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亲定过文艺界的右派名单吗？

郑伯农  

绍鈞同志：

来电话问到理论务虚会上有关丁玲的一个发言。我在两年前的一个访谈录和最近写的一个回忆录中说到这件事。最近，有关网站公开了访谈录和回忆录的片段。我把记得起的情况再跟您说说。

2012年，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在《丁玲研究》第2期发表题为《启蒙的代价——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丁玲精神史之一》的文章。严教授在文中引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原教授郭罗基的话，说在1979年春天理论务虚会上，周扬讲，文学界的右派名单是毛主席交给他的，而且毛主席特意强调要通过“翻延安的旧账”，把丁玲划成右派。这条消息传得很广。

理论务虚会是由叶剑英同志倡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哲学、历史、经济、法学、文艺等各界约100多位党的理论工作者出席会议。文艺界有8个人参加：周扬、林默涵、贺敬之、张庚、张光年、陈荒煤、冯牧、郑伯农。刘白羽同志也是与会者，他以军队代表的身份参会。

这个会分两段，前一段于1979年春节前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春节期间回家休息，春节后在京西宾馆继续举行。只开过两次大会，开幕时由胡耀邦同志讲话，重新开会时由邓小平同志做重要讲话。“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小平同志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的。除了两次大会，都是小组讨论。不按界别分组，每个小组都由不同专业的人员组成。每个人的发言自己整理，不是发言摘要，而是写一篇比较详尽的文稿，由大会印成简报发给每个与会人员。所以，我们虽然只听小组发言，其他组的同志讲些什么，从简报里也能知道。

周扬同志是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郭罗基也是我们这个组的。对于毛主席亲定文学界右派名单，又亲手把这个名单交给周扬这件事，我很怀疑它的真实性。

一、理论务虚会期间，我没有请过一次假。两次大会从头听到尾，小组会也基本参加。头半段在友谊宾馆开会时，会议设有专题论坛，和小组会同时举行，个别同志有些重要见解可以在论坛上说，并当场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我参加过一两次这样的会，只是听，没有发言，因此，可能有个别小组会发言没有听到。与会期间，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把文学界右派名单交给周扬这件事。

二、会议有简报，由发言者自己写，除非收回自己的意见，其他所有发言都能在简报上看到。会后简报统统上交。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从简报里看到毛主席开右派名单的事。

三、1989年我到作协后，党组分工由我联系《人民文学》。当时刘白羽同志被请回来当《人民文学》主编，我几乎每月都到白羽同志家里，向他请教、听取他的意见。我们除了谈工作，也谈历史往事。白羽同志告诉我，他在反右期间负责作协的反右工作。作协的右派名单，经作协党组讨论，报中宣部同意，由他到中央书记处汇报。那时是小平同志主持会议，同意作协报的名单。白羽根本不知道有所谓毛主席开名单的事。他还告诉我，1955年，周扬找罗瑞卿商量，重新调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他和公安部六局陈钟局长受命一起到南京查阅国民党留下来的上世纪30年代档案，在特务名册中看到冯达的名字，但没有发现丁玲本人有任何变节行为。延安整风时，陈云同志亲自主持调查丁玲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认为丁玲的历史是清白的。1955年的调查和延安审干时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作协被划为右派的人员，有全国著名人物，也有小人物。如唐因、唐达成、杨犁、侯敏泽，毛主席根本不认识他们，怎么可能把他们写在名单里？

四、丁玲被划成右派后，毛主席多次书写他于1936年送给丁玲的词作《临江仙》，中央文献研究室保留有原件，文献出版社印了毛主席书法的手迹，丁玲的秘书王增如也公开发表文章专谈此事。可见毛主席对丁玲并无恶感，甚至还有一定的怀念之情，他不大可能主动加罪于丁玲。毛主席晚年的书写稿改了一个字，“今日武将军”改成“今日女将军”。我以为改得好，因为将军本来就是弄武的。

五、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作家协的右派名单，到底是毛主席亲自定的，还是中国作协拟定，由中宣部和中央书记处批准的。我以为，白羽同志讲的比较实事求是，也符合当年的工作程序。事实上作协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员，都是根据白羽代表作协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的名单定的。周扬同志长期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深谙工作程序。如果毛主席真有名单交给周扬，他一定会向作协有关负责人传达，也一定会让文档部门保存好这个“要件”。可是直到严教授文章发表之前，作协都没有人听说毛主席开名单的事。

国庆已到。祝编辑部全体同志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祝您全家欢度国庆、幸福安康！

伯农2021年10月1日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原成员、《文艺报》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