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昌耀诗歌的札记
 
                                                                          ——附录：《凶年逸稿（9）》解读
 
                                                                                                      钱文亮
 
                                                                               昌耀：“罕见的强力诗人”
 
       当代诗人凌越曾经盛赞“昌耀是新诗史上承上启下式的关键诗人”，属于和郭沫若、多多一样“罕见的强力诗人范畴”。而所谓“强力诗人”，出自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具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之口，专指那些在“影响的焦虑”中寻求创新，在前驱的压抑之中激发出创造性的具有强力意志的诗人，反抗、创新、力量与美、崇高等构成其诗歌话语内在的中心。这样的诗人往往为正统、主流的时代风尚所不容，却又以其对主流诗歌传统的大胆背离而表达了时代真正的精神内涵；与此同时，“强力诗人”还是那种在题材、体裁和语言形式上勇于打破传统专业分类与界限，具有极强的综合融会能力的大诗人。这些素质在昌耀数十年间不断突破、不断创新的诗歌实践中都有耀眼的表现。追踪昌耀诗歌在诗思维度、题材择取、体裁形式、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闪转腾挪、变动不居的变化轨迹，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不羁的灵魂在语言中所能获得的丰富的自由。
 
                                                                                昌耀的诗歌资源
 
一、民间歌谣。
       根据张颖的《昌耀文学年表》记述，昌耀童年时即喜爱、学习了湖南乡间儿歌俚谣；1950年代中后期，昌耀又亲自编选了名为《花儿与少年》的青海民歌集。这些从祖国各地民间日常生活与生命体验生发出来的口头文学，具有“天籁”般的质朴自然，其强烈的地域色彩、口语化和方言风格又自带有美学上的独特的“陌生化”魅力，以及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思维，这些艺术上的滋养对于昌耀诗歌人所公认的“质感”形成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基础性的作用。这也是昌耀的诗歌很早便已超越当时时代的主流政治话语和抒情模式，有别于“宏大叙事”的高蹈空洞，落实到个体生命的生活细节及其体验的重要原因。其早期的杰作《凶年逸稿》即为力证。
二、中外大诗人的作品。
       提及昌耀的诗歌资源，张颖的《昌耀文学年表》里还有两段记述值得重视，其中的第一段写道：“秋季昌耀以伤残文艺兵的身份，进入保定河北省荣军总校。在校图书馆，昌耀读到了郭沫若的《女神》、莱蒙托夫的《诗选》、希克梅特的《诗选》、聂鲁达的《诗文集》、勃洛克的《十二个》等一大批中外诗集。”第二段：“4月昌耀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包括了陕、甘、宁、青、新五省的西北大区的作家协会)。随后，给五叔王其集去信，称‘要以郭老为榜样’”。从这两段记述中，读者当不难理解，昌耀和郭沫若的同一性联系，那种带有未来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凌越甚至很早就指出过“郭沫若早期诗作《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和昌耀的80年代中期诗作《斯人》有着奇特的对应关系。”当然，郭沫若外向，昌耀内敛而静默，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差异在诗歌形象与语言风格上表现的还是非常明显的。另外，迥异于郭沫若诗歌的直抒胸臆的浅白和激情洋溢，昌耀诗歌意象的西部荒蛮特色及其蕴涵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力度更能够扣动人心。
 
昌耀：“中国的聂鲁达”
 
       已有的昌耀研究比较重视昌耀和美国大诗人惠特曼之间的影响-接受关系，也有将昌耀与现代中国诗人穆旦相提并论的，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忽视昌耀与智利大诗人聂鲁达之间的比较，却是诗歌批评和研究界堪称失职的表现。如前所述，昌耀十七八岁时即已阅读过聂鲁达的《诗文集》（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除此之外，因为1950年代聂鲁达在我国以其积极进步的“政治诗人”和民主战士形象广为传播，且其一生中曾经三次到过中国，由袁水拍翻译、新群书店1950年出版的《让那伐木者醒来》那首政治抒情长诗更是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和生活中的有力号角与旗帜，聂鲁达的诗歌、诗论曾经在1950年代的《诗刊》等报刊多次发表，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由邹绛翻译的聂鲁达的《葡萄园和风》。可见，昌耀如果能够避开聂鲁达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昌耀所受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度介入及其诗歌的史诗气质。
（二）善于宏观概括，体现于大幅度的词语与诗行的跳跃，气势恢宏，意象奇崛，想象极为丰富。
（三）拉美的“大地歌王”及其“诗的大陆”；中国的“高原歌王”及其“内陆高迥”。
（四）融合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于一炉的艺术风格。
（五）繁复的诗歌美学特征和关于宇宙、自然、生命奥义等的哲理性省思及批判。
（六）均受民间歌谣、惠特曼等人诗歌的影响。
 
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对聂鲁达的评语是：“他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对于昌耀，应该是怎样的评语？
 
                                                                               附录：《凶年逸稿（9）》解读
 
                                                                                       凶年逸稿（9）
我以极好的兴致观察一撮春天的泥土。
看春天的泥土如何跟阳光角力。
看它们如何僵持不下，看他们喘息。
看它们摩擦，痛苦的分泌出黄体脂。
看阳光晶体如何刺入泥土润湿的毛孔。
看泥土如何附着松针般锐利的阳光挛缩抽搐。
看它们如何吞噬又相互吐出。
看它们如何相互威胁、挖苦、嘲讽。
看它们又如何挤眉弄眼紧紧地拥抱、
 
啊，美的泥土。
啊，美的阳光。
生活当然不朽。
 
      【解读】昌耀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传奇。他虽然经历了多年的流放生涯和边缘化的生存，却并不因此在诗中倾诉命运的创痛。生活的苦难不仅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反而使他的思想越加丰富而深邃，他把生命融入了诗歌，写下了《凶年逸稿》这样的动人篇章。这首诗是昌耀早期的诗作，是组诗《凶年逸稿》的最后一个选章，写于1961—1962年之间，恰好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前后。昌耀用诗歌歌唱生命、描绘生命的特点在这首诗里已初露端倪。组诗的前面八首描绘了诗人如何在苦难的饥饿的生活条件下茫然恍惚，继而回忆过去短暂美好时光（目前的艰难更突显了美好的短暂），但是饥饿的痛苦也挡不住诗人对于土地的热爱，他因肉体痛苦而迷惘的心重新燃起对生活的信仰（诗中称为“永恒真理”）。生的希望化为一匹矫健而油亮的马，幻化出未来的美好图景。到这里，诗人的内心充满了力量，对土地的热爱让他感受到了“生存的全部壮烈”。他赞美苦难，赞美战胜苦难的精神，他迷醉于这种不屈不挠的生命力，最后发出了“生活当然不朽”的感叹。
       组诗的脉络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最后一首诗歌。贯穿于全诗的“泥土”线索最终成了最后一首诗歌的主角，同样成为主角的还有另外一个线索苦难（这里幻化为“阳光”）。那么为什么要用阳光来象征苦难呢？在通常的文学中，阳光难道不是光明的希望的象征吗？而这里的阳光却要“刺”入泥土，泥土也因为它“挛缩抽搐”。这里的阳光难道不是作为负面形象出现的吗？这就涉及诗人对于苦难的理解。苦难带给诗人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还有精神上的丰富。春天的泥土和阳光进行的是“角力”，正象征着人面对苦难时的奋斗。痛苦刺入我们的毛孔，我们“挛缩抽搐”，然而我们也不是被动地接受苦难，我们迎头而上，将它“吞噬”，进而“吐出”。我们攻击着苦难，但我们又深爱着苦难，因为正是它带给我们生存的力量和厚度。诗歌中的动作都以“它们”为主语，因为随着我们的一切思考和行为必然会产生反作用力。泥土和阳光、我们和苦难“相杀相爱”，谱写出一曲生命的赞歌，而生活也仿佛美和永恒。
       全诗集中地描写“春天的泥土如何和阳光角力”的过程，最后则得出“啊，美的泥土。/啊，美的阳光。/生活当然不朽。”这种对于细节的诗性观察，既体现出昌耀独异的生命感与世界观，又赋予昌耀的诗歌以丰腴的质感（凌越语）。
       昌耀的诗歌具有鲜明的语言个性，恰似诗人不羁的灵魂。本诗的艺术魅力就得益于一些动词的运用：角力、刺入、吞噬、威胁、挖苦、嘲讽、挤眉弄眼等等等等。诗歌的力度正是通过这些动词展现。它们极具威胁性，仿佛生命的存在就是不断地遭受灾害和反击灾害，仿佛生活就是一个布满刺的盖子，笼罩在我们头上，而我们全部的意志和意义就体现在这些动词上。这是一种生的力量的美，使我们真实，使我们感受到别样的幸福。
 
     （责任编辑：唐益红）
 
     作者简介：钱文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中心研究员、上海市重点学科都市文化学学科组成员、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