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妇女”：

社会主义“新人”的旧旨与新变

——从丁玲《杜晚香》说开去

王文静  

自20世纪20年代以惊世骇俗的女性写作震惊文坛伊始，现代女作家丁玲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一生都在关注“妇女问题”。丁玲早期创作中的女性更张扬五四启蒙传统中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平等，进入延安之后，丁玲关于妇女问题的思考走向社会学维度。从对丁玲作品中女性形象流变的线性梳理中，愈往后愈倾向得出其以文学实践社会主义革命信仰的研究结论。关于1978年丁玲晚年创作的散文《杜晚香》的文学与文化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女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信仰、地域文化记忆、晚年写作等视角提供了多元的研究方向。应该看到，丁玲在《杜晚香》中以辨证的立场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妇女，尤其是“家属妇女”予以文学塑造，是在社会主义“新人”的动议旧旨中阐释了自我对妇女“新人”的理解，同样不容忽视。

一

“妇女问题”究竟是怎样的问题？女性问题本源上是性别价值的认同与实现之间的矛盾。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丁玲，将女性自我价值的认同感根植在女性自我世界的内部感受。莎菲在“灵与肉”之间的摇摆与痛苦，是女性向内探寻自我需求的困惑。如果说这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第一步，莎菲那充满小资产阶级感伤情调的“个人性”的困惑无疑通过两性情感得以具体表达。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刊发半个世纪之后，丁玲的散文《杜晚香》所呈现的“妇女问题”尽管仍建构在家庭的伦理关系之内，却又超越了“个人-家庭”的基本单元。“而《杜晚香》我是把它当小说写的，但里面有很多散文的东西，开头部分就像散文。实际上《杜晚香》中的主要人物虽有原型，但其他人物大都是虚拟的。”[1]以类小说的散文形态被塑造的“杜晚香”，作为共和国的“家属妇女”形象，是晚年丁玲向外部世界问询和呈现妇女价值的写作实践。

如何理解作为“家属妇女”的女性身份？“家属”在社会学的概念里，指的是以家庭为单位，除户主以外的家庭成员。20世纪50至60年代，“家属”的指代对象比较具体，指代工人阶级职工、官兵等本人以外的家庭成员，在性别上尤其特指作为男性劳力、男性职工的女性家属或者军属。共和国初期，全国大约有6000万的职工家属，随着全国妇女工作的有序开展，职工家属的地位不仅提高至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地更有组织有计划有典型性地逐步推进新中国家属妇女的各项工作。1957年召开的“全国职工家属代表大会”明确要求要做好社会主义国家的职工家属工作，确定当前全国职工家属工作的基本任务：“教育职工家属群众，提高觉悟，加强团结，贯彻‘五好’（勤俭持家好、团结互助好、教育子女好、清洁卫生好和努力学习好），为社会主义服务。”[2]同时也要求基层工会注意发现职工家属工作中的积极分子，依靠她们联系群众，开展工作。[3]共和国初期妇女工作的有序推进，客观上也将她们推到社会主义文艺“新人”形象序列的视域范畴。

20世纪50-60年代的“妇女形象”以两种类型为主。一类是女性知识分子形象，以革命道路选择呈现女性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像杨沫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宗璞小说《红豆》中的江枚等。另一种是农村妇女形象，其中不乏农村出身的女性革命干部，如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张英，虽然是贫农出身，但15岁就参加了革命，在军火工厂做了6年工，属于农民加工人的典型，进城后又进入机关工作。农村妇女形象的塑造往往脱胎于传统农妇形象，或者借助农村题材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主题。譬如李凖小说《李双双小传》中“快嘴李翠莲”式的农村妇女李双双，其“新”之本质在于迎合建国初期新型家庭关系结构和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扮演的角色需要。贺桂梅在论及“延安道路”和性别问题的文章中，看到1943年开始全面实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即“四三决定”对解放区妇女社会生活的制度性介入，同时也看到工农兵女性形象在当代文学历史舞台上的急速隐退：“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话语关注和表达的主要是‘知识女性’的问题，从与新启蒙主义话语的结盟到引进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女性话语始终潜在地以中产阶级女性作为女性主体想象的基础。于是，革命时代的工农女性形象逐渐从文化舞台上消失身影，而代之以充满中产阶级情调和趣味的女性形象。”[4]工农女性形象的急速消退与工农形象在20世纪中叶的全面登场一样，造成了这一人物形象序列的某种断裂，尽管符号化价值得到实现，其文学价值尚待进一步深化。

1979年7月，《人民文学》第7期刊登了丁玲的散文《杜晚香》。《杜晚香》始作于1965年，复作于1977年，发表几经周折。时任《十月》编辑的作家刘心武尽管没争取到这篇“丁玲的复出之作”，他阅读过手稿后给丁玲的去信里谈及了自己对“杜晚香”的印象：“当前的中国，实在需要更多的默默无语、扎实苦干的杜晚香；我们的文学画廊中，也实在需要增添杜晚香这样的形象。”[5]刘心武的这句评价提供了两个信息：第一，杜晚香可贵的品质是默默奉献；第二，杜晚香符合当时现实的时代需求。“家属妇女”的文学形象具备现实社会需求的客观基础，丁玲能在20世纪60年代观察、把握并书写这类女性形象，成就晚年的复出之作《杜晚香》，同样需要主客观两方面条件的结合。农村女性形象以“家属”身份出现是丁玲在北大荒生活经验中对现实生活的体察，并结合了自身作为女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中对政治风向的敏锐把握。自1958年起，丁玲来到北大荒劳动生活长达12年之久。散文《杜晚香》是丁玲东北边疆足迹的某种见证，也给她实际和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女性或者说“家属妇女”身份提供了宝贵的空间。因此，“杜晚香”既是一个真实存在、可感的“家属妇女”，同时也是丁玲接受知识分子改造历程某种动态的外化。“杜晚香”身上“给予”式的女性姿态可以理解为一种“复归”，不仅是女性作家精神观念的转变，更是妇女问题的社会性转变。

张目在研究中考察了不同创作时段内，丁玲女性叙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差异，认为“杜晚香”是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一起，可被视作丁玲晚期创作女性形象序列中的代表。[6]作为丁玲晚年人生经验中的产物，“杜晚香”的出现不仅实现了作家女性形象塑造序列的延展，同时也补充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工农妇女的文学形象。尽管相关研究已经看到丁玲《杜晚香》在“妇女形象”塑造上的意义，但具体到“杜晚香”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却尚未明确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这无疑不足以充分阐释《杜晚香》作为具体文本的意义。因此，解读作为共和国新人形象序列中的“家属妇女”杜晚香，是靠近晚年丁玲对妇女面对新中国文艺建设进行思想调整的方式一种。

二

丁玲的北大荒之行，无疑对解读类小说散文《杜晚香》具有线索性意义。

1958年春节刚过，丁玲的丈夫陈明接到下放北大荒的通知，同年6月，丁玲来到位于黑龙江密山的农场。当时负责北大荒垦荒工作的是王震将军，丁玲之所以能来到北大荒，与王震将军的帮助分不开。王震将军见到丁玲时说：“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你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7]最开始，丁玲和陈明去的是条件最为艰苦的汤原农场，那里以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转业官兵为主，丁玲的身份是在“畜牧队体验生活，并参加一定的田间劳动”，但实际上是自由劳动，1965年才转入宝泉岭农场。“杜晚香”形象的原型是宝泉岭农场的女劳模邓婉荣，她丈夫是1958年由重庆步校集体转业到北大荒的复转官兵。创作原型的明确对于解读丁玲的创作异常重要。丁玲以往创作的女性形象更多是将自身女性知识分子作为构想和经验的前提，尽管她作为家属的身份下放至北大荒农场，但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却是她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经之路。当时负责推进职工家属相应工作的组织正是工会和妇联，丁玲在北大荒的“半自由化”参与以及与妇女典型的密切接触，有效的弥补了其作为女性知识分子身份的不足。

《杜晚香》写的平静如水，很符合当时王震将军对丁玲的劝告：默默。在处理“杜晚香”这样一个以现实人物为蓝本的妇女形象时，丁玲无疑投射了自己的审美眼光，同时在写作上皈依了主流文学的话语模式。她给了“杜晚香”山沟沟里的苦出身，又幼年丧母。自幼便劳动，并享受着劳动，丁玲不断强化着“劳动”对于杜晚香的意义：

“晚香就是这样，象一枝红杏，不管风残雨暴，黄沙遍野，她总是在那乱石墙后，争先恐后地怒放出来，以她的鲜艳，唤醒这荒凉的山沟，给受苦人以安慰，而且鼓舞着他们去作向往光明的遐想。”[8]

这就是杜晚香，这也是“杜晚香式”的丁玲。丁玲赋予了杜晚香“给予式”成长的过程，一个静默地在劳动中成长的过程。杜晚香身上已经看不到任何叛逆的影子：“当年梦珂、莎菲的苦闷彷徨、多愁善感已为杜晚香的健壮、开朗、满怀豪情所替代。”[9]她规矩、勤劳、默默地以劳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尤其重要的是，杜晚香从一个普通的勤劳能干的农村小媳妇，成长为北大荒农垦区的劳动模范的过程，并非是社会学意义上妇女自主追求的结果，而是随着丈夫身份和经历的变化，即作为工农军“家属”的结果。这里我们能看到丁玲收束了自己青年时期对女性人生道路选择中的自主意识，转而将女性的命运，着力在“家属”这一社会身份上，又将这一身份向工农兵身份靠拢。她把杜晚香与李桂之间的情感更多升华为“阶级情感”而淡化了婚姻爱情的成分。李桂从抗美援朝的战场回来后，杜晚香看着自己的丈夫：“晚香知道他是‘同志’，她的心几乎跳出来了。她不再把他看成只是过日子的伙伴，而是能终身依靠的两个有着共同理想、共同言语的神圣关系的人。”[10]这种情感里更多是“阶级友爱”。

显然，丁玲也在重新梳理自己笔下的女性形象，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文学需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如何通过文学人物的形式呈现改造的效果。杜晚香的丈夫李桂由“农民-抗美援朝志愿军-初级军事干部-转业边疆”的过程，不断地实现着自己人生的成长。杜晚香也以“家属妇女”的身份来到北大荒，带着阶级觉悟：“象你这样的人，受过苦，会劳动，是党员，又有一个志愿军战士的丈夫，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北大荒）。”[11]如果说丁玲在杜晚香身上没有施以她此前塑造女性时惯用的“叛逆”而使她甘于平凡，那么，她仍保留了杜晚香身上的“倔强”。当成长中的丈夫成为有知识的青年拖拉机手，在精神上已经与杜晚香拉开巨大的鸿沟，杜晚香敏锐地感受道：“他老远叫我来干什么呢?就是替他做饭，收拾房子，陪他过日子吗？”[12]杜晚香是一位新中国的“家属妇女”，但又不甘于只承担“家属”所谓本职的工作：杜晚香的“怨”与“不甘心”是反观自身的，她的求变也是基于自身的变，这里已经看不到向外部世界求援的女性，而是一个走向自我救赎之路的女性，这条救赎之路就是默默地劳动与奉献。

丁玲之所以注意到“杜晚香”为代表的“家属妇女”，缘于与北大荒“家属妇女”，尤其是当时被树立为典型的先进、积极分子、劳动模范以及更多普普通通的妇女的接触。丁玲回忆：“这年年底（1964年），我调到了这个农场。那时没有适宜于我的工作，就把我的编制放在工会文化宫。农场党委同意我自己的要求，负责组织职工家属们的学习。正好杜晚香也从生产队调到场部工会担任女工干事，我从领导和同志们那里听到了她的先进事迹。”[13]通过“杜晚香”，丁玲发现了投身北大荒建设的另一群重要力量——“家属妇女”，注意到一直作为其他作家笔下“配角”角色的一个群体：她们默默无闻地操劳着、奉献着、承受着，坚韧、朴实、善良而温暖。北大荒时期的丁玲以女性的真诚和作家的敏感观察着周遭的妇女和她们的生活。在这里，丁玲首先是一个与她们相融的妇女，其次才是一个作家。她发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妇女工作推进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比如丁玲提到在北大荒农场时组织各家属区学习过程中的一件事：“职工家属中有不少人愿意上工，参加劳动，但因为孩子牵累，无法解决。场部办的有幼儿园、托儿所，但容纳的儿童数量有限，不能满足要求。家属们学习一阵之后，要求上工参加劳动的心更急切了，叽叽喳喳，怎么办呢?”[14]这种关注延续了她在解放区时期就已经强调过的妇女现实问题：“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15]如何去呈现这一批鲜活生动而又疏离女性知识分子背景的“家属妇女”显然又属于创作上的问题。

丁玲是否因为自己的“被流放”放弃了文艺审美的全部理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跟这一时期农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一样，新人形象的主体往往都是男性，缺少默默无闻、在男性社会主义“新人”建设者背后默默奉献的“家属妇女”们。不限于此，丁玲在处理“杜晚香”的形象时显然重新理解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三

“家属妇女”杜晚香是不是社会主义新人？张炯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杜晚香》是描写一位新中国平凡的劳动妇女的传记式作品，是赞美劳动，赞美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赞美新时代女性崇高而光辉的品质的颂歌，也是赞美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颂歌。”[16]1963年5月3日，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邓婉荣在丁玲的帮助下共同学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秀品德。两年之后，丁玲初作散文《杜晚香》。丁玲在塑造“杜晚香”时，显然是以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为参照。她自己也承认最初接触邓婉荣的心态：“我想，我在垦区6年多了，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农场，还要继续深入生活，广泛接触群众，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而有这样一个先进的真正的英雄人物在自己的身边，正是自己学习的好机会，我便把她当做一个好老师，抱着学习的态度来接近她。”[17]

“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界定在20世纪50至8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是较有争议的话题。占主流的观点认为，20世纪50至60年代谈到的“社会主义新人”主要指向无产阶英雄，更突出其身上的阶级性、英雄神圣化，多处理为性格简单化并回避其生物性，尤其强调他们坚定的政治思想倾向——坚持社会主义信念。20世纪80年代初期掀起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讨论热潮，则迎合时代的变化转向更为开放的评价视角，如周扬1981年在《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的讲话中把“社会主义新人”定义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敢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富于实干精神、改革精神和创业精神。共和国初期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理解中的“阶级性”“英雄性”的定义已经趋向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更符合20世纪80年代开放时代潮流的评价标准。

《杜晚香》写作于1966年，是丁玲融入北大荒妇女生活近十年后的文学产物。丁玲关注和刻画的“家属妇女”现实反应出其时北大荒农场的客观情况。“1958年春天，十万复转官兵进军北大荒，翻开了北大荒建设史上辉煌的一页。当时人们忽视了一个问题：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十万复转官兵绝大多数人是男性，而且是‘跑腿子’(东北方言，单身的意思)。以王震将军为首的共和国农垦事业的决策者，也意识到这一性别比例失调的严重性，决定去山东等地特意招女支边青年，来黑龙江参加屯垦戍边。”[18]当时开垦和建设北大荒的力量主要有50年代末王震将军率领的10万复转官兵，其后有约5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各地的支边青年、54万城市的知识青年，这几部分力量共同构成了北大荒黑土地垦荒的主力军。如果考察这些青年力量的年龄结构会发现，“家属妇女”实际上并非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知青文学主潮因其写作带有某种自叙色彩，小说主人公因此也被设定为下乡的女性知识分子，像张抗抗的《隐形伴侣》中的女知青肖潇和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中的裴晓芸等。然而，54万知识青年中的女知青的结婚率并没有小说表现得那么理想。有数据表明，到1977年底仅有10%的知青结婚，比例远低于全国的同龄人。在农村，“混合式”的婚配即知识青年与农村青年的结合并不是很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知识青年拒绝永远呆在农村。至于由爱情发展出来的“混合式”婚配虽然有，但也很例外。[19]这也就意味着，北大荒“家属妇女”的形象主体更多是随复员转业官兵而来的、来自农村的军属，或者是本土的农村背景的农妇。而这一类形象往往未作为写作主体或者仅仅是担任配角甚至丑角[20]的形象。“杜晚香式”的“家属妇女”形象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补充。

丁玲发现“杜晚香们”身上的宝贵特性：劳动性、奉献型、平凡性。丁玲没有完全回避“杜晚香”身上的“标兵性”。但是，晚年的丁玲在北大荒的妇女生活中观察到一个最普通，但却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广大的妇女，广大的“家属妇女”实际上并非都能经历所谓思想与人生的“非凡”。她们更多的是固守本分，固守家庭，服务家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学习或者有所成长。这些女性更多一生只能固守平凡，实践不了文学构想中的大公无私、崇高使命，或者完全摒除私欲一心为公，又或者是完全善良与贤能，又敢于斗争。这些更多是出自某种概念化的文学构想。但丁玲看到了“杜晚香”和杜晚香一类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作为“配角”退而求其次的“家属妇女”们，并以《杜晚香》为例，在揭示知识分子精神改造过程中，也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某种思考：社会主义“新人”不应该忽视个体自我“更新”的过程。

《杜晚香》发表在1979年，在巨大的历史转折面前，客观上代表了丁玲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重新理解。或许“杜晚香”的意义不单单是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形象画廊，更蕴涵着知识分子女性自我形象的更新，更反映出丁玲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旧旨”的某种新变。“不管是‘新女性’‘知识女性’还是‘家庭妇女’‘农村妇女’，都应该成为新社会中的‘劳动妇女’”[21]——通过劳动实现自我社会价值，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的旧旨。丁玲在“杜晚香”的身上投掷了自己关于“劳动”意义的思考。在杜晚香看来，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只有劳动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因此，贯穿“杜晚香”整个成长线索、她最本质的依靠就是“劳动”：“她能劳动，她能吃苦，她就能不管闯到什么陌生的环境里都能对付。”[22]在接触共产党的教育以前，杜晚香实践的是马克思主义观念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观”，即“人类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3]“杜晚香式”的女性，在旧社会只能用自己的劳动来证明自己比“五十块大洋还不如买头毛驴”更有价值。土改之后，“杜晚香们”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成长为共产党员：“她不再是一个孤儿，一个孤零零，只知道劳动，随时都要避免恶声的叱责和狠毒的打骂的可怜人了。”真正实现这种“劳动”的终极意义的是党的教育，使她作为党员学会了奉献，明白了真正的“劳动”、生命真正的劳动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维持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而应该走向更广阔的价值范畴，那就是为集体为更多的人服务，而这种劳动又与“奉献”密切相关，是一种“雷锋式”的品德。

“相较于男性家国同构的性别角色，女性一度‘主内’的性别认同则需要经过生产劳动的性别重塑而成为‘劳动妇女’。”[24]“家属妇女”与劳动妇女的本质差异就在于，家属的身份是特殊的，突破单一化的小家庭的劳动，而走向更高层次的集体性的奉献的层面。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丁玲并没有将“劳动”跟制度化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女性的自我意识在家庭结构关系中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劳动的意愿不是来自外在的社会与制度的压力，而是在家庭结构中女性对自我价值的另一层面的发现，杜晚香是如何走出来的，是李桂漫不经心地一句：“先住下，慢慢再谈工作。再说，你能干什么呢？无非是地里活，锄草耪地，可这里是机械化，大型农场，一切用机器，我看把家务活做好也不坏嘛。”[25]在丁玲看来，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就是“劳动”的先进性，并且这种劳动不是个人性的劳动，而是带有奉献意义层面的劳动，不是被迫的劳动而是主观自发的劳动，不是小家庭的劳动，而是社会层面的劳动。尽管丁玲没有将其完全的概念化和政治化，但在《杜晚香》中那种口号式的、观念化的部分客观存在。

于是，那个“身子不壮，沉静地，总是微笑着的小女子，在她长的平平常常的脸上总有那么一股引得人家不得不去注意的一种崇高的、尊严而又纯洁的光辉。”[26]是丁玲对作为“家属妇女”在静默地朴素劳动中捕获的另一种女性之美，是丁玲对北大荒妇女的发现，也是对共和国初期建设中默默奉献的无数“家属妇女”的生动刻画。她们用生命的韧性和平凡的劳动创造着新的生活，更真实地诠释着社会主义“新人”的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丁玲：《漫谈散文》，《丁玲全集·第8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1页。

[2] “人民日报”社论：《勤俭持家，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编：《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主要文件》.北京：工人出版社, 1957年，第96页。

[3] “工人日报”社论：《工会要加强对职工家属工作的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编：《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主要文件》.北京：工人出版社，1957年，第101页。

[4] 贺桂梅：《“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5] 刘心武：《关于丁玲的〈杜晚香〉》.《杂文选刊（中旬版）》，2009年第10期，第62页。

[6] 张目：《丁玲小说中的三个女性》.《文艺争鸣》，1993年第5期。

[7] 赵国春：《风雪人间北大荒 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2年，第25页。

[8] 丁玲：《杜晚香》，李定周：《丁玲选集第2卷 短篇小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1页。

[9] 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62页。

[10] 丁玲：《杜晚香》，李定周：《丁玲选集第2卷 短篇小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5-516页。

[11] 丁玲：《杜晚香》，李定周：《丁玲选集第2卷 短篇小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2页。

[12] 丁玲：《杜晚香》，李定周：《丁玲选集第2卷 短篇小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6页。

[13] 丁玲：关于《杜晚香》，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9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2页。

[14] 丁玲：《关于〈杜晚香〉》，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9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3页。

[15] 丁玲：《“三八节”有感》，郜元宝、孙洁：《三八节有感 关于丁玲》.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5页

[16] 张炯：《从莎菲到杜晚香——论丁玲同志的创作》，《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4期。

[17] 董丽敏：《社会主义“妇女”想象及其流变——浅析1949-1980年间的中国女性小说》.《名作欣赏》，2020年第31期，第21-26页。

[18] 丁玲：《风雪人间北大荒 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19] （法）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2版），欧阳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第120页。

[20] 在很多知青作家的小说里，对农村“恶”的描写常常以军属中的家庭妇女为典型。

[21] 郭冰茹：《生产劳动与社会主义‘新人’的炼成》，《文艺争鸣》2022年第10期，第53页。

[22] 丁玲：《杜晚香》，李定周：《丁玲选集第2卷 短篇小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24] 郭冰茹：《生产劳动与社会主义“新人”的炼成》，《文艺争鸣》2022年第10期，第52页。

[25] 丁玲：《杜晚香》，李定周：《丁玲选集·第2卷·短篇小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6页。

[26] 丁玲：《杜晚香》，李定周：《丁玲选集第2卷 短篇小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