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渡河畔
 
                                                                                           雷志勇
 
       在湖南的西北部，有一条因“绿水六十里，水成靛澧色”而得名的著名水系——澧水。澧水八大支流，纵贯东西，横穿南北，汇通九澧，是湘西北地域的母亲河。亘古以来，它养育了两岸万千子民，滋润了沃野良田万顷，是鱼米之乡的强大水源支撑。
       我的家，就住在这澧水以北的虎渡河畔。
       时间上溯至20世纪50年代初，一个秋高气爽的艳阳天。在安乡县委机关院内的篮球场上，一群生龙活虎的年轻机关干部和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的一场篮球友谊联赛，鏖战正酣。啦啦队是一群年轻漂亮的女护士，她们高喊着，尖叫着，跳着，蹦着，她们为每一个进球加油喝彩，为每一名运动员呐喊助威，整个赛场上，欢声笑语，青春洋溢，活力四射。
       就这一场发生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年代的篮球赛，像一位月下老人，在不经意间却促成了三对美好姻缘，我父母便是这其中的一对。1953年国庆节，这三对新人同时走进婚姻的殿堂，完成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二大盛典。
       1954年夏季，澧水流域暴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我母亲作为一名年轻的医务工作者，为了抗洪救灾，忍痛打掉了腹中的胎儿，和同事们一起奔赴救灾第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那个年代，任何人都会有这样的思想境界。
       母亲是新中国成立后，常德市卫生学校第一届护士班学员，因当时各地医院急需医护人员，她们尚未毕业就匆匆走上了工作岗位，她被分配到安乡县人民医院，年仅18岁。父亲是常德市第一届政治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安乡县委农村工作部，时年22岁。
       我母亲贤淑大方，能歌善舞；父亲英俊潇洒，吹拉弹唱，两颗年轻的心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碰撞出了青春的火花，他们把激荡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年轻的祖国。1956年，21岁的母亲生下了我，新生命的降临，给这个幸福的家庭又增加了一份快乐。外婆就在这一年来到了我家，这之后的四年时间，仅仅四年，是这个家庭最快乐、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四年，这也是共和国第一个快速发展的五年。
       我刚满四岁，大弟弟出生了。那是大跃进之后的第一个自然灾害年。这个年代出生的孩子，真可谓生不逢时。一出生就缺衣少食，忍饥挨饿。由于父母亲都是国家干部，我们比一般家庭仍有一些优越感，但普遍的粮食短缺，自然影响到全国的市场供应，商店里已见不到粗粮饼干和糖果点心了。
       那几年，我们住在离县人民医院不远的庆功中学宿舍，学校周边都是乡村野地。天一擦黑，外婆就带着我悄悄摸到学校旁邻村的萝卜地，乘着夜色拔几个萝卜，一是补充口粮的不足，二是给我和弟弟当水果吃。
       三年的困难时期仍在延续，白白胖胖的第二个弟弟又凑热闹般地来到了我们中间。一家子六口人，人丁是兴旺了，可不得不节衣缩食了。接着，我父亲从县委机关调到了安全公社任管委会主任。他执拗的性格不容分说，强行要求我们全家随他举迁乡镇。当时，二弟还未满月，出生20多天就稀里糊涂地躺在虎渡河上的一艘小木船里，摇摇晃晃地来到了离县城20公里外的安全公社董家垱镇。
清清的虎渡河上一叶扁舟，载着我们老少三代和两口破旧的皮箱，从南往北，逆水而上，吱呀的桨声划破了平静的河面。
       那时我们年纪尚小，无所谓在哪里生活和学习，快乐永远伴随着我们稚嫩的童心。可是这样就苦了母亲，她堂堂一名卫校毕业的专科护士，却被调到了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真称得上是人往低处走了。但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夫妻关系，她忍辱负重，从县城来到了乡镇，从一名医护人员变成了一个勤杂工。
       那时的公社卫生院，刚创建不久，只有两栋简易平房，几张简易病床，没有设备，缺医少药。全院总共才十来个人，每个人身兼数职，混乱不堪，每天看病就医的少，打针换药的多。母亲除了给人打针换药，还兼取药、出纳工作。
      从那一年起，这个原本快乐幸福的小家没有了欢声笑语，没有了和睦的氛围，没有了轻松的生活气息。父亲整天不着家，母亲忙里忙外管不了家，我们三兄弟就像一群小鸡仔依偎在外婆的羽翼下，慢慢成长。
时间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风起云涌，父亲被抽调到常德县石公桥乡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开展“四清”运动。那一年，母亲又为我们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妹妹。
可就在我母亲哺乳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一件天大的灾祸。
       母亲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收款兼发药。在她的身旁放着一个木制摇篮，妹妹睡在摇篮里，等着妈妈空闲时给她喂奶。母亲一只脚着地，一只脚踩着摇篮，一边哄着妹妹，一边数着钱款，还时不时离开钱箱到货架上取药。
       月初财务盘底，突然发现财务账与现金不符，1700多元不知去向。这在当时每月人均工资仅20多元的情况下，可谓是巨额漏洞。一时间，感觉天都要塌了。经过反复查账、对账、清账，仍无任何线索，一个月后，院领导给出结论：贪污挪用。
       贪污，这个在任何年代、任何环境下都令人不寒而栗的名词，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扣在了母亲头上。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现实，但在那个没有法治的年代，根本无法澄清事实。母亲软硬不吃，死活认定自己没贪污一分钱公款，不实之词岂能容忍，不白之冤岂能蒙受，但又无处申辩和诉说。
       “搴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年仅29岁的母亲，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面对这种无情的打击，她差点被逼疯了。在单位，领导天天找她谈话，要求说明理由；在家里，父亲天天追问钱的去向，任何人都不相信是错账，都认为钱是母亲贪污了。母亲自己也找不出原因，且有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
       从此，母亲的工作降为勤杂工，损失全额退赔，每月从25元的工资中抵扣12元，直到赔完为止。苍天呵！这每月12元，需要多少年才能扣完？这浑噩的时光又该持续多久？
“不讲了，我什么都不讲了。扣吧，扣吧，你们扣吧，扣到我死为止。”秉性刚烈的母亲歇斯底里了，她暴跳如雷，发疯般地大闹医院，全院上下被她神经质般一反常态的举动惊呆了，从此，再也无人敢当面提及此事。而母亲的工资单上每月仅剩下13元钱了。可怜的母亲望着这区区13元钱欲哭无泪。
       当时，医院给出了两套处理方案，一是全额退赔，保留工作；二是开除工作，不退赔。问心无愧且性格倔强的母亲，怎么也不肯离开医院，她相信自己的蒙冤总有一日可大白天下，她要用坚韧换回自己的清白，她要用顽强支撑起这个岌岌可危的家。从此，她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和生活重担，双重压力压的她伸不起腰、喘不过气。
       从那一刻起，家，就不像一个完整的家了，夫妻，也不像一对恩爱的夫妻了。父亲似乎越来越忙，很少回家，即使回到家里，也不讲一句话，默默地来，默默地走，这个家，成了他的临时客栈，成了他不堪回首的地方。“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觉寒。”四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像一群未出窝的小鸟，照例每天张着小嘴，等着母亲带回来食物。年迈的外婆，拼尽全力维系着这个家的非正常运转。这种窘迫尴尬的局面一直维持了五年。
       五年时间里，白天，母亲仍在医院、在旁人的白眼下干着不属于自己的杂活，晚上，就着煤油灯昏黄的光亮，和外婆一起编织来料加工的毛线衣，以贴补家用。就这样，她们熬过了非同寻常的五年。五年里，母亲被扣掉的工资还远远不够赔偿额度，但被真正扣掉的是一个人的人格尊严、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和一个家庭的幸福指数。
       母亲的一生，是辛劳的一生，悲怆的一生，是无私的一生，伟大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风云突变，我们始终相信母亲是清白的，是无辜的。母亲虽出生在旧社会一大户人家，但从小受就到了良好的家风熏陶。她见过富甲一方的真金白银，她有着自己做事的标准和做人的原则。她性格刚毅，性情秉直，她睿智聪颖，天生丽质。但她单纯质朴，容易被人利用。
       此事过去许多年后，曾有人露出口风，道出了个中隐密。当年，母亲是被当时该院的院长与医院的一名女会计合谋陷害的。他们趁母亲给小妹喂奶之际，悄悄偷走了一张进货发票，造成贪污假象，想逼母亲离开医院，另安排他人顶替。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虎渡河水经久不息，依然滚滚东流，它以奔腾的姿态激浊扬清，它以博大的胸怀接纳涓涓溪流。1969年的初冬，我们被“文革”的飓风吹到了农村，暴风骤雨利弊兼有。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对于母亲来说，从心理上算是因祸得福。毕竟，那里是一片洁净的天地，那里有一群朴实的乡邻，那里的天更蓝、水更绿、人更亲。母亲从此离开了这所令她肝肠欲断的公社卫生院，苦难得以终结。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是母亲用她博大的爱挽救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是母亲用她的心血浇灌了一片干涸的家园，让血脉相传，赓续不断。
 
      （责任编辑：章晓虹）
 

       作者简介：雷志勇，湖南安乡人。现任德成建设集团党委专职副书记，常德市作家协会会员，市散文家协会副秘书长，常德市京剧协会副会长。曾在《中国铁路文艺》《湖南日报》《工人日报》《散文》等发表多篇作品，著有散文集《财富岁月》《朝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