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规定的妇女解放之路

——论中国革命视野下杜晚香的两次翻身

陈久兰   

在对《杜晚香》这一文本的研究中，“家属生活”一节杜晚香对李桂的妥协态度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有的研究者将之视为丁玲女性意识的回落[1]或者晚年丁玲道德保守主义的体现[2]。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杜晚香实际上还不能算作丁玲虚构的小说，杜晚香作为参与到妇女解放进程中的农村妇女有其自身的逻辑，而非丁玲的主观逻辑。而回到问题本身，这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孤立的小细节，通观全文，可以发现杜晚香对李桂态度上的三次转变，具体来说如下：两人关系最初的形态是乡村传统的夫妇关系。第一次变化发生于1951年共产党工作队的到来，杜晚香成为共产党员，当上妇女主任后，杜晚香将李桂看做平等的有着共同神圣目标的同志；第二次变化发生于1958年到达北大荒之后，杜晚香到现代化农场过家属生活，杜晚香对李桂的态度转变为：尽管遭受李桂的冷遇，并没有对替他做饭，收拾房子，陪他过日子感到反感。有时还不觉得产生出对他的尊敬和爱慕。第三次变化发生于杜晚香成为全垦区的劳动标兵之后，低标准那年，李桂与公婆站在一起指责她，杜晚香坚持自己的立场，好言好语说服家庭。杜晚香对待丈夫态度的三次转变和她女性主体意识的强弱及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地位密切相关。而借家庭内部农村妇女女性意识的几次高涨回落变化，我们得以审视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解放之路，能够借此分析农村妇女解放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复杂关联。

尤其难得的是《杜晚香》中涉及两种社会背景：一是传统乡村农业社会；二是以机械化大生产为主要方式的现代化集体农场。这为研究者深入探究农村妇女的解放之路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文本。在以往的研究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有《中国革命内的“再革命”——论《杜晚香》的革命坚持》[3]，文章以中国革命为重心，将妇女解放视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借新中国妇女解放后的“再解放”的问题思考新中国如何持续进行革命体制内部的“再革命”。而本文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固然是中国革命中的一部分，但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民族革命的进程，它自身和中国革命内部的龃龉，它在推进过程中呈现出的迂回，反复，都表明了农村妇女解放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而于丁玲而言，延安整风运动使得丁玲的性别视角暂时被中国整体革命替代，但是丁玲以其敏锐的感受力和女性的身份经验，其对性别问题的思考依然还潜在于其创作之中。本文以杜晚香的两次解放以及杜晚香对李桂的三次态度转变为切口，对中国革命事视野下的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复杂性做出阐释。更细小的问题涉及杜晚香的女性主体意识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波动？妇女解放的成果为什么不稳固？

一、中国革命下的妇女工作与杜晚香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农村妇女的解放工作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1926年7月，中共中央强调“将来的农妇运动在中国妇女运动上一定要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并要全党“开始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在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农村妇女运动政策。1943年毛泽东的“四三决定”的发布，直接把农村妇女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整个妇女工作的核心地位。至新中国成立，国家通过性别立法、意识形态、政治运动和行政干预，使得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为女性参与到社会生产劳动和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之中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背景。 

从时间上推算杜晚香生于1934年，1951年土改复查工作队到来，杜晚香参与到妇女工作并当上了妇女主任，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妇女解放的初次启蒙。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李家沟这个偏远山村吹去的一股春风。杜晚香本是一个和万千旧社会女性一样的命运：幼时在家庭中得不到关爱，十三岁嫁到夫家，在家里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以及最重大的繁衍后代的责任，并在家庭的日夜操劳中糊里糊涂地渡过一生。而回到杜晚香在李家的生活，丁玲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个无声无息的勤勤恳恳劳动的年轻妇女形象。在嫁到李家和共产党到来之间的四年里，杜晚香的全部生活内容包括做家里各种各样的活儿，担水、烧火，刷锅做饭，喂鸡喂猪和在田地里的耩、耪、犁、刈。

毛泽东在分析农妇问题时指出:“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4]农村妇女实在是受到压迫最甚的群体，不仅遭受着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还比一般人群多了夫权的压迫。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将土地高度集中私有改为按人口均分土地，保证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人的独立土地权，从而使妇女摆脱对夫权／父权的经济依赖。建国初期共产党到达山村，进行土改运动，杜晚香所在的家庭按人口分得了土地，不过就大家庭而言，年轻的媳妇还未能体会到经济权和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文中描写老两口成天咧开着嘴，看过这片庄稼又看那片庄稼，对于杜晚香而言全家分到土地的喜悦感染着，也兴致勃勃地忙碌着。但杜晚香还并未没有女性独立的意识，她的生活仍以大家庭为核心。

杜晚香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在工作队到来之后，在党的工作者的带领逐渐开蒙。工作队的中年妇女落脚到杜晚香家里，她看中了杜晚香，夜夜同她谈半宵。杜晚香听得心里喜欢，“觉得能为更多的人做事比为一家人做事更高兴”。在女同志对她公婆的多次劝说下，杜晚香得以去县上上了三个月的训练班。具体的实践中，她也按照女同志的做法，白天跟着兄嫂后面做家务活儿，晚上走家串户，学着工作队的人们，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

杜晚香充满热情地投身到乡村的妇女工作中，当上了妇女组长、妇女主任。这个大家庭里，也不需要处处谨慎防止公婆的挑剔和兄嫂的尖嘴薄舌。杜晚香生活在这里“就像鱼在水里一样，自由，安适。”而最重要的是通过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杜晚香由此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个人价值的确认，“没有一个人小看她，也没有一个人不服她”。

虽然这不是农村妇女自发的自我解放，但是在共产党引领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得女性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而正是在这种女性主体意识的被彰显和自我发现中，女性在传统男权主体面前有了平等对话的自觉。于杜晚香而言，这体现在其看待李桂的新眼光。李桂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是为中国革命事业浴血奋战的战士，她意识到李桂是和她有着共同理想、共同语言的神圣关系的人，是同志，正是共产党的事业赋予了女性和男性平等的地位。

杜晚香的第一次解放，是国家解放、社会解放和女性解放共同推进的体现。在中国这个男权根深蒂固的社会，长久以来妇女被禁锢在大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内成为社会常识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恩格斯曾在分析男权压迫和家庭劳动之间的关系时讲到：“在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中，料理家务和男人们获取食物一样是公共的事业，随着家长制家庭及其后专偶制家庭的确立，料理家务从公共的事业转变为“私人的服务”，妻子的地位也降低为“主要的家庭的奴仆”，被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这是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法律上的不平等，正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结果。”[5]在共产党带领下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女性参与到社会生产劳动和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提供了可能，使她们有机会和男性一样在社会生产之中。

二、劳模运动制度下杜晚香的再次解放

关于农村妇女的解放问题，《杜晚香》还讲述了现代化农场生产中，一个普通的转业军人家属成长为垦区劳模的故事。1958年，李桂所在的学校集体转业到北大荒，杜晚香到陌生的北大荒做家属成为她再一次崛起的背景。

而境况尤其不同的地方在于，杜晚香的第一次解放依靠的是党的政策以及党的工作者的悉心培养。在北大荒的农场，杜晚香成了一个无人管问，没有编制的孤兵。党杜晚香实在忍受不了无聊的时候，她找到队长请求安排工作，队长的回答却是：“我们这样一个新建队，事事都要人，处处有工作，你看着办嘛，有什么事，做什么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唉，要把你编在班组里，还真不知道往哪里编才合适咧……”[6]在这样的情形下，杜晚香以一个闲人的身份，把家务活扩展到整个家属区的范围。家属区里“原来无人管的极脏的厕所忽然变干净了”，“家家门前也光光亮亮，没有煤核、垃圾烟头”。帮助别人买生活必需品粮油，帮忙看孩子，做鞋子、补衣服……在这个机械化大生产的现代农场里，杜晚香以其原来在农村劳动积累的经验，参与到极为边缘的且没有得到承认的“公共劳动中”。

杜晚香也以“闲人”的身分参与到社会公共劳动之中。在农忙时节，凭着对劳动的熟悉，她带领一群家属，在扬场机旁喂麦粒，在麦堆周围举着大扫帚扫麦粒。在场院参加劳动的工人、家属的工资，有计时的，有计件的，而她的工资，是既不计时，又不计件。而且做起来充满热情，大家休息了，她不休息，大家吃饭，她也不停下手脚。更与甚者，杜晚香投入到年轻小伙子所做的事业中来，上山伐木，野外刈草，取石开渠……然而即使是这样，杜晚香也并没有被吸纳到农场的编制中来。

虽然没能得到正式的编制，没能以正式的身份在农场工作，杜晚香的机遇在于党为促进生产而开展的劳模选取运动。“她总是被全体一致地推选出来。她是队的，然后又是农场的，全垦区的标兵了。”[7]劳模运动开始于1942年边区的生产竞赛，赵超构去延安调查后所写的《劳动英雄》中写道：共产党给劳动英雄的体面是慷慨的，劳动英雄的光荣是当地的党政首领到他家道贺；是开民众大会，让他胸前戴一朵大红花坐到台上去受人恭维；是被选到延安去开大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握手……[8]1950年代的劳动英雄制度更加健全，各级政府组织劳模座谈会、报告会劳模表彰活动，各种形式的宣传和报道给予了劳模极大的精神激励。除此之外，选取劳模也成了党的基层组织储备人才的一种方式。杜晚香以默默无私的日积月累的奉献获得了垦区的肯定，被选举为劳动标兵。这一事件成为杜晚香再次获得解放的转折点。

在文化宫工作，杜晚香的工作转化成看文件、起草工作计划、整理学习心得。经常被邀请参加模范工作者的座谈会，参加垦区、省的劳模经验交流会，会见记者、接待来参观的领导、去场部的直属机关、企业、生产队调研……杜晚香一下子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在农场这个公共事务空间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其身边的工作伙伴都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亲身参与者：工会主席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几个干事、秘书是解放战争胜利后到农场去的专业军官；最年轻的女会计，也是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文工团的小团员，杜晚香从一个农村妇女真正走进了这个现代机械化生产农场的中心，参与到更广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去。

三、两次解放间女性主体意识的回落及其历史成因

杜晚香的经历让读者看到了妇女解放与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步性。共产党的政策、制度对妇女解放起到的巨大的推动作用。生活在中国最底层，受压迫最甚的农村妇女在党的指引下、党的政策的保障下获得女性主体意识的启蒙，通过参加社会公共事务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中国革命问题涵盖不了所有的妇女解放问题。这就导致过分依赖外界力量，被革命塑造的妇女解放很容易受到根深蒂固的男权的摧残。杜晚香看似完成了妇女解放，追求到了女性独立，摆脱了男权的束缚，但从文章中杜晚香对李桂态度的三次转变中，使我们看到了妇女解放运动的不彻底，妇女解放运动随时都有可能回复到原始状态。

这一点在杜晚香刚到北大荒时表现的尤为明显，正如第一部分的分析，在到达北大荒之前，杜晚香成为共产党员的一份子，参与到山村里的妇女工作中，在李桂面前，她已经获得了女性主体意识，以一种平等的姿态想象两人之间的关系。在第二次解放后，她也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站出来和李桂及其公婆对话。而关键之处便在于两次女性意识彰显之间的那次回落。杜晚香在场部的家属生活比较无聊，她感到苦闷，想找人聊聊，但“李桂很少回家，回家后也只同她谈谈家常”“他同一些司机们，同队上的其他的人有说有笑，而回到家里，就只是等着她端饭，吃罢饭就又走了，去找别的人谈，笑，或者是打扑克下象棋，他同她没有话说，正像她公公对她婆婆一样。”[9]显然，李桂将妻子视为简单过日子的人，将之放置于为其服务的“家庭奴仆”。这种态度对于女性意识早已觉醒的杜晚香而言，显然是一种极大的压迫。她也反思道：“他老远叫我来干什么呢？就是替他做饭，收拾房子，陪他过日子吗？”但转念之间，“她尽管这样想，可是并没有反感，有时还不觉得产生出对他的尊敬和爱慕，她只是对自己的无能，悄悄地怀着一种清怨……”[10]对于李桂的冷遇，杜晚香没有反抗，李桂在她心中的形象“更高更大”了，而自己感到处处不如别人，一大一小中意味着对曾有的两人间平等观念的打破，也暗示着杜晚香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消失，及现实生活中面退化为男人的附庸，家庭的奴仆的危机。

“男女平等”意识的松动，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不稳定，女性解放不彻底的现象不是杜晚香个人的原因，它暗含着中国革命语境下的农村妇女解放运动本身有着结构性的矛盾。即在以男权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从来没有想过彻底捣毁男权的统治。女性解放的提出，最根本的目的在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问题便在于妇女解放和中国的革命运动的利益并非时时都能重合。妇女解放问题中溢出革命之外或者与之冲撞的部分被结构性地抹除。同时，中国农村妇女的女性主体意识是由中国情境下的“妇女解放”塑造而来的，杜晚香的思想里不会有走出家庭、离婚的观念，而她所采取的反抗方式：通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求得自身解放的道路也正是那一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塑造的结果。

杜晚香在男权中的遭际，往前追溯，还有着更深远历史背景。1941年中共发起整风运动不久即改组了中央妇女委员会，由蔡畅接替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而后伴随着毛泽东“四三决定”的颁布，重新确立了妇女工作的新方向，“四三决定”强调提高农村妇女的地位必须以保证“她们的家庭将生活得更好”为前提。与之前以王明更关注妇女解放本身的问题不同，“四三决定”列举的妇女参与经济生产的诸项能力既包括传统家庭女性的活动“能煮饭、能喂猪”以及能“把孩子养好保护了革命后代”，也包括此前不允许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参与的纺织、种地、理家等活动。由此看出，新规定在质疑和批判传统乡村的男女性别差异上有所减弱，从女性解放角度来看女性如何摆脱男权压制进一步得到解放的理论命题也被大大弱化了。

以中国革命为中心还是以妇女解放为中心这两种指导方针带来了迥然相异的结果，杜晚香应对李桂的冷遇也可以采取一种更为激烈的措施：重责丈夫，离家出走。这种反抗男权的方式，将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表现地更加突出，反抗的方式也显得更彻底。然而“妇女主义”造成的问题是，采取过于激进的做法，鼓动农村年轻女性的独立和个人要求，势必造成乡村矛盾，尤其是与根深蒂固的乡村男权观念，及通过家庭／家族秩序实施的男权控制之间形成冲突，这种激烈颠覆或破坏传统乡村结构的做法，显然会影响到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11]杜晚香所生活的时代处于政策调整之后，追求女性权利必须限于维护现有家庭的稳定这一思想也深引在杜晚香的思想和行动之中，杜晚香对李桂的柔顺态度正是这一观念规制下的体现。

中国农村妇女的解放问题仍是一个待深入考察的重要问题。在距离革命中国的社会语境已有一段距离的今天，从哪种角度重新看待农村妇女的解放仍然是一个两难的问题。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从来都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正中心。试想，在现代机械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在年龄、知识技术水平、学习能力均处于劣势的农村妇女，如果没有劳模制度的存在，杜晚香又将落入何种境地。而历史也给我们这样一种启示：过分依赖政治的妇女解放事业不会走得太远。更进一步，反观杜晚香两次看似成功的解放之路，从女性自身角度来看，它真的是以妇女为本位，真的于妇女有益吗？以巨大的自我牺牲换来所谓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是不是也是一种当事人自我满足，自我欺骗的想象。妇女如何获得解放，尤其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的解放，仍是当下乃至今后需要持续思考的重要命题。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