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体验和丁玲晚年的“左”
 
邓招华

 
 
       在丁玲坎坷、曲折的生命历程中，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批斗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而后下放北大荒农场的经历，无疑是其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点。自此，丁玲在中国文坛销声匿迹二十余年。这段北大荒体验于丁玲的身心显然是一种严酷的摧残，在1978年写给好友的一封信中，丁玲如此叙述这段经历：“二十多年来，我只是安徒生童话集里的披着一张难看的青蛙皮，成天只能哇哇哇的难听的叫，什么‘我是有罪的，我是罪人，我反党、反毛主席、反领导（不知是谁），我永不翻案。我是大右派，是反党集团头子，我鼓吹一本书主义，闹独立王国，分裂文艺界……’难看的青蛙就这样叫了二十多年，还怕不够，报纸上，杂志上，注释，花样翻新的今天说叛徒，明天说变节……二十多年了，我的最好的年代消逝的无踪无影了。只落得一颗遭过千刀万剐的心和病残老迈的躯壳。”^[1]这封私人信件袒露了丁玲面对那段严酷历史和悲催岁月的真实心迹。
       然而，身心倍受“左倾”历史摧残的丁玲在1980年代又被视为文艺界“左派”的一个化身和符号，依然饱受社会舆论的围攻、指责，成为晚年丁玲挥之不去的一个人生阴影。这是丁玲以自我的革命情结步入了一个历史的怪圈？拟或是时代话语与知识生产机制塑造的一种主体镜像？而丁玲的北大荒体验与其晚年的“左”有着怎样的历史纠葛和话语关联？我们应该如何穿透话语迷雾和历史镜像而去捕捉一个更加真切的丁玲？如此，本文对丁玲北大荒体验及其晚年的考察落实至知识话语的层面，在知识谱系的考古中揭示丁玲的自我主体如何与时代话语碰撞、纠葛，进而呈示出主体的历史镜像。当然，这种考察首先需要介入具体的历史时空和历史事件，但又需要超越个人化的历史恩怨，而深入考察历史运作背后的权力机制和话语逻辑，以期透过历史的表层纷争而把握丁玲更内在的生命蕴律。
 
                                                                               一
 
       自1955年中国作协内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至1957年被最终定性为“反党集团”，丁玲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也被这场政治漩涡所吞噬，而后被剥夺了写作等诸多基本权利，下放北大荒12年之久。这显然是一场政治斗争，或者说是当年政治氛围的一个症候式体现。诚如当年的一个参与者后来所述：“所谓‘丁陈反党集团’一案，就算那些揭发、检举材料全部属实，假如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的话，也构成不了多大的罪名；……恐怕只能说，一切都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2]而郭小川“文革”中交代的一个材料，更是具体描述了当时的政治运动背景：
      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55年底，康濯写了一个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丁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有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很，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派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
       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是杀鸡吓猴，把作协的阵地抓到自己的手上来。搞了丁玲，就要搞创作，搞出成绩给中央看。^[3]
这个材料不无时代语境的痕迹，不过也揭示出了复杂的人事纠葛。对本文而言，重要的是超越具体而微妙的个人恩怨，去探究这一斗争背后的权力话语机制，以及这一话语机制对丁玲自我主体性的深层影响。
       作为一名“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完成了自我转变的作家，丁玲显然已经融入了以《讲话》为标志的革命文艺话语机制。在《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中，丁玲将创作题材、创作方法等文艺问题最终归结为立场改造问题，指出“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而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抹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要谦虚地学习新阶级的语言，生活习惯。”^[4]这种转变是巨大而彻底的，但也并非如人们以往简单认定的那样，这是丁玲艺术个性的丧失，乃至独立人格的失守，这种艺术/政治、个人/组织等简单的二元对立认知范畴，不足以解释丁玲转变背后丰厚的历史内蕴。对于自1930年代加入左翼文学阵营的丁玲来说，这种认知立场的转变以及此后《十八个》、《田保霖》等作品的创作，是其“一个公开而具体的承诺，承诺去亲身实践一种尚待社会性实现和表达的生活方式，去想象一种人性的视野。”^[5]这一转变的深远意义在于，就丁玲的写作政治和生活诗学而言，1930年代关于革命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带来更加合理的人性转变的问题，即“何为革命”这一较为抽象的理论命题，由此改写为“革命何为”这一较为具体的实践命题。自此，丁玲“越来越密切地关注通常所谓不同类别的人们在各自人生中可能或实际的生命形态的转变，以及其中包含的深刻而复杂的含义”，并且“把转变的多种层面的具体能量构造，放置到了中国革命的中心”^[6]。如此，当丁玲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何为”的社会实践，其描绘的文学图景的一个核心焦点，就是关注底层民众如何从旧有的社会结构中挣脱出来，以及这种挣脱在他们自身的转变过程中孕育了怎样的革命能量，而社会革命的真实性正是存在于这种具体的转变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无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底层民众在旧有的社会结构中几近毁灭性的生存境遇，以及他们为挣脱这种社会权力关系而做出的努力和转变，仅仅在艺术/政治二元对立的认知范畴之中，以“纯文学”话语来衡量、批评丁玲1942年以后的创作，都是抽空了活生生的历史内容和人性内涵的美学空话。
       对于丁玲而言，这种转变是自我的革命性转化和生命生成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历史过程。这关涉着社会历史权力逻辑的改变，关涉着新的话语权力机制的生成，也关涉着革命参与者社会心智逻辑与自我精神结构的转变。丁玲也意识到这种自我转化的艰难，在写作于1950年的《<陕北风光>校后感》中，作为过来者的丁玲依然写道：
       走过来的这一条路，不是容易的，我以为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得这条路的崎岖和平坦的，……有些人是天生的革命家，有些人是飞跃的革命家，一下就从落后到前进了，有些人从不犯错误，这些幸运儿常常是被人羡慕着的。但我总还是愿意用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过来，走到真真能有点用处，真真是没有自己，也真真有些获得，获得些知识与真理。^[7]
       在此，丁玲袒露了自我革命性转化的艰难心路历程，文中“有些人”等排比句式的描述，表明丁玲敏锐地意识到在投身革命的过程中，参与者在谋求社会变革的同时面临着以各种形式存在于革命中的权力关系，或者说革命机制中的话语权力之争是革命过程中一个可触可摸的现实。而作为社会历史格局中的弱势女性，丁玲不断遭受到革命权力话语的伤害，1938年对其南京囚禁经历的审查，1942年对《“三八节”有感》的批判等都是这方面的一个见证。这种革命话语权力机制对个体的伤害，其中既有人事纠葛及个人恩怨的缘由，但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化的历史恩怨，这背后更体现着历史运作中几近不变的话语权力之争。丁玲作为一位渴望社会变革的革命女性，其坎坷的生命旅程在某种程度上映证了革命机制的深层话语运作逻辑。
       革命话语机制承担着甄别革命和维护革命权威的话语功能，如此，在话语分析的层面上，革命话语机制对丁玲的质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其革命真实性的质问（这关涉着丁玲南京囚禁经历），其次是对其个人主义话语的指责。1957年“反右”运动中，丁玲被批斗为“反党集团”，即是这种革命话语运作逻辑的集中体现。周扬在文艺界“反右”运动的总结性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指责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一贯对党不忠的人”，即是从上述两个方面对丁玲进行质疑、否定，并且论证道：
       许多同志提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要了解丁玲的性格和思想，读一读她三十年前的这篇成名之作，倒是很有帮助的。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可怕的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她说谎，欺骗，玩弄男性，以别人的痛苦为快乐，以自己的生命当玩具。……显然，丁玲是带着极大的同情描写了这个应当否定的形象的。如果说这篇小说表现的是她早年的思想，那么她入党很久以后，特别是在革命根据地生活了几年以后，却写了像“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这样的作品，就说明她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后来不但没有改好，反而发展到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尖锐对立的地步。……多少年来，莎菲女士的灵魂始终附在丁玲的身上，只是后来她穿上了共产主义者的衣裳，因而她的面貌就不那么容易为人们所识别，……丁玲早在１９３３年在南京向国民党自首，从特务机关的阶下囚一变而为他们的座上客，背叛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就是这种脆弱性的表现。后来丁玲到了延安，隐瞒了这段历史，骗取了党的信任。^[8]
       这种措辞激烈的话语是时代语境的一个症候，也是革命话语暴力的显现，并以话语权力之争的形式（报告在“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等对立范畴中展开论述）否定了丁玲的革命性。可见，尽管丁玲1942年以后努力实现了自我的革命性转化，走上了“真真能有点用处，真真是没有自己，也真真有些获得”的革命之路，但在日趋激进的政治语境中，丁玲依然成为历史运作中的话语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文艺报》1958年第2期“再批判”专辑及其按语的发表，基本宣告了丁玲合法的革命政治身份的丧失，革命权力机制及其话语暴力在此显露无遗。当话语的掌控者陆定一、周扬等人惊呼道：“我们对丁陈斗争搞得好，很坚决，今后的办法就是头上要长角”，“十六天的会议就揭露出一个反党集团的活动，这在文学史上恐怕也是很重要的、过去少有的斗争”^[9]，丁玲也由此开始了其艰难而痛苦的“风雪人间”的人生路程。
       对于已然全身心投入革命运动、以此界定自己并据之行动的丁玲而言，面对如此的话语暴力，如何寻求支撑其生命的精神资源？丁玲显然作出了维护自身革命性的行动选择，无论保持这种选择有多么困难。诚如丁玲后来所述：
       我心里想，我没有反党，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在什么地方，我要起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尽管我脸上刺了字，像林冲一样，走到哪里，我都得低头，不敢望人；走到哪里人家都要看我，看看你这个大右派，看看你这个大叛徒。……那末，我的行为，我所做的事，一定要像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你的脑子里，把刺在我脸上的两个字抹掉。要在你的心里，生出新的东西：“她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就抱着这样一个决心，在底层、在群众里面，在困难里面，在几乎（我说几乎）没有什么帮助的情况下，开辟自己的生存道路^[10]。
       尽管这段讲述发生于1979年，我们似乎不必怀疑其真诚性，丁玲在北大荒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虽然“在农场前几年的处境颇为微妙，面临着许多冷漠性的歧视、监督行为，很难与周围的人们在感情上亲近，……没有一个从容做人的生存环境，没有一个抬头平视的人性感觉”^[11]，丁玲依然坚信通过努力改造，可以获取群众的信任，并进而证明自身的革命性。在1959年4月寄送作协的第一份思想汇报中，丁玲如此写道：“我参加劳动是为了改造自己，……我希望自己工作得尽可能好些，让群众认识到我虽然犯了错误，是一个右派分子，但因为曾经多年受到党的教育，因此在改正错误时，能像一个老党员那样受得住考验。”这种表述不无时代痕迹，但其间的真诚性在在可见，而接下来关于劳动的具体汇报，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明证：
       在饲料室切菜，因为菜都冻硬了，须（需）要用大切菜刀砍，手臂很吃力，同时老是站着，我的腰也很累，每天晚上混（浑）身疼，两手攥不拢拳头，也伸不直，睡不着觉。我这时没有以为苦，只以为耻，不愿向人说。我每天在满天星辰朔风刺脸的时候，比上班早一个钟头，去饲料室升（生）炉子（炉子常在夜晚灭了，早点升（生）炉子，把火烧得旺，菜好切些）。^[12]
       作协派去了解情况的工作人员也震惊于丁玲的劳动场面：“丁玲穿着两排扣子的蓝布解放服，站在一个案板前，剁菜很用力气，速度很快。……丁玲给我看她浮肿的腿，我一摁就是一个坑。她还说，我挺得住。当时我心里很难过，一个老作家怎么弄成这样？……腿都站肿了，一天站八个小时。”^[13]丁玲真诚地参与劳动改造，以期获得革命身份的认证（当时主要体现为摘掉“右派”帽子），然而革命话语的运作逻辑和游戏规则一直排斥、无视丁玲的这种努力，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涉及到丁玲“右派”身份转变问题，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些革命话语表述：
      （丁玲）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干啥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挑鸡粪，切鸡菜等，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并不简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难的。^[14] 
       由于总支和支部对丁（玲）来我场两年多的思想变化摸得不深透，对她的立场、观点只能从现象分析一下。……所述情况，仅是丁的一般表现。而她的立场观点、思想活动、对事物认识的态度，很难叙述。由于平时了解不够，观察不周，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15] 
       如果摘了之后，到年底出了事怎么办？……丁玲这人是否真的脱胎换骨？不一定。这个人年纪很大，阅历多，我们十个人也顶不上她一个人。^[16]
       丁玲的问题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她的错误是有历史性的。比如《三八节有感》，到现在看，还是有毒的。同时她是个大右派，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比一般右派不同。^[17]
       身处如此的历史境遇，丁玲除了在北大荒继续劳动改造，或许也只剩下给作协党组及其负责人写信表白心迹，以期获得身份的解放。丁玲在给作协党组的汇报材料及相关信件中，不断写道：“如果因为许多人都解决了问题，脱了帽子，而自己就自卑自弃，这是违反党和同志们的希望的。我既然已下定决心，又下来了三四年，在生活上、在思想上都努过力，怎么能再经不起这一点考验呢？”^[18]，“我的这顶右派帽子同人民之间有一道鸿沟，我跳不过去。这时我不能不痛苦，恨自己的改造不够，又迷茫于不知道今后还该如何改造”^[19]，“形势的教育、学习、工作、改造的须（需）要，都迫使自己不能不再一次提出：请求党根据我几年来的决心、态度、思想和工作表现，考虑给我摘掉右派帽子，批准我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20]这里不无一些言不由衷之言，但北大荒体验对丁玲主体性的伤害，或者说北大荒体验背后的革命话语逻辑对丁玲主体性的深层影响和制约，也可见一斑。对本文而言，关键的问题是，经历了北大荒体验后（也包括后来的“文革”体验），丁玲又以什么身份与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形象如何再次与时代话语相碰撞？而这一切的背后又体现着丁玲怎样的生命蕴律？
 
                                                                              二
 
       严酷的北大荒体验于丁玲的身心均是一种伤害和摧残，丁玲也由此切身感受到存在于社会历史中的权力运作逻辑对个体无情的逼压。写作于山西樟头村的诸多日记记录了丁玲面对如此历史话语暴力的真实心迹：“前几夜月色很好，又正值停电。静坐院中，看树影东移，夜凉如水，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迷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惟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21]，“午睡时构思一短文，以一中学教员回乡务农，从他的生活中反映农村所受‘四人帮’毒害之深为题材，用日记形式，仿《狂人日记》。真是数年不见，农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但一觉醒来之后，又有些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22]可以说，作为投身社会变革的革命作家，丁玲以自身的遭遇印证了1950—1970年代“左倾”政治立场和话语逻辑的荒诞性，尤其当这背后包含着历史运作中亘古不变的权力法则的时候，丁玲即是此种权力话语的受难者。 
       这样，面对丁玲自下放北大荒开始的二十多年的苦难经历，人们似乎有理由期待丁玲在复出后对这一段历史做出反思或抗议，并对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立场和话语逻辑进行质疑或批判。丁玲复出后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但丁玲似乎一直没有改变其左翼的革命立场，这很大程度上使她成为与时代思潮相悖逆的一个人物。丁玲复出后反复陈述的一个核心理念是“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23]，诚如丁玲在一次座谈会上所述：
       我们同现实生活的关系，我认为：不可否认，有些现象是令人很痛心的，……我们的国家问题多得很，怎么办？要不要有人挑担子，是不是大家都不挑，只顾自己？像我们这样的人，说来似乎完全可以不去管那些事了，……可是不行啊，国家的问题太多，总是要有人来挑担子，作家也应该分担自己的一份。一个作家，如果不关心这个困难，不理解挑担子的人的难处，你老是写问题，那么，你的作品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呢？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说我是保守派，说我不够解放。难道一定要写得我们国家那么毫无希望，才算思想解放吗？……人家又说，你这个人嘛，过去挨了批评，你是怕再挨批评，心有余悸啊。并不是这样的。正因为我挨过批评，我跟党走过很长的艰难曲折的路，吃过很多苦，所以，我才懂得这艰难。……我们文学家应该理解这个困难，努力帮助克服困难。^[24]
       这种言辞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中，显得并不那么协调。当诸多的“右派”作家以饱蕴历史苍凉的“苦难”叙述赢得社会认同的时候，丁玲显然并没有加入这一时代大合唱。而当丁玲不时地宣称“人家问我，你这二十多年怎么过来的？我可以说一点，就是二十多年来，我很少感到空虚”^[25]，“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26]等言论时，与时代思潮的显明落差，又将丁玲推演成文艺界“左派”的一个化身和符号。有研究者从话语分析的层面考察了丁玲的这种“转向”，指出“其实她没有转向。因为比较起从延安整风到五十年代的丁玲，八十年代的丁玲并没有什么变化，她的言说中的词语系统仍然是在延安整风时习得的。恰恰是她对毛文体的固执和坚持，使她像变色龙一样变了色。”^[27]这种话语分析有其合理性，但显然忽视了丁玲自我主体与时代话语碰撞背后的真切的生命蕴律。
       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时代思潮中，有关知识分子“受难史”的叙述作为一种重要的话语言说方式，产生了广泛的时代影响。在这种“受难史”的叙述中，1950—197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写作、言说不仅经常被压迫、被禁锢，而且他们的才华、热情和创造能力也大多被挤瘪压干，一个个都成了被动的、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28]。这种叙述及其蕴含的批判立场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此种叙述大多是在压迫/反抗的叙事模式中展开的，并非仅仅是对经验性事实的描述，而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一种话语构造，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如果将认知视野扩展到当时冷战的时代语境，这一特征尤其突显。丁玲复出后即面临着这种新的时代语境，而作为坚守自我革命性的作家，丁玲似乎并不认同这种“苦难”叙述。“访美散记”《养鸡与养狗》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文本。作为有着二十余年苦难经历的中国作家，丁玲在1980年代踏上美国土地，自然很容易激发那些被冷战思维冻结在压迫/反抗层面上的人们的想象力，这些人们当然期待从丁玲那里听到激烈的叛逆话语。这样，在一次聚会上，丁玲被发问了：
       一位穿着很整齐的先生忽然问道：“听说，丁女士在北大荒喂过鸡，不知可真？”听起来自然是明知故问，我答道：“是的，在农场饲养过鸡群。”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太太不禁叫了起来：“真有这事吗？太岂有此理了！”……我平静地答道：“养鸡也很有趣味，在生产队为国家饲养几百只鸡也很有意思，孩子、病人、太太们每天都需要有高蛋白的鸡蛋嘛！”这时站在我对面几个人当中的一位先生开口了：“一个作家，不写文章，却被处罚去养鸡，还认为养鸡很有趣味，我真难理解，倒要请教丁女士，这‘意思’不知从何而来？……”我左边的那位太太附和着，简单是挑衅地在笑了。^[29]
       这一场景极具象征意义，值得深入分析，话语的对立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在此显露无遗。发问者显然期待听到丁玲叛逆性的发言，以期符合其压迫/反抗的话语想象，丁玲意识到了此种话语圈套与言说困境，其不无自嘲的言说击碎了人们有关压迫/反抗的话语想象，甚至引发了发问者的愤怒。问者与答者的几近文不对题，恰好暴露出话语对立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发问者之发问，并不仅仅是出于正义感，为丁玲的不幸遭遇抱不平，这种发问方式本身即是以冷战思维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受难史”的叙述并非如人们所想象和理解的那样，是天然合法性地对于经验性事实的陈述，其内在的压迫/反抗叙事模式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丁玲复出后也对那段不堪历史进行了陈述和批判，但是拒绝在压迫/反抗的思维层面上进行陈述和批判，或者说拒绝加入“受难史”的讲述。这种压迫/反抗的叙事方法在简单化的对立中遮蔽了中国革命自身的历史复杂性，或者说仅仅着眼于压迫和反抗并不能解决中国革命历史的诸多问题。而对于丁玲来说，自从投身革命运动尤其是经历延安整风运动以后，丁玲已经“把她的激情凝结为一种以其公共力量和政治人物的身份来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的决心。在其随后所有的日子里，包括三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地动摇过这样一种如此界定自己并据之行动的决心，无论保持这种决心有多么困难。”^[30]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北大荒时期以及之后的新时期，丁玲也是如此。这或许正是丁玲拒绝进行“苦难”叙述的深层缘由，尽管北大荒体验及其背后的权力话语逻辑对其主体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种决心和坚持也不是一句简单的主体性的分裂或者对毛话语的固执所能解释，这种看似严谨的话语分析，在一种本质化的话语抽象之中，抽空了丁玲投身革命及其主体转变的丰富历史内容和生命蕴律。丁玲投身革命及对革命理念的坚持，是其对中国革命的一种真实性把摸，也是对革命所能展开的人性可能和人性之真的一种探求，尽管这种把摸和探求的过程也充满曲折和坎坷。当然，这种曲折和坎坷也不是简单化的压迫/反抗叙述所能道尽的。
       但是，正是这种决心和坚持使丁玲在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突显得有些格格不入。1980年代的时代思潮中，一方面是“受难史”叙述所开启的对激进的政治立场和革命逻辑的质疑和批判；一方面出于对以往不无僵化的政治规约的反抗，“纯文学”话语诉求成为1980年代深具影响的文艺思潮。并且，借助于“新时期”的知识生产机制，这些认知不断复制、扩大再生产，成为左右人们社会认知、文学评判的重要社会思潮。而正是在1980年代“纯文学”话语的阐释框架中，以艺术/政治的二元对立为评判准则，丁玲的文学经历乃至生命历程以“讲话”为节点，被分裂、肢解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美学层面，一个关于丁玲自“讲话”之后艺术个性丧失乃至主体分裂的文学叙事被勾画出来，并潜在地支配着诸多相关研究的展开。在这种认知视域中，丁玲“新时期”的实践行为与文学诉求显然与新的时代话语相背离，丁玲对自我革命性的坚守，使其一方面拒绝“苦难”叙述，一方面并不否弃文学的政治性诉求。这样，在与时代话语的偏差之中，投射出丁玲的“左倾”身份与形象。在这个意义上，丁玲晚年的“左”是其自我主体与时代话语碰撞而产生的一个历史镜像。
       究其实际，在1980年代的语境中，“纯文学”话语是在文学／政治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展开其论述，是以一种“非政治”甚或“反政治”的“政治”方式定义了自身，其自身即具有时代的意识形态内涵，并非一种有效的历史批判。“纯文学”话语诉求只是一个学术神话，在一种所谓文学“本体”建构的偏执中，将历史化的文本做了“非历史化”的处理，以对政治性诉求的否定而忽略、遮蔽了文本自身的政治性内涵，而带来一种历史的“盲视”。正是在这种历史的“盲视”中，操持“纯文学”话语诉求的人们指责丁玲“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没有文学价值，只是其革命性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再现与演绎，并由此将丁玲定格在“左倾”革命话语的空位上。其实，文学与政治并非那么截然可分，文学创作也并非一种纯粹形式的美学革命，其背后有具体的社会性条件与历史语境。“新时期”文学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和理解的那样，是“祛政治化”的，或者说是远离甚至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反，在国家文学体制的层面上，为“新时期”的国家社会政治实践提供合法性论证，并为这种政治实践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主要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丁玲复出后的创作和言论跟“新时期”主流的文学创作路向是相向而行的。不过，在一种文学性诉求的固执和偏颇中，丁玲的言论和创作的政治性诉求被放大、被误读，这种文学性诉求在审美的收缩之中，窄化乃至遮蔽了丁玲终其一生的革命性诉求的复杂历史内蕴，而突显出丁玲晚年的“左倾”身份和形象。
       当然，丁玲晚年“左倾”身份和形象的被建构，也与具体的人事纠葛和个人恩怨相关。诚如丁玲所述：“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31]但是，更深层的缘由显然来自丁玲的革命性诉求与时代话语的碰撞、偏差，是历史运作中的话语逻辑对丁玲自我主体性的又一次误读乃至伤害。丁玲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1957年打我右派，还知道是谁打的；现在封我为左派，我连封我的人都找不到！”^[32]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历史运作背后的权力话语机制，使丁玲的晚年成为悲剧性的存在。如今，透过历史话语的迷雾，我们可以探测到丁玲自我主体与时代话语、历史逻辑的碰撞、纠葛，但这种碰撞、纠葛显然并不只是“话语异化的延伸”，也不仅仅是丁玲“对自我纯粹性的坚持，则使得丁玲越来越丧失了与社会现实之间对话的可能性，最终使得‘革命’仅仅成为由党性规定的一套仪式性的话语。……并在一种偏执的努力中将自己永远地钉在话语的空位上。”^[33]这种纯粹的话语分析，在看似严谨的逻辑推断中，忽视了丁玲革命性诉求背后的真切的生命蕴律。对丁玲而言，这种革命性诉求的坚守，既是一场人生的磨难，也是一种人性的考验，包含着不同寻常的生命付出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意蕴。正如有学者指出：
       在“饱受创伤”的1950年代中后期，她（丁玲）从让她远离公共生活的指控中走过来，在“激进”的1960年代，她从把她送入监狱的迫害中走过来，在“人道主义”的1980年代，她从把她描绘成“被洗过脑”，本质上是“非人”的“中国革命”的“信徒”的攻击中走过来。^[34]
       站在当下“后革命”的话语立场上，自然很容易辨认丁玲革命性诉求的缺憾，并反思其革命话语的偏颇，但这种辨认和反思不能沦为一种话语分析的游戏，不能将极为复杂多面并且充满着内在生命蕴律的中国现代革命历史化约为一个“非人”的“灾难的领域”，并由此将丁玲终其一生的革命性诉求塑造成中国革命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丁玲晚年的革命性诉求及其与时代话语的碰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左倾”定位所能描述。当我们穿透话语迷雾和历史镜像，去把摸其间的生命蕴律，或许以丁玲晚年“左倾”故事为开启，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革命之核心的中国女性主义想象的视野和在这视野中才能呈现的整个生命世界”^[35]。作为一位革命女性，丁玲以自己的写作和生命方式，为20世纪的中国女性主义想象“提供了以女性为载体的社会基质和历史杠杆”^[36]，尽管这个历程不无坎坷、曲折，但正是在这种非直线的生命旅程中，蕴含着我们需要去把握的一种人性可能。这也是我们当下重新阅读“丁玲故事”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丁玲：《致洛兰、马寅》，《丁玲全集》（第1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2] 黄秋耘：《风雨年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
[3][9][12][16][17] 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13-114、126-127、144、145页。
[4] 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5][6][30][34][35][36] 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6、329、326、365、365、11页。
[7] 丁玲：《<陕北风光>校后感》，《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50页。
[8]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
[10] 丁玲：《讲一点心里话》，《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11] 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13] 张僖：1999年2月5日口述，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14] 张僖：《给作协党组的报告》，1959年8月20日，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15] 汤原农场畜牧场一分场党总支：《致中国作协党总支汇报》，1960年6月30日，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18] 丁玲：《致刘白羽》，1962年3月3日，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19] 丁玲：《致周扬、邵荃麟》，1963年9月4日，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20] 丁玲：《致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1964年12月29日，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21] 丁玲：“1978年9月16日日记”，《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0页。
[22] 丁玲：“1978年10月8日日记”，《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7页。
[23] 丁玲：《谈谈文艺创作》，《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24] 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89页。
[25] 丁玲：《我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26] 丁玲：《漫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27][28] 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1993年第3期。
[29] 丁玲：《养鸡与养狗——访美散记》，《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149页。
[31][32] 王增如：《丁玲与“诬告信”事件》，《世纪》2000年第4期。
[33]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