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杂谈

 
       现在我们谁也感到创作中有一个很恼火的问题，就是思想性，也就是说我们作品中的思想性不够，作品的政治意义不大。这个问题使作者们很着急，为着要加强这一点，常常就在作品中加一段讲话。这段讲话或者通过作品中的主人翁，一个指导员，一个厂长，或一个支部书记说出来，或者就是作者自己在里面讲一段，政策是被生硬的搬运，常常是这个人说一段后，那个人还要说一段，直到把政策全说完，可是结果对于那个缺点仍不能有什么大的补救。我们也听到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时代跑得太快了，我们老是赶政策赶任务，赶出来后往往又是过时了，所以还是让我们慢慢地写吧，也许要好一点。但又有人说了，我们必得经常经常地在生活里，如果离开稍久，我们又摸不到什么东西了，现实是变得太快了呵！我们的确是很辛苦的，我们总也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这症结究竟在哪里呢？怎样能使我们提高呢？我们几乎都这样互相问着，我们的座谈会，讲演会也好像解决了一些问题，可是问题还是梗在前边，使我们很着急。
我个人想这是着急不来的，我们年轻的作家们有他们的优点，也有他们的缺点。我们强调过到工农兵生活当中去，学他们的语言，写他们的生活，因此在老解放区稍久的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些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我们在作品中可以看见很形象的农民典型，和农民的语言。农村生活的味道，兵士生活中的味道，也能表现出来一些。这是我们的优点。我们回想“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除了少数的作品外，其表现生活是较表面的，也没有现在这样多的群众语言。可是“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大半都是在说明一个问题，并且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简单些，但却充满了强烈的政治情绪，有不解决不罢休之势。我们很强调作品的政治的社会价值，而今天我们作品里的那种政治的勇敢、热情，总觉得还没有“五四”时代的磅礴，可是我们又处于军事、政治、经济大进攻大变革的时代，所以就更觉得文艺工作不相适应，文艺反映现实未免落后。
革命的大时代给我们显示了生活的海洋，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武装了我们的头脑，在艰苦的抗战中和解放战争中，也更加强了我们与群众的联系，这是好处的由来。但我们是先天不足，我们在旧社会中个人刚刚碰到点不愉快的事，我们就到解放区了，或者我们还在不懂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被解放了。我们的知识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思想不成熟，我们受党培养，受马列主义的教育，我们懂得一些群众的情绪，可是很多理论，就是世界观吧，也还没有消化好的，常常为着要支出才去收入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脑子里有一件东西，是当时当地一般干部也都可以有的感觉、认识和经验，我们还没有养成我们自己的较深刻的，较锐敏，较远大正确的见解，所以我们不能表现出比当时一般干部更高的政治思想来。我们既然先天不足，就得后天调护，因此我们要好好地读书，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历史，学习社会，学习群众斗争，学习文学，将这些都溶化在一块，使自己有很广博的知识，精湛的见解，和熟练的文学技巧。
       我们回想“五四”时代的作家，他们对旧社会是了解得深切些，他们深感痛苦，他们是以战斗的革命的姿态出现的，而且担任了前锋。他们要求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他们去实践，写白话文小说，写新小说去反对文言文；而且他们写小说，写诗，不是因为他们要当小说家或诗人，也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很艺术的玩意，也不以为艺术有什么高妙，他们就是为的要反对一些东西，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去写的。他们除了要冲破腐朽的文言文以外，在新的形式上也并不十分讲究，只为要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就用了这些形式。
       从这些事实看来，三十年前的新文学——年轻的时代是为政治服务得非常好的。那时好像没有人怀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翻开那时的《新青年》杂志来看，可以看见作家们不只是写小说，写诗，而是对什么问题都要发表意见，有时用文学的形式，有时就用论文、散文随感。现在作家深入生活，搜集材料，编出很好的故事，在反映生活上的确要生动得多，可是对目前社会上所发生的许多有重大意义的事，很少为文表示，或加以分析（比较说来诗还多一点）。因此我以为应该强调作家们要打开眼界，多接触政治，时刻关心政治问题，参加政治活动（不仅是下到一个工厂或一个农村）。多写散文，抒发思想，养成随时发表意见的习惯，强调写作品主要是写思想（也就是对政策有了消化），一切人物和事件都为透出一个思想，而不是写一段材料，一个故事。这样对我们的创作是有益的。
       “五四”时代的白话文，是一个革命的运动，不管其中有部分人是软弱妥协，但它却是要革文言文的命。这个运动基本上是胜利了的。我读“五四”时候的文章，我觉得都很清楚明白，虽然不一定都能上口，但是朗诵起来，还不是那样难懂。他们所提倡的白话文，也是指不用死人的语言，要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因为他们生活的限制，他们只能用知识分子日常口头上的语言，不能采取丰富的民间语言，所以显得单调，缺少风采，这是指一般的人说，其实许多人的文字，结构谨严，行文朴素，到现在来读它也还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仅以不合劳苦大众的口吻来衡量是不恰当的。“五四”以后，对于文字的革命并没有继续下去，却走到修饰和装点的方面去了，搬来了很多欧化的文字，重复的，复杂的主语、宾语等等拐弯抹角的话，使人不懂的加括弧的美丽的辞句，连篇累牍，有些又夹杂些古文来表示自己渊博和儒雅。这些是资产阶级作家来做文字消遣和游戏的，他们根本不愿文学与群众有什么联系。他们本爱用洋货，同时也爱买些古董来点缀点缀。可是进步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也受了影响，后来便成了风气，好像不这样写就不算文学似的。上海左翼作家联盟以鲁迅与瞿秋白为首曾大声疾呼地要大众化，可是由于当时反动派的迫害，大众化的工作受到阻碍，不能做出很好的成绩。但文学工作者还没有那样的认识，恨自己的洋化文字，如同“五四”时候的痛恨文言文；也没有那种精神，再也不写洋化的文字，如同他们那时坚决不写文言文。我们又感觉这种文字不好，又不能一下舍弃它。直到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才明确的解决了“写给什么人看”的问题。并且也才更明确地认识向民间学习的重要，用生动的老百姓的口语。我们已经开始这步工作了，而且是有成绩的，我们应该继续“五四”的那种精神坚决稳定地走下去，继续文字语言的革命，而少讥笑前人。后来的人都是接受了过去的经验而开展的，有许多具体的问题因时代的发展而将成为过去，但过去的那种革命精神却值得永远学习。
       “五四”的新文学，也就是中国新文学，是强壮有力的，它和整个五四运动分不开，它的反封建反帝的色彩是浓厚的。这里面首先要推鲁迅，收集在《坟》和《呐喊》里面的杂文和小说，很多都是那时写的。这些作品三十年后读来，还是非常使人感动。在他的小说里面，我们十分感觉封建的可怕。他最初的作品《狂人日记》、《药》等，在他的笔底下我们体验了旧中国。在那样的社会中，人是没有路可以走的。既然不要走辛苦辗转的生活之路，又不要走辛苦麻木的生活之路，更不要走辛苦恣睢的生活之路，那末只能走大家尚未经过的新的生活之路。可是这新生活的路在哪里呢？鲁迅告诉我们：“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就是说路是要人去开辟的！
       《祝福》也是这样。我读这篇作品觉得这是真真的悲剧。祥林嫂是非死不行的，同情她的人、冷酷的人、自私的人都一样在把她往死路上赶，是一样使她精神上增加痛苦，并不是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才造成她的悲哀的命运的。假如是这样，那就只是人的问题，换了一个人，祥林嫂也许会幸福起来的，但鲁迅就不是写这些，不是写一个悲欢离合故事，他是写封建吃人，写旧社会吃人，只要是封建统治着的地方，祥林嫂就没有出路。你看柳妈同祥林嫂说：“两个丈夫在阴间等你，还会争你，你死了，阎王爷定把你分成两半的。你还是捐条门槛当替身，让千人踩万人踏来赎回你的罪吧。”（原意如此）这真使人浑身发抖，简直连死也不行呵！这样的作品，一句教训人的话没有，可是你读了后能够不深深地觉得封建可怕吗？不觉得要把这个旧社会打倒吗？三十年了，这篇文章不只是从历史上看它是有价值的，就是从今天的问题上看也仍是需要的，它虽然不是写生产，或……仿佛对目前的工作没有大的相关，可是对于人的头脑却是有用的，因为旧社会虽然推翻了，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旧思想却仍然还残留着呵！
       除了鲁迅以外，那时写小说的很多，写的比较多而且好的还有叶绍钧。叶先生的文笔是非常修整朴素的，我们读他的小说，从来没有碰见做作的地方，也没有太洋化的句子，也不用古文，也没半文不白的陈辞滥调。而且他的文章也是对旧社会下着批判的。他的《一个朋友》，是三十年前的作品了，虽然只是一个很短的短篇，一个朋友为其儿子娶妻的一点小事，但是对于那种安于现状，毫无理想的人有很深的讽刺。最后是这样的结尾：“假如我那位朋友死了，我替他撰家传，应当怎样的叙述？有了！简简单单只有一句话：‘他无意中生了个儿子还把儿子揿在自己的模型里！’”……
       叶绍钧的小说很多题材是写旧中国的腐化教育。如最初作品中的“义儿”等。长篇小说《倪焕之》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写这方面的题材的。他早年的《稻草人》是非常感动人的。稻草人每天每夜看守着田里的稻子，挥着他手中的破蒲扇，他同情他的主人，一个穷苦的老农妇，可是蛾子来吃稻子了，留下了蛾种，稻草人的能力小，不能驱逐它，也无法使老妇人知道，他愁苦得不行。可是渔妇来了，他眼看着她网不上鱼，而她的孩子却病得快死。最后更来了一个被虐待的女人投河自杀。稻草人用力拍打他的蒲扇也无法使天快亮，使农人们起来；结果他倒在田旁了。在那个时候，一个知识分子是会有这感觉的，但同时也是说一个稻草人是不够的，人民只有自己起来，团结起来，依靠自己。这种作品的确使人看过要去思索一些问题，而不仅当着故事看得热闹，或兴奋而已。
       在“五四”时候出现，也曾很被人喜欢过的有名的作家还有冰心。冰心在“五四”时代，是一个在狭小而较优越的生活圈子里的女学生，但她因为文笔的流丽，情致的幽婉，所以很突出。她的散文和诗都写得很好。她虽然是那样一种出身，不能对社会有所批判，但是她在“五四”时代，也感受了影响，她提笔为文时，也仍然是因为受了新思想的感召。她自己在她的小说序文里告诉我们，她那时在学生会里当文书，又在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股里工作，她开始用白话文试作、发表的，是职务内应作的宣传文字。这些文字可惜我们没有读到，想必其内容都还是符合那时的学生运动的。她自己说在那时写了些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等。《斯人独憔悴》是写两兄弟都参加爱国运动，受到顽固父亲的阻挠。这的确是那时很典型的材料，这个问题实际在中国存在了很久。可惜冰心由于她的出身，她的环境，她的爱的哲学，这两兄弟都投降了。她正代表了那时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去国》是写一个青年在美国学成归国，以为大有可为，结果因为中国政治的腐化，结果仍只有到美国去。好像她是暴露中国官僚军阀统治的黑暗，但什么是出路呢，仍只有寄托在资本主义的美国，这也充分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对英美资本主义的崇拜。冰心本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的。但她只感染了一点点气氛，正如她自己所说是早春的淡弱的花朵，不能真真有“五四”的精神，所以她只得也如她自己所说“歇担在中途”。她的爱的哲学，是不能作多少文章的。但冰心的文章的确是流丽的，而她的生活趣味也很符合小资产阶级所谓优雅的幻想。她实在拥有过一些绅士式的读者，和不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少男少女。
       杂谈的确是杂谈，我自己也感觉太拉杂了，但为时间所限，了解有限，篇幅有限，也只能如此了，不敢说是纪念，聊作为自己的笔记吧。
 
                                                                                                                                                                           一九五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