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中国的土地上

——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何吉贤  

温泉屯是河北省逐鹿县位于冀晋蒙三省区交界处的一个普通村庄，距北京市区不到150公里。

在现代中国史和文学史上，它因一部小说而闻名，这部小说就是革命作家丁玲初版于1948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上》”）。这部主要以反映1946年温泉屯(小说中叫“暖水屯”)第一次“土地改革”为内容的小说在1951年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二等奖。

 一部作品，可以为作家带来声誉，确定其文学史上的地位；一部作品，也可以是作家自我成长的里程碑，一道内心的丰碑；一部作品，还可以是镌刻在普通人的心里，写在历史和大地上的“作品”。三者兼备，殊为难得，《桑干河上》就是这样“一本书”。

行走在路上的“中国故事”

丁玲是1920年代末期“爆红”文坛的现代女作家，她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一系列作品，以大胆、犀利、孤绝的笔调和高超的文学才能，震动了文坛，引起了后“五四”时代一代青年的共鸣。丁玲在30年代后思想“左转”，在其爱人、“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牺牲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刊物《北斗》，创作了《田家冲》《水》等革命意识浓厚的作品。鲁迅称其为“唯一的真正的革命作家”。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软禁于南京，直至1936年11月才挣脱“魍魉世界”，辗转进入苏区“红都”保安，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三个月，丁玲离开延安，与杨朔、陈明等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前往东北。后因国共战事，先后在张家口、晋察冀根据地等地停留，参加土改，从事写作，直至1948年7月离开华北，经东北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

陕北九年（包括带领“西战团”在山西、西安的一年），河北两年半有余，在丁玲的人生和文学历程中，是特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经历。经过这十一年多的时间，丁玲从一位都市“亭子间”里的时髦女作家、左翼作家，成长为革命事业中的有机工作者和革命作家。

谈到1936年底进入苏区至1938年10月离开“西战团”的经历，丁玲后来感叹道：“那两年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这两年中，丁玲初进“红区”，辗转陕北，北上南下，深入过部队，上过前线，还曾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开始接触实际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又组织领导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前线后方，进行抗战宣传。同时，作为一位成名作家，在实际工作背后，她并没有丢掉作家的身份和自我要求，时时抱有创作目的。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以通讯、报告文学、戏剧、散文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通讯和报告文学等创作开始脱离基于个人经验的、以第一人称为主的方式，试图去叙述“他人”。这一阶段的经历和体验，也为丁玲之后的创作高峰期奠定了思想、生活和经验的基础。

         丁玲在河北的两年半中，最终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主要基于其在河北的具体工作和生活经验，当然也是此前经验和精神积累的结果。经过多个村庄的土改和群众工作，“脑子里原来储存的那些陕北的人物和故事激活了，陕北的农民移植到了察南农民身上，这些新人物便似曾相识了”，“他们是在我脑子中生了根的人，许多许多熟人，老远的，甚至我小时看见的一些张三李四都在他们身上复活了、集中了”。写完《桑干河上》后，张家口和冀中也成了丁玲的“文学根据地”。

         《桑干河上》是丁玲独有的“行走在路上的文学”的结晶。在这种类型的文学中，创作主体处于不断的流动和变化中，她对创作对象，对经验和生活本身都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创作主体因而融化，创作对象也因而变动了起来。在相当的程度上，这也是丁玲在50年代之后提倡“深入生活”，为中国当代作家提供的一条路径。

土地之恋与从“翻身”到“翻心”

车缓缓的走过高粱地，走过秫子地，走过麻地，走过绿豆地，走到果园地带了。两边都是     密密的树林，短的土墙围在外边，有些树枝伸出了短墙，果子颜色大半还是青的，间或有几个染了一些诱人的红色。听得见园子里有人说话的声音，人们都喜欢去看那些一天大似一天，一天比一天熟了的果实。

这是小说一开头，一位一生“不气馁地勤苦”在土地上的富裕农民顾涌眼中所见的果园。这位对土地有着“无止境的欲望”的农民在小说的最后被划分为“富农”，献出了部分土地。从小说的第一节到临近小说结束的第五十一节，像顾涌这种深扎在土地上，对土地涌动着无穷无尽、欲罢不能的“贪恋”情感的情绪，在全书首尾贯通，构成了小说情感构架的基础。

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与土地的关系，构成了农民生活世界的核心，它是农民的生活所依，也是个人和家庭尊严的基本来源。在《桑干河上》，依据与土地的关系，人物分成了“剥削阶级”和穷苦农民两种类型。地主李子俊占有最多的土地，他游手好闲、抽鸦片、赌博，因而是一个人人嫌弃的”废物“，但小说中提到了李子俊懂得如何改良梨树树苗，却也冲淡了他孱弱、讨嫌的面目。钱文贵虽然占有土地数量不是最多的，但他不仅不事生产，而且将人对土地和人生的关系变成了绝对的占有和控制，使得他成为”暖水屯”“八大尖”之首，成为《桑干河上》群众斗争的第一大对象。

小说中《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章，是理解人与土地、土地与劳动、劳动与收获的喜悦，收获成果的分享与人的和谐关系的呈现的精彩华章。

当大地刚从薄明的晨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便飘起了清朗的笑声。这些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躁。一些爱在晨风中飞来飞去的有甲的小虫，不安的四方乱闯。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的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一累累的沉重的果子。在那树丛里还留得有偶尔闪光的露珠，就像在雾夜中耀眼的星星一样。那些红色果皮上有一层茸毛，或者一层薄霜，显得柔软而湿润。云霞升起来了，从那密密的绿叶的缝里透过点点的金色的彩霞，林子中反映出一缕一缕的透明的淡紫色的、淡黄色的薄光。

这段浓墨重彩的话描写的是暖水屯翻身农民集体采摘地主果园中的果实时的情景，它也收进了后来的中学语文课本。欢乐的人们与在晨曦中渐渐苏醒过来的果园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美好的劳动者享受劳动果实的图景，人们在果园中共同劳动，嬉笑着，分享着劳动的果实。这里有深沉的对土地的爱，这种爱贫农有，富农有，地主也有，而只有当它与劳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一幅最美的图画。

当然，对于土地占有关系的改变，对于劳动价值的阐扬，并不是《桑干河上》故事的全部，《桑干河上》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翻身”的故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韩丁在《翻身》一书中对“翻身”有一个非常精到的阐述，他说：“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的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然而，处于实际革命进程中的丁玲对“翻身”的理解还要更进一步，在“翻身”的基础上，她更提出了“翻心”的层面。暖水屯的村里人或许从语言上理解了什么是“翻身”，但按支部书记张裕民的说法，“心里可糊涂着呢……常常动摇，常常会认贼做父，只看见眼前的一点利益，有一点不满足他们就骂干部”。郭柏仁等佃户找地主李子俊女人要红契铩羽而归，对此，张裕民评论说：“庄户主还没有翻身啦，他们害怕，不敢要嘛。”在1951年的小说版本中，丁玲将这一句中的“翻身”改为“翻心”，凸显了“翻身”的关键——共产党“帮”着“闹斗争”终究源于外部的力量，只有打心眼里认同，自发地“闹”起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身”。这一意义上的“翻心”，也可以视作《桑干河上》的题眼。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桑干河上》如冯雪峰所愿，是一部“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

对人民和未来的“热情”

丁玲在上海大学求学时期的老师瞿秋白曾评价丁玲：“冰之是飞蛾赴火，非死不止。”驱动丁玲投身文学、投身革命，最后化成“20世纪中国革命肉身象征”的这股热力，一直是丁玲作为一个文学家和革命者的谜。

 阅读《桑干河上》，读者也会感到一股股的“热力”。这“热力”体现在工作队员杨亮、胡立功、老董，县委宣传部长章品身上，也体现在村干部张裕民、李昌、董桂花、周月英身上，也蕴藏在普通农民刘满、郭富贵、王新田，甚至黑妮的身上。

丁玲在参与土改工作队的工作时，主要的工作方式是与人“聊天”。她练就了一套“与什么人都能聊到一块儿去”的本事。据其共同参与土改工作队的丈夫陈明回忆，在领导和参与宋村土改的工作时：“丁玲在这个土改点工作做得很深入，走张家，进李家，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对那些被认为落后的群众，总是她去做工作。……分浮财时，她比那些当地的干部还要熟悉当地的情况，谁家有几口人，有多少地，谁家有多少房子，质量怎么样，她都一清二楚，能做到公平合理，所以她在宋村的人缘非常好。”

在创作《桑干河上》之前，丁玲与暌违十年、文学上最为信任的批评家冯雪峰恢复了通信，讨论了“平静”和“热情”的问题。丁玲即是在这种“平静”下蕴含着“热情”的饱满情绪中，“沉着、坚毅而又深广明快地”投入土改工作和文学创作活动中去的。“热情”正是驱动丁玲，穿透不同年龄、经历和背景，达成共情的基本动力。而因为有对于不同人物的对话、理解和共情的基础，一个个不同人物贯穿起来的人物画廊和对不同人物的命运的关注，构成了《桑干河上》及丁玲其它作品的重要特色。

《桑干河上》结束在中秋节，工作队离开暖水屯，渡过桑干河，进入县城，“一轮明月在他们后边升起，他们回首望着那月亮，望着那月亮下边的村庄，那是他们住过二十多天的暖水屯，他们这时在做什么呢？在欢庆着中秋，欢庆着翻身的佳节吧！”这也是丁玲现实经验的记忆，丁玲曾回忆起土改后，傍晚时分走在温泉屯的村街上，听到各家各户为欢庆佳节而在砧板上剁饺子馅而发出美妙的合奏时的幸福感。

离开河北后，丁玲在1949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她在宋村结交的一位朋友——陈满。这位一生充满苦难的农村老太太是宋村土改中自发涌现的积极分子，虽然最终没能成为贫农团的小组长，但她与丁玲的交往却给了后者极大的冲击。这个人物与《桑干河上》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的人物陈满不仅名字相同，经历也基本相似。在这篇记载一位苦难的普通农村妇女的文章结尾，丁玲写道：“到如今，当我每次脑子中有空的时候，或者当我需要感情的时候，就会想起许多人们，而陈满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惜我现在还只能为她做些简单的记载，但这些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人们，我总希望我能使她们永远在一切人们的心中。”

   （文章经修改，以《循着生活脉络 写活巨大变革》为名，发表于2021年5月28日的《人民日报》。此为原稿全文。）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