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1920年代的“叛逆者”
 
                                                                               许 玮
 
       对于女作家的作品，我在性情上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无论现代，还是当代，而对于男作家，则读的很少。我知道，这样的阅读习惯，就如同“偏科”的学生，实在不利于提升和进步，但人的兴趣真是奇怪，我无法勉强自己读一些不愿意读的书，哪怕它们光芒四射、意韵悠长，哪怕被冠以很高的头衔。
       在塞北深秋的阳光下静坐，不去想任何事，只看着瓦蓝的天和偶尔飘过的云朵，还有那停落在玻璃窗上晒太阳的昆虫，便觉得岁月静好，若手上有一本书，而且恰好是自己喜欢的作品，那这样的时光，可谓人生中最美的享受了。
       每个作家都无法比拟，正因此，呈现在笔下的，才是不同的风景。我相信作家带给读者的，远不止笔下风情，更有比笔下风情更宽广的人生的意义，前提是，你要发自内心靠近并努力读懂这个作家。对我而言，丁玲便是如此，而且拿在手上的，正是她著名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
       我不知道当下还有多少人在阅读丁玲，或者提及这个名字，当代的青年人还能否知晓，但她的怒、她的怨，她的痴情，依然魔一样地引着我渴望走近。《莎菲女士的日记》这部小说，是丁玲早年的代表作，也可算是她的成名作，纵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100年，但因为写下这些文字的女子叫“丁玲”，所以，我不想错过百年前的那些人和事，愿借着塞北深秋的晴空与丽日，发自内心靠近并努力读懂那个时候的丁玲。
 
      “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
      “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到来。”
      “我不能直接向他表明我的爱吗？并且我觉得只要于人无损，便吻人一百下，为什么便不可以被准许呢？”
       ……
 
       摘引小说中的几句话，以一斑窥全貌，我想说，这就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格调。
       一个女子悄悄爱着或者说暗恋着一个男子，但又不敢表白，希望见到他，又怕见到他，而当爱的火焰或者说性的欲望升腾起来的时候，那般渴望和他有更亲密的接近，但觉得那实在是一种羞耻和堕落。女子心中那份痴和怨，那份等待与焦灼，那份放手又不愿意离别的纠结，借着这些句子表达了出来，真是隐蔽心门的洞开。这女子本来就疾病缠身，竟日里又被这样的思绪缠绕着、折磨着，便有了无法解除的苦闷和压抑。
       顺着忧郁而孤寂的文字制造的情调，我想象着丁玲写作这部小说时的情景：一座寂静的小楼，她端坐在书桌前，纵然有些百无聊赖，但心绪总希望找到一个出口。偶尔，她搔一搔垂到面前的头发，又抬起头，咬着笔尖看看窗外，虽然没什么风景，来来往往的人尽是着一身灰色或者黑色，但就是在那样的寂静里，她书写着自己的内心，并且希望自己爱的人能出现。然而，究竟爱着谁，谁让她成天朝朝暮暮，可能连她自己都说不清。一行行文字落在纸上，是青春的宣言，又是孤寂中的表白，写下来，或许留给自己看，而没有想着能发表，因为这些文字有些大胆，看了会让人脸红。不过，又有何妨？本来就是“日记体”，或许，内心真正的话语永远都是留给自己的！
       这部小说完成于1927年，丁玲23周岁。在评论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丁玲少女时代的经历。
       丁玲4岁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她几乎没有体尝过什么叫父爱，是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的。1921年，17岁的丁玲离开湖南常德老家，与好友王剑虹奔赴上海，进入名噪一时的“平民女校”求学。走之前，她毅然解除了与表哥的包办婚姻，在当地可谓轰动。到上海后不久，王剑虹和瞿秋白结合，与丁玲在一起的时间便少了，这让她顿然觉得孤独。不久，王剑虹抱病离世，瞿秋白很快又和杨之华结合，丁玲一度对瞿秋白产生了反感，有意疏远他。1925年，丁玲结识了生命中第一个真正的恋人胡也频，并正式与这个小他一岁的热情男子坠入爱河，开始了生命中一段充满幻想却快乐单纯的生活。这之后，同为文学青年的沈从文、冯雪峰相继进入丁玲的生活，爱情、幻想、嫉妒、聚散，这些无论哪个时代的青年人都有过的情感历程，丁玲兼而有之。
       那是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战乱如长夜般笼罩了星空。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丁玲都可谓是时代的亲历者，但那个时候的她，还没有能力把笔伸向更广阔的社会，而是在文学小资的闺房里，书写着个人内心的苦闷和彷徨。作家笔下流淌出来的，差不多总是俗常生活在心底搅起的波澜，故而，《莎菲女士的日记》与时代洪流相距遥远。丁玲曾说，那个时候的她，“除了小说，找不到一个朋友。”单就作品而论，我不觉得《莎菲女士的日记》有什么积极的、深刻的社会意义，只是一个青春期女子的爱情宣言，甚至是渴望得到性和爱的一种内心表白。
       莎菲的苦闷，让丁玲内心的天地更“小”了。
       不过，纵然这部小说与时代的洪流相距遥远，但它写了自由恋爱，写了对爱和性的渴望，所以，小说发表后，如晴空霹雳，似白日流星，已然是主流文坛领袖的茅盾评价道，“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热衷于文学的青年们，似乎一下子有了心中的偶像，不，甚至可以说是恋人。一时间，大家都在打听：“莎菲”是谁？谁是“莎菲”？因为，这个苦闷中的女子不但说出了她自己内心的所想，也说出了大家内心的所想。青年人一遍一遍地阅读小说中带着愁苦滋味的文字，也在一遍一遍地猜想作者丁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子。毫无疑问，丁玲就是莎菲，莎菲就是丁玲，否则，怎会有那么深切的感受！那个年代，除了黄浦江畔活跃在“十里洋场”的演艺明星外，丁玲成了文学青年心目中的明星，也成了1920年代的文坛“叛逆者”。
       这部几乎没有什么情节的日记体中篇小说，缘何在那个年代能引起那么多青年读者的共鸣？我想，可能是因为它的“大胆”。将近100年后读这部作品，如果说它带给了我震动的话，也依然是它的“大胆”。丁玲借着自己的笔，敢说一些其他女作家不敢说、也不愿说的大胆的话——关于爱的大胆，也关于性的大胆。这恐怕就是这部作品问世后所引起震动的原因吧，也是丁玲一出手便与众不同之所在。
       现代女作家里，冰心有着安稳舒适的家庭环境，所以她的作品带着淑女气息，温婉干净，但也波澜不惊。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前，丁玲拜访过冰心，一定羡慕冰心拥有安稳舒适的生活，但可能未必喜欢那样的生活。丁玲从小便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因为与母亲相依相伴，她更能体会单身女人的不容易，也更深地体悟到了周遭冷眼对于女性性情的扼杀。法国作家波伏娃在《第二性》这本书里写道：“滞留在无聊中，这只是不死，这不是活着。”所以，丁玲身上有她母亲的坚韧，甚至叛逆，渴望实现自我、升华自我。文学，让她找到了一个新的自我喷薄的出口。
       192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十年了。放眼那个时候的文坛，冰心以第一代女作家的身份，已经走过了自己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以《寄小读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品正风靡文坛；后来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萧红，当时只有16岁，正在为能不能继续读书，和家庭进行着抗争，且饱尝人生的寒凉；张爱玲那时才7岁，据说这个天才女孩已经开始写作，但无论如何还不能称之为“作品”吧。那一年，丁玲作为“五四”之后的第二代女作家，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跃登文坛，并迅速在青年读者中走红。这是时间的造就，更是一个人自我的造就！
       那是一个“三角恋”故事流行的年代，文坛的许多女作家，包括业已成名的女作家，都热衷于勾勒上几笔“三角恋”爱情。然而，虚妄的人生和无聊的幻想，让小说弥漫着一种颓废的气息，几乎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可言。丁玲很快感到了诸如《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作品终究没什么现实意义，于是，她在另一部小说中，借着人物的口，作了带有自我检讨意味的陈述：“纵说有些读者是曾被某一段的情节或文字感动过，但那些读者是些什么人呢，是刚刚踏到青春期，最容易烦愁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中等以上的学生们。他们觉得这文章正合了他们的脾胃，说出了一些他们可以感到而不能体味的苦闷……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这话是丁玲的自我省思，可当初，陷在爱的泥淖里，凭谁都很难说清为爱牺牲是糊涂，还是清醒？！包括丁玲本人。
       想象着那个时代的丁玲，梳着整齐的短发，胸前压着一本书，充满幻想，但也走得坚定。她以自己爱的经历，为年轻的文学“小资们”书写着喜怒哀乐，而她自己也一度陷在那些爱与不爱中难以自拔。当爱的虚妄和幻想成为泡影后，《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类文字，便成了她内心的一种自我排遣和寄托。站在将近100年后的此岸，回望丁玲早年的写作心路，《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一部青春期宣言的小说，文字间曾有的滚烫、曾有的“魔力”已经冷却，格调多少也带着无病呻吟，尽管彼时文字火热，甚至对一个少女而言，可谓字字心声，但时间可以涤荡一切，再读这样的小说，已经很难让我们与那个时代的丁玲同频共振了。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丁玲早年的作品，因为我从《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看到了她年轻时的“大胆”。这一出手便显示出来的“大胆”，让她终其一生都成了文坛的那个“另类”。
放下书，丢开莎菲的烦恼，看窗外一切安谧，阳光也正好，连虫儿的振翅似乎都可以听到，它们用无法被人察觉的动作，梳理着纤柔的触须——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作家永远都与属于各自的时代同在，并且书写着         那样的时代。作家王蒙感言：“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炽热，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我心目中的丁玲》）。”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个性，才成就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丁玲，也正是因为她的“大胆”，才有了文坛“叛逆者”丁玲，也使她早年的作品有别于同时代女作家的“四平八稳”。
       丁玲终归是丁玲，当时代裹挟着她迎接更大的风浪时，这位1920年代“莎菲”式的“叛逆者”，才慢慢改换了人生的模样和作品的风貌。
       然而，稳稳的爱，是丁玲作为女人一生的追逐和向往。
 
        许玮，1983年7月生于山西大同，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学院，在大同市云冈区文联工作。作品散见于《文艺报》《都市》《朔风》《名作欣赏》《湖南报告文学》《文汇读书周报》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