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条

丁玲“写家事”与士绅家史

　　　熊  权  张  弛   

在已有研究中，早期丁玲被定位为言说个性主义、女性主义而闻名的作家。发生“左转”之后，研究者主要在革命文学视野下阐释其人其作，如剖析政治/个性的冲突、探究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等。值得注意的是，丁玲作为曾经的传统世家子弟，对士绅阶层有忍不住的关怀。晚清以降，士绅阶层随着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发生分化流动，直至走向消亡。丁玲以文学反映士绅阶层嬗变的历史细节，融入作为“绅士阶级逆子贰臣”的身世之感，留下对传统转型的独特思考。已有研究对丁玲与士绅历史文化虽有关注，但散见于生平资料的收集整理、文本解读等，[1]这一议题还有拓展深入的空间。

临澧蒋家和常德余家是丁玲出生、成长之地。清末民初，蒋余两大家族的人事变动反映了士绅阶层在近现代中国的命运走向。丁玲的父系蒋氏家族逐渐没落，而母系余家后代，尤其是身为女性的丁母，尽力趋新求存。在丁玲生命的前十几年中，她见证了父母、舅父、伯父等在时代变局中的不同遭际，产生爱、憎、同情等复杂感情。正如丁玲自言：“我的家庭本身就是一部有丰富内容的小说。”[2]

一、没落与新变：对蒋、余家族的不同记忆

丁玲原名蒋冰之，受“五四”时期“废姓”潮流影响才改名换姓。丁玲的父系蒋氏、母系余氏在湖南当地都是世家大族。随着清王朝衰亡、科举制度废除，蒋余子弟都丧失了读书取仕的进身之阶，家族人事变迁给童年、少年时代的丁玲造成巨大震荡。基于现实生活经历，丁玲对蒋余两家的记忆、讲述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蒋氏一脉黯然没落，余氏则力求新变、焕发出新鲜活力，二者形成鲜明对照。

丁玲父亲蒋保黔所在的湖南安福蒋家，自明朝以来就是当地大家族。民国三年，安福县改称临澧。据临澧县志记载，蒋家为清朝三个半财主之一。[3]安福蒋家先祖是明朝初年平苗有功的武将蒋官一，他安家于湘黔之交界处，子孙繁衍。清代蒋家政治地位虽然不如前朝，但积累了大量财富、田产。及至康乾年间，蒋家开始开设当铺、兴办钱庄，其典当业一度垄断湘西北。丁玲所属这一支为渥沙溪蒋家，其肇基祖蒋光清是乾隆年间官吏，由于他留着浓密的黑胡子，人称“黑胡子老爷”，渥沙溪这一带的蒋氏祖产也被称为“黑胡子冲蒋家大屋”。在蒋光清以后，黑胡子冲的族人每一代都有士子通过科举取仕。丁玲曾在回忆录中提到，由于蒋家是望族，安福县每年在正额以外，都会留两个秀才名额给蒋家。[4]丁玲的几位近祖，都是通过正额考取功名。她的曾祖父蒋徵瑞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考中进士，后以二品官的官衔督办财赋方面的事务。[5]祖父蒋定礼的应试之路因清王朝的内部动乱颇受影响，他考取拔贡后本应赴京应朝考，但由于太平军与清军鏖战导致南北交通梗塞，致使失去了这次机会。蒋定礼直到十年后再次参加乡试，被擢升为补知府。

蒋定礼的第三子蒋保黔，即丁玲父亲，则成了社会时势转移之下的牺牲品。他十五岁便考上秀才，但由于清政府废除科举无缘乡试。黑胡子冲蒋家在这时也已现颓势，从外部看还有大族气派但内里却被蛀空：“女则研究刺绣，专务装饰。男的嗜好尤多，争竞外排场。子弟取得一青襟，则弃书本矣。族丁数千口，生产日繁，无一顾忌者，其所谓梦生醉死者。”[6]进入20世纪，曾经“诗礼传家”的蒋家已无多少人读书，丁玲的二伯父蒋保川属于其中一个另类。丁玲在《遥远的故事》中讲述了二伯父的故事：他自幼好学，性情孤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然而几次参加举人考试都因腹泻不能完篇，他怀疑自己遭陷害，悲愤之下出家，从此云游四方，只偶然返回一两次。科举改废后新式教育蔚然成风，丁父保黔有意追随潮流，也曾东渡日本留学。但由于家族难以负担学费，再加上体弱多病缺少毅力，他留学半年后便放弃。尽管保黔留学无果，总算走了读书的正道，而有的蒋氏后人偷窃家里粮仓、做了土匪，其女眷沦为“破鞋”。从蒋家子弟的人生走向可以看出，士绅家族的命运完全依附于王朝的命运，具体说来完全取决于科举这项基本制度。一旦科举制度废除，士绅阶层便难以为继，拥有的各种特权也不复存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人出身由父系家族决定。但丁玲在父亲去世后便随母亲迁居武陵，与蒋氏相对疏远。“武陵”是常德旧称，相较于临澧，丁玲对这里更有归属感。蒋氏子弟颓废没落，父亲去世后族中叔伯上门逼债、侵夺孤儿寡母资产给丁玲留下憎恶印象。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母亲、舅舅坚韧好学，给余氏家族注入新鲜活力，也给丁玲带来新的人生视野。

丁玲外祖父余泽春早年考取拔贡，后在云南多地任知府，官从四品。“太守”为知府别称，余泽春自认为太守公。“太守府”在丁母余曼贞的儿时回忆中是一个开放式环境，既包含余泽春在祖籍常德的府宅，也包含他在云南任上的府宅。丁母在回忆录中将自己30岁以前的人生概括为“繁华梦”，前半生的所有美好记忆都与两座太守府相关。余家作为官宦世家家风良好，余泽春之父一生中门生众多，每年冬季赴京考试者都有百余人。他的妻子即丁玲外祖母一直都自己烹饪缝衣，生活简朴，子女们也均着布衣。余府虽有仆役，但各有职责，小孩子们是不能使唤的。不论是在常德还是在云南，余府都设有两间书房。余泽春在此处教习子女，规定等闲人不许进入。

尽管家教严格，但丁母的童年生活并不单调。不同于其他未出远门的闺阁女儿，她十岁时便跟随家人从常德来到云南，与任上的父亲相聚。一路南下地势渐险，风俗迥异。她见识了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花草，还看见许多穿短裙、戴银项圈的苗人。到达云南后，丁母的玩伴众多，常与伙伴游荒园探险。由于大人们都有事要忙，无暇顾及小孩子，丁母及其伙伴便成了“一班小神仙”。丁母十三岁时，余泽春卸任太守，全家才由云南返回湖南。余泽春夫妇将小女儿视为掌上明珠，她常常伏于母亲膝头，听父亲讲述圣贤遗迹。丁母健谈、爱与人结交，若家中宴客亲友，必让她侍坐陪饮。父亲赏花时，她便举杯相陪，“量可饮雕花七八斤”。丁母在1942年创作回忆录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但当回忆起幼时在太守府的时光时笔尖含情，笔触宛若小儿女，可见温情的家族生活是丁母牢固的情感依托。

丁玲父亲去世后，已经30多岁的丁母不顾世俗眼光，决议离开夫家求学：“社会上有先觉者，欲强家国，首先提倡女学。因女师缺乏，特先开速成女子师范学校……阅后雄心陡起，我何不投考，与环境奋斗？自觉绝处逢生，前途有一线之光明。决定将一切难关打破……即携子女，一肩行李，凄然别此伤心之地，一路悲悲切切，奔返故里。”[7]丁母先后在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她先后就职于常德桃源女校，常德女子高级小学，还创办了女子俭德会以及附属学校。丁母由于在教育、社会事务方面的贡献，成为常德妇女界的领袖。在她的组织、推动下，当地的平民女校、工读女校逐步发展。

除了母亲，丁玲在余氏亲族中与三舅余笠云最为亲近。1909-1915年，丁玲随母亲在三舅家中陆续居住了六年。从人伦亲情的角度来说，三舅是丁玲的“补位父亲”；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三舅是丁玲书写民国新绅的“模特”。余笠云与丁父蒋保黔本是好友，十多岁时也考中秀才，后来两人结伴日本留学。保黔无奈中止学业后，余笠云继续求学，归国后在当地提倡女学。他与他人共办常德女子师范学堂，帮助丁母余曼贞入学，也可以说间接为幼年丁玲开启了新的人生契机。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余笠云的前半段人生凝聚着集体性的历史经验。1898年，清政府谕令各省改革学校制度，湖南当局积极创办新式学堂。为培养新式人才，湖南巡院于1902、1903年共派遣33人前往日本留学。这些人都曾获得举人、贡生、生员的功名，属于下层士绅。[8]由于官方的推动作用，再加上留学日本具有“路近费省文同”的优点，有不少士绅选择私费留学，湖南留日学生运动由此形成热潮。以小小的临澧县为例，1902-1924年出国留学的33人之中，有25人都是去往日本。他们大多就读于岩仓铁道学校、法政大学、陆军士官学校、弘文学院、早稻田大学。[9]从“秀才”、“举人”到“留学生”，不仅意味着身份的转变，更意味着思想的转变。这些留日学生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迅速发展，很快产生了反清排满思想。在清末民初的留学潮流中，余笠云得时代风气之先，成为士绅转型的一员。

二、为母亲作传与描画士绅女眷新路

在丁玲笔下，《母亲》《梦珂》《过年》以及散文《遥远的故事》《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等，都关涉家族记忆。虽然丁玲曾与友人说起父亲慷慨赠马、行医乡里的事迹[10]，但创作中很少正面提及蒋家人物。她主要以母亲、三舅为原型，塑造出过渡时代的士绅“新人”。

丁母对丁玲的影响，体现在性格志趣、社会交往等各个层面。成年丁玲考虑写家族题材小说，首先想到的就是以母亲为原型：“《母亲》是真人真事，但写成文学作品还需要提炼”[11]。小说主人公曼贞与丁母同名，描绘新旧交替的社会面貌，也留下士绅子弟求变种种。《母亲》里的曼贞裹了小脚，一开始不愿意上体育课，受到同学夏真仁（原型为向警予）的鼓励才开始跑步，并且在同学们的影响下开始放足。“清末民初是中国女性妆饰经历一场空前革命的时代，废缠足无疑是最有革命意义的”[12]。

在现实中，余曼贞在放足后拥有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1914年，常德县周边的桃源县建立女子小学，校方邀请余曼贞担任体育教员。起初，余曼贞并不愿意接受这份教职。当时女校的师资实在匮乏，体操更是无人可教。校方再三劝说，才使她勉为其难地答应。[13]当了体育教员以后，余曼贞不仅有了固定的收入，还使女儿开始对体育活动产生兴趣。1978年，丁玲在致孙女的信中提到自己中学时喜欢唱歌和体育，“开运动会时，也是我带队喊口令。我妈就曾当过体育教员，我对喊口令的事，看得很平常。”[14]由此可见，以余曼贞为代表的“前一辈女性”（茅盾语）通过行使身体自决权而打开了新的人生篇章，也影响了下一代的成长。

在《母亲》第三、四章中，丁玲以女性交往为中心讲述了两个情节，一是杜淑贞邀请大家游园；二是曼贞与其他姐妹义结金兰。有的文学批评家认为《母亲》写杜淑贞园中宴会这一段属于“封建世家家庭生活的描写”，有些“浪费笔墨”。[15]但深入作家的情感与生活，便会发现丁玲之所以会有这些“闲笔”，是因为母亲的社会交往给她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清末，以丁母为代表的士绅女眷们走出闺阁、走进女学堂，她们开始尝试与家人以外的各色人等打交道：校长、教员、同学、官员、校役、同学的家人……《母亲》中，女学堂里气氛自由、平等而和睦。她们还开始强身健体、培养国民意识、参与丰富的课余活动。在这一由“旧”转“新”的过程中，同学之情、师生之情就显得弥足珍贵。女学生在学堂内“甚至会形成影响她们一生的社交圈。”[16]

“女学生”身份赋予丁母结交朋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入女学堂后，她开始形成自己的交际圈，与向警予、蒋毅仁等结拜为姐妹。这些女性间的交往活动远不同于革命志士间的歃血为盟，她们之间的结交或许仍未脱闺阁风雅，但难能可贵的是，她们能够自主选择与谁交往、如何交往。丁母常在暑假与一班志友讨论文学与中外时局，述古谈今[17]。丁玲自小与母亲一起东奔西走、寄宿于学校之中，她几乎是被母亲的好友们看着长大的。《母亲》中记录的女性入学、游园、结交等细节，对丁玲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据王增如考证，《母亲》里的“杜淑贞”可以找到原型，她是丁母的现实中的好友蒋毅仁[18]。对于丁母而言，向警予如同一只传粉蝴蝶，将自己在长沙、法国、广州等地看到的、听到的新闻悉数讲来。蒋毅仁则是始终陪伴在丁母左右的挚友与战友。蒋毅仁与丁母相识于学堂之中，她出身于家境颇丰的士绅大族。丁母在回忆录中将蒋毅仁称为“琳”，二人一起筹办妇女俭德会、一起在纺织工厂中学习纺纱机器、一起创办学校（丁母为校长，琳任会计）。1924年校内突发大火，丁母的多年心血几乎毁于一旦。在这种时刻，是丁母的好友陪伴在侧。“琳女均来，面面相视，默默怅惘。”她们振奋精神、齐心协力，历尽艰险又将校舍恢复，使学校重新招生办学。幼年丁玲耳濡目染于“女学堂”这一社会开放空间，见证了母亲与其好友们如何由家庭主体转变为社会主体。

丁玲发表的首篇作品《梦珂》，也镌刻着丁母的印记。《梦珂》从题目到情节，都透露着一股“洋味”，其字里行间的感伤、失落情绪却牵连一个遥远的家庭记忆。“梦珂”二字是法语“我的心”之音译。主人公梦珂先在上海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后来化名林琅去影片厂试镜。随着空间的转移，梦珂的身份也从女学生变为摩登女郎、电影明星。然而梦珂是一个矛盾个体：她的身体虽进行着都市体验，她的心中却羁绊着乡土记忆。丁玲利用三组“蒙太奇”来加强梦珂的分裂感：小说开篇如电影般急促紧凑，场景不断在网球场、学校走廊、教务室、画室中切换，镜头略过打网球的女学生、喧闹的人群、红鼻子先生、半裸模特，最后聚焦于梦珂身上。此时作家对梦珂的叙述以“她是一个退职太守的女儿”匆匆作结，突兀地将镜头对准梦珂的父亲——一个生活在古屋花厅中，与诗酒之士结交的失意老士绅。当梦珂离开学校，在好友匀珍家做客时，作者又宕开一笔，开始“拍摄”梦珂年少时在岩洞里读《西厢》、与父亲在花厅中听雨下棋的场景。丁玲连续用“顶有趣”、“像梦一般”、“越想越恍惚”、“最可忆的”等形容词来建构一种乌托邦乡居生活。当梦珂寄住于姑母家中时，她似乎已经完全适应都市上流社会的生活，为了实现去巴黎的梦，她甚至开始跟着表哥学习法文。作者此时再次介入，通过一封信来交代父亲对梦珂的物质支持与情感关怀：“梦儿，接得你的信，知道你很需钱用，所以才又凑足两百元给你……我会替你设法，不愿使你受苦的。”[19]这是梦珂父亲第二次寄钱过来，第一次他寄了三百元钱。这三组蒙太奇使得摩登女郎梦珂始终拥有一个“旧尾巴”。

很明显的是，丁玲将母亲的身份、记忆移植到了梦珂身上。太守在民国社会早已是过去式，这种身份在民国不具备任何优越性。在小说中，梦珂的父亲年轻时耽于享乐、挥霍家产，被革职后便一蹶不振，性格上偏感性放荡。从价值评判的维度上来说，丁玲显然对这位老士绅持否定态度。但从情感态度的维度上来看，他始终是梦珂的经济后盾与心灵港湾。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老士绅处于劣势；但在人伦亲情评价体系中，他在梦珂心中却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丁玲在《梦珂》中表现出了都市边缘人特有的焦虑感受，她试图借助于对儿时家庭生活的回忆，为自己寻找情感上的安慰。[20]实际上，与其说丁玲从自己的儿时家庭生活中寻找情感资源，不如说她是从母亲的太守府回忆中攫取了一些温情片段。

三、湘省绅权扩张下的士绅形象

三舅余笠云也是丁玲家族书写的重要原型。余笠云在丁玲童年、少年时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甚至可以说决定了丁玲母女走出蒋家以后的命运走向。余笠云作为日本留学生、民国地方新绅，相较丁母余曼贞有着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丁玲笔下，他既是封建家长又是地方精英人物，其面貌更为复杂。

将《过年》与《母亲》进行对读，会发现尽管两篇小说同样是以儿童视角来“写家事”，但丁玲形塑“舅父”的侧重点完全不同。《过年》中，丁玲集中表现家庭结构中的三舅。八岁的小菡寄居在舅舅家中，妈妈弟弟不在身边，常常陷入孤独，生活充满着不可支配性。她没有在饭桌上夹菜的自由，想念妈妈却不敢说出来。当舅舅提出要差人去学校接小菡妈妈的时候，小菡感激地望向舅舅，只觉得他“很尊严，很大，高不可及”。[21]丁玲自述“《过年》是我童年生活的写照”，[22]她将舅舅放置于“补位父亲”的位置上进行书写。小说的叙述者、主人公、作者几乎三位一体，丁玲反复咀嚼自己寄人篱下的孤独感，仰视在家庭中拥有话语权的舅舅。

在《母亲》中，叙述者小菡与舅舅于云卿之间没有直接互动。小说始终通过曼贞之眼（一种平等视角）来观察于云卿，避免了创作者情感的过度介入。更重要的是，丁玲将三舅形象从家庭结构中释放出来，开始着重表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于云卿与王宗仁、吴鼎光等一起在武陵城中筹建女学堂与幼稚园、组织“朗江学社”、创办“朗江之光”报纸，还在演讲时宣扬民权共和理念。小说第四章末尾，于云卿前往上海寻找救国之道：“中国要想不被瓜分，就要赶跑满清，这是一定的，我想赶快学点应用的东西，所以才想再到外边去看看。”[23]然而，于云卿在国外穿洋服、留短发，回到家乡后又不得不戴上假辫子，穿上长袍。丁玲描写他形貌，留着“蛇一样的一条黑辫”。在开学那天，女学堂堂长王宗仁穿着“白实地纱长袍，玄色马甲，钩云玄色缎鞋”。清末民初士绅阶层那种新旧杂糅的特质，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丁玲的抗婚事件，成为她与舅父决裂的标志，也象征着新旧过渡中士绅与新青年的冲突。1922年1月，丁玲与王剑虹欲结伴前往上海入读平民女校。由于丁玲自幼与表兄余伯强有婚约，余笠云反对她去上海，希望她从长沙岳云中学毕业后便结婚。在丁母支持之下，丁玲最终与表兄解除包办婚姻。丁玲的执意而行令舅舅愤怒，后来他以丁玲闯入有男客的后花园为由，斥责她不遵守男女礼防。青年丁玲不能忍气，一气之下搬出余家，而且在常德《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痛斥余笠云：

我骂他，骂这个豪绅……他管育婴堂，管慈善事业，实际是为了赚钱，是剥削幼婴的。……我三舅家里生活这么好，靠田地是不能过得这么好的，一定还从社会上捞钱。当时，我们年龄还小，只在底下乱猜测，如果他们不赚外快，哪来那么多钱？[24]

如此大胆斥三舅为“豪绅”，既说明受过新文化熏陶的丁玲懂得运用报刊这一大众传播媒介来为自己造势，也说明在当时的语境下“豪绅”能够引发民众公愤。

在《母亲》中，丁玲以余笠云为原型而塑造的于云卿积极反清、倡导新学，堪称辛亥前后的进步人物。时至1920年代，丁玲眼中的余笠云对内蛮横专制，对外则利用职权之便谋取私利、成为地方腐化势力。丁玲不仅反抗舅父在家内的“父权”，还站在新知识阶层立场上来反抗他在社会上的“绅权”。从晚清到民国短短几十年间，士绅何以蜕化为引发公愤的“豪绅”？清朝中后时期以来，湘省绅界一直在积蓄力量，湘军崛起、科举改废成为绅权扩张的两大前提。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不得不让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等湘籍官员在地方上自主募饷、办团练，许多士兵依靠捐纳、军功而成为士绅，甚至一些乡村地主也乘时而起，依靠捐资办团练而融入到士绅阶层之中。其次，科举改废催生了一批不中不西、土洋结合的新士绅，这不仅是湖南也是全国的趋势。这批人自幼习得儒家经典，还曾参加科举考得功名；因恰逢学堂教育兴起，于是转而进入各种军事学堂与专业学校。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鼓吹开绅智、张绅权，调动了他们参政意识，随之而来的清末新政、尤其立宪运动成为绅权扩张的引爆点。各省纷纷成立的谘议局与资政院，主要被转型中的士绅阶层独占。后起的辛亥革命虽然摧毁了皇权的威势，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军阀与当地士绅联合执政局面。

在绅权失去限制的扩展情况之下，湘省绅界多有腐化。许纪霖认为士大夫阶级在社会变动中迅速腐败，“民国以后，人人欲显身手，进入政坛，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不仅旧式士绅道德变质，而且新式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25]从当时人留下的日记中管窥湘省士绅群体之溃烂。清末秀才黄尊三为湖南泸溪县人，他早年读遍经史，后就读于湖南高等学堂，于1905年由湖南官费赴日留学并开始写日记。1912年7月，黄氏正式归国，开始与余笠云在内的湘西士绅有诸多交往，这些日常生活细节都被他记在日记之中。1913年2月，黄尊三作为选民参与了湘西府各县的国会议员选举大会，他见证了选票被士绅明码标价、暗箱操作的全过程：

现在选举票竞争最烈，国会议员，每票二百元，省会则一百元，……余闻之甚为吓异，以民国初次选举，即用金钱收买，将来何从取偿，议员为国民代表，以贿而得，何能代表民意，为国谋利益。[26]

在财欲与权力欲的驱使下，这些新旧过渡之际的湘西士绅们不断钻营投巧，可见一斑。

丁玲自小便跟随母亲寄住余家，三舅社会交际种种被她看在眼里。一方面，以三舅父为模特，丁玲对民国士绅的劣化过程获得了具体的认识；另一方面，丁玲在新文化报刊上阅读的信息使她了解到三舅父“统治”威权的不合理。丁玲晚年提到，她在周南读书时最喜欢阅读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觉悟》里的政论文章，所以启用那些反封建、反豪绅的观点来批判三舅父。[27]当常德《民国日报》不愿登载此文时，丁玲显示出了十足的激越与勇猛，她表示自己将去上海告发他们勾结豪绅、压制青年。可以说，作为新知识青年的丁玲是以激公愤的方式来抒个人之气，以反绅权的名义来反父权。这场冲突发生后，丁玲从此再未进过舅父家门，丁母还是一直保持与三弟的往来。余笠云家本就土地不多，算不上大地主。抗战胜利时，余笠云已无土地，在城里一所中学教书。土地改革时，他被划为“自由职业者”。[28]

余笠云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说是由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中间物”。相对于丁玲父系家族的蒋保黔、保川被时代浪潮抛下，余笠云较为顺利地参与到新的历史进程中来。从舅父身上，丁玲看到了“个人”与“社会”、“历史”发生互动的可能。

结  语

丁玲早年的生活经验与人生境遇，与传统士绅阶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她既深受家族没落的刺激，也受惠于士绅历史文化的传承。左翼知识分子既激烈反传统又与传统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追踪蒋余家族的人事变迁细节，并非将丁玲创作与现实机械对应，而是摆脱既定阶级斗争眼光，尝试从社会阶层的分化、流动的“渐变”来把握其笔下观念、事件的生成逻辑。丁玲所接触、所塑造的士绅人物面目多样、新旧交错，既是闺阁小姐又是独立女性，既是科举秀才又是新潮留学生，以及统治家庭、控制地方的豪绅……他们令人可敬也有可悲之处，难以简单定义。

历史学家认为，不论社会变革最终爆发的形式和烈度如何，它的爆发力量和变动的历史趋向，早在社会生活的一般进程中缓慢聚积着和适度体现着。[29]以近代中国为例，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政治革命，1911年只是历史的波峰段。在这之前存在长期、渐变的波谷段，一直在为这次遽变积蓄力量，晚清以来士绅阶层的嬗变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晚清政府的制度变革促使士绅阶层发生分化、转型，他们逐步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教育者、工商业者、职业革命者等。若将这种宏观的社会变动具化到个体命运沉浮，丁玲及其家族成员的不同遭际正是其中生动的例子。

（作者单位：熊权，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张弛，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