早了解到瞿秋白的这种内心斗争，而且将这一点作为塑造韦护这一革命者形象的核心内容。她之写韦护，并不像胡也频那样写革命高潮期的热情，也不写韦护的革命活动，而毋宁更关注的是革命者韦护的“内面”：他的文学爱好，他的浪漫蒂克情调，他的“说不出来的倜傥”，他的多情和感伤，他在爱情与革命工作之间的苦苦挣扎……正是这些，使韦护区别于那些“只有一个社会科学头脑的”“简单的革命家”。但是，这些“内面”如何能够与“革命”真正地连接起来，如何成为革命家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不是简单地舍弃、抛掉的部分，《韦护》并没有写出来。丁玲曾设想过的“辩证法”大概也考虑过这样的可能性吧。但此时丁玲还“不知道怎样写”。她既然不能写真实的王剑虹之死，也只好让韦护在两种力量的致命撕扯中抛弃他的恋人而专注于革命。
        3、“安那其主义者”与“康敏尼斯特”
       在小说《韦护》中，作为王剑虹原型的丽嘉得到了正面且生动的展现，这一点也值得关注。在叙述视点的占有上，丽嘉与韦护这两个人物旗鼓相当，《韦护》并没有因为要写韦护这个“革命者”而弱化对丽嘉的表现。但常常被人们忽略的是，丽嘉的行为逻辑不仅仅有爱情逻辑，同时还有其作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的信仰逻辑。这一点在小说初版本中有十分明确的表述。其中，丽嘉与韦护的爱情，不仅是一个“倜傥”的男人与一个多情的女人的故事，同时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恋情。这是一种更切近当时丁玲写作心态的叙事。
       在《韦护》初版本中，丽嘉作为“安那其主义者”与韦护作为“康敏尼斯特”的政治信仰的分歧是明显的，但这并没有构成对两人爱情的威胁。可以说，这是一场超信仰的爱情。丁玲虽然在《韦护》中写出了“第一个革命者”形象，但她并没有让韦护的信仰战胜丽嘉的信仰，使丽嘉从一个“安那其主义者”转变为“康敏尼斯特”。这一点同样是意味深长的。构成参照的是，在丁玲写作《韦护》的同一时间，胡也频创作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上海春秋书店，1930年10月初版）表现的正是共产主义信仰者刘希坚如何使他的爱人、安那其主义者白华转变信仰而变成同一阵营的“德瓦利斯”。韦护与丽嘉的爱情故事发生的时间，丁玲、胡也频写作的时间，正是中国革命史上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论战并分道扬镳的时期。这是丁玲1920-1930年代之交“向左转”过程中值得关注的历史背景。
       丁玲的向左转，并非从“不革命”转向“革命”，在她看来，无政府主义同样是革命的，只是革命的不同方式的选择。“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她在1980年写下的这段话，仍有相当大的真实性。从“革命”到“左翼作家”再到“党的螺丝钉”，是丁玲理解革命的内在逻辑。她在是否加入左联和是否入党这两件事情上的犹疑，构成了这种转变的实质性的内容，而这背后正包含着无政府主义革命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关键分别。但丁玲并没有如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那样，在《韦护》中轻易地让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无政府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韦护》如何表现韦护与丽嘉的不同信仰。小说一开篇，出现的是“穿一件蓝布工人服”的韦护，他的这身打扮以及他的信仰，遭到了丽嘉们的嘲讽——“看你这身，你的手，你脸皮，与你的胸脯不称的衣服，及你这可爱的朋友，便知道你是很自谓的社会革命者”。所谓“自谓的革命者”，正因为“安那其主义者”丽嘉也自认是“革命者”，也参与女工运动，也愿意“将热血洒遍了人间”。丽嘉第一次见到韦护后对珊珊说：“我只不喜欢他一样，他是一个康敏尼斯特”。而韦护也很在意这一点。他与女生们第一次聊天时，小说这样写他的心理：“她们是很误解马克斯，是无疑，因此韦护在这些地方，总常常留心，不愿太偏袒自己在政治上、社会上的主张”。这里透露出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紧张关系是明显的。相当有意味的是，如果说穿“蓝布工作服”的韦护曾受到丽嘉嘲笑，那么正是穿“新洋装”的韦护折服了丽嘉——“丽嘉端详她半天，她那惯于嘲讽的嘴，已失去了效用”。韦护与丽嘉互相走近，并非源自信仰的沟通，而是韦护在他的德瓦利斯那里感受到的无聊和苦闷，和丽嘉在“同志们”那里感受到的失望和不满，使得他们在情绪和情感上接近起来。而这接触的媒介，就是“文学”。韦护第一次拜访女生们，就用他对苏俄文学的高明见解打动了她们，使她们觉得“很合她们的胃口”。两人相爱以后，在那间封闭而极乐的小房间里，除了爱情和谈论各自的过去，就是读诗。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共同爱好和敏感，是互相接近的前提；丽嘉不再嘲笑韦护的信仰，而韦护也从未想过要使丽嘉转变到自己的信仰上来。
       初版本中，当韦护深陷于革命与爱情、双重人格的紧张挣扎中时，曾问丽嘉：“你不是很讨厌康敏尼斯特吗？为什么你又要爱我？”丽嘉如此回答：“那是你误解了。我固然也有过一点莫名其妙的反感，那只是我那时受了一点别的影响，还有，也因为你那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是的，我曾喜欢过一些无政府主义青年，但是他们太荒谬和自私了。我很失望。……韦护，我只敬重你！我还敬重一个人，便是孙九先生（小说中的无政府主义领袖人物），他纯粹是一个理智的人，却不是一个无感情的人。我只钦佩他，却永不能爱他。他好像是一个仁慈的老人似的。而你呢，你一切都完全！”在这里，丽嘉是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相提并论的，同时也认为，这两种信仰的关键在于人格的完整，即信仰与爱的统一。但同时，这背后所包含的“浪漫自我”的想象方式，与其说是“康敏尼斯特”的，毋宁说是“安那其主义者”的。在如何理解“爱情”上，两种“主义”其实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4、恋爱背后的两种“革命”
       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小说的革命+恋爱的叙事格局中，两者在叙事的能指形态上形成的极有意味的互相指涉关系。丁玲曾说，自己在写作时“人非常兴奋”，直到小说发表出来后重读，才“很厉害的懊恼着”，因为发现自  己“陷入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阱里去了”。这也就是说，丁玲起始并没有想要写革命与恋爱的冲突，而结果却写出了这样一个“庸俗的故事”。
       这一时期，左翼文坛流行着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其始作俑者是蒋光慈，代表作家有茅盾、洪灵菲、华汉等人。这种叙事模式的流行，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向左翼的革命文学转换过程中携带着丰富历史内涵的时代精神症候的呈现。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善写这一模式的左翼作家，都曾有过无政府主义信仰的经历。考虑到这样的思想史内涵，事实上应该说，这里的“恋爱”其实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社会与人际关系的文学式呈现，而“革命”的进入与并置，既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享的社会理想，也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分化与扬弃。茅盾曾概括出革命+恋爱的几种情节模式：第一类是“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第二类是“革命决定了恋爱”，第三类是“革命产生了恋爱”。关键或许不在于“革命”是否应当超越“恋爱”，而在“革命”为什么离不开“恋爱”叙事？从革命者主体构成的角度，“恋爱”是欲望、情感、情绪状态高涨且饱满的精神象征，是乌托邦实践的力比多动力。“所有的革命都源自爱”，格瓦拉的这句名言，以及60年代“五月风暴”街头青年的口号“做爱就是革命”，都包含了同样的意思。在早期中国的革命话语中，无政府主义能够成为激进思想的核心，正在于它提供了最丰富的这种乌托邦想象。而“革命”毋宁乃是为了实现这种乌托邦理想而采取的现实的策略和手段。这又是“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法了。
       别有意味的是，丁玲早期小说虽然总以恋爱作为叙述主题，但从没有过一次完满的爱情，唯有在《韦护》中才真正写出了一个包含了和谐性爱的“爱情乌托邦”。这既是因为“革命”的出现赋予了爱情以一种充满希望的新世界视野，同时也可以说，唯有在恋爱中，革命者才体会到真正的乌托邦激情。小说中，当房东说恋爱后的韦护几乎像变了一个人时，韦护如此回答：“我仍然是我，不过我从前只将我的一面，虚伪的一面给人看。现在呢，我是赤裸的，毫无粉饰的了。这因为我早先虽有一个躯壳，然而却没有心……唉，就是说只是一个市侩呢。现在呢，我有了丽嘉，我为我们的爱情的享受而生活，我忘记对人的一切机智了”（454页）。这也就是说，只有在恋爱中，韦护才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同样在瞿秋白写给王剑虹的信中，留下了这样的段落：“……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幸福’。……恋爱生成是先天的……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我现在或者可以算是半个‘人’了”。另一封信则这样写：“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啊。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他不是自由花魂”。这和韦护是同样的口声，同样的逻辑。
       从这样的逻辑里，革命与恋爱都是为了建构一个“相亲相爱的社会”，而恋爱毋宁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当下实现。不过矛盾在于，恋爱是个人的，而革命所为的理想社会却是“人间”普遍的，因此，韦护为了“人间”而放弃了个人的幸福。这是丁玲所说的“菩萨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丁玲让韦护舍弃爱情，并非因为安那其主义或爱情是有缺陷的因而需要抛弃，而是一种借恋爱这一能指而对革命乌托邦的书写方式：如果没有恋爱，革命者所欲创造的理想社会也无从显现；或者倒过来，正是恋爱中的完满人格与人性，显示出革命者之乌托邦激情的情感驱力。在1920年代的安布论战中，无政府主义者如此抨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如果我们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从现存社会到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那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进行两次革命，一次实现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次实现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巨大的牺牲”（209），就相当有意味地将两者分别置于“现实”与“理想”、“手段”与“目标”的矛盾关系之中。可以说，丁玲始终没有否定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理想。
       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在叙述共产主义者刘希坚与安那其主义者白华的信仰转变时，也有着同样的“革命”与“恋爱”关系模式，但有两点不同：其一是指认出了安那其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切实际。正是在 五卅运动的实践考验中，安那其主义者毫无效率和主张，而共产主义者则有效地引导着整个革命的进程。对五卅运动的关注和历史场景的热情呈现，是《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相对于《韦护》的最大突破。茅盾曾指出《韦护》“那时候（大约是一九二三——二四年罢）的社会情形没有真切的描写也是一个缺点”，韦护与丽嘉的爱情都是在封闭的房间里完成的，这充其量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性爱小乌托邦，缺少的是真正的如同“一九三零年春上海”那样的宏阔历史视野。在个人与社会，爱情与革命之间，丁玲意识到了“辩证法”的存在，但却没有真正到达。尽管如此，她却以《韦护》的写作，走出了“黑暗”时期。《韦护》的写作打开了全新的社会与历史视野：唯有在这样的视野中，超越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革命乃至“左翼作家”的继续革命才成为可能。
       其二是胡也频小说中安那其主义者的不道德形象，那个“自由人无我”设计的“新村图案”所描画的“恋爱的天堂”，完全是一种性泛滥的猥亵的群居生活。这种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道德主义的指斥，无疑有着两种主义论战的历史回响。而丁玲毋宁更关注的是两种主义的彼此完成：正是在革命者的乌托邦热望中，丁玲才写出了她前所未有的唯一一次完满的爱情乌托邦，从这一意义上说，是革命成就了爱情；而同时，革命者的乌托邦激情，也正是借爱情书写表达了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说，是爱情表达了革命。事实上，这样的互相指涉在《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里也是同样存在的。如果没有白华的爱情，刘希坚的革命显然缺少相应的乌托邦激情。差别之在于，革命的策略和方式有所不同。胡也频的“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革命，一种步入全新时代的乌托邦激情是以“一种伟大的无边际的光明展开在他们的前面”这样的句子来表达的。在这样的“黄金世界”的想象中，个人消失在“无边际的光明”里。而丁玲的“革命”毋宁更瞩目于历史中的“个人”，是以感性个体的生命体验所表达的激情。这也是丁玲在理解自我与历史关系时的基本站位：她不愿意抽空自我体验而直接进入到对理想、未来的抽象体验中。与其说这时丁玲仍旧是无政府主义的，不如说她已经摈弃了莎菲式封闭自我主体，而开始朝向“外面”。但“社会视野”的缺失，表明的是这个新的自我尚未寻找到在“历史”中的真正位置。此后，“一九三零年春上海”这样的写作，正是一个摸索着进入历史的过程。
       丁玲的真正转变，也与她参与历史实践密切相关。一则因为胡也频在山东的经历而意识到组织与群体的重要，回上海不久即加入左联；而她入党，则是胡也频牺牲之后的第二年。在这一生命实践的过程中，丁玲挣脱革命与恋爱二元张力的文学写作标志，是1931年发表的《水》，这也被视为整个左翼文坛“对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清算”。但《水》的写作仍旧没有摆脱二元性的张力与矛盾，因为这里主要显示的是一种从写“知识分子”到写“大众”的转移。而“大众”，在此时的丁玲心目中，还带有极大的他者性与陌生感。以群像的方式出现在小说中的“工农大众”，其面孔是模糊的“一团”，其内在的革命意识也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呈现。关键或许在于，她并没有找到能够统合与超越这种分裂性主体体验的文学表达形式。而这一点直到1946年丁玲创作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才真正完成。
 
                                                                            四、辩证法的生成：“脱胎换骨”与“走进去，送出来”
 
       主要讨论延安时期丁玲的自我改造逻辑。这一时期，丁玲的文学书写主要涉及瞿秋白，并且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笔法。在《风雨中忆萧红》《与友人谈瞿秋白》中，她瞩目的是瞿秋白的“内面”，即革命者在革命政党组织中的困惑和矛盾；而1946年完成的《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中写的则是瞿秋白的“外面”，他作为“最可纪念的导师”的形象和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具体提倡。
       在这个过程中，丁玲本人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脱胎换骨”的改造，因此，从“内面”的瞿秋白到“外面”的瞿秋白书写，也是丁玲本人思想改造的一种镜像式表达。
       不过相当有意味的是，当丁玲在完成她一生中最重要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时，并没有采取瞿秋白式的大众化写作，而接纳并实践了冯雪峰在长信中提出的写法。这种写法在冯雪峰1947年为编辑《丁玲文集》而写的后记中，做了明确的概括与提炼：“从意识或思想上说，一个革命者必须见诸实践，才能证明他的世界观上的改造和到达。从实践上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有思想意识的真实的改造和成长，才能证明他的实践的真实。从艺术创作上说，一个革命作家必须有艺术的实践成绩，才能证明他的改造和成长是真实的”。这就是以写作者主体塑造作为核心，连接革命实践与文学创作的所谓“走进去，送出来”的写作方法。可以说，也只有到这时，丁玲的生命实践、革命实践与她的文学创作才得到了完全的统一。这也可以视为丁玲超越并克服瞿秋白“二元性”的真正完成。
 
                                                                            五、“战斗的一生”：“我的整个生涯是否能安慰你”
 
       80年代，丁玲写作了关于瞿秋白的最重要文章《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此后也陆续发表了《韦护精神》《早年生活片断》《早年生活二三事》等。
       这个时期丁玲关于瞿秋白、王剑虹书写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是瞿秋白形象的完整性，她不仅书写了作为共产党领袖的瞿秋白，也第一次细致地披露了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和自己与瞿秋白的私人交往。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在两个文本（即《韦护》的修订和为《多余的话》的平反）的参照下完成的。对瞿秋白形象的“完整”呈现，获益于“新时期”的开放语境，也得益于这两个文本的参照。这是晚年丁玲“最富于才情”的文章，也是丁玲在写作一系列关于革命者如向警予、胡也频、冯雪峰、柯仲平、史沫特莱等的回忆文章中，心态最为开放与无所顾忌、触及从革命者主体塑造的内在视野而呈现革命史的一篇。这种瞿秋白形象的“完整性”和丁玲对于瞿秋白克服“历史二元人物”的“正确结论”的阐发，显现出了丁玲记忆与革命史书写中许多被回避的丰富细节。这是一种在新的主体高度对革命内部“真实”的展示，只是这种“内部性”常常被有意回避或不能更无所顾忌地表达出来。牛汉曾这样写道：“丁玲从‘五四’以来一直到解放初期，一直是站在中国历史的最前头，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她作为一个作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人可比的。……我对她说，你把你对历史、对革命、对世界的真实看法都写出来。她说她不敢”。这里所谓“不敢”，或许仍旧显示的是党性与个人性、文学性之间的紧张角逐，也或许是丁玲尚未找到一种新的统合文学、革命、主体三者的时代性书写方式。
       其二是在这个时期的回忆文章中，王剑虹占据了重要位置。她在文章中说，对于王剑虹这个早年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不写她自己心里“过意不去”。经历20-30年代之交的革命与思想转向之后，论及瞿秋白的地方，丁玲不再提及王剑虹，一则因为王剑虹并非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另一则因为她的无政府主义者色彩。因此，在瞿秋白狱中写就的个人简历中仍提及与王剑虹的婚姻，才使丁玲触动如此之深。王剑虹在丁玲文学书写中的重新出现，意味着在“新时期”召唤“五四复归”的大时代背景下，丁玲有了重新叙述王剑虹及自己早年精神特质的合法性，这也是80年代对五四历史与记忆的独特重构方式之一种。
       但在相关书写中国，丁玲仍旧回避了王剑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倾向，而统统以“社会主义”名之。这也是一种历史事实。在中国革命史上，共产党组织的确立、苏俄式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前，有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革命话语在当时思想界都被笼统地理解为无政府主义，如阿里夫·德里克写道：“在‘五四’时期，中国的共产主义仍基本上被等同于无政府共产主义”（157页）。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最初正是用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阐释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共产党早期创立者中，“除了陈独秀之外，其他所有人在1920-1921年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无政府主义阶段”（183页）。这些人包括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等新民学会成员，包括参与法国工读计划的周恩来、邓小平，也包括瞿秋白，他在《多余的话》中称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是一个“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其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并不统一，而包含着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种种分别，但其基本特点则是强调在确立个人主体性基础上的社会革命。在起点——独立自主的个人和终点“乌托邦式的互助、知识与劳动结合的理想社会”，这两点上，无政府主义无疑始终是中国革命话语的“内在环节”。它与马克思主义（毋宁说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列宁主义”）的最根本分歧，在于“先锋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策略。丁玲早期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无疑与她从母亲（通过向警予而接受的新民学会的早期激进思想），特别是王剑虹那里接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密切相关。《韦护》中作为“安那其主义者”的丽嘉，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信仰巴库宁、克鲁泡特金的白华，也可以视为丁玲早期思想的真实投影。丁玲在回忆文章中多次说到，她那时并不是不革命，而只是不愿意接受政党组织的“束缚”，也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反映。但是从1922年开始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论战与分裂之后，“无政府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敌人”和禁忌。丁玲在1920-1930年代之交“向左转”的确切涵义，正是丁玲清算自身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接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韦护的革命与恋爱之两难选择，也是丁玲克服丽嘉（王剑虹）式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过程。此后，王剑虹在丁玲文学书写中的消失，正是这种思想无论在革命实践还是丁玲个人理解中的象征性呈现。
       但正如德里克所说：“因为共产党的许多创始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阶段，尽管共产党一次次试图消除自身的无政府主义根源，但它还是如一棵石缝间的小草顽强地生存了下来”（6页）。无政府主义作为“革命话语的内在环节”在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中有多种繁复的“残留”式再现形态，包括“互助组”、“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中的“直接民主”等。甚至也可以说，“新时期”思想解放与新启蒙思潮中的“五四复归”、“第二个五四时代”、“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等，有关“个人”“社会”的重新理解，并不限于西欧式的启蒙主义思潮，同时也包含了与社会主义乌托邦密切相关的早期中国式无政府主义思想。在80年代，探讨革命史、现代文学史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成为思想界与研究界一个不小的热潮。王剑虹在丁玲文学书写中的再次浮现，包含了同样丰富的历史内涵。
       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王剑虹在丁玲情感记忆中的风采，实则并非一般五四记忆中的“反封建”女性，毋宁乃是一个充满着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激情的强大个体形象——“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直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我们决定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域……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我从认识她以后，在思想兴趣方面受过很大的影响，那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一般关于五四记忆的书写，大致停留于启蒙理性话语的范围，主要涉及“反封建”、“民主与科学”、“个性独立”和“恋爱自由”等，而在王剑虹的形象里，则更深地涉及“废姓”、“反家庭”、“小团体互助生活”等被称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内容。如德里克所说：“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真正革命的阶段，它刺激了人们的激进想象，并且好像给整整一代人的乌托邦幻想填进了实质性的内容”，“到五四运动前夕，无政府主义词汇已经成为中国激进主义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进入了那些严格说来根本不能被称作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的语言中。无政府主义成了革命话语的核心”（140页）。如果说丁玲超越了五四早期冰心、庐隐、冯沅君等人的“新女性”话语，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义激进性，那么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正源自与王剑虹分享的这种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革命话语。而“新时期”的丁玲在记忆中重新书写五四时代的王剑虹形象时，则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征。
       事实上，丁玲之选择离开王剑虹，也并非源于（或仅仅源于）情感上的三角关系，而有着思想上开始出现的分歧：“我们之间，原来总是一致的，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分歧，但她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而这不是我理想的”，“我向往着广阔的世界，我怀念起另外的旧友。我常常有一些新的计划”。“沉沦在爱情中”的王剑虹，显然不再拥有那种“遨游世界”的激情，甚至也不能在“秋白的爱人”这个身份之外表现更多的独立性。与其说此时的王剑虹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政府主义者，莫如说只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而这不是丁玲“理想的”。她相信了秋白的话，“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而“决定了自己的主张”。在丁玲投奔的北京“旧友”中，周敦祜、杨没累、曹孟君、左恭等人都是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可以说她在北京的生活圈子仍是如同此前与王剑虹、王了悟等六人的无政府主义互助式“小团体”。这也就是说，虽然丁玲是在王剑虹的引导下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思想，但此时她比王剑虹更彻底地实践了其无政府主义的生活主张。但王剑虹的死，以及无政府主义式“遨游”与“流浪”生活的无目标无出路的茫然感，使得丁玲在思想和情感上进入“黑暗”期，但也正是在这种彻底体味的黑暗中，塑造出了比王剑虹更其强大的个人主义者和作家丁玲。因此，与其说《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所书写的是“真实的”王剑虹，莫如说是丁玲在怀念和重新回味早年的乌托邦生活理想。而这种“理想”，正是伴随着对王剑虹的记忆，再次回到丁玲的文学书写中。
       其三，对瞿秋白与王剑虹的回忆与重新写作，启动的也是丁玲独特的情感逻辑与生命哲学实践。在她作为“革命者”的大我中，始终没有抹去个我的记忆，情感逻辑既是个人之间的，也是基于共同的理想主义热望而共有的。丁玲这一时期重新关注“生活·创作·时代灵魂”的文学理论问题，是再次回到革命与文学的辩证法。
       她的《杜晚香》创作尝试表达的是一种更高、更广阔的生命辩证法逻辑：“作者要使自己创作的人物进占读者的心灵，自己首先要进驻人物的内心，了解他，熟悉他，体会他，也就是要向他学习，把自己的感情提高，否则你就不能写。我这里说提高，也就是说要突破自己生活的旧圈子，要不断突破自己的生活旧圈子”。作为丁玲生命晚期创作的最突出的革命者形象，杜晚香并非轰轰烈烈的英雄，而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她“没有慷慨激昂，有的只是亲切细致”；她关于革命的理解，也并非“引经据典”，而坚持“照着自己准备的，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何谓革命。小说中一再强调的这种“慷慨激昂”与“亲切细致”的对比，强调杜晚香需要用“自己理解的字词”来讲述革命，也是另一种丁玲式的“革命的辩证法”：革命就是一种平凡的生活实践，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用革命者的坚韧和耐心来慢慢改造这个世界，使得世界因为她的存在而变得美好。在此，依旧包含了三重基本的要素：革命经典的“名言哲理”和社会生活实践、实践主体的改造和“自己的语言”。与其说这是对于革命主流话语的讲述，莫如说这是经历了20多年的磨难而不改其信仰初衷的丁玲对于革命的重新理解。
       杜晚香并非知识分子，但在丁玲的写作中，注入了许多她的心理体认，这使杜晚香这个形象带有浓郁的丁玲气息。或许没有什么比“道成肉身”这个词能更准确地描绘杜晚香/丁玲的革命辩证法了。这是革命思想、实践主体和文学创作在更高层次上的再度融合。丁玲试图用《杜晚香》来表达的，远不是一种文学实践，莫如说更是对自我的生命与革命实践的理解。这是一个漫长的“自我战斗”的过程。在超越了那些个我的文人式的脆弱、矛盾与感伤之后，丁玲肯定了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得出的“正确的结论”：“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杜晚香》是丁玲在山西长治嶂头村写作的作为重现文坛的“献礼”，而《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则是她刚刚回到北京时写作的最重要文章。这两者写作时间上相近，也可以说代表了丁玲这一时期关于文学、革命与革命者的基本理解。她并不认同当时文坛对于《杜晚香》与《牛棚小品》这两种写作主题的褒贬态度，而是坚持写作《杜晚香》式作品的重要性，正因为其中包含了她对于革命者主体塑造的基本体认。
       结合这样的创作经历，或许人们才能理解她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最后的那一句——“我的整个生涯是否能安慰你和曾是你的心，在你临就义前还珍重留了一笔的剑虹呢？”在这个历经磨难而未改初衷的“回忆与随想”的时刻，面对着终于拥有重新步入革命行列权利的“新时期”，此时写作的丁玲，是一个相信自己在漫长的自我战斗的艰苦中已然超越了“时代的悲剧”的“欣悦的灵魂”。回忆瞿秋白与王剑虹，既是对自己革命生涯的回顾，也是对逝去的革命同伴的深切怀念和告慰：她背负着他们的希望和信仰而活在“这可爱的美好的人世”，并且“代替”、“代表”他们，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实践着共有的真正的革命理想。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