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的苦恼（四） ——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程  凯   

六

徐光耀于1953年11月25日被任命为办社专职干部，帮助段岗村韩全互助组转社。接下来的三个月，其工作均紧紧围绕转社展开，这个社里的每一户、每个人成了他最熟悉的人，可以说是建立了“血肉联系”，“略有举动，便关心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去了”[1]。社长韩全成为他全力培养的工作典型，他满心希望韩全能成长为一个优秀干部、劳动英雄，乃至“社会主义新人”的雏形。如果这个典型培养得确如徐光耀期待的那样成功，势必对调动、激发其创作欲望有很大助益。可现实是，虽然韩全也逐渐成长，却很难达到一个“新人”式的自觉、自主状态。他对工作勤恳、投入、不惜力，有责任心、有荣誉感，其组织能力亦持续提升，但他也总表现出情绪、心理的不稳、摇摆，工作的束手无策和对徐光耀的依赖。这究竟是其本身品性、能力的缺陷，还是徐光耀过于“包办代替”所致？徐光耀自己检讨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是，扩大来看，韩全素质、能力的缺欠和徐光耀的“包办代替”恰好呈现出合作化工作中的“常态”。毕竟，如耿长锁那样能力、品质突出的新式农民并不多见。况且，耿长锁呈现出的“理想”状态有多少源于其品质，有多少是被复杂的机制、过程“打造”出来的，本身就值得考察、分辨[2]。另一方面，即便如柳青那样的下乡干部——具有超强思想工作能力和耐心，能调动对象潜力，成功培养“新人”——其工作能力、工作方式也非一步到位，而需经长期磨合锻造出来，其起始阶段未必没有“包办代替”的成分。徐光耀的培养韩全固然不那么成功，却可以真实地看出重点办社阶段的工作流程、要求是什么，依据了什么样的条件，会遭遇哪些困难，碰到什么难解的疙瘩。

重点办社中，由于意在树立标杆，因此，选准培养对象，确定带头人既是第一步，又是决定性一步。刚下乡时徐光耀就开始注意挖掘谁可作为互助合作骨干。他最早看上的是在积肥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刘凤亭，觉得这个人“善于思索、算账，能研究文件，勇于接受新的东西”[3]，也有股子办社的雄心壮志。徐光耀去刘凤亭家探访，发现他家“俨然是河套一带的政治文化中心”，“老百姓们，成群搭伙聚在那儿商量事”。这显然是个乡村能人，有组织力、号召力，有魄力，还有些“先进”思想[4]。但徐光耀很快发现他有虚浮的一面：在秋耕中翻耕不及十分之一，对互助组转社没有那么大信心，有时招人反感：“我喜欢不上来这个人，我觉得跟他很难处。由于他的不工作，不爱开会，这使我恼上了他。”[5]——“不工作”、“不爱开会”意味着他不愿意接受新政治的教育、影响。到互助合作会议前夕，徐光耀已经把刘凤亭排除出培养名单，把目光转向了韩全。

韩全是另一位互助组组长，他没有刘凤亭天生的组织力、号召力，其冒头与他在县互助合作会议上听完报告后的积极反映有关：

韩全已对转社中了“疯魔”！他每日缠着刘凤桥不放，问长道短，低下头来就琢磨转社的办法和步骤。他悄悄跟牛玉田说，你谁也别告诉，咱村得弄起头一个社来，报它个“头一名”！[6]

正因为韩全看上去全心投入，考虑了很多转社的具体问题，使得徐光耀感觉有信心和跟他在段岗“整整摽上他一年”[7]。一回乡，徐光耀就夜访韩全：

屋里灯烛通明，韩全正大嗓地叙述县中会议的情况，他自擂自吹地说着本组的优越性，说着人们给他的恭维。我诧异这样一个老实厚道的人，为什么也竟有些吹牛。后一想，也许是事业上的需要吧！不然，他用什么鼓动起人们的热情呢？[8]

徐光耀“整整摽上他一年”的估计基于之前试办社时中央强调的要耐心、长期、“稳步发展”。但县里顶了“右倾”帽子，限期一个月就要建成社。徐光耀领了任务去动员韩全时，他的态度却畏缩起来：“他开始打话把儿，并且说他吐血哩，要养病。”[9]徐光耀赶紧展开一对一说服，到韩全家谈了三个小时，“把总路线、社会主义前途、建设的办法、要吸收的户，都研究掂量了一阵”，“把韩全的心进一步点着了”[10]。接下来就得靠韩全他们去说服、串联其他人：

韩全的母亲之病，很有点儿意思：

她是那天晚上，听说劳五地五，韩润芳一耷拉脑袋，她一算账，也不行，心劲一窄，便病了的。那晚上之后，三妈问韩全：润芳这不是泄了气啦？

韩全：不碍，吃不了亏呀？

三妈：你光说吃不了亏，可到底有什么好处哇？

韩全：好处可多着哩，走社会主义道，光荣，全看得起……

三妈：光荣，看得起，有用吗？许给你个官做？

韩全：（玩笑）做官也容易，社成立好了，就许我个社长。

三妈：（愈气）你妈要死了呢？

韩全：那更没有什么啦！要是没有社，甭看你有这么大个儿子，你要真死了，不是卖“庄户”，就是卖地，要不得卖南边那场。不管怎么说，总得卖一样！把你发送了，你这儿子还得挨饿。要成立了社呢？大家伙你帮我助，互济互借，你三斗，他二斗，就把事办啦！也用不着卖房，也用不着卖地或场。欠着大伙儿的，碰见好年头，还了。碰不见好年头，就不用还，一个社里怎么也好说。

三妈：咳（惊异地），那可也不错。

于是，第二天便病倒了。左劝右劝的，这病好之后，她思想真弄通了。怎么都行，你们办社吧，怎么办怎么好，心里一点儿隔膜也没有。

韩全的斗争也开始哩！[11]

合作社开始组织时第一步常得打通家里人的思想，尤其老人、妇女的思想。很多老人、妇女的心思窄，其所想、所在乎的与当家人有所不同。这段对话中，对韩全有说服力的“光荣”、“看得起”对其母亲来说就不那么入耳，反而是社员间可以互助，发丧人不用卖地特别有吸引力。无论从自己、从家的角度，她把办后事看得很重。一开始她急病是因为算地劳比的帐，觉得会吃亏，等到韩全说从办后事上能得益，她就“弄通”了。可这个“弄通”并不是打心眼儿里认同、支持，而是不阻拦了，所谓“心里一点儿隔膜也没有”相当于这事儿与己无关，自己也搞不懂，由你们折腾去吧。从韩全“说服”的口气、先后、轻重中也能窥见在办社问题上他的“自我说服”：首先是“吃不了亏”，这很大程度上基于家庭整体利益的考虑；其次，有对他自己的意义，“光荣”、“看得起”、“当官”；再次，他对合作社“优越性”的认识、理解特别集中在互助性上，是把它看成庄户人之间可以互助、互济的组织，而不完全是一个发展生产的组织——“欠着大伙儿的，碰见好年头，还了。碰不见好年头，就不用还，一个社里怎么也好说”——这里面有点儿农民式的社会主义理解：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不分彼此。

不分彼此是“理想”，其反面的实际就是大家很在乎入社时是否吃亏，焦点又集中在地劳分配是否合理。这个社的特点是地多人少。像徐光耀自己家，劳力只有老两口，如果不入社就只能雇劳力干活儿——“他说找人做活太难了，还要吃白面，和待‘戚’一样紧伺候，还得听凭他做活，爱做什么样算什么样，这个难就不用提了”[12] ——因此，他父亲愿意入社。可一听说地劳比是劳五地五，地还要自己拿公粮，老汉“便有点儿‘次花’，没有先前那样上劲了”。其他家情况也类似：

（12月1日开建社会。）集合了四五家的主人，由张清智念着合作社问答。从社员的义务到土地入股、劳力评分、农具牲口的使用、自留地，一件一件都解决得很好。但一念到分红，收益分配，劳五地五，大姨妈上“次了花”，连说了六七个“得挨饿呀”！

这一夜，杨义文家老两口和来福差不多说了一夜，来福总说他妈糊涂。可是，他自己也未必明白哩！问题就在这里：地多劳力少的，总是吃些亏；地少劳力多的总愿意把别人（地多户）拉进来。有着最根本的利益矛盾，还有着次要的人事矛盾。[13]

（12月4日）一下子发生了很多矛盾，人事矛盾（父亲与大侉子，韩全等与韩介民），农事矛盾（伙车、伙牲口的都要揪断），经济矛盾（地五劳五，地多吃亏——这是当前最根本的）。我在这方面，也有些混乱了。[14]

由于缺乏每家每户的材料，我们很难判断韩全原来的互助组是按照什么条件组织起来的，老户、新户各自属于什么成分和经济条件。但大致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大部分是中农以上水平，贫农较少；几家都是地多人少，觉得现有地劳比吃亏；有杨义文这样的经营户（开颜料店，没有劳力参加田间劳动，只土地入社拿分红，形成所谓“剥削”）；有韩介民这样地主成分户。之所以韩介民、王新这样“政治不洁净”的户也是发展对象，取决于人事关系。徐光耀的父亲和韩介民要好，他入社的条件就是得吸收韩介民，“如不要他，则他宁愿退出与他们单干”[15]。可韩全与韩介民有过节，坚决反对他入社，却一定要把王新拉进来[16]。按照办社的阶级标准，主力应该是贫下中农，尤其鼓励贫农办社，但实际上，要合作社能自愿组织、运转起来，吸收条件好的户入社和照顾人情关系都很必要。为此，徐光耀不禁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迁就、温情了：

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我是寡断的。我太分不清主次，而且太迁就某些人，也太不敢斗争了。最主要的，我还缺乏明确的是非观念和坚定的立场。我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打算把社组织起来。结果，我是脆弱无力的，我在组织活动上表现为无能！我希望在这一场阶级斗争中锻炼得坚强起来。[17]

问题是，强化立场意识无助于解决组织中的具体纠葛，甚至造成更多的沟坎。他越来越体会到“建社这一工作看来是忙不得，急不得”，“一发急，便会搞得大家情绪不稳，心神分散”，必须耐心、细致地沟通、说服，想各种解决方案：通过算细账打消地多户的顾虑，吸收韩介民家入社但排除他本人等。这些说服、沟通都要徐光耀亲力亲为，作为“带头人”的韩全面对这些困难却打了蔫儿：

下午，去找韩全，他已像霜打的烟叶，根本不抬头了。我鼓励他，提示他，启示他，都不抬头，对于建社已是局外人的样子。[18]

甚至，他为了维护原互助组成员（王新）留在社里，排斥韩介民，不惜搞起了“斗争”：

晚上韩全召集的会，有润芳两口，振荣家里，韩全两口，如此而已。（注：都是其原互助组成员）

第一个问题是王新，三个女将全部拥护他，不忍辞出。韩全也是这样，他发动了三个女人，与我抗衡，保护王新。第二个问题是韩介民，他又发动了两位女将与我抗衡，坚决反对他进来。他自己却站在旁边敲边鼓，实际是指挥的地位。[19]

本来，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之所以要不断扩大“组织起来”的规模，从思想教育层面就是力图扩大农民“公”的意识，从眼光限于一家一户到把亲邻好友联合起来，再到把超出“朋友圈”的村民组织起来。每一步范围的扩大都是对原有连带关系的突破，也意味着克服各种经济、地位、品性差异带来的不适、障碍，扩大自己的责任连带，用提升“公”的责任心改造“小农”的狭隘、保守。因此，能否突破“小自私”（一家一户）、“大自私”（小集体、小团体）对自身的制约构成检验农民思想是否成长的主要指标。而徐光耀从韩全和其组员的“保守”、计较上特别看出其拒绝跨出前进一步的“自私”，深感这个社前途渺茫：

组员的狭隘、保守，是建社的最大阻力。这便是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贫困、不能干大事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总处于被其他阶级玩弄，总处于愚昧状态的根本原因。

……

这个社的发展前途是不大的——这是可以肯定的结论。[20]

实际上，越是面对面地做群众工作，“群众”话语中那些整体、抽象的判断、理解就越变得架空，随之浮现的是层出不穷的、难以被回收到理论认识中去的琐碎矛盾。可这些矛盾背后恰好是乡村生活世界的实态，或者更准确说是乡村原有的社会、生产构成，人际关系，行为逻辑在新政治、新事物的冲击下会产生的反应方式。因此，怎么看群众状态的种种不如意颇考验干部的修养与水平。像徐光耀面对群众的“狭隘、保守”显得如此愤恨，急于将其归结为小农的本性时，就会丧失贴切把握群众心理、行为逻辑的契机，而且这种灰心、怨念必然耗损他的耐心，令其放弃与群众一起商量的尝试，更多地靠自己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包办代替”也就愈发难免。事实证明，所谓的积极、消极都是不能看“死”的，一度消沉的韩全在另一位积极分子的鼓动下很快又被带动了起来：

晚饭后去找韩全。王宝柱正在那儿，他是从昝岗贷款回来，不久将开油坊及豆腐坊。他来是特意拜访韩全的，看一看这里的情况怎样。他的积极热情，可能鼓励了韩全，这也是新的积极分子容易被感染的可喜之处。

韩全已能自己展开活动，昨晚便各门各户都串了一通，主动动员人们入社了。[21]

在集体化运动中，积极分子的激烈和保守是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即他们在什么形势、条件下会变得积极、甚至狂热，什么时候又趋于保守。像王宝柱的“积极”就让徐光耀很惊讶：

给我刺激最大的是王宝柱，他简直是扬风奓毛，云山雾罩、大有不可一世的样子了。真个是救过龙架擒过番兵的气派，说话的腔调和姿势都有改变，可见是何等的短见。略有一点儿得意，便把他们放置不下了。难道为了这点儿小小成绩，也值得“烧”成这个样子吗？

当然，“烧”一下，也许新的意识在增长着。他的洋洋得意和傲视一切，或者正是宣布着新生事物的胜利吧？这也便难说了。[22]

徐光耀显然对其超常的积极有怀疑、保留——韩全一开始不也“疯魔”过，“吹牛”过？——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种“烧”或许在运动中能起到正面作用：韩全不就被他重新带“热”起来？只是，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一种工作立场上的实用主义态度，未能进一步深究群众身上这种忽起忽落的态度究竟基于什么逻辑。这意味着在最重视群众的工作原则中并没有建立把群众当作真正的主体去把握的认识论，而是把群众置于革命运动所需要的功能性立场去看待、运用。由此造成“实用性”贯穿于看似最讲原则的革命运动中，而对这两者的矛盾与相互侵蚀缺乏整理、认识。当徐光耀这样“忠诚”的革命者按照革命政治提供的观念、视野、方法去动员、改造农民时，时常发现他本来熟悉的农民身上有很多他“不理解”之处：

（1月10日）我十分生气这个社里的人都干活儿不起劲儿。一切劳动条件都具备着，有牲口、有大车、有磨、有人领导、有钱、有国家支持，他们却仍是像当伕一样，像给村中“办公”一样，能擦滑蹭懒便擦便蹭，能靠别人就靠别人！明白劳动可以赚钱的，却懒得动。明明家中没得吃，也懒得动。明知道地里缺粪，却懒得积肥。谁知道这些人是抱了个什么心思呢？他们另外还有什么打算吗？社外正有大量的人羡慕我们，我们却摽着膀子不干活儿，这真是把我给气苦了。[23]

（3月8日）全社人们去挖猪圈，快活而又紧张。这是劳动人民的可爱处。可是晚上一统计全年收入和消费时，特别是粮食消耗，人们便尽量扩大开支和消费额，只嫌说得自己不穷。这种自私，又着实可恨！[24]

这种“不理解”准确地说是难以容忍，尤其针对所谓“不积极”与“落后”。这里的症结在于，他过于设定了在工作到位情况下群众就应该达到某种状态，而未意识到合作化所包含的现实设定本身存在什么问题，所以他难以把群众超出预计、不符合预计的反映（无论消极的或积极的）作为反思工作设定的契机。在“深入工作”进而“深入生活”的设想中是把群众的超出预计只限定在配合革命的方向、轨道上——所谓群众潜在的革命意愿和创造力；而实际上，群众的超出预计、不合预计是分布在各个方向上，乃至与革命目标相反的方向上。所谓不积极、落后、消极、冷淡和积极、热情、创造性一样是群众对“工作”、动员的应对方式。在有经验的群众路线工作中会同等重视这些消极、落后所传达出的信息，并有针对性地调整。问题是，调整的主导权通常不掌握在那些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工作者手中，而一线工作者在认识不足的情况下又只按照上级指示要求群众，缺乏将群众真实反应反馈给上级的能力和渠道。即便如徐光耀这种有思想水平的干部在面对群众状态时表现出的也是要求多于理解。

在另一些工作场合，他要面对的不是群众的“落后”，而是群众的执拗：

（12月31日）晚上，又在老德家开会，开头讨论要韩润亭的驴的问题，起始人们反对者甚多，恨得我牙痒着急。后父亲来了，对大伙儿一说，人们又转过圈来，又议决了要。最后郭维城宣传了组织起来的好处，便散了。可是，人散了，蒋振荣来又把人们都召集到一起，又讨论起来。他处处说了些泄气的话，把人们全部都说得耷拉了脑袋。

我很生气，他明明是起了破坏作用，故意刁难，且出言狡诈欺人。[25]

（1954年1月1日）韩全告诉我，昨日散会之后，人们都自动地不愿走，故又由蒋振荣复召集开会，推翻了买韩润亭牲口的决议。假如有此一举，更足证明群众的不可违拗。唯蒋振荣着实可恨。[26]

这个买驴只是建社中的小环节，但从社员们自发召开“会后会”推翻原有决议能看出他们很在乎这件事。这种群众在枝节问题上的“坚持”、执拗其实很有意味，隐隐体现着群众自己的“原则”，和坚持原则的方式。徐光耀在这件事上也最终选择了妥协：“散会后，我终于明白了众意不可违的道理。便劝父亲放弃自己的意见，任大家另外买叫驴算了。”并认为这是给自己上了一课：“我的进步，便是心眼儿活了，便是深一步懂得了依赖群众的道理！不能偏听偏信和固执己见。否则，是会把事情弄糟的。”[27]对比他在这件事上的反应和他很多时候看到大家消极就起急的态度可以感觉到其群众工作经验是在随着进入更多操作细节而不断积累。所谓“依赖群众”不单停留于看到、利用群众身上好的一面，也在于用群众言行的挑战性破除自己的固执己见。换句话说，就是学会真正站在群众的立场体会群众。由此，他就更能体会群众言行中难得、可贵的一面：

一开门便刮大风，窗纸都呼嗒嗒一派风声。父亲说要上大冻，就要封河了。我想起了韩全来，难道他就冒着这么大风奔了雄县吗？

但我，甚至母亲都相信他会去了。他说了去，便一定会去。这是韩全的特色，他的特别可爱处。[28]

随着工作的进展，在韩全身上他也逐渐看到一个“带头人”的成长：

（1月13日）韩全也敢说敢道，把工作掌管了起来。似此，则前途大可乐观，我心安矣。[29]

（1月15日）参加一个大组讨论会。韩全发言显著地特别积极，差不多有一半时间是他说话了。工作走在前头一点儿，果然是扬眉吐气的啊！他今日的感情我尚未全部理解，但他是令人羡慕的。[30]

（1月17日）韩全在讨论上的勇敢多话，批评人的义正词严，对建社事业的无限热诚，去找刘志彬的心气儿，都逐渐使我惊奇，使我不能理解了。思之许久，大约“光荣”这件东西是最能引诱人上进的。[31]

此时此处的“不能理解”显露出群众路线所期待的那种正面的超出预计，显示着“蜕变”的可能。而真正令徐光耀感动的是韩全在得知未进入第一批办社名单时的反应：

最使我感动的是韩全。在大会上公布已批准的新社时，由于没有出现段岗的名字，他竟出了通身的热汗。吃饭时，也少吃了三个窝头，面对徐副区长的质问时，眼里挂着泪花！——是的，荣誉，劳动的果实，这是最为人尊重至贵的。

就是我，在郭维城预先跟我说时，我尚且满不在乎。但一在众人跟前公布，虽已一再解释，我仍是心中热乎乎的，不免有些羞愧！我的自尊心矮了下去，我支不住架子了。我不能不后悔我态度的不适宜，我后悔我竟没有坚持早日批准。

我脑子里应逐渐树立起韩全的形象。[32]

之前，徐光耀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包括韩全在内的很多社员并未充分地把办社看成自己的事，总有一种被动性，似乎这个社是为干部办的。但，没能入选名单的打击却经由“荣誉”的中介真正调动起一种内在欲望，那个未被批准的社成了韩全真正渴望、想要的对象。韩全的惭愧、羞愧中包含着一种办社中没有充分激发出来的责任感，但它可能成为接下来投入的动力。正是这个羞愧打动了徐光耀，使他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打量韩全。而他自己也感到羞愧，并且是他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可能的羞愧。此刻的羞愧同样基于对那个未被批准的社所负有的责任，他尚未意识到这个责任已是那么深。这个责任不是完成任务式的责任而是带着感情的责任，羞愧让他看到了这层感情，他也感受到了韩全身上的这层感情。在这种感情的共鸣中他们结成了血肉相联的共同体。同时，也是在感情的共鸣中，他开始树立起韩全作为一个“形象”的存在。丁玲之前关于“深入生活”的论述中一再强调要建立与对象的感情，它才能变成形象，而徐光耀一直苦恼的是，他在工作中不断看到的不足、落后使得他无法真正对他们产生感情。只有当他看到韩全身上发自内心的责任意识时才有了对他产生感情的冲动。与那种基于个人、自我的感情意识连带起的共同体不同，这里感情的激发却是植根于对共同体的认同、责任，似乎是在建立集体认同的过程中，破除了原有的个人、自我，才建立了新的个人感情，在此基础上才会有“新人”的诞生。

韩全固然远未达到“新人”的程度，但徐光耀还是能体察到他的巨大进步：

润芳和韩全的进步是极为显著的。第一，晓得了运用组织……；第二，晓得了大家先从内部研究，心中有数后，再提交大会讨论通过（润芳）；第三，晓得了有事经过酝酿，以便在会上取得支持，不使领导陷于孤立，会场陷于“闷功”境地的艺术……；第四，掌握了多奖励，少批评，必要时一定批评，批评后又须善后——提高情绪的领导才能！群众是在大步前进着啊！我心中甚喜。[33]

韩全和他的感情也在加深。他在回京过春节之前，韩全和润芳两个社干不约而同一大早蹲在门口送他，让他颇为感动。只是这种感情里面也含着一种让徐光耀警惕的依赖：“他们说，我不在，他们便感到不踏实，没有主心骨似的。我一来，哪怕不说话，他们便把心定下来了。”[34]直到徐光耀离开段岗前夕，韩全和他的合作社依然不能使他放心、放手，以至于他对社的前途始终难以乐观：

这韩全实在前途不大，骨干太软弱了，轻率地在这儿组织这个社，是一个错误。我尝够教训了！[35]

在合作化的重点办社阶段，虽然有统购统销等运动式工作的干扰、影响，但办社工作本身是力图遵循理想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面对面、手把手地做群众工作、培养带头人，强调入社自愿，不强迫命令。但是，从徐光耀的经验中反映出来，这样一种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方式对指导干部的思想素质、品格、修养，工作能力有着极高要求。即便如徐光耀这样的干部也常感力不从心，他一手扶植的合作社也难以达到独立、良好运行的状态。因此，对于重点试办、带动一般、层层铺开的理想状态，许多基层干部并不寄予太大希望，反而盼着用一种全面发动的手段，用群众运动来冲破合作化的胶着状态。所以，当1954年8月，徐光耀获悉上级将开始以分派任务的方式，采取一种“进攻”式、运动式的手段推动合作化时，他由衷为之欢呼：

（7月30日）得悉秋前有一次大规模的发展合作社，省里要求入社户占总户数的20%，地委则要求25%。……要求党员50%以上入社，真是大规模的了。首先是党代表大会，然后是建社骨干会议。

只要采取进攻，便可解决很多问题，进攻乃是最好的防御。

只要一进攻，旧社中的问题也会随之取消。

我欢呼这个运动的到来。——柳暗花明又一村啊！[36]

运动一来，办社中的种种不如意都被归结为资本主义势力的残余、阻碍，一旦发动行政力量从上而下地解决问题，困难都将迎刃而解。以往，对于合作化运动的不断加速，一般都会归结为毛泽东个人的激进与意志贯彻，但从徐光耀此时的心情可以窥见，运动强推的方式未尝不是基层干部所翘首期待而会积极配合的。由此可能带来的“群众路线”的变形，即便是徐光耀这样讲原则的干部似乎也无暇深思、顾及了。这样一种“革命功利主义”的倾向是否意味着在深度融入地方工作之后，徐光耀那种基于理想、原则的政治立场已在不知不觉中被“任务导向”的现实政治逻辑所“改造”？

1954年中，徐光耀逐渐脱离了让他深感疲惫的段岗村合作社，回到区里工作。办社的挫折使得他对深入蹲点以获得“生活”的方式产生了怀疑。为了对抗挫折带来的“虚无”， 他从1954年底开始走访河北各地的合作社，访问那些有名的劳动英雄。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河北赫赫有名的老劳模耿长锁：

耿长锁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好人，鲜明的社会主义农民的形象。尤其使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气质、风格和性格都地地道道是中国的，是中国农民的。禁得住万钧重负，经得住惨痛的折磨；勤奋而诚恳，踏实而谦逊；最富于同情心，又讲信义，忠实于事业，任劳任怨；绝不浮夸，始终虚心；一贯艰苦，不慕奢华。……听他上午2个小时的谈话，我几次涌上眼泪来。我惭愧为什么以往来此的艺术家竟没有把他的面貌真实地介绍给人民，我惭愧以前的中国作家们，竟没有创造出像他这样鲜明的新型农民的形象。

假如我不是背着雄县的包袱，我会长住下来，为他写一部作品，这个人本身就是多么好的一部《政治委员》啊！然而，也许正由于我有了雄县生活的基础，我才能充分地感受他和认识他。假如一下来便到五公，也许我并不能充分估价他的存在也说不定。

雄县的生活，帮助我了解饶阳和五公，五公和饶阳又帮我深化对雄县生活的认识和体会。双方的生活又互为壮大，互为组织，互为诱发。眼里看着饶阳，雄县的韩全、李秋潭、李民等，也在我头脑中生长着。今日见了耿长锁，韩全、凤仪、萧贯中，都成长了、发展了，从一种类型中分裂开来了（韩全、凤仪等死老实、死做法，耿长锁却是软中有硬）。

今日见了耿长锁的冲动，是我下乡来很少有的情形。[37]

采访耿长锁给他的激发使得他重新认识了雄县的办社生活，重新认识了韩全，也调动起久违的创作冲动。但他最终没有把构思已久的《韩全》写出来。他真正的创作冲动还是向着抗战时期他生活中积累的一个个形象，并最终在反右运动后深陷精神困境的情况下，自救式地写出了代表作《小兵张嘎》。是他的“深入生活”还不够吗？是他自身有缺陷吗？还是这一时期的“深入工作”、“深入生活”本身就蕴含着诸多难解的矛盾？如何能打开这些矛盾，把它变成我们自下而上地认识这段历史的资源？这是我们仔细审视其“苦恼”的动力。

表面看起来徐光耀1953年的“深入生活”是受挫的，但他的日记提供了一种既不同于官方公开宣传报导，又不同于地方档案的经验记录，它构成了一种比地方档案更丰富、更立体的自下而上的经验视角，能够和那种自上而下的革命视角、国家视角形成某种对峙、参照、互补。使得我们不仅能从革命的主观立场去看社会的可能，还能从社会的实际运行状态去看革命的问题。尤其是他笔下那些未经规范书写整理的群众状态、干部状态真实刻画着合作化运动中基层的矛盾构成与行为轨迹、思想逻辑。同时，它也呈现了一个革命者，一个忠实按照革命要求去践行的行动者如何在现实面前遭遇认识的挑战和虚无的侵袭，他又是怎样带着这些困扰和革命意志努力前行的。因此，日记中所记录的那些接连不断、层出不穷的苦恼、挫折特别有一种认识价值，它帮助我们去看到基于理念的行动逻辑与基层现实构成、状况之间的摩擦与磨合，它们共同构成了五十年代革命实践的“现实”。

（本文已载完，本文分四期连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

注  释：

[1] 1954年1月12日日记，382页。

[2] 耿长锁被树立为模范过程的分析可参见（美）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 8月7日，227页。

[4] 10月20日，294页。

[5] 10月24日，297页；10月25日，298页；10月31日，305页。

[6] 11月4日，309页。

[7] 11月3日，308页。

[8] 11月5日，310页。

[9] 11月27日，326页。

[10] 11月27日，326页。

[11] 11月27日，326—327页。

[12] 11月27日，326页。

[13] 331页。

[14] 334页。

[15] 12月7日，337页。

[16] 12月11日，344页。

[17] 12月1日，331页。

[18] 12月11日，343页。

[19] 12月11日，343页。

[20] 12月11日，344页。

[21] 12月14日，347页。

[22] 12月15日，349页。

[23] 380页。

[24] 434页。

[25] 368页。

[26] 369页。

[27] 369页。

[28] 12月20日，355页。

[29] 383页。

[30] 385页。

[31] 387页。

[32] 1月19日，389页。

[33] 2月11日，412页。

[34] 410页。

[35] 524页。

[36] 《徐光耀日记·第七卷》，24页。

[37] 《徐光耀日记·第七卷》，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