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北大荒岁月的不同叙述文本
 
王海艳

       1958年6月12日， 五十四岁的丁玲在中国作协委派的一名转业军人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北京，北上哈尔滨。1970年4月，六十六岁的丁玲被北京军管会逮捕，从北大荒宝泉岭农场押至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这期间的十二年，是丁玲的北大荒岁月。这段岁月，在她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中，无论是从时间长度，还是从价值、影响等角度考量，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丁玲自己、丁玲亲友、丁玲身边的工作人员、相关研究者、北大荒人等，都曾对这一段岁月进行描述和评价。不同叙述文本所叙述的基本史实是具有同一性的，但由于叙述主体身份不同，与丁玲关系密切程度不同、隐含读者不同等因素，也使得同一段岁月在不同叙述主体的笔下呈现出差异性的叙述内容、叙述重点、叙述风格等，文本内容之间也不无裂隙、空白甚至互相矛盾、抵牾之处。
       本文主要是考察丁玲北大荒岁月的不同叙述文本，无意于鉴定文本叙述水平优劣，笔者主要是运用参照性、整合性的研究理念，知识社会学、现象解释学、互文性阅读等研究理论，对各种叙述文本的“不同”之处进行概括、描述，对产生不同叙述的原因进行分析、探究，并对这些不同叙述文本的存在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思考和总结。
 
       一、不同文本叙述的同一性
 
       丁玲十二年的北大荒岁月，可以以1964年年底（离开汤原农场、迁至宝泉岭农场）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可称之为“汤原时期”和“宝泉岭时期”。
       汤原时期（1958.7-1964.12），丁玲住在鸡舍院子里，“分配在畜牧队鸡场孵化室工作，主要工作是参加捡蛋、上蛋、倒盘、出鸡、清除柜子等待，并学习一些孵化技术。”[1](p.415)后转到养鸡场的育雏室帮助饲养小鸡，工作主要是喂鸡、切菜、打扫鸡舍、挑煤挑粪、洗饲料布等。1959年秋天，丁玲开始担任畜牧队专职文化教员，同年冬天，为职工写忆苦思甜文章，为四队队长整理家史。1961年2月，自费为农场电影放映队购买了一台发电机，同年冬天，组织畜牧队员工，排演了歌剧《刘三姐》。1962年11月，协助爱人陈明排演大型歌剧《三世仇》。1963年10月前后，丁玲得到中国作协通知，可以回北京搞创作，但终未成行。1964年5月-8月，由东北农垦总局宣传部专人陪同参观各农场。[2]汤原六年间，多次直接或间接请求摘掉右派帽子，未果。
       宝泉岭时期（1964.12-1970.4），丁玲先是住在场部招待所两间一套的客房，工作主要是组织家属学习。1966年9月，被“文革”中的造反派轰出招待所，住到了场部最简陋破旧的八委。1967年11月，丁玲被揪回汤原农场批斗。1968年春，丁玲到养鸡队上工，同年6月被关“牛棚”。1969年5月，“牛棚”撤销，丁玲去“老虎队”（21队）接受群众专政，监督劳动。在21队，丁玲先是住女青年宿舍一张单独木床，参加农业劳动、打扫室内外及马房卫生、铲草、背草、铡草、给革命小将倒尿盆、掏厕所、种菜、喂猪、挑猪饲料、出炉灰、挑煤等。宝泉岭时期，丁玲多次被造反派批斗、殴打，住房也被多次查抄。[2]
       上述丁玲在北大荒的主要生活经历，有丁玲的书信及作品、陈明的日记、北大荒人的回忆、学者们的考证等各方面资料的合力佐证，是所有叙述文本公认的基本史实。在对这些基本史实的叙述中，不同叙述文本的叙述是具有同一性的。这是无论叙述者身份、立场如何，价值取向、叙述目的如何，大家所共同尊重的客观存在的事实。
 
       二、不同文本叙述的差异性
 
       基本史实的同一性叙述之外，不同叙述文本因叙述主体的差异、不同的资料来源、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等因素的影响，也存在着较多的叙述差异性。
    （一）部分内容叙述不同
        1、丁玲能去北大荒是王震的指示还是作协的周旋？
       针对这个问题，大多数文本认为因为有王震的指示，才有了丁玲的北大荒之行。而陈徒手根据郭小川文革中留下的一份材料，认为丁玲能去北大荒主要是当时作协刘白羽的关系，他通过黑龙江省委，设法把丁玲安排到北大荒农场，而王震起初对于是否接收丁玲是有顾虑的。
       秦林芳综合了上面两种说法，认为是陈明先行到了北大荒，在给丁玲的信中提到王震欢迎丁玲去北大荒。后来，在丁玲的要求下，作协党组也以组织的名义为她去北大荒作了联系。
       陈明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写到：“后来我才知道，我跟王震说了以后，王震同意丁玲来。王震问过周扬，周扬同意了，才让丁玲来的。”[3](p.166)  
        2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丁玲走过了那段漫天风雪的艰难岁月？
       大部分文本所采用的是丁玲的说法：因为她相信党，相信历史，相信人民。对党的信念及北大荒人民的善良与关爱，温暖和支撑着她走过了那段岁月。
       李美皆则在她的博士论文里指出，“对领袖的信念和对周扬等的憎恶是互为联系的，她将对毛的信念深植心中，也将对手永远盯住，成了她在漫长的艰苦岁月能活下去的精神力量。”[4](p.13)她认为并不是大而空的对党的信念等支撑着丁玲走过那段岁月，而是几个具体人物之间的或正向或反向的人际关系支撑着丁玲身心煎熬着度过那段岁月。    
       秦林芳认为是（丁玲）对真理的信仰（相信党）和对民间真情的汲取（北大荒人给予的温暖），使丁玲从“理”和“情”两个层面强化了她对个人尊严和个体生命的坚守（“五四”思想传统的体现）。而这种对“五四”传统的坚守使她作为一个“脸上刺字的流囚”有勇气走过那段漫长的苦难历程。
       蒋祖林回忆说，自己曾问过妈妈：这些年她有没有过自杀的念头？丁玲答道：“没有，从来也没有过。我有信仰，我有信念，我相信党，我相信群众。我相信历史总会为我作出我是无辜的公正的结论，当然我希望自己能活着见到这一天，我为什么要自杀呢？如果我自己去死了，岂不正合那么几个人的心意了吗？我若死了，我的问题要说清楚就更不容易了。”“我要是死了，你们怎么办？”[5](p.212)1957年，报上发表文艺界粉碎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报道后，丁玲的女儿从莫斯科打来电话，电话里泣不成声。儿子正好在国内，也是整天整天不说话，不吃饭，自己躺在小屋里流眼泪。丁玲说“我宁愿自己受责备。挨罚、下地狱，上刀山，也不愿意看见他无言地在那里默默受罪。”[6](p.159)伟大的母爱，也是丁玲能坚持下去的力量之一。
        3、丁玲与北大荒人的关系如何？
       丁玲在北大荒那些年，诸多冷漠的注视和无时不在的监督，使她很难与周围的人亲密无间，打成一片。“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我不被人注意，能够让我默默地好像没有我这个人那样，像一条牛、一匹马那样无声地劳动着，那样我才会感到我的存在，感到世界上还有一个我。我可以从那样一个安宁的小世界里找到一点点存在的乐趣。”[6](p.173)她对与他人的人际关系问题较为敏感。在汤原农场生活时期，与丁玲接触多的人会受到组织的批评，在宝泉岭农场，丁玲“每见一个家属总是先问她是哪一年来的，如果是五八年来的，就放心同她们来往，如果是建场来的，就心存警惕。”[7](p.242)
       王中忱认为丁玲在北大荒所被迫走的是一大段沉默的路，“丁玲是无人不晓的，又是戴着右派帽子来的，犹如脸上刺字的流囚，走到哪里，哪里都是冷冰冰紧绷着的脸，怀疑的眼睛，鄙夷与敌视的目光。”[8](p.239)秦林芳也认为北大荒人对被打成“异类”的丁玲确实有被另眼相看和疏远冷落的现象。
       陈徒手引用的丁玲给作协写的汇报信里，丁玲将北大荒人称为先生，“觉得谁对我都有帮助，都是我的先生……他们的作风，勤恳朴素，他们的集体观念、单纯、乐观、大跃进的干劲等等都使我觉得这些人真还是可爱，而且必须向他们学习”[9](p.128)但也“有些农场干部说，丁玲的内心活动很少向人暴露，很讲究讲话方式，好像是在外交场合。”[9](p.144)
       时过境迁后，陈明的回忆及表述却是：在汤原农场，“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还是转业的，没有人歧视我们”[7](p.245)丁玲在给亲人的信中也说：“前几天我们总结了我们在东北的朋友、熟人，较接近的，较有关系的人。在近百人中，我们不能否定其中个别的人是带有私心，带有个人欲望来同我们接近的，但绝大部分都是比较纯洁的，同我们是在工作、生活中互相帮助、互相尊敬，逐渐建立起正当的，然而是使人怀念的关系的人。”[5](p.209)
       赵国春的文本则描述了很多丁玲与北大荒人亲密无间、和谐相处的场面。自己处境极艰难的丁玲，体贴照顾怀孕的赵玉；帮畜牧队老娄头拆洗被褥；指点和帮助北大荒的文学爱好者；行善事，当红娘；和支边青年谈心，给她们做思想工作。“在丁玲的家中，每天都有人出出进进，上至农场领导，下至本队的党支部书记、队长，他们毫无顾忌地谈天说地、商量工作。有时大家动手，就地用餐，亲密得像一家人一样。”[7](p.44)“她实实在在的劳动，赢得了群众的理解。慢慢地人们开始和她接近，亲切地叫她‘老丁’、‘大娘’、‘大姐’，并爱和她唠家常，爱听她的意见。老人们拉她到庭院里坐坐，尝尝雪白的新麦馒头，吃一口屋后刚下架的新豆角。小伙子失恋了，来向她倾诉烦恼。姑娘们把甜甜的心事、瑰丽的憧憬悄悄地告诉她，这使她重新获得生活的快乐”。[7](p.48)一次干部会议上，两位同志有矛盾、起了争执，“人们一起把眼光投向丁玲，希望她给以裁判”。[7](p.45)丁玲俨然北大荒的精神领袖，是做思想工作、搞好团结的重要力量。北大荒人也爱着丁玲：陈明被派到鹤岗修铁路时，像照顾自己老妈妈一样，照顾着丁玲的王俊芬、对丁玲生活无微不至照顾的杜晚香的原型邓婉荣、拉丁玲到自己背后，让其少埃几拳头的红卫兵、拧着孩子耳朵，禁止孩子喊“打到丁玲”口号的大嫂、大娘、半夜敲着窗户，想替丁玲买肉、买鸡蛋的好心人、文革时期，保护丁玲免受更大迫害的年轻邻居，等等。
        4、北大荒生活期间，丁玲为什么未能摘掉“右派”帽子？
       1959年国庆前夕、1960年12月、1961年春夏之交、1962年12月、1963年9月、1964年9月、1964年12月，王震及丁玲本人多次提出为丁玲摘帽请求，丁玲、陈明、周良沛、赵国春、陈徒手等大都强调外部因素，或因农场党委内部意见不一、或因作协其他人的阻挠，甚至有中央原因，才导致多次摘帽未果。
       秦林芳则认为丁玲的摘帽问题在那时始终没有解决，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丁玲主观因素而言，她坚守自我的尊严和自主性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农场和她接触的人，受到农场领导批评，而疏远了她，她为此找到支部书记提出这个问题，后来向地委书记也提出同样问题。维护生命尊严的提问使得农场领导对她印象不好，以致不同意给她摘帽。

       “为了维护自我的尊严和权利，她不能不质问有关剥夺其尊严和权利的当事人；而一旦提出质问，却又成了她不能摘帽的原因。也就是说，坚守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最终又造成了对她尊严和权利的损害。这在丁玲是极富有悲剧性的。但在这个悲剧中，我们也多少能够体会到悲剧主人公个性的悲壮和崇高。”[10](p.387-388)

        5、丁玲与当时的作协及其相关负责人的关系如何？
       丁玲去北大荒前从作协领的介绍信，被丁玲及丁玲亲友视为作协及相关负责人无情、草率、欲置人于死地的证明。该介绍信与农垦部的介绍信及到了黑龙江后当地相关部门的郑重接待形成鲜明对比。
       当时的作协曾于1959年7月、1961年秋、1962年11月三次派人到北大荒看望丁玲，陈明认为，周扬派干部到汤原农场，就是搜集乃至编造基层对丁玲的不满，为不给丁玲摘帽制造口实。陈徒手则认为作协派人探望，是因作协领导人对这些人的不忍与关爱。他还提到，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结束后，“周扬找到张僖说，在会上见到丁玲，还想找她再聊聊”“两人交谈两个小时（在文联大楼张僖的办公室），出门时表情都比较轻松。”[9](p.140)1963年周扬主动提出调丁玲和陈明回京。作协及周扬对丁玲还是有一定感情的。
        6、1963年丁玲未能调回北京是什么原因？
       丁玲和陈明的表述是：回北京的调令暂时没有拿到，参观几个大型农场后，更加留恋北大荒的事业、生活和北大荒的人，便给王震写信请求支持，后来作协也同意了，便留了下来。
       陈徒手认为是丁玲的一封情绪昂扬的信，导致了她和陈明无法回京。这封信中提到“我十分觉得我几年来改造得不够”，“我觉得我吃苦还没吃透”，“如果作协或文化部一时房子不好找，那么是否暂时就不急于去找，让我们再留在垦区一两年。”其实当时作协已与文化部协调好，由文化部接收陈明，而丁玲则由作协安排。于是，作协等人便有些“好心被当成驴肝肺”的感觉，便给丁玲回信同意他们可以继续留在下边。[9](p.149-150)秦林芳也认为：“1964年6月22日，一边在等待北京调令、一边在农场参观的丁玲在信中向作协领导相当高调地谈了自己的感兴。”“就是这封言辞慷慨的信，直接导致了她和陈明无法回京”[10](p.401)
        周良沛的叙述是：作协此举，大家都认为是上面有什么人发了话才如此的，否则，怕是难发善心。”“丁玲没有领受这份好意。她看文艺界二十多年领导思想体制没有任何变化。‘大气候’不能不影响作协的‘小气候’……丁玲这时再回作协，以后也难免给自己找些不愉快，又何必呢？为此，在王震同志的支持下，组织上同意她的请求，不回北京，继续留在北大荒。”[10](p.636-637)
       赵国春的叙述中则先后出现了两种解释，一种是和丁玲、陈明的表述一致，一种是说：丁玲与《农垦报》编辑李兆基聊天时，“她讲到1963年到北京过春节，作协副主席邵荃麟曾找她说：‘你在北大荒劳动四五年了，那里荒凉艰苦，还是回来吧！’我说：‘当年是王震将军收留了我，我离开那里还得经他点头批准吧？’然后，她便到农垦部找到王震，说明了邵荃麟的意思。王震说：‘你丁玲不是写书的吗？在北大荒几年连一本书都没写，怎么好意思回来？’丁玲说：‘我所在的汤原农场相对落后，我两眼闭塞，对真正北大荒并不了解，写东西有困难。’王震说：‘你不了解，可以出去参观、采访、学习嘛，我给东北农垦总局党委写封信，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你可以向他们提出，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7](p.86)
     （二）叙述重点不同。
       在不同的叙述文本中，不仅叙述的内容有差异，叙述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丁玲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重点叙述了自己在北大荒时期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以主要事件，如“初到密山”、“远方来信”、“‘牛棚’窗后”、“别离”等串联全篇，主要是回忆自己在北大荒的生活情形和心路历程。
       陈明关于北大荒那段岁月的回忆，所突出的是夫妻二人在“风雪”中的互相温暖、携手前行及自我所发挥的主动性、积极性。蒋祖林及李灵源对这段岁月的叙述主要是细致描绘这段岁月期间与丁玲短暂团聚时的情形，特别是丁玲的言语，丁玲的态度等。蒋祖林还重点讲到丁玲北大荒生活期间收到的让她有锥心之痛的“远方来信”诞生的无奈和初衷。
       郑笑枫的《丁玲在北大荒》是描写丁玲北大荒生活的最早的文本之一。该文本重点记叙的是丁玲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贞，对真理和信念的坚定追求，与底层人民打成一片的动人经历。陈徒手着重论述丁玲在北大荒前期（1958-1964）和中国作协及个别人员的关系、联系，及丁玲摘帽问题的具体情形，主要是还原当时丁玲的复杂思想状态、复杂人际关系，解读丁玲的无奈表现和个人辛酸，使读者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丁玲难以逆转的悲剧命运。
       赵国春重点着笔的则是丁玲爱北大荒，北大荒人也爱着丁玲，是丁玲与北大荒人之间的深厚感情。丁玲对北大荒有着深厚的感情，是眷恋的，是感恩的。北大荒人则给予了丁玲“严寒中的温暖，绝望中的希望及无力之时的力量，对丁玲是呵护的、关注的、热爱的。
       王增如、李向东的《丁玲年谱长编》致力于将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细化到每一天，每一件事，力求资料的完整性和精确性。王中忱、秦林芳、周良沛、李美皆的叙述文字，在复述、追忆丁玲北大荒岁月的同时，也在思考：没有从容做人、安心做事的社会生存环境，没有抬起头，与人平视的人性自由，再加上繁重的日常体力劳动，丁玲在北大荒的生命状态应是体力、精神均极劣。他们认为这种极劣的生存状态对作为作家的丁玲思想、形象及创作均有重要影响。
     （三）叙述风格不同。
       在诸多叙述丁玲北大荒岁月的文本中，叙述风格也不尽相同，大体可分为三类：抒情性、学理性、说明性。
丁玲、陈明、蒋祖林、李灵源、周良沛的叙述有着浓郁的抒情风格和叙事品质。《风雪人间》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一九五八年初，我和陈明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6](p.113)这句话奠定了全篇的感情基调和强烈的抒情风格。《风雪人间》全文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笔调优美而蕴情，所抒发的感情也真挚、强烈。陈明及蒋祖林、李灵源的叙述有缅怀、纪念的含义，文本倾注了很多亲情关怀和深切悼念，在这一层面上，伉俪情深、母子连心的叙述是极为感性的，是催人泪下的，写出了丁玲凡俗生活的一面。其间，既有亲人之亲，也有株连之痛。周良沛的《丁玲传》中，贯穿全文的是一种歌哭的语调、一种为丁玲辩护的情结，感情色彩也极为浓烈。
       王中忱、秦林芳、李美皆的叙述是学理性、研究性的。他们以全面、丰富、翔实的资料为依据，运用理论化的视野和思辨性的思维，得出自己的学术论断，他们所叙述的不仅仅是一段岁月，而是考察这段岁月在丁玲人生中的价值及其对丁玲创作及思想中的影响，是想传达一种学术观点，表明自己的一种学术立场。
       王增如、李向东、赵国春、郑笑枫、陈徒手的叙述则是更加客观的一些资料搜集和资料汇编性质的说明性文本。《丁玲年谱长编》让读者们明了了丁玲在北大荒的具体、精确的生活细节，《风雪人间北大荒》及《丁玲在北大荒》为我们提供了丁玲与北大荒人有着深厚感情的证明材料，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则向我们展示了很多独家的、一手的、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让我们认识了另一种维度下的丁玲。这些叙述文本的资料性价值是远远高于其文学性、思想性价值的。
 
       三、差异性叙述的原因探究
 
       不同叙述文本存在差异性叙述主要是因为叙述主体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野，不同的着眼点和不同的价值指向，而这些不同的出现又主要是由叙述主体的身份、人际关系的亲疏、占有资料的不同、潜在读者的差异等因素决定的。
      （一）身份不同 
       丁玲是一位较为感性的作家，她回忆北大荒岁月的《风雪人间》，是一个有着诗人气质、小说家情怀的作家笔下的散文作品。作品的文学价值极高：叙述流畅、语言精练生动、人物丰富饱满、感情真挚浓烈、艺术感染力强。丁玲还是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她有一种异于常人的高境界、大悲悯。她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一己的儿女情长、恩怨纠葛，还对人性进行反思，对时代进行思考，对国家和党的命深深忧虑。孵化组组长邓明春精明强干、业务技术好、政治水平较高，丁玲从他身上看到了党的光辉。搓麻绳的工作使得她粗糙的手裂了许多小口子。于是她联想到那些以搓麻绳为职业的人的艰辛，希望他们搞一个机器，不要再用手搓。丁玲遭到从北京来的学生一顿暴打之后，“心中不免升起一阵忧虑。这忧虑并不是为我自己的胆小、痛苦，我只是想到这批年轻人的未来，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6](p.168)
       周良沛是位诗人、散文家，著有诗论、诗选集、长篇传记、散文等。他十九岁便开始在《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军外报刊发表作品。他同样有着作家的敏感、坦率与热情。文字是很诗意的，“母亲为他修漆了迎他的大门，他却闭紧自己心灵的窗户。”[11](p.585)章节题目的设置也是颇富诗意的，如：“鸡与凤凰”“凤凰与鸡”，“走不出的世界”、“‘走向世界’的走向”等。
       陈明、蒋祖林、李灵源、王增如、李向东是丁玲身边最亲的人和接触联系最多的人。他们了解丁玲的日常生活细节，掌握着诸多的有关丁玲的一手资料，写的文字都满含对丁玲的感情、亲切生动、通俗易懂。陈徒手和郑笑枫有关丁玲北大荒岁月的文字最早都是发表在报纸之上，都是运用记者的思维，采访相关当事人，有给读者“爆料”的价值倾向。
       王中忱、秦林芳、李美皆等则是将丁玲在北大荒的岁月看作是研究对象，从学者的角度看这段岁月对一个作家创作、思想、形象等各方面的影响。学者都或多或少具有史家的风范，不仅仅着眼于一时一地，思维方式也较为理性，注重资料，讲究方法，立论客观。王中忱为一个正当创作盛年的作家被剥夺写作的权利和自由，致使创作留下空白，个性独立与自由思想的追求有所停滞而感到愤慨与惋惜。秦林芳认为在北大荒的“风雪”里，丁玲思想上、行为上和文学创作上，顺应主流话语，放逐了自我，放弃了对生活的自主发现和独到领悟，在逆境中的热衷并顺应政治主流的思维惯性显出不悲壮、不崇高的精神质素，这是丁玲的悲剧，也是后人为之深深惋惜的。李美皆则是以宽容、理解的姿态，客观、中正的视角和口吻，将丁玲还原为一个“正常人”，分析丁玲这段岁月的无奈和必然。
       赵国春是文化官员，担任北大荒博物馆馆长、北大荒作家协会主席、北大荒文联副主席。写丁玲在北大荒的岁月，是他的职务性要求。“我作为北大荒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有责任、有义务把丁玲在北大荒这段生活经历写好”。除了赵国春，还有张靖宇、郑加真等，都是北大荒宣传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工作人员和宣传丁玲的重要力量。
      （二）人际关系亲疏不同  
       北大荒时期，陈明是丁玲的保护伞和精神支柱。那么多艰苦而又痛苦的日子，没有陈明，丁玲能否坚持下去是不可想象的。丁玲与陈明伉俪情深，文革期间，丁玲挨打，陈明也挨打，丁玲每次一看别人打陈明，便总是会用手去挡，这个情景也曾出现于萧珊和巴金之间，夫妻间的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感人至深。蒋祖林是丁玲心爱的儿子，1957年的8月，丁玲曾给李灵源（当时正与蒋祖林谈恋爱）写过一封信，信的最后写到“祖林是一个深情的人，今后只有你能爱护他，帮助他，安慰他，希望你不要伤害他。”舐犊情深，催人泪下。1962年7月，李灵源去北大荒汤原农场探望丁玲。看到母亲与鸡住在一个院子里，还有需要爬进爬出的门，灰暗、肮脏的墙壁，凹凸不平的地面，破旧的家具，屋子里无数的蛆虫……居住条件极其恶劣，被丁玲视为闺女的儿媳李灵源对母亲的痛惜之情跃然纸上。
       周良沛，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复出，劳改队蹲了二十一年。复出后，政策落实及工作重新安置方面，面临重重困难，各部门互相推诿，让他愤慨不已。这与丁玲的经历极为相似。他极力维护丁玲一言一行，是忠诚于丁玲的“守护者”的形象。他是丁玲的晚辈，丁玲作品的读者，被丁玲及丁玲作品吸引，也为丁玲器重和赏识，二人也有较多的直接来往。丁玲赴美前夕在电话里跟周良沛说：“我希望你能来送一下我！”周良沛在火车上站了一整晚，于第二天清晨到了丁玲家里。丁玲病危之时，陈明给周良沛打电话：“你能来北京吗？”，当得知周良沛还要上课，想等上完课再去北京时，陈明的话语中有了“一种无望的哀戚”。[11](p.572)丁玲去世前“钦点”的写《丁玲传》的写家便是周良沛。丁玲还说，她这辈子要还能有时间也写部传记，她就不写什么名人，而要写周良沛。二人是互相欣赏，惺惺相惜的。
       担任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的王增如及丈夫李向东也与丁玲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王中忱曾在丁玲晚年创建的《中国》编辑部任编辑，和丁玲也有较多或直接或书信的往来，关系较为亲密。郑笑枫，是红军烈士子女，1957年被划为右派，发配北大荒监督劳动，1978年才恢复政治名誉，与丁玲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感受。赵国春，是北大荒人的“代言人”，丁玲如今是北大荒人心中一个璀璨夺目、光环萦绕的明星，是北大荒人的骄傲、自豪与荣耀。在北大荒，修建有丁玲公园、丁玲文化墙、丁玲纪念室、丁玲文化园，还有“丁玲生平事迹陈列室”，在《黑龙江农垦人物志》，丁玲的名字和一大批开发北大荒的英雄人物的名字傲然并列，已成为北大荒人的精神财富和历史教育的教材。北大荒还与丁玲故乡湖南省常德市共同组织发起、共同筹资建立“丁玲文学奖励基金”。丁玲已成为北大荒重要的文化名片、文化名牌、文化地标，并给当地的文化产业发展以助力。
       陈徒手、秦林芳、李美皆，从年龄上来说，是丁玲的晚辈，而从学术角度来说，丁玲是他们研究、考察的对象，无论是空间上，还是心理上，与丁玲都是保持一定距离的。
     （三）资料来源不同
       丁玲的叙述文本所依据的都是自己所亲历的过往岁月。陈明是丁玲北大荒岁月的见证者，也是共同经历者，所依据的资料都是自己的回忆。蒋祖林讲述这段岁月主要是依据丁玲日后的讲述，而李灵源曾去北大荒探望丁玲，并与之生活了一段时间，自己的所见、所闻，是她叙述资料的主要来源。
       周良沛在书中引用了大量当年的书信、文件、讲话等第一手资料，把一个个真实的历史镜头拉到我们面前，他像是法庭上的大律师用一页页发黄的历史档案慷慨陈词，为丁玲辨诬，为丁玲歌哭。王中忱以丁玲的生活与文学道路为研究专题，所凭据的主要资料是丁玲所写出的全部文字。王增如、李向东、秦林芳、李美皆的叙述，所依据的材料则更加丰富、多元、全面，有丁玲及亲友的回忆、有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等。
       陈徒手所依据的资料是中国作协会议记录原稿、郭小川及张光年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丁玲给当时作协负责同志的信件及思想汇报材料、张僖的口述资料等。郑笑枫循着丁玲的足迹到了北大荒，“走访了一些领导和当年与丁玲一起工作、一同生活的职工、家属。”[12](p.249)记录下了丰富的一手采访资料。赵国春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丁玲、陈明的自述及郑笑枫的采访记录、北大荒所保留的一些相关材料。
     （四）潜在读者不同
       隐含的或者潜在的读者不同，也致使文本叙述出现了不同的风貌。丁玲及亲友的叙述，潜在读者是丁玲及丁玲作品的爱好者及研究者。王中忱、王增如、秦林芳、李美皆的叙述潜在读者也大都是学者型的学术研究者。赵国春的叙述潜在的读者群是对北大荒感兴趣的人。
陈徒手的文字首次发表于被形容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南方周末》上，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是核心读者群。郑笑枫有关丁玲在北大荒的纪实报告，曾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的《光明日报》上连续刊载半个月，该报也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大型、全国性的官方新闻媒体之一。文本对丁玲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无限忠城的高度赞扬也是一种面向社会大众的主流精神价值导向。
 
       四、不同叙述文本差异性引发的思考
 
       一段岁月虽是客观的存在，但也是复杂、多面的现实，想要在一个人的笔下，一种叙述文本里，完整、全面、客观、理性地再现，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这便给多维叙述、多元阐释提供了空间。叙述主体因与叙述对象的不同关系而站在各自不同的叙述立场上，依据相同或完全不同来源的资料，运用不同的叙述风格、叙述理论形成不同的叙事文本。
       其实，每一种叙述都是某种视角下所关注的某一种真实，都是历史或真实的一面或几面，但同时它也会简化、遗漏掉其他的细节和真实。有多少个叙述主体，就会出现多少种叙述文本，也就会有多少段岁月剪影。每一种叙述也都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和他者无法取代的价值。具体到丁玲在北大荒的岁月，每个叙述主体都是从自己所接触的材料出发，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出自己眼中的景象，做出自己的判断，或选择愿意相信的真实，表达出自己的论断，都是一家之言，没有标准答案。它们都有助于丁玲生平与创作的研究，可互相补充，互相佐证，互相启发，共同加深或开阔了对那段岁月的研究。
       林斤澜先生曾在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书的前言中形象地说到：“好比千百人四面坐着，同时同地同看一场球，人人是见证人。你喊了好球，他看见犯规动作，这嫌哨子吹跑了，那挑吹早了，吹漏了，吹腻了……都可以是座位不一，角度不同，人人亲眼所见，各个参差。”视野不同，立场不同，立足资料不同，思想的认识自然也就不可能统一，当然这也无须统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就是思想界、文化界的应然之态。感谢这个时代，使我们可以对历史多一些理性和包容，可以对未来多一份畅想和期待！


       （作者系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王增如等.丁玲年谱长编（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1.
[2]王增如等.丁玲年谱长编（下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1.
[3]陈明口述；查振科，李向东整理.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5.
[4]李美皆.“晚年丁玲”研究[D].苏州大学.
[5]蒋祖林、李灵源.我的母亲丁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5.
[6]丁玲.风雪人间[A].丁玲全集第10卷[C].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7]赵国春.风雪人间北大荒：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4.
[8]王中忱.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9.
[9]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2版（增订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10]秦林芳.丁玲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1]周良沛.丁玲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2.
[12]郑笑枫.丁玲在北大荒[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