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在何处，“劣”从何来？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劣绅形象及问题

熊  权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上》）作为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向来倍受关注、被反复阐释。文学史一般将之解读为一个农民“斗地主”文本，肯定其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多层次的“地主群像”。其中着墨最多的钱文贵，又区别于其他、被视为一个伪饰的、非典型的“恶霸地主”。[1]近年研究者提出钱文贵并非地主而是乡绅，[2]或明确称之为“劣绅”。[3]钱文贵作为地主是土改革命必须打倒的敌人毋需多论，但作为一个名下没有多少土地、又没有显著恶行的乡绅被揪斗，显得有悖常理常情。如果称钱文贵为“劣绅”以标志其罪有应得，究竟“劣”在何处？围绕何以打倒钱文贵，《桑干河上》是否如实反映历史、是否属于“好的文学”等，研究者持论不一。有的认为小说硬写阶级斗争，属于迎合土改意识形态的“中国现代小说政治性写作”，[4]缺乏人道主义精神“很难归入经典之列”。[5]有的却认为小说塑造钱文贵这一人物是对于文学史的贡献，[6]以近于实录的“科学描写”达到了同类题材所未及的精确与深刻。[7]

值得辨析的是，“地主”“乡绅”属于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前者源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后者植根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如果说地主体现占有土地的物权属性，那么乡绅属于传统士绅阶层，主要依靠功名占有文化资本。[8]在中国传统社会，文人知识分子主要经由科举考试才能进身士绅、成为辅佐国政的栋梁之才。士绅作为一个处在官/民之间的社会“中介”阶层，发挥着重要的沟通和联接功能。他们向上流动、进入“居庙堂之高”，构成直接辅佐皇权的官僚体系；身处乡土基层，即所谓“处江湖之远”，是位居“四民之首”的受人仰望的精英人物。在中国的王朝帝国时代，由于皇权不及县以下，士绅承担起领导和治理广大基层社会的职责，发挥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晚清以降，这一阶层随着科举废除失去制度保障，不可避免地流动、蜕变直至退出历史舞台。[9]本文将钱文贵形象植入中国近现代士绅变局的历史语境，一方面追查其窃取、滥用绅权的奥秘，说明其“劣”在何处。另一方面考察暖水屯的权力分配、人物关系网络等，溯源其“劣”从何来。“劣绅”之“劣”不止是个体的道德沦丧，更关涉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结构变动、士绅阶层的整体性衰落，以及由此引发的乡土症候。已有研究很少论及钱文贵作为典型人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必然性和普遍性。

在本文看来，《桑干河上》相对于主流土改叙事的别具一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框架中，这是一部与《暴风骤雨》等并无太大差别的“斗地主”小说；从社会阶层的“渐变”来看，小说重点讲述乡政腐败、发动农民打倒劣绅的故事。可见丁玲一方面作为党员作家、土改工作组成员驻扎张家口农村、深受政策影响；另一方面，她从工作实践经验还有自己的身世之感出发，思考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本土社会的自发问题。

一、 革命的“长时段”“慢变化”

阅读《桑干河上》，一个突出印象就是迟迟不写“斗地主”，却用相当的篇幅描写日常生活、错综的人际关系。研究者对此褒贬不一，有的批判作者还留有旧的思想感情和阶级感情，对某些人物（如黑妮、顾涌）花费不必要的笔墨和同情；[10]有的则有些游移，认为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好处是体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足之处在于“事件的进行也太过于缓慢”、让人感觉沉闷。[11]冯雪峰从艺术性为之辩护，认为那些看似累赘的部分是作者赋予文本“诗的性格”和“诗的情绪”，实属“美丽的散文的诗”。[12]当代研究多认同这种观点，肯定丁玲的“创作个性”“在艺术上追求独创性”。[13]而万直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农村宗法社会》一文另辟蹊径，认为小说的“闲笔”不闲，细致地揭示“宗法关系……网络着桑干河畔暖水屯社会各阶层, 与阶级关系等构成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图景。”[14]如此将暖水屯视为一个被宗法制笼罩的乡里共同体，接近社会学家审视“乡土中国”的眼光。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认为中国经由武装斗争进入现代，是幡然剧变。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却看到乡土中国自有稳定性，其转型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相对阶级斗争，他们重视不那么显著但不断积累的社会结构之变。1980年代近现代史研究中兴起社会史范式，关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及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15]这种重视“事变酝酿、孕育”的思路，与费孝通等一脉相承。研究者阐发社会史与革命史的不同：

不论社会变革最终爆发的形势和烈度如何，事实上它的爆发力量和变动趋向，早在社会生活的一般进程中缓慢的聚集着和体现着。传统史学（针对革命史——引者注）格外关注历史事变的最终结果或重大的事变本身，而相对漠视事变酝酿、孕育的不经意的历史过程。[16]

近年文学领域的研究者提出“社会史视野”，[17]进而阐述对革命的新认知：“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所谓革命进程并不单指党派斗争、政权更替，从长时段而言更体现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或者变化中的结构。”[18]综合看来，社会学、史学以及文学在“长时段”的视野下考察社会局部的、细节的“慢变化”可说异曲同工，有效补充了以斗争剧变为中心的革命史。

认为《桑干河上》描绘“农村宗法社会”“自然村落”的说法侧重暖水屯的封闭守旧，却忽略了它的新变。从现实而言，这里以河北涿鹿县温泉屯为原型，是丁玲当年参加土改的地方。且不论清亡后这里长期遭受兵荒马乱，发动土改之时也正夹在国、共拉锯战中。村民们因见惯政权的更替动荡，普遍有“变天”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一开头就交待这里已经发生过两次清算运动。村里公认的地主逃走的逃走，没有逃走的也被不同程度地被打击控制，只剩一个不好定性的钱文贵。所以过于强调“旧宗法”的暖水屯不全面，由此判断《桑干河上》是以“阶级话语颠覆了宗法制度”，[19]或是“呈现当时中国农村乡绅威权的骤然消解”，[20]则有静止看事物之嫌。社会学视野下的“乡土中国”即使提醒传统社会结构具有稳定性，其核心还是考察其逐步变化，进入1940年代的华北乡村又怎么可能是一个“完全古董”？

革命内生于本土。“宗法体制”“乡绅威权”被推翻源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危机，外力只充当了那根压断骆驼背的稻草。土改运动的关键不在于外来阶级斗争论的引爆，而因为现代化进程中症候不断积累，终于内爆。暖水屯里旧制犹存却暗蓄风雷，这里的既有社会结构被时代潮流持续侵蚀，聚焦到钱文贵的窃据绅位、滥用绅权，则是社会变局中滋生的“病灶”。《桑干河上》塑造钱文贵形象不限于土改政策现场而追溯到此前早已发生发展的问题，以文学方法揭示出历史“长时段”之中的“慢变化”。

二、钱文贵身份之谜

《桑干河上》批斗钱文贵一再延宕，只因按阶级划分其面目模糊甚至身份成谜。如果说阶级斗争论为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首要问题，将钱文贵划入“地主”，却难以解码其形象的丰富内涵。从钱文贵的“势力”和名声来看，他处在通“上”达“下”、沟通官/民的枢纽——属于传统士绅的位置。吊诡之处在于，钱文贵占士绅之位，却不具备调解政府与地方关系、维护村庄的社会功能。他究竟是谁？

“地主”“恶霸”是土改革命的敌人，钱文贵放在这两类都不算突出。暖水屯里的地主，如江世荣家有一百二十七亩地，李子俊家也有一百多亩，钱文贵家却只有六七十亩。后来他又以分家名义把其中五十亩摊给两个儿子，自家只剩十几亩地，土地占有量与贫农李昌一家三口差不多。而且钱文贵明面上没有人命血债，村里人虽然怕他却说不出怕什么，只是尽量躲着他。说他是恶霸吧，他与小说里提到的一个恶霸陈武截然不同，那个打骂村民、强奸妇女、贩卖鸦片军火……恶行昭著。还有更让人迷惑的，钱文贵紧跟革命政府的形势，儿子钱义参加了八路军，大女儿嫁给村治安主任张正典，他还企图撮合侄女黑妮和农会主任程仁谈恋爱。所以，当村里的大小地主或被打倒或被控制，他一直毫发无损。工作组组长文采自认做了一番访问调查，还是决定不动他：“从经济上看，……（钱文贵）顶多是个中农，纵使出租，也不是什么大事，从政治上看，他是一个抗属”[21]。如果不是县宣传部长章品及时到来，提出要斗就斗钱文贵，这个“人尖”将又一次全身而退。

“地主”作为一种模式化命名，适用于占田夺产、明火执仗的许有武一类，的确不足以描述钱文贵。所谓“形象大于思想”，《桑干河上》本以描绘性格各异、面目不同的人物见长。小说里的“地主群像”，还包括江世荣、侯殿魁、李子俊等。他们占地情况不一，为人处世各显特点，其层次化和差异化令人回味，遑论“别具一格”的钱文贵。小说文本一方面说明钱文贵占地不多，一方面特地交待暖水屯里“有事就不能瞒他”、具有一份让人畏惧的“势力”：

（钱文贵）同保长们都有来往，称兄道弟。后来连县里的人他也认识。等到日本人来了，他又跟上层有关系。不知怎么搞的，后来连暖水屯的人谁该做甲长，谁该出钱，出伕，都得听他的话。他不做官，也不做乡长，甲长，也不做买卖，可是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22]

可以看到钱文贵的“势力”不出于自身财力、武力，而主要凭着斡旋上层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能力。他能影响甚至左右政府对乡里的管控，包括“出钱”“出伕”等关系生计的重要环节，这才是威慑整个暖水屯的关键。

返回乡土中国社会，在上层政府与下层民众之间发挥衔接、沟通作用的是士绅阶层，钱文贵正占据着这个关键位置。在当下研究中，士绅还有“绅”“绅士”“缙绅”等多种称谓，指有科举功名但不担任正式官职，居住于乡土、地方的士人群体。自秦建立中央集权政治以来，皇帝任命官员只到县级，县以下采取“无为而治”，即交由士绅管控。按费孝通等的说法，这是中国独有的“双轨政治”，即自上而下的皇权与自下而上的绅权互为制约、互为补充。士绅虽不做官，社会地位也次于在朝的官僚士大夫，却是乡村基层社会的实际统管者。他们虽然没有职位，但可以直接和政府官僚交道和协商，具有一般乡民所不能企及的出入衙门的本事。所以钱文贵不靠物力、武力，仍受尽恭敬：“他不做官，也不做乡长，甲长，也不做买卖，可是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坐享乡民望尘莫及的物质生活：“他家过的生活简直跟城里人一样，断不了的酒呀，香片茶呀，常常吃的是白面大米……一家人穿得很时新。”[23]

钱文贵虽然斡旋政府和乡民之间，但在士绅的“双向功能”上明显不达标。士绅阶层的社会功能具有双向性，被赋予权力同时承担相应职能。他们一方面与官府配合往来，另一方面以领袖身份为地方谋福利，才能获得上层政府和下层民众双方面的信任：

他具有决定和周旋抗衡这两种不同的运用的姿态。当其对社区之内决定一切的时候，他是一方的领主，可以主宰乡民的祸福。当其向官府周旋抗衡时似俨然为地方为人民争权利谋幸福。[24]

暖水屯内外都流传着钱文贵的恶名，他不仅是当地人最恨的“人尖”，连六区的老百姓都知道“村上最坏的要属钱文贵……许有武都没有他阴险狡猾”。前两次清算没触及钱文贵，除了阶级面目模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民们担心随时“变天”，深深畏惧他的势力。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日本人以至共产党，钱文贵在谁手里都吃得开，堪称左右逢源的“不倒翁”。即便工作组进驻，他一面积极配合，一面给自己铺设退路，暗中与外逃的许有武通信，随时打算与中央军里应外合。村民们知道自家无法离开世代栖居的暖水屯，而八路军、工作组或许只是流水的兵。他们迟疑着、观望着，私下互相告诫：“要是干部们也不敢惹他，大家趁早别说话。钱文贵总派得有耳目，看谁和他不对，他就治谁。”[25]从钱文贵占据乡村权力中心而言，与其说是“地主”不如说是一个在士绅之位却不履行相应义务的“劣绅”。

三、 “疯”“怪”刘满与乡村失语之悲

在揪斗钱文贵的过程中，村民刘满发挥了关键作用。小说里称他“恶战的急先锋”，这个黑汉子看起来又疯又怪，却总在关节点出现。工作组最初商议斗争对象时，众人各怀心思避谈钱文贵，只有他气哄哄大喊：“拔尖要拔头尖，吃柿子拣软的可不成！”管制果园时决定不动钱文贵，他主动挑衅村干部令全村人暗里称快。在最后的批斗会上，又是他带头上台、激发还在犹豫观望的村民们。毋庸讳言，诉苦大会是一场逐步推动、最后才进入“决战”的仪式，有口难诉、含冤莫白才是生活日常。刘满的“疯”“怪”源于一段他想说说不出、说不清的冤苦家史，这是钱文贵作恶的重要罪证，也成为暖水屯里绅/民矛盾的焦点案例。

刘满性子急躁又不善言辞，让人难以理解甚至不敢接近。他头发很长，常常光着上身，“两眼瞪得圆圆的，闪着焦躁的神气”。以至于文采一见他，就觉得“有些神经失常的样子”。文采听说刘家二哥刘乾疯了，于是推测刘满有遗传，避之不及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基于生活经验、文化水平的差异，知识分子和民众本有隔阂。即使工作组的杨亮远比文采亲民，愿意倾听，但要听完、听懂也不容易。当刘满把杨亮带进家里倾倒苦水，仿佛搅起一场狂风暴雨：

他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在屋子里来回的走动，捏着拳头，有时又去拨他那满头直竖着的厚重的头发……一气说了这末多，他也不管别人听不听得懂，总以为别人全明白这些事一样，只管自己得了一个机会，就把心里的不平忙端出来了……有时他女人听到他刺耳的声音，怕他闯祸，跑过来站在门边瞧瞧，只见他擂拳跳脚，没有个安静。[26]

杨亮面对这样情绪汹涌，只有不停劝慰“你歇歇吧”“不要着急”。刘满迫切想说却又说不出说不清，深深受困于“怎么说”，一个暴躁鲁莽、憨直拙言的形象跃然纸上。在批判钱文贵的大会上，刘满又是焦躁难耐、神经质式爆发：

他从台下跳上了台，瞪着两只眼睛，举着两个拳头，他大声问：“你们要不要咱说？”……刘满用着他两只因失眠而发红的眼睛望着众人，他捶着自己的胸脯……他的声音嘶哑了，模糊了，他说不出话的时候，就用两个拳头擂着他的胸脯。[27]

与“疯子”刘满形成鲜明对照的，钱文贵是气定神闲的做派。“他是一个摇鹅毛扇的，是一个唱傀儡戏的提线线的人”。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钱文贵整治村民惯于“劳心”。千丝万缕错综复杂，从小说第40章“讹地”打开头绪。这一章追述刘满和村治安主任张正典发生一桩纠纷，不仅又一次写刘满有口难言，更主要的是揭露钱文贵“劳心治人”。“讹地”起始于换地，张正典本想用自家三亩地换刘满地势好的一亩半。遭到拒绝后，他心有不甘，浇地时故意制造麻烦。刘满看张正典是村干部又是钱文贵女婿，不想纠缠下去就还是同意交换。不料钱文贵插进一脚，他授意张正典到处宣扬刘满贪心讹诈。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村子，名声口碑属于生活里的大事。刘满无处说理，气得拔拳殴打张正典。村干部们不明内情，停了他的党籍作为惩戒。

“讹地”一事看起来鸡毛蒜皮，属于乡间常见纠纷。但小说不惜笔墨，把钱文贵的心计、手段娓娓道来。张正典是村干部也身处姻亲关系，这只是数次充当棋子之一。往更深里说，钱文贵助力女婿在其次，主要小施伎俩，要压得刘满不能抬头。从钱文贵考虑，刘满不忘十多年前的家祸是一桩隐隐的威胁。当年刘家连发祸事，钱文贵先是百般劝说刘满父亲开磨坊，接着招来一个自己的朋友合伙。不久那朋友卷走磨坊财物，不知所踪。刘父找不上钱文贵，打官司又无结果，气病交加而死。刘家兄弟也“意外”遭到厄运，先是大哥给绑走当兵，一去无音讯。二哥又被安排做甲长，很快发了疯。

有的研究者力争刘满的毁家灾祸与钱文贵无关，恰恰忽视了乡土权力的运作规则。钱文贵圈套刘氏父兄、让刘满蒙受污名都是操控权力的手段。士绅处在乡村权力中心、背靠社会关系网，凡事何须亲力亲为？1930—1940年代的河北、河南农村，财政权、用人权都由地方士绅操控。保长“纯系士绅的代理人，一切以士绅的意志为转移”，“至于甲长,名义上是由户长或每户代表推定……这实际上也是按乡绅的意图由保里决定的。”[28]钱文贵无需直接出面，刘大当兵、刘二当甲长却由他一手安排。实际上，何止一个刘家二哥刘乾，村里凡做甲长的无不受制于钱文贵，饶是奸猾似鬼的江世荣、有点文化的李子俊也在所难免。江世荣当甲长时遇上八路军进村筹粮，他找钱文贵商量，反被威胁通匪，只好乖乖送上一笔钱了事。李子俊当职摊派劳力，给钱文贵家派活不成，还得亲自上门赔不是。从钱文贵的权势控制而言，他鼓动刘满父亲去县里告状，既是有恃无恐也是贼喊捉贼。

刘家连续遭祸，刘满饱受压抑又深深忌惮。发生“讹地”纠纷时，他听说钱文贵背后使坏，仿佛看到数年前的旧事重演。又以为村干部与钱文贵一个鼻孔出气，灰心得连庄稼活也不想管了。刘满“憋住了一口气，闷得没法过”，然而“他总希望有一天能把道理评出来”。刘满老婆对杨亮流下眼泪：“要是同志能帮忙把这口气争回来，咱这日子才过得下去呀！”此情此境，最深的痛苦不是缺衣少食而是含冤不白，活得不像一个人。

刘满“失语”并非特例，乡里百姓多有相似苦楚。王新田被绑去当伪军，直到家里卖房买粮送给钱文贵才作罢。张真家的儿子被送到红铁山当苦力，落得尸骨无存。小伙子王新田还能据理陈词，年老的张真只有落泪无声：

他一句也不会说，只用两眼望着大家。 ……他对大家望着，望着，忽然哭起来了。大家催促他：“你说呀！不怕！”可是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又哭起来了。唉! 全场便静下来，在沉默中传来嘘唏的声音。[29]

批斗钱文贵的大会召开在即，小说又深描一个“什么也没说出来”的老太婆。大会将在许有武的院子里召开，农会和工作组干部为商议走入一间侧房，遇到这里住着一个腿脚不方便老人：

她看见这群闯入者，呆了一会，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从炕那头爬了过来。头老是不断的摇着，她举着手，嘴张开，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只是笑，笑着笑着，眼泪忽然像泉涌一样的流出来。[30]

这老人分得房产，属上一轮清算的受益者。眼见这么多人涌入，她预感到有重要事情发生，一瞬间激动落泪，“举着手，嘴张开，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宛如沉默的雕像。

又聋又哑、无名无姓的老太婆浓缩乡村基层民众的失语之悲，她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喜极而泣颇具象征意味。在土改运动中，号召“耕者有其田”、解决贫富分配不均是主要任务。然而《桑干河上》把这一任务放在暖水屯里的前两次清算，只作简单交代；讲述重心落在访察乡村失语状况，通过揪斗钱文贵打倒劣绅权威的一手遮天。促使刘满与刘满们从含冤到诉苦、获得做人的尊严，正是追求经济翻身之上的思想“翻心”。由此也可见土改革命的复杂性，“并非一个‘利’到渠成的简单交换过程，而也是一个关乎‘义’（亦即农民看中的‘理’）的复杂沟通过程。”[31]

四、权势转移过程中的绅权旁落

士绅阶层在传统社会发挥不可或缺的通“上”达“下”功能。据统计，太平天国前后的士绅总人数在110—140万之间，为维护王朝运转贡献力量。[32]但晚清以降，士绅阶层随着现代化进程走向整体性衰落。一方面，世代栖居村庄的士绅及其子弟向为谋职、谋生进城后不再返回，导致乡村人才后继乏力；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政权“下沉”到基层、挤压地方自治空间，造成乡绅群体的“劣胜优汰”现象。“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废科举……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变成一个历史范畴”。[33]曾是基层地方权力主体的士绅阶层发生流动、分化，引起一系列“权势转移”的连锁反应。

在《桑干河上》的文本中，钱文贵发迹成“谜”，连知根知底的本村人都看不明白：

钱文贵家里本来也是庄户人家。但近年来村子上的人都似乎不大明白钱文贵的出身了；虽说种二亩菜园地的钱文富同大家都很熟识，大家都记得他就是那个钱广庚老汉的儿子，说起来也知道他和钱文贵是亲兄弟，可是钱文贵总好像是个从天外飞来的富户，他不像庄稼人。他虽然只在私塾读过两年书，就像一个斯文人。说话办事都有心眼……[34]

钱文贵只读过两年私塾，远不如读过师范的李子俊。他的父亲只是普通农民，亲兄弟的赤贫说明家里并无族产或门楣继承。无文化、无功名、无家世却掌控绅权、一跃成为村庄领袖，钱文贵的“神秘”发迹隐含着近现代以来的绅权旁落及劣化。

中国传统社会跻身士绅阶层，门槛颇高。士绅虽然不是正式官员，但一般由获得生员以上功名的人或退休官吏担任。取得士绅身份的程序，又有“正途” “异途”之分。“正途”指通过科举考试的生员及以上，才有资格成为士绅。“异途”指以捐纳换取功名，然后成为士绅。捐纳者尽管没有通过严格考试，也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但他们和“正途”者比较常常处于低一级的社会地位。[35]以功名为前提，一个合格士绅还需要财富、门第、道德、个人能力等各方面的综合。士绅所受教育程度高，能主持地方的庆典仪式、处理各种公共事务。又因为颇有家产，往往捐资兴学、修桥补路甚至毁家纾难。无论在物质资本还是象征资本上，士绅都堪为地方民众仰望的楷模。

士绅之家难以一蹴而就，但清末废科举为“暴发户”提供了上升时机。自西式教育取代科举，士绅群体丧失了原先的晋身体制。新学堂改为学习与八股经书无关的课程，学校也集中于大城市。士绅及子弟纷纷进城，通过新式教育获得各种专门知识和技能，从此不再返乡。丁玲自己就经历了士绅阶层继替常轨的断裂。她出生的安福蒋家在湖南当地是数代积累的大家族，尤其至清代发展繁盛。丁玲的回忆录也提到，由于蒋家是望族，安福县每年在正额以外，都会留两个秀才名额给蒋家。[36]丁玲曾祖父中进士，祖父也取得功名官至贵州知府。但父亲蒋保黔遇上废科举的时世，考秀才之后再无进路。虽曾奋力争取留日机会，但终因身体、经济各方明因素，未能完成学业，郁郁而终。丁玲十多岁远离家乡远赴都市求学，属于跟上新潮流的一代。她不忘身世经验又限于土改语境，说起钱文贵颇有含混：

《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因为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我接触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情况。[37]

丁玲把钱文贵视为“地主”并反省自己出身地主家庭，这明显受到土改运动中划分阶级成分政策的影响。然而她祖上数代读书取仕，退职而居乡，与其说是地主不如说是士绅。所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政治上统治一个村”，描述的也正是士绅阶层统管乡村地方的状况，属于丁玲从小耳濡目染的绅权运作规则。

在基层社会的权势转移过程中，“暴发户”钱文贵之流比比皆是。传统士绅阶层随科举改废，从封闭循环变为开放型流动。一方面，士绅内部分化出商绅、军绅、学堂出身的新式知识分子等；另一方面，一些以武力或财力发迹者甚至盗匪、痞棍纷纷加入绅权竞争，摇身占据绅位。如史学家考察民国初年湖北士绅群体，襄阳县东津镇3位新晋乡绅，一为江湖头目，一为木材商人，一为二流子。另有民国鄂西7县12位权势人物，所受教育上读私塾或教会学校已属顶级，具体4人上过私塾，教会学校毕业1人，略识文字者2人，文盲2人，不详1人。引人注意的是，这12人中有7人属“团阀”，即地方掌控军事武力的集团组织（民国时省一级为军阀割据，县一级为团阀割据）。他们仗着手里有枪有兵，在地方呼风唤雨。[38]又有学者研究1930—40年代之交的晋西北《名人传略》，发现这些“名人”主要依靠与上层政府的关系往来而掌控地方。其中受旧式教育出身的只有6%，绝大多数是有现代学堂经历的新绅、大商人。他们集权力与财富于一身，出现到县城开商铺、开银号的经商趋势。[39]传统应试当然不足以判决素质高低，何况科举改废已成清末民初的潮流大势。然而新式教育体制尚未发展充分，丧失既有考试制度以及传统道德规范之后，民国新绅变得鱼龙混杂。

如果说废科举打破士绅继替常轨导致乡土人才流失，现代国家强化地方管理的政策也大大助长了劣绅滋生。晚清及以后的各届当政者都倾向细化县以下的行政机构，把权力之手伸入乡村。1908年清政府开始在县以下设“区”作为分支机构，区长下辖数个属员和一队警察。区里有摊派权，由警察协助征收。1915年袁世凯宪政改革，正式承认“区”作为最低一级的政府机构。19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的“区”更加正规化，所属公务人员数量增加，警察队伍也变得庞大。到《桑干河上》1940年代的华北农村，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县以下更细化为“区—乡—保—甲—户”各级。政府细化县以下机构原意为了无中间环节地管理乡村，但客观上抑制了绅权。皇权不及县以下，士绅可以主持乡里；当中央权力直控乡村，士绅难以自主作为。一旦政权腐化，士绅要不为虎作伥，充当政府抓手；要不无路可走，退出职务明哲保身。

钱文贵的无原则无操守，渗透在文本细节当中。李子俊女人愤恨自家落魄，咒骂“千刀万剐的钱文贵，就靠定闺女，把干部们的屁股舐上了”，可谓一针见血。钱文贵不管什么政府，无论北洋、国民政府、共产党还有日本侵略者的交替交错，都甘当“抓手”。在他眼里只有利益没有对错，更谈不上信仰。他让女儿与村干部结亲、送儿子当八路军，无非巴结的手段、建立社会关系网的步骤。在最后的批斗会上，顾顺揭发钱文贵调戏儿媳，发起对其伪装的沉重一击。钱文贵原是看上顾涌家产才托媒顾家女儿，钱义投八路军后顾二姑娘独守空房，她平日格外害怕公公。“她怕什么呢？这是连她自己也不敢对自己说的”，小说行文留下余地。直到顾顺曝光家丑、公开姐姐的屈辱，才算真相大白。钱文贵平日里摆出威严冷静、不苟言笑的一家之长做派，这“爬灰”控诉喜剧化地拆解庄重、撕下画皮——无文化、无道德以至于践踏基本人伦，如此败类掌控权势、历几次清算不倒，足见阴险可怕。

暖水屯里乡政的“劣胜优汰”局势，江世荣、刘乾当甲长的不同命运也可作为佐证。文采听说刘乾是被逼疯，觉得非常不能理解：“当甲长总是赚钱的，都是汉奸，如今听说有人当甲长是被强迫的，视为仇家所陷害，结果破产，成了极贫的农民，还逼疯了，怎么会有这回事呢？”[40]这是文采又一次想当然，他对乡村权力运作无知，看不见被淘汰者的悲剧。民国政府治下的“保甲制”始于1932年，历经鄂豫皖赣开始向全国推广的过程，到1935年正式立法。[41]按照规定“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实际运行中“保”“甲”的计量有所变化。从权力分布而言，士绅负责统筹安排，保、甲长负责落实具体事务。处在政府与士绅交接的“夹缝”，保长很不好当：“所做的工作尽是些琐碎的技术事项。好比征粮、派款、捉兵拉夫，等等，事情烦琐得可怕。”[42]甲长比保长的职位低微，但操办征粮、派款等具体事务所差无几。不擅长逢源应对的人不仅难以胜任，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刘乾当甲长，无异一场灾难。他派丁时被乡亲责骂，只好当场跪下来哭诉：“你打死咱，咱也没个办法。你不找阎王找小鬼，生死簿上就能勾掉你儿子的名字了？”他职责难推毕竟良心未泯，不惜自己卖地给村民弥补抵账，两头受气赔上家产终于发疯。然而，江世荣当甲长却成了发家致富的好时机。他在任期间娶妻修房又置下田地，做起放租子的地主。江世荣能敛财，凭着不择手段：“他借日本人压榨了老百姓，又借八路军来勒索”，而且“乱派款项，乱派伕”。他除夕夜带甲丁抄家一个还不起债的租户，让老老小小喝不上一口热水。又曾以派伕作为要挟，逼得另一个租户卖掉女儿还债。他眼见穷苦的赵得禄当了副村长，就主动借给两石粮；眼见工作组进村后风声紧，赶紧指派老婆送一件小衫给常年光着上身的赵得禄女人……江世荣地位、心计不如钱文贵，但操控利用权力方面堪与比肩。

忠厚的刘乾发疯而凶狠奸诈的钱文贵、江世荣得势，暴露了基层乡政劣币驱逐良币的荒唐。正如杜赞奇考察20世纪上半期的华北农村，发现“保护型经纪人”纷纷引退而“赢利型经纪人”迅速崛起。[43]后者即钱文贵之流，利用职务权力不惜牺牲村庄和村民的利益。乱世竞存，对乡村发挥保护作用的正绅、良绅因持守道德与规则反被淘汰出局。相对杜赞奇关注华北，清末举人刘大鹏见证了山西士绅的没落。科举废除后，刘大鹏后半生“困厄于乡”，留下一部《退守斋日记》。[44]其中多次指陈他所眼见的官绅勾结：“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即现在之绅士，多为县长之走狗。”[45]令刘大鹏愤懑的“士”之不存，无非传统社会震荡、基层权势失衡的表征。从华北到山西，士绅劣质化的具象种种反映绅权被不断压缩、剥夺，这是近现代绅权与国家权力消长之必然：“中国20世纪前期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最终是要以集权取代分权，在国家不断扩大其在乡村社会的存在时，已经不打算给自治或是以自治形态呈现的绅治留有余地。”[46]

余论 未完成的转型

追问钱文贵劣在何处、劣从何来，关涉对丁玲创作、对土改运动的评价。追查他窃据绅位、滥用绅权的劣迹斑斑，可以发现暖水屯的这场揪斗主要是发动农民推翻劣绅权威。在1940年代的华北乡村，钱文贵、江世荣得势敛财，李子俊自身难保、黯然退场，刘乾被逼疯，刘满鲁莽疯怪，无名老太婆又聋又哑……呈现出乡政腐败、民间冤苦的历史图景。晚清以降由于绅权旁落及劣化，暖水屯的“绅治”徒有其表败絮其中。丁玲塑造钱文贵形象沉淀自己作为“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的身世感、融入参加工作队的实践经验，其目光不限于政治、政策现场而追溯至社会历史文化的纵深处。相对单一阶级斗争模式，《桑干河上》通过生动人物形象剖析乡土权势转移及重建，炼成土改文学的经典。

中国进入20世纪，乡土“绅治”积重难返走向倾颓，反映出传统转型的艰难。当代探讨乡贤文化、振兴乡村等作为其遗留，可见未完成的历史还在延续。士绅阶层作为王朝帝国时代一个重要功能群体，做成许多值得称颂的功德事迹，所以清末还有“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之说。当代“新历史”叙事潮流中则出现不少追忆绅民共处之和谐、追问批判士绅之残酷的作品，乡绅家族及其命运引发持续关注和热议。中国社会转型遭遇内忧外患、泥沙俱下，反思自是应有，却也不能过于沉浸乡绅神话、“士统”想象而忽视士绅阶层功能耗散的事实。在丁玲所处的时代，打倒劣绅、建设以农民为主体的基层社会，为现代化进程扫除了障碍。让刘满等民众诉苦翻心、获取做人的尊严，也是一种深沉的人道主义。从《桑干河上》书写的“除劣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与之同年问世的《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费孝通等社会学研究者考察西南乡土，既提醒士绅阶层的地位、功能也清醒看到“绅治”的现实困局：“劣绅继承了历史传统里最污秽的一面，官绅的勾结虽则使政府权力严密控制着基层社区的农民，阻碍着民权的发展，可是另一方面，它也逼上梁山，造成集体农民的武装叛变。……劣绅变成了腐化政治机构身上的一个毒瘤，如何能够割治这个瘤，这是今天中国政治上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47]他们阐发的“割毒瘤”“争民权”与丁玲所见略同，为今天留下值得继续思考、探究的精神文化资源。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阎浩岗：《“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评价与刘再复先生等商榷》，《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在“恶霸”与“绅士”之间——现当代文学“恶霸地主”形象的形成与消解》，《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2] 如袁红涛《“一部关于中国变化的小说”——重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期）、张冀《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镜像与叙事困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4期），都强调钱文贵身份是乡绅。

[3] 参见张均《革命与乡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史实考释》（《中山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一文，其中考释暖水屯里的各种乡绅人物，将钱文贵明确划为“劣绅”。

[4] 刘再复、林岗：《现代小说中的政治式写作——从〈春蚕〉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唐小兵编《再解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艺》（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 张冀：《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镜像与叙事困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4期。

[6] 阎浩岗：《“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评价与刘再复先生等商榷》（《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7] 张均：《革命与乡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史实考释》，《中山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8] 王先明：《地主：阶级概念的建构与中国现代历史的展开》，《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9] 本文运用的“士绅”概念，主要参考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在这些论著中，存在“士绅”“绅士”“绅”“缙绅”“士”“士大夫”等不同称谓，本文采用“士绅”称谓以区别于西语“绅士”（Gentleman），强调经由科举选拔、有功名在身的中国传统知识群体。

[10] 竹可羽：《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1957年第10期。

[11] 陈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1950年第9期。

[12] 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文艺报》1952年第10期。

[13] 赵园：《也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芙蓉》1980 年第 4 期。

[14] 万直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农村宗法社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15] 王先明：《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河北学刊》1990年第2期。

[16] 王先明：《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17] “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18] 程凯：《“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针对性》，《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19] 袁红涛：《“一部关于中国变化的小说”——重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期。

[20] 张冀：《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镜像与叙事困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4期。

[21]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22]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11—12页。

[23]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12页。

[24]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99页。

[25]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88页。

[26]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172—173页。

[27]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262—263页。

[28] 朱德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 页。

[29]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264页。

[30]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256页。

[31] 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32]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研究》，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33] 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34]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11页。

[35]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研究》，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32页。

[36] 丁玲：《遥远的故事》，《丁玲全集》第10卷，第260页。

[37] 丁玲：《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人民日报》2004年10月9日。此文为《全集》佚文，写于1952年4月24日。

[38] 王奇生：《绅权：乡村权势的蜕变》，《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336页。

[39] 王先明：《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力——以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40]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177页。

[41] 王先明：《从自治到保甲: 乡制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

[42]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69页。

[43]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44] 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5]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1926年8月14日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页。

[46] 徐祖澜：《清末民初国家权力与绅权关系的历史嬗变——以乡村自治为背景的考察》，《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

[47]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