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与“革命者”的冲突
                                                    ——以丁玲陕北苏区时期的文学创作为中心
 
                                                                              刘茸茸  
 
       对于丁玲在延安前期创作中表现出的复杂性，已有许多研究者从个人主义、五四启蒙主义或女性主义等立场出发，将丁玲置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学与政治（“五四”与延安）、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框架中阐释。诚然，上述这些研究都从某个侧面解读了丁玲的“复杂性”，但也有不少论者注意到，“文学”与“政治”的二元框架可能并不完全适合解读丁玲复杂的文学生涯和政治沉浮。如李杨的两篇文章[1]，试图突破以往二元对立思维，重新思考“革命”（政治）和“文学”在丁玲文学创作中的复杂关系，认为“丁玲的起点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政治’”，“从某种意义上，丁玲与‘文学’的遭遇，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举”。[2]他从丁玲的感情生活入手，分析了丁玲早期的文学创作是政治（毋宁说是“革命”）诉求失败的产物，认为丁玲在延安前期的作品，与其说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五四”与“延安”、“文艺”与“政治”的冲突，不如说是“延安”乃至“政治”的内部分歧。这一视角的引入对理解文学和革命、政治在丁玲思想中的复杂纠葛具有重要的启示。但这些论述或将丁玲延安前期的创作视为“五四”个人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回归，或将其与“左联”时期的“左翼文学”相连，而很少注意到丁玲初到陕北时期文学创作方向的转变，尤其是丁玲不满于“革命作家”的身份，渴望真正走进革命队伍成为“革命者”的尝试，以及此间她摒弃个人创作个性，以文学为革命武器的“政治自觉”。“陕北苏区”[3]时期是丁玲走向革命实践的最初阶段，是她文学和政治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因此，本文试从丁玲在“陕北苏区”时期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入手，探讨她这一时期“文学家”与“革命者”的双重身份，以及两者之间产生的冲突，从而试图提供一个不同视角来解读“文学”、“革命”与“政治”在丁玲文学创作中的复杂性，探讨她之所以从“作家”到“革命作家”，最终走向革命实践，成为“革命者”的内在理路。
       由此切入，兼之对比她与鲁迅对“文学”、“革命”与“政治”之关系认识的异同，一方面，探讨“五四”新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进入革命的心路历程；一方面，发掘陕北苏区文艺在延安文艺规范形成过程中的意义。
 
                                                          一 以文学为“器”：走向革命实践
 
       1936年11月1日早晨，丁玲在西安等待了半个多月后，终于有机会踏上去往保安的路途，一行人在东北军的护送下，5日与前来接应的红军碰头，丁玲回忆第一次见到红军的情景：“我大声叫着：‘那是红军！’当红军向我敬礼的时候，我太激动了。”[4]陕北之行异常艰苦，以此为契，丁玲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走进革命队伍，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对于刚刚从苦闷的软禁中逃离出来的丁玲，陕北保安承载了她对革命的乌托邦想象，使她迫不及待想要投身其中。
       到达陕北保安后，中宣部为丁玲和其他两位女同志开了一个欢迎会，丁玲晚年回忆：“这个会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最受宠的。”[5]丁玲初到苏区的确像回到家一样，以激动的心情打量着苏区。毫不吝惜地将赞美给予她所遇到的红军和革命青年，“他们把血与肉献给革命，他们是民族的、劳动者的战士”，“他们都是充满着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6]。但她在保安一时没有具体工作，据她后来回忆，当时她一心想要上前线。由于丁玲是第一个从国统区来到陕北的有影响的知名作家，苏区领袖很希望她能够“静心的从事写作生活”，然而，“她最大的热忱和希望是要到前方的红军队伍中去”，“要参加红军的实际生活”[7]。丁玲是以作家的身份去往陕北苏区，但“在未进苏区以前，她就好久是一个革命工作和群众运动的参加者，同时也是实际行动的指导者和组织者。总之，她不但是个革命的女作家，而且是一个革命的女战士”[8]。这一事实应该承认。丁玲虽然是作家，但文学只是她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革命活动。从“五四”时期起，丁玲就对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投以热情，这一点在她参与“左联”实际工作后更加显著，甚至可以说，“文学”只是她进入“革命”所借助的“器”。
       从1935年11月进入苏区到1937年9月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这一时期，丁玲的文学活动与革命实践相互交织，具有明显的为革命而文艺的特征。
       第一，组织成立“中国文艺协会”。据朱正明回忆，丁玲来到保安几天后，就建议成立文艺俱乐部，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教育部长徐特立的赞同，在丁玲的筹备下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亲自出席并为协会命名。[9]《红色中华》报第312期对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过程进行了报道，并在《文艺工作者协会缘起》说明协会成立的目的：
 
        “为着联络各地的文艺团体、各方面的作家，以及一切对文艺有兴趣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进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所以我们组成文艺工作者协会。”[10]
 
       在丁玲的推动下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初始就表明了它在政治中的战斗作用，这篇简短的说明虽然是集体意志的体现，但它与丁玲初到陕北苏区时对文艺的革命战斗作用这一认识相契合。11月23日，中国文艺协会举行第一次干事会议，丁玲被推选为主任，并决定在《红色中华》上出文艺副刊《红中副刊》。11月30日，《红中副刊》第1期刊登了丁玲所作的《刊尾随笔》。写道：
 
       “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枝笔。”[11]
 
       虽然丁玲在协会成立第二天就北上去实现她当红军的愿望了，但在丁玲倡导下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为政治而战斗的文艺性质，以及她在《刊尾随笔》中以文艺的笔为战斗的“另一样武器”贯穿于她这一时期的文艺活动中。
       第二，到前线去。1936年12月13日，丁玲在前线定边写下了《到前线去》，记录了北上参军的经历。出发的前一天，“夜晚刮了很大的风”，“又知道有大雪在飞”，但“天气是骤变了，人的心情却正热着”。[12]丁玲怀着对革命的热情，急切地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她先是北上到定边，参加了12月12日在定边县举行的纪念广州暴动九周年群众大会，晚上作《广暴纪念在定边》，刊登于《红色中华·红中副刊》第3期。随后，西安事变后，随红军主力南下支援友军作战，到甘肃庆阳后先后转随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继续南下，后因接到通知接待史沫特莱，于1937年1月13日起陪史沫特莱返回延安。[13]
       丁玲在途中作《北上》和《南下》两个集子，多为通讯、散记、速写等文艺作品，后佚失，现已不能得知内容。但她这一时期的创作情况，能够从另外几篇保留下来的散记、速写中窥其一斑。主要有《广暴纪念在定边》《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等几篇。《广暴纪念在定边》记录了定边群众纪念广州暴动九周年的情形，以赞叹的笔描绘了群众对纪念活动的革命热情和抗日的愿望，延续了“左联”时期“大众化”的创作风格，但更有实感，政治意识也更突出。《到前线去》记录了丁玲从保安出发到前线去的经历。据《萧军日记》记载，丁玲曾向他抱怨初次上前线时常常感到冷漠[14]，可见丁玲初次上前线并不能很好地适应部队生活。但丁玲作品中没有表现这一点，《到前线去》和《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以热情的笔触记录了她行军时的所见所闻，并没有提到冷漠之感。《彭德怀速写》以素描的方式生动地描述了彭德怀的形象，塑造了一位既亲切又严厉，具有高度革命责任感的革命领袖。《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通过对左权谈话的记录，再现了山城堡之战的情形，丁玲以极大的热情记录了这一场战役，也是她此时渴望到前线去、参加红军战斗的一种曲折表达。以上这些作品作于紧张的行军之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略显粗糙，加之这一时期所作的大部分作品因战时环境佚失，因此在以往的丁玲研究中几乎没有涉及，但它们对丁玲整个创作生涯来说，却并非毫不重要，她以“到前线去”的实际行动和文学中自觉的政治表达进入了新的创作阶段。
       第三，中央警卫团政治部的任职。丁玲陪史沫特莱回到延安后，由于接待史沫特莱参加了中国文艺协会的文艺活动，但她仍无意于专心做一名作家，或单纯从事文艺活动。张闻天建议她找一所房子静心著述，但丁玲向毛泽东要求当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安排下，丁玲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因为她在前线上时，红军并没有发生猛烈的战争，一般的说是在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休战状态中，所以她没有能看到红军的血的斗争生活。”[15]可见，丁玲“到前线去”的渴望实际上含有“作家”对革命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想象。“作家”丁玲与“革命”、“政治”的冲突也由此产生。
       丁玲任职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期间，作《警卫团生活的一斑》，对她在这里的工作做了简短的记录，每一个小标题下只有寥寥几百字。虽然她仍然颂扬了共产党员和警卫团政治处的工作环境，但缺乏了此前作于前线那几篇散记中的热情和实感。对比丁玲晚年的回忆，显然她并不能融入到新的政治环境中，她回忆毛泽东对她说：“丁玲，我看你呀，还是习惯和知识分子一起，他们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们，你们处得很好。当战士嘛，和你还有距离，你们还不能打成一片。”[16]丁玲在任职一个月后就请求调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一职[17]。
此后，丁玲专门从事文艺协会工作，参加《红军长征记》的编选，积极参与到文艺活动当中，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后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又一次以作家的身份奔赴前线。
       这期间，丁玲应博古要求，为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作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和《东村事件》。前者被称为《八一宣言》的政治图解，主要通过一名红军小战士与东北军的冲突，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后者写大革命后农村的暴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左联”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张，描写农民革命斗争。与这一时期的散文、速记相似，这两篇小说在艺术上仍然显得粗糙，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宣传色彩，是丁玲在新环境里的试作，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丁玲在新政治环境下的个人“失语”。
       丁玲在文学活动上另一件比较重要的事件是编选《红军长征记》，对于这部由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士集体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丁玲花了相当大的经历，“这稿子外面包着绿纸皮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让丁玲细细的写上无数极小的字。”[18]或许，丁玲是以这种方式来寄托她对于红军的向往。在丁玲内心深处，到前线去当红军，参与到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成为“革命者”是她这一时期的主要方面。
       丁玲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和革命实践最主要的特征是二者合而为一。无论是“到前线去”，到基层行政组织，还是参与其他文学活动，都是以“文学”作为进入革命的“器”。进入陕北苏区后，丁玲不单是一位“革命作家”，更重要的是一个“革命者”。但此时丁玲还没有将文学与革命实践很好地融合起来，反而逐渐显出“文学家”与“革命者”双重身份的裂缝。无论是她在初上前线时受到的冷遇，还是在警卫团难以融入基层革命队伍的经历，都表明她并未真正融入到集体和革命阵营内。以“文学家”的身份而进入革命阵营的丁玲，与真正的“革命者”显然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前往陕北苏区的动因考察
 
       丁玲何以遭遇“文学家”与“革命者”双重身份的矛盾，或许应该回到她进入陕北苏区之前，考察她从“文学家”走到“革命者”的心路历程。
       早在1931年，丁玲就产生过前往“苏区”的念头。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向冯雪峰和潘汉年提出要求要到苏区去，此时她尚未真正介入“左联”的文学和政治活动，也不是共产党员。冯雪峰将这一要求转达给党组织，丁玲晚年回忆道，“后来洛甫同志见了我，我坚决要到苏区去。”但最终未能成行，“中央宣传部决定要她留在上海，创办并主编《北斗》。”[19]丁玲当时未能前往苏区固然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她此时想要前往苏区的动机值得深思。丁玲晚年不止一处回忆到她当时寂寞无措的心境，“他牺牲之后，我该怎么办？”[20]“这不是我的理想，我不能长此离群索居，我想并且要求到江西苏区去。”[21]丁玲提出去苏区，更多是想要摆脱这种心境和写作状态。“我想我只有一条路，让我到江西去，到苏区去，到原来胡也频打算去的地方去。”[22]丁玲的这一要求与其说是出于对参与革命实践的向往，不如说是以这种方式来寻找精神出路。这一动机，不禁令人联想到她从事文学创作的初衷。
 
       “我那时为什么去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许多话须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这社会一个分析。”[23]
 
       晚年她在访问美国时也提到：
 
      “我于是在无其他任何出路的情况之下，开始写小说，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为文艺而文艺’，也不是为当作家出名，只是要一吐为快，为造反和革命。”[24]
 
       丁玲的这段自我剖析，不仅表明了她成为“作家”的原因，而且也透露了早期丁玲对“文学”和“革命”认识，如果从这个角度解读丁玲，仅仅以“五四”个性主义来概括早期丁玲显然是不全面的。无论是来自亲友和老师的影响，还是她早年在学校时参与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使她很早就对“革命”有模糊的向往。丁玲很早就接触了共产党员，如向警予、瞿秋白、李达，以及后来的冯雪峰。丁玲晚年提到冯雪峰时写道：“王三辛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那时实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我很怀念在上海认识的一些党员，怀念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我失悔离开了他们。那时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远离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频在内，都不能给我思想上的满足。”[25]包括之后胡也频倾向革命后，她在文章中回忆：“我看见那样年轻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的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我说不出地欣喜。”[26]早在二十年代，丁玲已经对“革命”产生了朦胧的向往，但她这时所向往的“革命”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而是更为广义的包含了个性解放和女性解放等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因此这个“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27]走向社会解放和大众革命几乎是必然的，不妨将“莎菲”与给予“莎菲”这一评语的茅盾笔下的“革命女性”相对比，显然有相似的“革命”冲动。但由于丁玲追求个性解放，不喜组织纪律的约束，加之对一些女共产党员的不满意、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反感，以及瞿秋白对她入党的不鼓励等等，种种原因使丁玲在1923年接触到共产党人时没有入党。丁玲后来回忆入党动机，剖析了她过去对“革命”的态度，“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28]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陷入了相似的苦闷、彷徨和无路可走，于是想去胡也频原本要去的地方——苏区，寻求精神的出路。最终，她虽然奉命留在上海未能成行，却促成了她在政治上的急速“左倾”和文学创作上的“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参与“左联”的实际工作代替苏区充当了她实现“革命”的具体方式。此后，丁玲积极参加“左联”活动，主编《北斗》，同时也参加“左联”的群众运动和实际革命活动。丁玲迅速“转变”、投身革命主要是出于理性思考的结果，从1922年初到上海接触共产党人开始到1931年主编《北斗》，她是“经过十年的思考和亲身经验而投到党的怀抱的”，而胡也频的牺牲只是进一步促成了她“转变”。[29]
       如果说丁玲第一次想去苏区出于现实的无路可走，遗留着“莎菲”时期的苦闷和绝望，只是盲目的向往革命。那么在经历了左联的实际领导工作、加入共产党和南京漫长的囚居生涯后，到陕北苏区去则出于自觉的政治意识、强烈的回到党组织的愿望。1936年初，丁玲积极做准备，打算“逃离南京，回归共产党的组织”。她写小说筹措稿费、送走母亲和孩子，“毫未想到将来有无再见机会，便积极设法找党。”[30]在丁玲积极的寻找下，终于通过鲁迅找到了党的关系，7月上旬的一天，在冯雪峰的安排下来到了上海，丁玲等待冯雪峰安排她去陕北苏区，却又一次遇到了阻力，潘汉年提出要丁玲回到南京，争取公开到上海做救亡工作。[31]潘汉年在1931年就对她提过做地下工作的建议，但当时丁玲坚持要去苏区。1936年丁玲仍然坚持要去陕北苏区，10月末，丁玲在聂绀弩的陪同下从上海到达西安，等待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期间潘汉年刚从陕北苏区出来，再一次建议丁玲不要去苏区，“我希望你能到法国去，那里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你是能发挥作用的……红军需要钱，你去国外募捐。”[32]但丁玲很坚持，“只要到陕北去，到保安去”，“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33]丁玲如此执着地要到陕北苏区去，并终身对共产党矢志不渝，用她的话讲，就是“几濒于死，但仍然飞向保安。”[34]如果理解她在三十年代这种对革命“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执着，就不难理解她晚年仍然不合时宜地发表的一些言论，这是由她从始至终就将革命看做个人解放、社会解放的实现方式，并将“革命”（政治）置于文学之上的观念所决定的。前往苏区，意味着她对自身政治身份的认同，丁玲不止一次表达她对于政治身份的执着，“作家是政治化的人”，“我首先是共产党员。”[35]丁玲在反复表达这类观点时，那应当是她真实的想法。
       正因如此，她在三十年代毫不犹豫地转向了“大众化”写作，丁玲侧重从主观立场上强调作家的“大众化”：
 
      “要产生新的作品，除了等待将来的大众而外，最好请这些人决心放弃眼前的，苟安的，委琐的优越环境，穿起粗布衣，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为他们，同时也就是为自己，大的自己的利益而作艰苦的斗争。”[36]
 
       丁玲前往陕北苏区，是她向往“革命”、走向革命实践的自觉选择，就丁玲对“文学”和“革命”一以贯之的认识而言，她并不执着于“文学”和作家身份，不论是三十年代初的转向，还是1936年“飞蛾扑火”般奔向陕北苏区，丁玲都是毫不留恋地抛却了以往的创作生涯，“文学”并不是丁玲的最终目的。因此，进入陕北苏区后，丁玲自觉地以文学为“器”，进一步将文学看做实现斗争目标的“工具”。在个人身份选择上，不满足当“作家”，几次拒绝了让她安心写作的建议，渴望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从战斗中获得创作源泉。许多论者将丁玲一生的遭遇解读为“政治异化”，哀叹她被政治所埋没的文学才华，其实低估了“革命”对丁玲的意义。
       然而，丁玲不仅是以“著名作家”的身份来到陕北苏区并进行一系列文学活动，而且这也是领导者对她的期待。潘汉年就曾希望她以“作家”的身份去巴黎为红军募捐，张闻天等领导人大多希望她安心写作，而毛泽东之所以亲自安排她到警卫团任职，也是期望她走进工农兵群众，成为真正的“大众化”作家。在丁玲进入革命实践后，她的政治理想与“作家”身份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正如毛泽东所说，丁玲身上具有的“名士气派”，让她难以真正进入革命队伍。这一矛盾正是丁玲文学创作中复杂性的根源所在。
 
                                                          三、“文艺”与“革命”的相向而行
 
        从丁玲陕北苏区时期的创作倾向来看，与她追求“革命者”身份相一致的是在文学创作上的自觉转变，尽管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显得粗糙、不成熟，但显然表现出了不同于“左联”时期的创作意图。就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倾向，不仅不同于“莎菲”时期的“五四”传统，与她在“左翼”时期的“大众化”写作也有些许差别。与她以往的作品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高度的政治自觉意识以及文艺为革命服务的观念。
       在丁玲推动下成立“中国文艺协会” 后，《红色中华》文艺副刊《红中副刊》第一期刊登了《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丁玲的《刊尾随笔》以及毛泽东、洛甫等领导人的演讲词，可谓陕北苏区时期对“党的文艺”的性质、任务和方向的一次总结。其中提到“中国文艺协会”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训练苏维埃政权下的文艺工作人材，收集整理红军群众的斗争生活各方的材料，创作工农大众的文艺小说，戏剧，诗歌……在全国则联络团结各种派别的作家与文艺工作者，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扩大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领导。”[37]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致演讲词，提出了“文武双全”的策略，将文艺视为当前革命任务的“文的”方面与“武的”军事并称。[38]毛泽东这一文艺思想可谓延安时期《讲话》的先声。丁玲不仅在《刊尾随笔》表达了类似的以文艺为革命的“另一样武器”的观点，而且在革命阵营里自觉践行“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不仅体现在她对进入革命队伍的渴望，革命实践与文学活动的合而为一，同样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无论在观念接受上，还是实际活动中，丁玲此时的文学实践都似乎更接近《讲话》对“作家”的要求。
       但出乎意料地是，作为丁玲转变的结果，丁玲在1939年到1942年间并未沿着陕北苏区时期的方向，而是创作了一批明显带有批判色彩的小说、散文和杂文，这些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延安以及解放区各方面现实问题的揭露，包括妇女解放、个人与集体的冲突、农村落后的传统思想、延安战时社会的种种不平等，等等。这正是丁玲的问题所在，这表明丁玲试图以“革命作家”进入革命实践过程中，双重身份之间的裂缝进一步扩大了，她在前线以及警卫团任职期间难以真正融入集体的困惑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日益显著。这表明丁玲在此时没有如她所愿实现“文学家”到“革命者”的转变。相反，她疏离了陕北苏区时期的文学方向，重新转回“五四”和鲁迅传统，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文学家”的立场。这与其说是“革命”与“政治”的冲突，不如说是“文学家”与“革命者”交锋的结果。这与她对文学、革命和政治的独特理解有关，文学、革命（理想）和政治（实践）的复杂纠葛构成丁玲独特的文学观和革命观，在深层上决定了她以“革命作家”身份进入革命实践，而这种进入革命的方式又反过来规定了她在“文学家”与“革命者”之间的尴尬境遇。
       丁玲的文学观，概括而言，就是文学只是她借助实现自我价值的“器”，她对于文学没有执着的观念。反过来看她对“革命”的理解，显然，丁玲对“革命”的理解与通常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中的“政治”并不完全等同。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写道：
 
      “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的反叛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
      “我那时把革命与文学还不能很好地联系着去看，同时英雄主义也使我以为不搞文学专搞工作才是革命（我的确对从实际斗争上退到文学阵营里来的革命者有过一些意见），否则，就在文学上先搞出一个名堂来。”[39]
 
      丁玲早期将“革命”理解为广义的“社会革命”，其中包括个性解放，这是许多从“五四”成长起来的青年对革命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她早期对“革命”和“文学”的看法，与当时一般的左翼文学青年有所不同，她将“文学”与“革命”对立起来，并不将文学创作看作“革命”的活动。因而对那些从“革命实践”中退出来从事“革命文学”的革命青年有所不满，这与鲁迅有相近之处，鲁迅曾对革命文学家提出批评：
 
      “‘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40]
 
       三十年代初，丁玲对“革命”和“文学”关系的认识有了变化。一方面，共产党开始注重“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一方面胡也频等文学青年投身革命，使得丁玲改变的看法，认为文学可以成为推动革命的武器，如前所述她认为文学的任务就是推进社会革命。
       这里不妨先引入鲁迅对于文艺、革命和政治三者关系的认识。
 
      “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41]
      “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42]
 
      “左联”时期，丁玲“把文学与政治看作是统一的关系，也就是说，她把文学视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手段，因此她才投身“左翼”的政治活动，投奔解放区”[43]。丁玲将作家视为“带有特殊性的艺术任务的战斗员”[44]，摒弃了早期对“革命”与“文学”的对立认识，在“左联”时期以“作家”的身份从事“革命”，将“文学”和“革命”看作是一体的。
       竹内好认为鲁迅有“永远的革命者”[45]的品质，鲁迅认为“不安于现状”的“革命”与“文艺”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倒是与“安于现状”的“政治”是对立的。在此意义上，丁玲对“革命”的理解近于鲁迅，是作为一种“理想”和“信念”，具有与“文学”相似的“不安于现状”的品质，或者可以理解为批判的品质。因此，冯雪峰在分析丁玲作品前后转变时，认为丁玲早期作品中即蕴含着“革命”的意义，“恋爱热情的追求是被‘五四’所解放的青年们的时代要求，它本身就有革命的意义，而从这要求跨到革命上去是十分自然，更十分正当的事。”[46]丁玲一开始就将“革命”与个人解放、女性解放联系在一起，“革命”之于丁玲带有更多的理想色彩。因此，她在陕北苏区时期出于对革命理想的渴望，而真诚地希望成为一名“革命者”，将革命实践与文学活动融合起来。
       丁玲从战地回到延安后显示出来的批判锋芒，与其说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女性主义与国家民族、文学与政治的冲突，不如说她是秉承了鲁迅先生的“革命性”，重新回到了“文学家”立场，以不满于现状的“革命”去关照延安战时政治环境。
 
       “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监督，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相连结着的。”[47]
 
       正是丁玲对鲁迅先生这一批判性思维的继承，使她在经历了“文学家”与“革命者”冲突后，并没有沿着“文学”为革命“武器”的道路正面宣传革命和政治，反而转向在革命阵营内部发出批判的异声。
       这是丁玲继承“五四”传统，继承“鲁迅精神”的一面。但是，促使丁玲走向革命实践，希望以“革命者”取代“文学者”身份的恰恰是丁玲与鲁迅在这一问题上的隔阂。鲁迅始终认为文学是“无力”的，“文学固然有与革命性相关的一面却不能直接转化为革命或作为实际革命的替代品”[48]。尽管鲁迅认为“革命”与“文学”有相似的品质，但仍然将“文学”与“政治”放在二元框架里进行阐释，“把文学看作是对政治是无力的”[49]，而“革命”作为一个含糊的词语，既可能像“文学”“不安于现状”，也可能在革命实践中蜕化为“政治”。与此相反，“文学”、“革命”、“政治”在丁玲这里并不存在这种二元对立关系，丁玲从“革命理想”和“革命信念”出发，将革命实践视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即使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去解读丁玲的作品，也不得不承认，“丁玲认为革命实践是解放个人问题，特别是资产阶级妇女个人问题的办法。”[50]在丁玲的革命实践中，“文学”不是“无力”的，而是“有用”的，甚至是具体的进入革命的唯一方式。丁玲将“革命”视为“追求真理”，经过三十年代的抉择，将真理具体落实在了“共产主义”这一具体指向上，促使她最终从革命理想走向了革命实践。但鲁迅所认同的“革命”却是拒绝“真理”，他拒绝任何终极目的，“无”才是他的核心。换言之，鲁迅质疑和批判一切，包括“革命”本身，包括自身。丁玲却“飞蛾扑火”，终身以“共产主义”为信仰，这使得她在延安前期的批判力度远远没有达到鲁迅的深度。
       对于丁玲在进入革命队伍后遭遇的“文学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冲突，鲁迅在“革命文学”兴起之时就有所预见：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到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51]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52]
 
       鲁迅在1927年谈到的问题，正是丁玲进入陕北苏区所面临的困境，要创作真正的“革命文学”，仅仅作为“革命作家”是不够的，必须进入革命队伍成为“革命人”。丁玲从进入革命队伍开始，就自觉地弥补“文学家”与“革命者”之间的裂缝，进行“革命作家”到“革命人”的转变，但丁玲对文学、革命和政治的独特理解使得她转变的这一过程不断出现反复，直到1942年《讲话》以政治命令的方式帮助她实现了真正的转变。
       丁玲所经历的“文学家”与“革命者”的冲突是“革命作家”进入革命阵营后普遍遭遇的阵痛，具有典型性。相当一部分从“五四”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在走向革命实践后都面临着“文学家”与“革命者”的内在冲突，最终他们在政治的外力下经思想改造消弭了这一冲突，完成了“革命文学家”到“革命人”的转变。如果立足丁玲在陕北苏区时期的文学转向来思考丁玲的转变过程，可见丁玲在《讲话》之后真诚地自我改造接续了她在陕北苏区时期的方向，在“文学家”与“革命者”交锋中最终倾向了“革命者”，放弃了“文学家”的立场，丁玲在陕北苏区时期的自觉转变可谓《讲话》后知识分子自我思想改造的预演。丁玲在走向革命实践初期所经历的“文学家”与“革命者”的冲突，使得她在四十年代初转向革命阵营内部发出批判，而她自觉的“政治意识”则为她在《讲话》后的真诚转向埋下了伏笔。通过对丁玲陕北苏区时期文学活动和创作分析，或许能够提供一个不同视角关照左翼作家转变的心理过程，以此为“五四”新文学经“左翼”过渡而最终走向“延安文艺”这一新的文学规范提供一些线索。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注  释：
[1] 李杨：《“革命”与“有情”——丁玲再解读》，《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第195-206页；《“右”与“左”的辩证：再谈打开“延安文艺”的正确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第1-19页。
[2] 李杨：《“革命”与“有情”——丁玲再解读》，《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第195-206页。
[3]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1月，为了具体领导西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陕甘宁晋苏区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中共中央与1935年11月7日至1936年6月21日驻地瓦窑堡，1936年7月3日至1937年1月13日驻地保安，之后进驻延安。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苏区”主要指1935年10月到1937年9月这段时期。
[4] 丁玲：《我怎样来陕北的》，张炯主编《丁玲全集》（5），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5] 转引自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页。
[6] 丁玲：《我怎样来陕北的》，张炯主编《丁玲全集》（5），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130页。
[7] 朱正明：《丁玲在陕北·女战士丁玲》，每日译报社1938年版，第34-35页。
[8] 朱正明：《丁玲在陕北·女战士丁玲》，每日译报社1938年版，第32页。
[9] 朱正明.《〈红色中华〉报文艺附刊的一些情况》，《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第240-241页。
[10] 《红色中华》第312期，1936年11月23日。
[11] 《红色中华·红中副刊》第1期，1936年11月30日。
[12] 丁玲：《到前线去》，张炯主编《丁玲全集》（5），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3] 王增如，李向东编：《丁玲编年长谱》（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14]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页。
[15] 朱正明：《丁玲在陕北·女战士丁玲》，每日译报社1938年版，第59页。
[16] 丁玲：《读生活这本大书》，张炯主编：《丁玲全集》（8），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7页。
[17] 也有说法是因为要参与编辑《红军长征记》和中国文艺协会的工作离开警卫团，见蒋祖林《丁玲传》第2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但参考丁玲的回忆文章和《丁玲编年长谱》等著作，应为丁玲主动请调离开。
[18] 任天马：《集体创作和丁玲》，天行编：《丁玲在西北》，华中图书公司发行1938年版，第9页。
[19]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20] 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张炯主编：《丁玲全集》（6），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21]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张炯主编《丁玲全集》（6），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22] 丁玲：《回忆潘汉年同志》，张炯主编：《丁玲全集》（6），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23]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91页。
[24] 丁玲：《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张炯主编：《丁玲全集》（8），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25] 丁玲：《致白滨裕美信》，张炯主编：《丁玲全集》（12），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
[26]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张炯主编：《丁玲全集》（9），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27] 茅盾：《女作家丁玲》，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页。
[28]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张炯主编：《丁玲全集》（6），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29] 蒋祖林：《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页。 引文出自丁玲《解答三个问题》，张炯编《丁玲全集》第7卷。
[30]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124-128页。
[31] 王增如，李向东编：《丁玲编年长谱》（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32] 丁玲：《回忆潘汉年同志》，张炯主编：《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210页。
[33] 同上：第210页。
[34]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张炯主编：《丁玲全集》（6），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35] 丁玲：《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张炯主编：《丁玲全集（8）》，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36] 丁玲：《对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张炯主编：《丁玲全集》（7），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37] 《红色中华·红中副刊》第1期《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1936年11月30日。
[38] 《红色中华·红中副刊》第1期，1936年11月30日。
[39]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张炯主编：《丁玲全集》（9），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8页。
[40]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0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
[41]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07，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42]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07，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43] 田刚，杨文学：《“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延安时期丁玲的精神蜕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48-58页。
[44] 丁玲：《作家与大众》，张炯主编：《丁玲全集》（7），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45] （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6页。
[46] 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页。
[47] 丁玲：《我们需要杂文》，张炯主编：《丁玲全集》（7），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48] 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
[49] （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9页。
[50] （美）白露：《〈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孙瑞珍，王中枕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页。
[51]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0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52] 鲁迅：《革命文学》，《鲁迅全集》0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