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研所的日子”
——与毛宪文同志商榷
 
徐    刚

 
 
       毛宪文同志在2015年1月3日文艺报八版发表的文章《在文研所听丁玲讲课》，以及在2014年《丁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研所的日子》，文中所叙的重要事实绝大部分都不可靠，参杂了毛宪文同志臆想成分。为了对历史负责，对丁玲老师负责，对新文学史中众多老前辈负责，对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负责，本人作为当年的当事者之一，有必要在主要关键点上叙说真正的事实。
       1952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决定办第二班，办第二班目的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培养各文艺部门需要的文艺干部。以思想改造、确立人生观为中心组织教学。丁玲叫我和李立方到多福巷她家里交待了我和李立方负责第二班当班主任的工作任务。我和李立方到任后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北官坊30号过厅召开了开班会议，宣布了二班分两个小组，第一组组长玛拉沁夫 ，第二组组长龙世辉，立即参加在所部、党支部领导下的整党学习。根本没有在鼓楼东大街103号的教室内举行开学典礼。毛宪文写的来祝贺的嘉宾是郭沫若、茅盾、夏衍、郑振铎、曹禺、赵树理、李何林、吴组缃、杨晦、王朝闻。这是毛宪文挖空心思的包装，太不尊重我们的老前辈了。五十年代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干部大部分是经过战火锻炼的老干部，着重实干，在五十年代办了四期五个班，只召开过一次开学典礼。1950年1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文：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议通过设立中央文学研究所，并通过丁玲任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张天翼为副主任。奉此，原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委会应即结束，正式成立中央文学研究所。于是1951年1月8日举行一期开学典礼，也是创建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典礼，没有张扬的气氛，都是实在的，副总理郭沫若、文化部部长茅盾、文化部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周扬都作指示性的发言，另有沙可夫、李伯钊、李广田参加，他们是原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委会成员。从第二班开始，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都没有举行开学典礼，只是开学时宣布了教学计划，编学习小组，宣布组长和副组长名单，介绍了文讲所的情况就开学了。
       毛宪文编的开学典礼上讲话是有花样的：“郭沫若热情洋溢地说：你们这些雏凤，在丁玲的文学研究所经过涅槃，将出脱成火凤凰，为新中国的文艺百花园绽放绚烂多彩、光芒万丈的花朵……”郭沫若是什么？这时的郭沫若已经进入老年，60岁了，是国家的副总理，是中国文联主席，是全国文化、教育、科学工作领导人之一，说话是慎重的，绝不会用毛宪文夸张的语言，用他青年时代“五四”时期写的“凤凰涅磐”硬套到五十年代文研所和文研所学员的头上，这是不伦不类的戏说。丁玲是什么？不要说丁玲现任的众多职务，只说一点，丁玲是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是懂得党的道理，按党的规矩办事的，不会接受“丁玲的文学研究所”毛宪文的说法，会说：这是国家的，党领导的一个单位。郭沫若是更老的党员，1927年经周恩来介绍入党的，是建立中央文学研究所，以及委任丁玲为主任的审核人之一，绝不会用“丁玲的文学研究所”的语言。
       丁玲在1952年9月腰疼病加重，医生检查确诊为三节腰椎增生，在北京医院治疗。10月到东北旅大疗养，陈明同行，直到1953年5月4日才回北京。可是在毛宪文的笔下，在这期间，丁玲似乎在北官坊30号（其实丁玲很少去这个大院）围着毛宪文转。领导上规定二班是不搞创作实习的，毛宪文文中说有创作作业，“丁玲还抽时间为学员们批阅作业”“我的文章一派学生腔，不够格让丁玲批阅，出乎我的意料，丁玲把它油印出来，说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大家讨论。”这是毛宪文的假话。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是二班重点学习的课程，但他写丁玲具体辅导是假的，这时，丁玲在北京医院治疗腰椎增生病。毛宪文笔下的假丁玲在北官坊大院手上拿着二班花名册和众学员戏说：“……轮到谭之仁，她说，你原来是个小胖子啊；轮到玛拉沁夫，她说，好一个蒙古小伙啊；轮到刘蕊华，她赞美说，好漂亮啊！……当轮到王有钦时，丁玲问道：你的笔名叫贺朗，是不是英文Along的谐音？我插话说：老师猜对了。王有钦在班上个子最高，他是校篮球队的中锋，人们都叫他Along，他的笔名由此而来。丁玲说，你的解说词可得“优”（按：以上丁玲点名的语言都是毛宪文可得“优”的语言），你是毛宪文吧……，下面我就毛宪文提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丁玲定了定神说：毛宪文在自学及小组讨论中提了个很好的问题，…… 那就是：怎样改造好思想？怎样才能站稳立场？这两个问题很实际，很有代表性，说明他学习“讲话”抓住了关键。…… 过了几天，丁玲找我个别谈话，我首先谈了自己的听课收获，丁玲高兴地说：这很好。…… 丁玲再次就小组讨论中我所说的出身非无产阶级的包袱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丁玲说：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 听了丁玲的教导，我表示一定好好改造思想。”
       毛宪文笔下的假丁玲是琐碎的，真丁玲在领导工作上也是大手笔的，在她的设计下，放手让干部主动地、积极地、创作性的工作。仅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搞定无中生有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就是明显的例证。1950年初夏当中央宣传部批准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办学的方针：——给一些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创造一个学习提高的场所，不公开招生，调干进修，以自学为主，请专家讲课为辅。并指示文协与文化部共同办理，业务学习由文协负责，行政、党务由文化部领导，经费由文化部教育司拨给。实干的筹备工作开始了，文协创作组作家马烽和陈淼两人多日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后海边……转悠看房子，中午来不及回单位，就在街上买烧饼吃，多日调查研究比较，认为鼓楼东大街103号和什刹后海南河沿北官坊30号大院比较合适。可是文化部给的钱只能买一处房子，再要钱时碰了钉子，在这关键时，丁玲便亲自动手，她到文化部去要钱。经交涉，要来买两处房子的钱，大大缩短了筹备工作的时间。接着，创作组剧作家邢野和搞总务工作的杜进玺与房主谈判，定了买房契约，买定这两处房子，接着立马找营造厂修缮装裱一新，在修缮房屋时就定做了大量的教学与生活设备，如：桌、椅、床、柜、书架、炉子、烟筒等取暖设备、炊事用具以及餐饮用具。另有山西青年作家刘德怀和原北平文人、用杨六郎笔名发表文章的杨祖燕，经常在东安市场书摊上转悠，在东、南、西、北城新旧书店观看，短时间就买了文研所教与学适用的万余册图书和旧文学刊物杂志。康濯则制定了教学计划，并与陈淼招收学生，预约专家授课。马烽与古鉴兹对学员进行了政治审查，并由马烽成立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党支部。少数人只用三个多月时间筹备，在10月有30多学员报到了，开始临时学习。这速度够快的，固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诞生，干的又是新的文学事业，大家都焕发着朝气蓬勃的精神忘我地工作，也是与丁玲的大手笔领导有关。如若丁玲象毛宪文所写的三个秘书长，两个班主任，10余教务处、教学研究室、创作研究室人员都不用，她病了，发烧，还象中学教师似的给二班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作家批“作业”，那筹备工作不知到何时才能完成。另外，也应该说说那时丁玲的职务，她是文协常务副主席，文协党组组长、中宣部文艺处长、文学研究所主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另外还有些社会活动，外事活动，没有精力过细的工作，实际上她在任文学研究所主任时，是过几天来一次或是过一段时间来一次，日常领导工作靠三个正、副秘书长。
       从1952年10月22日，丁玲住入旅大岭前桃源台卧龙街22号楼上疗养。毛宪文制造的假丁玲又到北官坊向二班说业务学习的重要性，给二班定个子虚乌有的业务学习阶段，毛宪文写道：“于是每周四次的讲座开始了，郭沫若讲诗，茅盾讲小说，赵树理讲小说中的语言艺术，曹禺讲戏剧，夏衍讲报告文学，艾青讲诗歌大众化，吴祖缃讲《红楼梦》的人物刻画，李何林讲鲁迅，杨晦讲五四新文学等。”
       这都是毛宪文自己编的，请这些人来讲课是不容易的，这些人曾先后给中央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讲过课，但没有给二班讲过。请郭沫若、茅盾讲课，是在刚创立文研所时趁热打铁，请茅盾给第一期一班讲“文学研究会”，文研会是沈雁冰、郑振铎等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讲这一课非他莫属。杨晦是在一期一班学习五四以来新文学时，他讲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时期。听课的人大多数是经过战火冶炼的，学过“讲话”，并按“讲话”实践的青年文学作者或文艺工作者，而讲课人又是院校科班式的讲授，反映不好。教务处吸取了这个教训，以后，即从二班起，请年轻的文学理论家陈涌等讲授这类课程。请赵树理、艾青授课是在1954年文学讲习所时，1954年春天，所主任田间忽然在第二期教学计划外，让我和田家两人去请赵树理和老舍来所授课。田间在1949年以提炼改造民歌风格写了新诗《赶车传》第一部，赵树理用快板形式通俗语言写了《石不烂赶车》，在北京市的通俗刊物上发表。在百花齐放的方针下，可以也应该以不同的风格和流派在自由竞争中发展，但也可能在个人心中产生一时的纠结。那时，田家是文学讲习所副主任兼教务处主任，我是教务处副主任兼文讲所党支部副书记代书记。田间叫我们一起去请赵树理、老舍讲课，表达了他对赵树理、老舍来所讲课的郑重的诚意。如若用毛宪文雕琢的专题——“小说中的语言艺术”，可能吃闭门羹，田家向赵树理介绍了第二期学员的情况说：“这些青年作者渴望老作家指导，您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赵树理欣然答应，我们起身要走时，赵树理叫我们跟他一同走到了东安市场，他领我们进了一个山西刀削面小饭馆，请我们吃刀削面。请曹禺、夏衍、吴祖缃讲课是在1980年第五期，这时，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时期，曹禺早期创作的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热播热映热演，叶剑英的女儿还把过去不演的《原野》拍成电影，可是曹禺已经老了，70岁了，有病，在女儿的扶持下，到文学讲习所授课。《红楼梦》是第五期重点学习的课目，冯其庸讲授后又请全国红楼梦研究会会长吴祖缃讲红楼梦的人物，吴祖缃是安徽泾县茶乡人，喝茶有讲究。此时，国务院下令禁用烟、茶招待，作家协会的会计不批茶叶钱。可是文学讲习所是名人、老人讲大课的方式授课，连讲3个小时，不喝几口茶，润润咽喉是不行的。有的同志拿出个人的钱给总务买茶叶，总务却买高碎茉莉花茶末，吴祖缃喝了一口就喷出来说：“这茶怎么都是沫子。”吴祖缃是不会怪文学讲习所对教授不敬的，他兼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知道文学讲习所是在穷困中复苏，知道那时文讲所头上无片瓦，脚下无鞋地，身无几文钱，租每日一元多钱的廉价床位，四位青年女作家，张抗抗、王安忆、叶文玲、竹林挤在一间房内，吴祖缃讲课的教室是无偿使用的，坐的是硬板椅，吴祖缃讲了三个小时没讲完，午休以后继续讲，那时他已是72岁的老人。
       毛宪文写道，结束深入生活这段经历，总结自己的收获，二班开交流会，丁玲参加了，她讲了怎样读书的问题。丁玲是给二班作过总结讲话，但讲的不是读书问题。第一次讲读书问题是1954年1月29日。中央文学研究所于1953年11月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文讲所决定实行名作家导师制，教务处决定将谷峪、李涌、羽扬三同志分由丁玲老师辅导，丁玲主动到鼓楼东大街152号（文研所将后海边北官坊大院交给文化部，又买了此处房子）看望她的学生。这时，丁玲较轻松，她辞去全国文协党组组长、党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人民文学副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学讲习所，也免去了主任的职务，由田间任主任。她放开了与学生们聊天，以读书为主，以及创作、生活、修养问题，屋子小放了两张床、两付桌、椅子、书架、火炉子、煤斗，已是满满的，又挤进十来个人，太挤了，又到院子里谈。上世纪九十年代，苗得雨翻出了他在羽扬房内听丁玲聊天的记录，如同发现了出土文物，在《今晚报》上发表题目是《记丁玲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邓友梅读了苗得雨的文章，给人民日报写篇文章，说要为苗得雨请功，认为苗得雨的记录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极有价值，很可能是孤品。在热炒中，和丁玲接近比较多的徐光耀，从他存的文件堆中翻出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的《左联点滴》和《读书与其它》，徐光耀将这两篇油印的丁玲讲话稿和他写的为丁玲翻案的文章，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他文中说《读书与其它》这讲话记录稿整理得好，应是全文，可以感受到丁玲聊天似的讲话，感到她的音容笑貌。这是怎么回事呢？二期学员没听到丁玲在羽扬屋中辅导讲话的，要求丁玲给大家讲一课，1954年春，丁玲在鼓楼东大街103号教室，用聊天方式讲了两个多小时，文讲所教职学员都去听了这一课。
       教务处有两台大个儿钢丝录音机，速记员王玮和老文职人员杭承艮把丁玲的讲话全部录下来，便逐句逐段详实整理出来。丁玲不同意当作讲义发下去，便由杭承良用竖道格稿纸腾清，写下《读书与其它》的题目，装订在档案集内，到1957年10月初，作协党组令文学讲习所召开清理丁玲流毒会议，一些工作人员把档案翻遍了，只找到丁玲讲《左联点滴》和《读书与其它》两篇记录稿，以及徐刚在1956年7月10日晚熬夜写的给中国作协党总支、中宣部党委并转中直党委一封6千余字的信，（认为中央发的1955年266号文件中，作协党组的报告有关丁玲和文研所文讲所的段落是不符合事实的，叙说了真实情况，建议复查丁玲的反党问题）。会前，把这三篇所谓流毒都打印出来，开会时，分发给参加会议的人，可能有些人开完会就把它们烧掉了，徐光耀是有心人却保存下来，有幸文研所、文讲所的业务档案也保存下来了，丁玲讲《读书与其它》应该还在鲁迅文学院的档案中，这些同志的文章和档案证明毛宪文已无时间、地点、条件的概念，只要需要，即顺手拿来，毛宪文同志是1953年7月1日在文学研究所结业，丁玲是1954年春给第二期学员讲的。
       除了文讲所第三、四期，丁玲处于特殊情况，她对一期一、二班，二、五、六、七、八期的学员都是关心的。在1953年6月30日，丁玲给第一期第二班作总结报告，现引两段话以表明二班的真实历史情况：“办第二班，目的也是明确的，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培养各文艺部门需要的文艺干部，大学刚走出来的，不一定马上就能适应工作。我们就是补一课，补思想改造，确立人生观的课。找老同志带一带，参加整党学习，到生活中锻炼，我们组织课程什么的，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总结重点放在思想改造的成绩和收获上是对的。…… 第一期的同志基本上已定型，你们则未可限量。…… 你们十个月的基础，到生活中禁不起一碰，不可限量不是一帆风顺。”这是历史，也是第二班教学的基本情况。
       在毛宪文同志的文章中，有关丁玲的只有一件事是真实的，1953年2月有中国传统的节日——春节，二班的学员分别在工厂、农村、煤矿深入基层生活中渡过。在旅大市疗养的丁玲关怀学员们，在2月11日写了一封信鼓励大家深入生活并表达她的希望。
2004年10月12日，中国丁玲研究会和有关单位在丁玲的家乡临澧县主办“丁玲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毛宪文同志曾主动到湖南说我是丁玲的学生，要求参加“中国丁玲研究会”。毛宪文的意念是好的，可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应当休止，应该以“敬业·诚信”的道德标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深省，不要给后人制造麻烦了。
 
                                                                              2016年03月20日
 

附录:

    丁玲给第一期第二班作总结报告

      这篇报告稿存于文研所（现鲁迅文学院）档案室。引自邢小群著《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附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版221-222页。供参考。
      办第一班时，目的思想上是明确的。但办法上有缺点，有人缺少自学能力，为了照顾，也收进来了。办第二班，目的也是明确的，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培养各文艺部门需要的文艺干部，大学刚走出来的，不一定马上就能适应工作。我们就是补一课，补思想改造，确立人生观的课。找老同志带一带，参加整党学习，到生活中锻炼，我们组织课程什么的，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总结重点放在思想改造的成绩和收获上是对的。
       到现在为止，是否可以说到彻底、完全改造了呢？不敢说。只能说是认识上爬进了一步。纪律性、组织性方面比以前好了。是不是也有不管改造，一心想当作家的呢？也有，但是个别的。学习之所以要提高两个月，那是因为各个部门需要得太迫切。
      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
      一、 我们办这样的事，老干部办新事，是第一次。第一期，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学员，出身一致，走一条路，较易理解。你们是大学生，徐刚做工作还有些心虚，对象不清楚，工作生疏。但在改造思想工作上，还有些经验，毕过业。当然，既是新手，总还有缺点。
      二、 我们的教员，专门做这工作的人太少，而更多的发挥全部力量也不够。组织课程上，有些课不必讲，因为和思想改造联系不密切，反而分散了精力。这是因为讲课和组课的人抓得不紧，有马虎的地方。有些老同志就拿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东西给你们，而不顾及是否需要。
      三、 很大的缺点是作家的脾气，能看问题，但不善于搞文件，不细致搞文件，于是容易出缺点，给人家抓住。我感到，我要做工作，还得从头学起。大的方面可以抓住，但不细腻。我们所有的文件都不好，除了语言问题外，有的问题提得不当，或错了。同时所有的总结都有一般化的毛病，缺少重点，主要的没有突出强调。
      四、 领导方法上也还有老一套的作风。
      过去的事不要老谈它。人不应该老谈过去，只有老年人才那样。我们的眼睛要向着未来，讲将来会有趣味些。
      你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觉：所里没重视我们，想把我们早点送走。我不是这样看。第一期的同志基本上已定型，你们则未可限量。你们的生活圈子是狭隘的，没有到生活的海中去过。你们10个月的基础，到生活中禁不起一碰，不可限量不是一帆风顺。
      你们将来是可以搞写作的，但不等于要继续留下学习，或一定要到创作组去。搞创作的可以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东西。搞创作的不需要别的，而是需要生活，去斗争，去爱。徐刚参加了组织工作，有人说他傻。我倒要看看那些聪明人将来能做些什么。生活中才能得到锻炼，逐渐去掉个人的东西。到一个地方要把工作真正做好。调皮，或是成为普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职员，都是不对的。应有大理想，应为人着想，使自己具有新人的品质。
      你们坐课桌年代太多了，可以换个桌子，换个学习方式，从工作中学习。拿一些英雄人物来衡量自己，提高自己。
      你们说没有教员。但我们说有，是请来的教员，而且是最好的，讲课是每一次不同的。真正读书，要靠自己提问题，自己钻。我们现在是没有那么多的教员，也没有教材，文学研究所不理想。但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于需要，可以办，应该办。我们是按需要组织课程，请教员。我们是有矛盾的，我们在矛盾中成长。
      二班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很多同志要求入党。我有些感觉，我在下面看到许多团员不如我们的群众。而我们两年来只吸收了一个党员。但解决党籍对自己没有什么，因为主要看思想改造了没有，是否具备了党员的八项条件，关系是不是搞清楚了。解决了，好；不能解决，也不要灰心，应该愉快地再来。
 
                                                                     1953年6月30日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