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与青少年时期的丁玲

                            廖  帅  郑美林  

从7岁半到18岁，青少年时期的丁玲曾两次求学省城长沙。古城长沙的青石板路，前前后后3年半的时光里，留下了她稚嫩与青葱岁月的足迹。作为丁玲早年学生时代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长沙对强化丁玲独立勇敢的性格、培养其文学兴趣素养、启蒙其革命思想均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强化独立勇敢的性格

弗洛伊德认为，家庭关系和早期经验对儿童人格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儿童早期父母对儿童的管理方式是日后儿童形成健康人格的关键，在笔者看来，正是幼时的长沙生活经历培养、强化了丁玲独立勇敢的生活态度。丁玲虽出生在封建望族家庭，但偌大的家业传至父亲手中时，已是强弩之末，而丁玲4岁失怙，父亲留下的巨债，使她不得不寄居在舅舅家。察言观色，自我防卫成为敏感性格的表征。在自传体小说《母亲》中一段描写小菡弟弟的句子，“他时时都不忘记防卫自己，他防备着厉害的回击那些敢来侵犯他的人”[1]毋宁说描写的是幼年时的弟弟，不如说是幼时丁玲的写照。然而，敏感细腻并非丁玲一生的主色调，独立勇敢在丁玲的一生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而这一性格的养成和强化与丁玲求学长沙的经历密不可分，当然也离不开丁母坚毅的性格和追求进步的言传身教。

丁玲能两次来省城长沙学习，均得益于母亲的远见与坚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余波震及常德，其时，丁母就读的常德女子师范速成班停办。一心求学，不顾俗世眼光的丁母“私衷急欲读书，于是函约诸友，自借款登轮，赴都会。”[2]一路奔波，丁母携一双儿女终抵长沙，闲居数月，直至1912年5月12日，“只等新创第一女师开学，方才考入”，“女在小学部二年级读通学”[3]（丁玲回忆为“一年级”）[4]。《丁母回忆录》中所提的新创第一女师，正是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其时首任校长为革命教育家朱剑凡先生，其后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正是丁玲第二次来到长沙就读的学校。丁玲小小年纪（7岁半），已远离家乡，和母亲与弟弟在长沙过着艰苦的求学生活，母亲的艰难处境也使得丁玲早熟而独立。当丁母因为没钱不得不辍学去常德任教，暂留丁玲一人在长沙就读时，“我说一句他应一句”，“跳跳蹦蹦的进了教室”[5]没有慌张害怕，没有依依不舍，丁玲在至亲未在身边的时候，虽感受到了孤独和寂寞，但却勇敢地承受了下来，独自寄宿在幼稚园的时光，“每天放学回来，幼稚园里静悄悄的，我常独个留连在运动场上，坐会儿摇篮，荡会儿秋千。这时，向警予阿姨就来看我了，带两块糕，一包花生，最好的是带一两个故事来温暖我这幼稚的寂寞的心灵”[6]。其母也夸自己的女儿：“事事明白而不显露，行止大异常儿，凡看见他无不夸奖一个好孩子”[7]。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时在桃源女师就读的学生丁玲学着省城女子剪发的做法剪掉了长长的大辫子，留着齐耳短发，这在当时是非常勇敢之举。长沙先进的思想和开放的风气吸引着少女丁玲，丁母也注意到了女儿的新变化：“她觉得一个人要为社会做事，首先得改革这个社会，如何改革这个社会是今天必求的学问”[8]。至于是谁最先提出到周南女子学校求学的问题，在丁玲前后的回忆录中存有差异[9]，但丁玲得到母亲支持，敢于和舅舅一家据理力争，解除包办婚姻，坚持赴长沙求学的独立意识得以强化。

1920年秋，丁玲考入周南女子中学，这所于1905年由朱剑凡“毁家兴学”创办的女校，把教育救国与民族革命，妇女解放思想有机结合，短短十余年，四更校名，由周氏家塾（1905）——周南女学堂（1907）——周南女子师范学堂（1910）——湖南私立女子师范学校（1912）——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1916）。周南女子中学以启迪民智为前提，以解放女禁为先导，据此确立了“教育救国，谋求女性振兴”的办学宗旨和“诚、朴、勇”的校训[10]。待丁玲入学时，已很有名气与声望。周南女中的校长朱剑凡先生是丁母在长沙第一女师读书时的校长，学校管理员陶斯咏是丁母的同学。在这里，丁玲受新民学会成员、周南女中老师陈启民影响深远。

在周南女中读了一年书后，因不满校方日趋保守，丁玲于1921年暑期从周南女中退学，到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参与补习班，同年秋季进入长沙岳云中学学习。读了半年书后，1922年寒假，丁玲回到老家常德，受到昔日桃源第二女师校友王剑虹的鼓励，决定放弃半年后就可以拿到的中学文凭，1922年2月跟着王剑虹等人去上海平民女校学习，开启了她跌宕起伏但矢志不渝、追求理想的人生传奇[11]。

                        二、培养文学兴趣

丁玲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作家，其文学素养的培养离不开幼年时期母亲的熏陶，更离不开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对丁玲的文学启蒙。

从小，丁玲便接触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7岁时，丁母便教她读《古文观止》，不久，她不但熟读了《论语》和《孟子》，还能随口背诵几十首唐诗宋词。她“在三舅父家后花园的藏书楼上，阅读了外祖父留下的大量书籍，包括《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等小说，《再生缘》《再造天》等唱本，骈体文的《玉梨魂》等”[12]，这为她以后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算数（现在叫数学）是我最喜欢的课，作文得八十分。我不怎样，但数学如果得了九十八分，我就得流眼泪，恨自己疏忽了[13]”，她最初喜欢的科目不是语文而是数学，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并没有概念，而当初读那么多书只不过为了学习和打发时间。

丁玲对文学创作真正产生兴趣得益于周南女子学校的国文老师陈启明的慧眼识珠，他是新民学会的一员，亦是毛泽东的同学，曾一手创办了船山文学社。丁玲参加周南女子中学的插班考试，便是在陈启明的监考下批准进入二年级学习。“我简直高兴极了，我认定了这是个好老师。”[14]师生深厚的情谊在此结下，在丁玲于周南女子中学就读的期间，陈启明敏锐感知到了丁玲的才情，夸奖她那篇把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改为白话文的作文很好，说有《红楼梦》的写法，并借书给她看，推荐她阅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以使文章更为雄浑。丁玲在他的鼓励下，于本学期写了三本作文和五本笔记本，甚至于扭转了语文和数学在心中的分量：“我对文学发生了真正的兴趣，而对数学却敷衍了事[15]”。

在陈启明的影响下，丁玲读了许多新小说、新诗，比如胡适的文章、诗歌《尝试集》和他的翻译小说，康白情的诗，秋瑾的诗，翻译小说《最后一课》《二渔夫》等，这些作品符合当时中国的情境，因此丁玲深受启发，不仅“写过诗、散文，还写过一篇小说。有两首小诗刊载在陈启民等编辑的《湘江日报》上”[16]。在此期间，丁玲不仅受陈启明影响阅读新式作品，还涉猎了许多外国小说，如《茶花女》《悲惨世界》《曼郎摄氏戈》《三剑客》《钟楼怪人》等，这极大地打开了丁玲的阅读视野，使其具备了展望世界的眼光。在离开长沙去上海前，丁玲还特意去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购买了一本新出的郭沫若的《女神》，“她爱不释手，《凤凰涅槃》和《湘累》能背诵如流，尤其对凤凰为了新生须要经过自焚的痛苦过程，印象尤深”[17]。虽到上海后，丁玲对拜访崇拜的偶像郭沫若的印象不尽人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女神》的浪漫风格与革命热情让丁玲感受到张扬、叛逆的五四新文化精神气质。

陈启明对丁玲文学素养的培养无疑是深刻的，1921年夏，当陈启明等进步老师被周南女子中学开除时，丁玲因不满校方行为与一些进步同学愤而退学。1954年，当已赋盛名的丁玲路经长沙时，还特意拜访正在湖南大学任教的陈启明，并谦逊地向老师请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甚至于多年后丁玲回忆恩师时，还记得“陈启民老师教我们读都德的最后一课，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等时的光景”[18]1982年11月，当78岁的丁玲精神洋溢地重回母校探望，面对母校的师生代表时，她深情地说道：“我在周南是一个启蒙阶段，周南在政治上培养了我的革命趋向，但文学上也孕育了并加深了我的爱好，可以说是周南引导我走向了文学创作的道路。”[19]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沙周南女子中学为丁玲日后成为一名出色的文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革命思想的启蒙

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城市，在20世纪初汇聚着大量的先进思想、科学主张，更涌现了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等一批早期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丁玲就读的长沙周南女子学校，正是作为桥梁，沟通着丁玲与革命的道路。

首先是接受女性解放思想的熏陶。周南女子中学的校长朱剑凡因自身庶出关系，从小便对弱者心存同情，特别是对中国苦难深重的广大妇女。从日本留学归来后，朱剑凡取《诗经·国风·周南》之意，宣扬“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乐得淑女，培养贤才”[20]，创办了周南女子学校。校长提倡学生民主自治，在严苛的学习之余，“本三民主义的精神，养成会员在学校以内的自治生活，并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群育之发展为目的，外又组织民众学校，以设施国民教育，帮助社会之进展，次之有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努力抗日工作，励行经济绝交，为政府之后盾，救民族之危亡”[21]。并相继创办刊物《周南学生》和《女界钟》，刊登学生创作，着力于宣传妇女解放、经济独立、婚姻自主等议题。

丁玲的老师陈启民便是《女界钟》的编辑，他不仅培养了丁玲文学创作的兴趣，更是不断向自己的学生传递“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思想，新主张，把《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介绍给学生看，“我常常读他（陈启民）划了红圈圈的一些报头文章和消息，这都是外边和省城的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我为他所讲的那些反封建，把现存的封建伦理道德都应该翻个格的言论所鼓动。我喜欢寻找那些‘造反有理’的言论，我对自己出生的那个大家庭深感厌恶。因此，我喜欢看一些带政治性的，讲问题的文艺作品。”时在周南女子中学读书的丁玲显然深受鼓舞，“我在这种空气中，自然也变得有所思虑了，而且也有勇气和一切旧礼教去搏斗”[22]，丁玲主动在离开周南后转入“开男女同校之先路”的长沙岳云中学就与丁玲在周南女子中学接触的妇女解放思想分不开。

其次是丁玲亲身参与了“驱张”等社会政治活动。1918年4月17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蔡和森家中成立召开新民学会，吸引了不少周南女子中学的师生。至1920年，“新民学会共有会员74人，其中周南师生20人，女会员19人，其中周南14人。”[23]其中2位女性周敦祥和陶毅还是新民学会的领导成员，丁玲的恩师陈启明亦是会员，周南女子中学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新民学会活动的重要地点之一。丁玲虽未加入新民学会，却与新民学会始终保持密切的关联，在此期间，她与师友共进，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包括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反对军阀赵恒锡的斗争等。其中有一次，她们还为要求湖南省议会接受男女平等和女子有承受遗产权的提议，包围了省议会大厅，用旗杆追打企图逃跑的议员，最后迫使议会不得不表面上采纳学生的提议。

第三，丁玲在长沙两次聆听罗素、杜威等名家学术讲演。“在周南女中，还参加了两次社会活动。第一次是英国著名教育家罗素来华讲演。他在长沙青年会讲过几次。我每次去听。”[24]1920年10月底至11月初，湖南省教育会主办中外名人学术讲演大会，邀请了在中国讲学的杜威、罗素，以及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先后在遵道会、第一师范学校、省教育会坪、女子师范学校，周南女子中学等进行了40多场讲演，长沙《大公报》持续跟踪报道了这次盛会。杜威在长沙停留9天时间，所讲内容围绕教育问题展开，罗素因行程问题虽只在长沙待了2天，但其讲演却引起了全国关注，他的《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为例，为当时为中国前途苦苦思索的青年人提供了重要参考，比如当时也去听演讲的毛泽东。“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异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25]罗素主张改良的、教育的，温和的共产主义，不赞成“阶级战争”和“平民专制”，认为中国的首要的事情是兴办教育和发展实业。而这点在当时的丁玲看来，虽然“并不给我多少印象”，但也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丁玲的眼界和思维。在她晚年写给孙女胡延妮的信中，丁玲回忆起当时自己和这次演讲中结缘的第一女子师范的同学，互相探讨教育问题[26]。

丁玲在长沙求学期间受到革命思想的初步启蒙，她意识到革命要有所行动。当她离开长沙进入上海、南京、北京这些大都市，对她个人成长触动最大的依然是共产党人，比如向警予、瞿秋白等人，尽管当时她对现实生活中个别浮夸的共产党员有些意见，但她对这些人是佩服的，这使得日后丁玲尽管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甚至在丁玲1930年代初加入左联后，相当一段时期并未放弃个人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观点的情况下，当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白色恐怖的残酷杀戮中顽强兴起时，丁玲仍毅然踏着亡夫胡也频的脚步，积极左转，成为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的代表人物并一度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综上所述，从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小学部到周南女子中学，从“驱张运动”到长沙青年会，长沙这片充满热血的土地不仅塑造了丁玲独立勇敢的性格，培养了丁玲写作的热情，更作为丁玲革命思想的启蒙之地，为丁玲今后走向文坛、走向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均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  释：

[1] 丁玲著，张炯，蒋祖林，王中忱编：《丁玲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

[2] 丁玲著，张炯，蒋祖林，王中忱编：《丁玲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3] 丁玲著，张炯，蒋祖林，王中忱编：《丁玲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4] 丁玲著，张炯，蒋祖林，王中忱编：《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5] 丁玲著，张炯，蒋祖林，王中忱编：《丁玲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页。

[6] 丁玲著，张炯，蒋祖林，王中忱编：《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7] 丁玲著，张炯，蒋祖林，王中忱编：《丁玲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页。

[8] 丁玲著，张炯，蒋祖林，王中忱编：《丁玲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9] 她（丁母）说：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要进步的多，那里面有新思想。——《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丁玲全集》第5卷，第263页）。“我向妈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转学到周南女子中学去。”——《致胡延妮》（《丁玲全集》第11卷，第249页）。“女向吾说，不愿居师范，欲到省会考中学。”——《丁母回忆录》（《丁玲全集》第1卷，第306页）

[10] 《本校历略及复兴计划》，参见《周南女中（四十二周年纪念）》1947年五一特刊，第3—4页。

[11]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12]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13]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14] 丁玲著，张炯，蒋祖林，王中忱编：《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250页。

[15] 丁玲著，张炯，蒋祖林，王中忱编：《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251页。

[16] 丁玲著，张炯，蒋祖林，王中忱编：《丁玲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264—265页。

[17]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18] 丁玲著，张炯，蒋祖林，王中忱编：《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年版，第252页。

[19] 王昀：《周南女校与丁玲》，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4页。

[20] 毛捧南：《朱剑凡及其教育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b黄益德：《本校学生》，见《周南季刊》1932—1933年第133期。c丁玲著，张炯，蒋祖林，王中忱编：《丁玲全集》第5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64页。

[21] 韩文滨：《参加新民学会的周南师生》，见《春晖芳草（1905—2005）》，周南中学校友会编印，内部出版物，2005年版，第22页。

[22] 丁玲著，张炯，蒋祖林，王中忱编：《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255页。

[23] 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年1980年版，第103页。

[24] 丁玲：《致胡延妮》，见《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