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从丁玲的妇女思想在1980年代所受的挑战说起

唐利群  

一

1981年8-12月，丁玲应聂华苓、保罗·安格尔夫妇主持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之邀访美，访美期间以及回国之后陆续写成25篇散文，先后发表于《新观察》、《文汇月刊》等刊物，1984年结为《访美散记》一书出版。

作为1930年代起就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丁玲受到海外的关注由来已久，受邀出访也并非第一次，然而这次丁玲访美却有其特定的背景。一方面，这是中国社会新变的产物，1977年极左的“文革”时代结束，1978年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9年中美建交，这些深刻影响到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事件密集地发生，显示了1980年代迅速展露出它与之前时代迥然不同的面貌。其中的“开放”可以理解为朝向西方世界——这曾经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敌对的一方——打开大门。像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这种旨在让非西方国家的作家了解美国文化的项目，虽然早在1967年就已经成立，主办人聂华苓还是个华人作家，但也一直只能邀请台港作家而非大陆作家赴美。这种情况到了1979年以后则得以改变。从丁玲的个人层面来看，1981年也意味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此前丁玲自1975年5月从秦城监狱出狱，安置在山西长治老顶山公社嶂头村生活了三年半，期间摘掉右派帽子，终于在1979年1月返京。对于丁玲而言，1980年代不仅意味着从农村返回城市、历史问题的重新评价，作品的重新出版，写作的恢复……也意味着海外对其的研究和关注有了更为通畅的渠道。当美籍华裔作家於梨华、聂华苓来华与丁玲商讨出国访问事宜时，丁玲的回答是：“倘能对中美两国的文学交流，对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有所补益的话，我是应该乐于从命的。”[1]“我有一个愿望，就是看看美国”[2]。

可以说，丁玲访美，当属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从领导干部到知识分子，从团体到个人纷纷奔赴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考察、参观、访问、留学潮流中的一部分。时代的新潮流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过去的冷战状态逐步缓和，但与此同时也需要看到，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冷战尚未结束，甚至有某种意义上的激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并未消失，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的交流还远非对等；在当时产生的大量旅欧、旅美的游记中，丁玲的《访美散记》可能是最多呈现了这一参差的作品。其中一篇《一九八一年的新问题》可以视为在性别问题方面凸显了中美两国的认知差异。

丁玲之所以要特意把这个问题记录成文并加以辩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时期她不断被外国人问到同样的问题。“我在美国经常遇到的，就是‘女权’问题。我在国内遇到过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记者，也常常问我这个问题”。[3]既然丁玲将其视为“新问题”，说明在她的意识中原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她马上很敏锐地发现了发问者与自己理解上的差异：“还有人认为我是女权运动者，我想这是个误会”。[4]在表明自己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女权运动者之后，她进而从整体上对比了中美两国的不同：“在美国又一次面对同样的问题，我坦率地对她们说，现在中国没有你们那样的‘女权’运动，我们只有‘妇女联合会’，并不是搞女权运动的”，[5]并将中国的政治制度视为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男女平等，同样享受各种权利。宪法是这样规定的”[6]

从这些表述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十分丰富、值得探讨。譬如丁玲不认为自己是“女权运动者”，可以想见她一定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这是为什么？无论是在1980年代的美国或者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这样的言论都很容易被视为政治不正确，或女性意识匮乏，并且丁玲当时也确实因为《访美散记》中的诸多观点而被视为僵化、保守的代表。但是，这样的解读却太简单化了，因为在丁玲的表述中，她明显更强调的是差异带来的误解和误读：也即西方人、美国人理解的带有鲜明的女权主义色彩的丁玲，与1980年代的丁玲对自我的定位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中美两国在对待性别问题上的制度设计存在着显著区别。所以，只有进行历史化的分析，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中间的意味。

二

在《一九八一年的新问题》中，丁玲自己也谈到了历史的因素，她对西方人之所以判断自己是“女权运动者”有这样的理解：“这可能是因为过去我的几篇挨批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女性，杂文《三八节有感》为妇女说了几句话，十多年后，还遭到批判，引起了他们的注意。”[7]丁玲所谓的在中国挨批、引起西方关注的作品大致是指早期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延安时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以及《三八节有感》。

实际上，在丁玲的文学创作历史中，表现女性主题的、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或者塑造了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的作品远不止于此。而且，正如汤尼白露所梳理的，丁玲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前就已经参加过女权运动了，还是个孩子的她在1919年以前“剪短发，在湖南省议会前为争取妇女财产权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包办婚姻等”[8]。1919年以后还与无政府女权主义组织有过接触，[9]积极投身于“五四”女权运动。

当然，最重要的不是丁玲的人生与创作中有没有“女权”的因素，而是在于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段，或者说“短的二十世纪”[10]当中，女权主义、女权运动总是跟各种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以“结合”这一趋势为主要的特征的，而女作家丁玲的人生选择和文学创作同样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个特征，也即经历了一个从女性个体追求向妇女解放，乃至于跟人类解放追求相结合的方向变化的过程。

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早期创作里，充满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作者最擅长表现的，是生活在半殖民地都市里孤傲的知识女性，追求成为爱情、性、欲望……的主体而受挫时遭受的痛苦。随着现实中的丁玲选择和参与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革命文艺，其思想和创作的进路则体现为个人被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从而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结合，性别与阶级的结合……并在这种结合和改造里，完成革命主体对于小资产阶级主体的超克。从《韦护》到《水》再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上海时期到延安时期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作品，都呈现在这样一条脉络里。

因此，如果要给丁玲一个定位，一个坐标的话，与其说“这一切，使丁玲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中的一位女权主义者”，[11]不如说她是一位女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其说她是毛泽东民族主义、文化主义的合作者[12]，不如说她是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理论的践行者，她与同时代的女性革命家如向警予、蔡畅、邓颖超等等，是在同一个政治阵营和思想阵营，而从国际范围来看，则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先行者恩格斯、倍倍尔、蔡特金、柯伦泰……处于同一条延长线上。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是将“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视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它将自身与之区别开来的方式就是妇女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结合，妇女解放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革命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也是将“女性”归类为资产阶级的产物，而代之以“妇女”这一整体名词，以凸显妇女解放与整体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13]

由此可知在美国面对外界的询问、否认自己是女权运动者的丁玲，并非由于对性别问题的盲视，而是因为有过超越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经历，而做出了那样的回答。也因此在她的回答中，会在不同的地方十分精准地使用“女性”“妇女”、“女权”“妇女权利”这些看似相同，实则出自不同话语体系的语词。

与中国的情形非常不同的是，美国的20世纪并没有发生革命，它的女权运动大都在社会运动的层面上展开。尤其是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发展到七十年代之后，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诉求日益突出，非常强调女性受压迫以及一切压迫的根源是父权制，而非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便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派别，也常常是经由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和反思来强调性别的维度。

丁玲当然并不了解西方女性主义在七十年代以后的变化，但她从西方人对于“挨批”的作品更感兴趣这一感性认知出发，觉察出对方的“女性”本位，觉察出中美两国在性别议题上的差异，并意识到这差异的背后包含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性质的不同。虽然出于礼貌她并没有直接说出“资本主义”这一带批判意味的词儿，而只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妇女组织和男女平等的政策进行了说明。

三

丁玲对于中国的男女平等的解释看起来十分官方，既有肯定：“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政府机构都遵守法律规定，保护妇女权利，培养妇女干部、专家。”又有对不足的说明：“但妇女问题自然还有，如提高妇女的思想文化水平，培养妇女的技术专长，如教育子女，过好家庭生活，实行计划生育，保护儿童的健康成长等等。”但是也说清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妇女运动所取得的制度性成果。而极具丁玲个性色彩的，则是她对于中美两国男女平等状况的对比：在反驳了美国记者说中国离婚的妇女被人歧视之后，她强调了非常重要的一条：“中国的妇女一般都得到尊重”，而且举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在中国的都市、农村都没有妓女，没有脱衣舞，没有橱窗女郎，没有无上装或无下装的酒吧间侍女，没有专演黄色影片的裸体女演员”。然后她笔锋一转，说明在美国社会里，这些都存在：“可怜，在某些文明社会，这是纳税的，合法的。我甚至在夜晚的街头，还看到有男妓，大概这也算是‘男女平等’之一例吧。”[14]

丁玲观察到的现象其实相当典型，消除娼妓和娼妓制度是革命中国在妇女解放方面的巨大成就，而之所以能做到女性不用出卖自己的肉体和色相，与改变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从而改变资本社会包括身体在内的一切都可以商品化的逻辑直接相关；但是在资本社会里，“性”，包括女人的和男人的，都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等价交换、合法经营。无论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出多少流派，但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私有经济的要求和行动，就无法消除这种使人“精神和肉体受到摧残和侮辱”的性压迫。1980年代初期的丁玲是从这一点上对比出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妇女享有尊严”，她可能没有想到之后随着市场的开放，中国也必然会重现妓女、酒吧间侍女、裸体女演员……以及争取“性工作”合法化的女权主义者。

在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作家中，丁玲是少有的一位在自己的旅行写作中保留了中/美对应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思考方法的人。初到美国，作家们最深刻的感受是中美物质水平的差距，最常见的描述思路是“现代化”——将美国视为生产力发达、科技进步、成功的现代化国家，丁玲也同样如此；但是与所有作家不同的是，其他人在作中美对比的时候，极少会用“资本主义”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美国——毕竟在中国这个词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就几乎销声匿迹了，资/社对比也搁置了——而唯一的例外就是丁玲。《一九八一年的新问题》还算委婉，跟“社会主义”相对的她用了“某些文明社会”，而另外的一些篇章则会直接进行资本主义批判。

“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丁玲赴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丁玲在1957年以后的共产中国历尽劫难，复出之后却不加控诉，聂华苓以为她在国内发声受限，故提供出国访问的机会，“以期丁玲在私密自由的爱荷华乡野中畅所欲言”。[15]像聂华苓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像保罗·安格尔这样的国家主义者，像产生于美国“文化冷战”当中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16]预期的是来自共产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作家们对于美国文化的了解和接受，但从丁玲与安格尔愉快的交往之外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几乎都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性质和表现的争执——可以看出：无论是过去受到的打击，还是在美国的游历都没有改变丁玲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她从内到外仍然是个“老革命”。

除了女权问题之外，《一九八一年的新问题》还回应了其他各种问题的挑战——中国作家有没有创作自由的问题、中国有什么样的审查制度的问题等等。丁玲发现这些问题根本上都属于质疑“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主与自由的问题”，背后其实隐藏着冷战思维：“所谓新问题，实是老花样”“他们不断提出一些新问题的时候，其实心目中早已有了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答案，他们属于明知故问，并且希望我们的解答符合他们的偏见。”[17]基于此，丁玲提出对于中美两国制度的看法：“我们热爱社会主义……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意愿……人类发展的历史和中国人民痛苦的历程，使我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8]所谓“中国人民痛苦的历程”当是指丁玲亲历过、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包括中国妇女在内的中国人民苦难和斗争的历史。也许正是对历史的熟稔，才使得丁玲在资/社问题上表现出独有的执著。

然而，在1980年代的时代潮流中，这是否含有几分“不合时宜的思想”的意味？

四

《访美散记》绝大部分是丁玲在回国之后才完成的，所以这些文章也并非只是追忆在美国的时光，而是带有回应中国现实问题的意图。《一九八一年的新问题》由几个问题和丁玲的回答组成，但是却有一个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奇怪的开头，它最初好像是夸奖：“美国人中似乎有一种好的风气，就是追新，也可以说是标新立异，或者说是花样翻新”，举的例子却是买衣服：专卖店的衣服样式如何多，衣服鞋袜什么样，贵的便宜的怎么找……好像在描述西洋景，然后笔锋一转，说道：“我忽然想：这些衣服如果拿到中国来，标明来自海外，价格即使高一些，是不是有崇洋思想的一些人，以为时髦而争相购买呢？”[19]一大段谈论买衣服的休闲文字，跟后文涉及的宏大、严肃，事关政治、文化的问题似乎完全是两码事，但二者只有联系起来才能看懂这个开头里面包含有隐喻和暗讽，西洋衣服因为时髦而受国人追捧，那么西洋观念学说呢？完全可能因为崇洋而被中国知识分子当作新事物趋之若鹜。

而这正是1980年代普遍的情形。与丁玲写《访美散记》同时发生以及此后发生的，是中国的知识文化界大规模引进各种各样的西方学说，也包括西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逐渐被译介到中国，为不满足于社会主义时代妇女解放理论、渴望新事物、新观念的知识女性迅速学习和接纳。这一时期的破旧立新突出地表现为一系列的“分离运动”，刚好跟革命的世纪不断发生的“结合”构成悖反。妇女解放理论中的“男女平等”被认为是以男性为标准的“男女一样”，抹杀了男女差异，所以要与之分离出女性的独立意识；过去的妇女运动被阶级斗争、政党政治、民族国家所主导，所以要与之分离出独立的女权运动；曾经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改变社会的父权、男权本质，所以要与之分离出真正的女性主体。在新建构的话语体系中，有“性”的“女性”将自己与之前的“妇女”区分开来并占据优势的地位，去革命化、去阶级化的“女性意识”、“女性主体”之有无成为价值评判的标准。

以1980年代形成的新标准来衡量丁玲以及她的创作，就会产生一些微妙的错位和颠倒。在性别差异、女性意识、女作家身份越来越被强调的时代潮流中，丁玲也是被重视的对象，但她却总是要将人引导到对“结合”而非“分离”的方向上去。1980年不少杂志设立“女作家专号”，向她约稿，她却先讲了一个自己在1920年代末拒绝海派杂志“女作家专号”约稿的故事：“我卖稿子，不卖‘女’字。”[20]当然，“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时代变了，社会变了……写稿，我是乐意的，”[21]但她的角度却是：“为什么要特别把妇女当成一个值得提出来的问题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还存在妇女问题，妇女还没有取得同男子一样的平等的地位。”[22]基于此，丁玲给出的仍然是整体主义的解决方式：“只有全人类的解放，才会不再有什么妇女问题。”[23]而在1984年一次接受采访中谈到女作家写妇女、写爱情是“很自然的事”时，她同时也强调了“要到群众中去，那里才是创作的真正源泉。”[24]

这种不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论、不与毛泽东时代文艺观切割的立场和态度，是导致1980年代的丁玲逐渐被新锐批评冷落的原因。而1980年代新建构起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评价丁玲作品时，也逐渐表现出从作品的整体中分离出属于女性、属于个体的意识加以考察的趋向。像《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种表现个性解放的早期作品被认为充满女性意识，而《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革命文艺作品被认为缺乏女性意识，至于《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这样的作品，则被认为是进入革命阵营、丧失女性意识之后，又因其批判性而带来女性意识的可贵复苏……所以，“女性意识”似乎成了一种与家庭、国家、阶级、革命阵营、工农大众……一切集体性存在相疏离、相对抗的个人话语。但是这种脱离开一切社会关系的“女性”或者“个人”是不可能存在的，而“所谓独立的，纯粹的女性解放本身只是一个预设的神话，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落实”[25]即如新兴的女性文学批评所看重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涉及到即使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也未能真正解放妇女，在旧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得到巨大改造之后，依然存在着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些作品也并没有止步于批判，并没有质疑革命或解构集体，相反，作家在作品内外找到的，是经由不止歇的、进一步的革命以通向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道路。

余论

以丁玲作为坐标，会比较容易看清中国女性主义的追求中所发生过的与其他因素的“结合”和“分离”。因为她的一生与总是与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相关联。

妇女解放运动在短的20世纪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在1980年代经历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分离，而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从中国到世界，女性主义似乎又开始谈论“结合”了，比如国外提出来的：如何形成女性主义的联盟，共同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反抗全球资本主义，似乎能够为女性主义找到政治经济学的维度，也能把地域、阶级、种族等与性别结合起来。那么，怎么理解新的“结合”？到底是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结成松散的联盟呢？还是女性主义找到更为革命性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代表了新的结合的女性主义叫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都是已经有的名称，那么，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又应该注入什么样的新的内容？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注  释：

[1]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P550

[2]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5年 P275

[3] 丁玲：《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P94

[4] 丁玲：《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P94

[5] 丁玲：《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P95

[6] 丁玲：《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P95

[7] 丁玲：《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P95

[8] 汤尼·白露：《〈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中的表现》孙瑞珍王中忱编《国外丁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P272

[9] 汤尼·白露：《〈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中的表现》《孙瑞珍王中忱编《国外丁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P273

[10] 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中对“二十世纪中国”做出界定：“二十世纪中国”指的是从辛亥革命（1911年）前后至1976年前后的“短二十世纪”，亦即中国革命的世纪。这个世纪的序幕大致可以说是1898年戊戌改革失败（尤其是1905年前后）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时期，而它的尾声则是七十年代后期至1989年的所谓“八十年代”。

[11] 汤尼·白露：《〈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中的表现》《孙瑞珍王中忱编《国外丁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P293

[12] 汤尼·白露：《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P275

[13] 宋少鹏：《社会主义女权和自由主义女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妇女运动内部的共识与分歧》《中共党史研究》2013 年第5 期

[14] 丁玲：《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P95

[15] 倪文婷《反观中国主体的美国视野———重读丁玲《访美散记》《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12期

[16] 国内外不少研究表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与美国文化冷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Eric Bennett《Workshop of Empire——Stegner，Engle, and American Creative Writing》，Mark McGurl《The Program Era Postwar Fiction and The Rise of Creative Writing》，刘羿宏：《The World Comes to Iowa in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and the Translation of Mao Zedong》《Engagement, reunion, division: 1979 Chinese Weekend in Iowa City》等等

[17] 丁玲：《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P93

[18] 丁玲：《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P91

[19] 丁玲：《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P90

[20] 丁玲：《写给女青年作者》《丁玲全集第8卷》P125

[21] 丁玲：《写给女青年作者》《丁玲全集第8卷》P125

[22] 丁玲：《写给女青年作者》《丁玲全集第8卷》P126

[23] 丁玲：《写给女青年作者》《丁玲全集第8卷》P126

[24] 苏珊娜·贝尔纳《会见丁玲》孙瑞珍王中忱编《国外丁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P467

[25] 王玲珍：《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思潮、自由/本质主义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