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女权之间

——试析向警予与丁玲关于妇女解放思考的异同

黄  蓉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政治革命是主题。尽管众多社会事物客观存在并不断发展着，但都必须顺应大势，依附并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的主基调下，它们不能独立彰显，或被忽略，或被隐匿，这其中包括女权。

众所周知，向警予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她把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实际结合，并进行开创性的艰苦探索，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建立了不朽功勋。得到了蔡和森、毛泽东等重要革命家的高度肯定，也为后人给予向警予“妇女领袖”、“女革命家”、“女烈士”的形象奠定了基础。

笔者认为向警予的一生虽短暂，但始终致力于革命与女性事业，若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向警予“女革命者”形象下其实还具有女权主义者这一隐晦身份。而丁玲作为著名左翼革命作家、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她早年的人生观的形成虽然深受其母亲密友向警予的影响（丁玲称呼向警予为九姨），但作为深受五四运动个性解放精神影响的时代女性，从其终身探索女性解放之路的革命实践来看，时代的女儿丁玲与向警予关于女性解放深层问题的思考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本论文从以下方面开展讨论：

一、向警予对丁玲的影响

向警予是丁玲母亲在常德女子师范学堂求学时结拜的姐妹，丁玲称呼她九姨。本部分将梳理丁玲在不同人生阶段对向警予之于自己影响的认知。

“倡导女权，励志读书，教育救国”丁玲在1979年10月写的散文《向警予烈士给我的影响》中，深情回忆了向警予对自己母亲以及青少年时期的自己的关爱，丁玲母亲对向警予评价极高，常常鼓励丁玲“要向九姨学习”。1918年向警予留法期间不断给丁玲母女邮寄各种进步的革命书籍， 丁玲母亲一直支持丁玲要有大志向。向警予、丁玲母亲的个人奋斗历史不仅开阔了丁玲眼界，还培育了她的解放意识、坚毅的性格、奋斗的勇气和积极向上的优秀品性。1923年暑假，丁玲在上海见到向警予，曾耐心教导过丁玲，但是年轻的丁玲当时对“当时个别时髦的漂浮的夸夸奇谈的共产党员”有意见，固执地只愿意在自由的天地中展翅飞翔，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1928年5月1日向警予被害，丁玲也在上海。不过丁玲1928年在文坛刚刚成名，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还是以呈现大革命失败时代摩登女性叛逆而痛苦的绝叫为主。她晚年回忆向警予时说，“九姨”向警予“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女性，是女性的楷模。”“她对我一生的作人，对我的人生观，总是从心底里产生作用。我常常要想到她，愿意以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女性为榜样而坚定自己的意志。我是崇敬她的，永远永远。”

二、向警予与丁玲关于女权解放思考的异同

向警予与丁玲在如何以女性主体思维来审视洞察女性被受压迫而无法取得与男子同等地位的根源，女性如何争取自身权益、求得解放的理想路径，如何在党领导的革命体制下处理政治革命与寻求女权两者的矛盾关系等方面有相似性，但也存在诸多差异。

1.二者都从自身的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性别焦虑（女权焦虑），探索女性解放的模式。

从史料我们不难看出，向警予的压抑感，一方面来自她作为妻子的这种传统的性別角色，另一方面来自当时的党内性别偏见，向警予在从事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时，也常常遭遇到女权主义被边缘化的窘境。

丁玲的性别焦虑源自童年。丁玲早期的小说充满了母爱的焦虑，死亡阴影，而她的女性主体的觉醒与女性出路的探索始终闪现着性别焦虑。

2.在思想观念上，二者都走过从自由女权主义进化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思想历程，都感受到革命与女性自我主体意志的激烈矛盾与灵魂冲突。个人婚姻生活的失败使向警予在精神上是极其痛苦低落的，但一切以革命事业为先的革命话语时刻鞭笞着她，使她为她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十分正常的女性个人感情纠结是“可耻的”。不得不马上脱离作为女性自身所固有的情感弱区。向警予这一点确是符合一切以革命大局为重、一切以阶级利益为先的革命话语对女性革命者的期望。但从女性主体自身的利益来考虑，这无疑是不自然、不公平的。

丁玲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充分体现了革命者革命与个人主体的深刻矛盾，如1930年代的革命加恋爱创作，《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等，但很显然，丁玲这的认识比向警予更深刻

3、革命与女性解放都成为二者奋斗的目标，但二者解决的方式不同。向警予认为政治革命是女性解放的途径，在开展妇女运动时须注重女子教育与宣传问题。对如何改变现行的社会制度，解决妇女问题，向警予始终坚持只有将女权运动与政治革命融合起来，即先从列强军阀手中夺回民权与人权，争取民族解放、政治民主，妇女问题才会随之迎刃而解。根据这一理解，政治革命是妇女解放的唯一途径。

与向警予不同，丁玲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个人本位主义的启蒙思想，着重从社会文化视角揭示女性个人主体意识之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在关注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同时，她不忘关注和思考中国妇女的生存处境及民族解放时代的妇女解放问题。在一定层面上深化了对女性解放问题的认识。丁玲敏锐观察到革命圣地延安并没有根本改变妇女受歧视的状况，她又一次表现出“莎菲式”的叛逆勇气，对革命政权内部实际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和男权中心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审视分析与批判反省。

4.关于革命体制内女性解放模式，向警予的女权思想引发了中共早期革命体制内女权革命化的问题，并提出了女性个体性别意识隐匿现象；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则大胆公开地对体制内女性解放深层问题展开了历史性思考与大胆质疑。

向警予的经历女革命者的政治身份地位，常随与其密切相关的男性政治权力的起伏而变动。这些男性往往是她们的丈夫、父亲或是其他有关切的人。在政治生涯中，她们被当做男人权力斗争的附属品，或侥幸得志，或败阵沦落，没有独立性。

丁玲笔下的女性或多或少都充满孤傲叛逆的富有独立意识的女性。这些人物的体验投射着丁玲自身的感受，陆萍的挣扎奋斗其实是丁玲对新形势下女性价值与命运的探索。小说在“个人”与“环境”对立的维度上，塑造了一个倔强、孤傲、自尊的女性形象。丁玲特有的细腻和犀利使她看到现实生活的弊端——革命政权内部实际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和男权中心问题。但在解放区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却显得不合时宜。在《三八节有感》中也有对革命政权内部实际存在的性别歧视和男权中心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质疑。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