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研究会成立经过补遗[1]

　                                        苏永延   

关于丁玲研究会的成立过程，许多学者皆有详细的记载，如涂绍钧先生撰有《吉光片羽见真情——也谈严家炎先生与中国丁玲研究会》，对成立经过作了梳理；郑楚教授在《茅盾丁玲与新文学主潮》中，有数篇文章也涉及丁玲研究会成立经过；陈明先生在《丁玲与中国当代文学·贺信》中，也作了一些介绍，更不用说《丁玲传》里对此事的叙述。以上诸家对此过程有着或多或少的描绘，但随着时间的流驶，距丁玲研究会的成立也已过去了36年，许多当事人逐渐淡出了研究界。为了还原真实历史细节，笔者近日采访了厦门大学的庄钟庆教授和郑楚教授，从他们的回忆中获得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聊为历史留下难得的记忆，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一些必要的补充。

一段平静美好的疗养日子

丁玲自1955年开始，日子就逐渐艰难，乃至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她戴着右派分子、反党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沉沦底层，经受下放、改造、入狱等种种磨难，以至有一段时间销声匿迹。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各部门进行了大规模“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许多文化人重新得到恢复名誉地位的机会，但对丁玲来说，她似乎是这场轰轰烈烈平反工作中得到公正对待的“后进”者。1978年4月，陈明从山西进京，找中组部及其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联系，为丁玲平反，结果得到了一些反响，随后山西省长治老顶山公社于1978年7月为丁玲举行了“右派分子”的摘帽会议，这给了丁玲巨大的信心，以为很快就能恢复名誉地位了。但此后数月就杳无音信了，这离她预期目的尚十分遥远。陈明于12月又回到北京继续争取，为丁玲回京四处奔走，终于在12月底才得知消息，可以回京治病。1979年1月12日清晨，丁玲终于又回到了北京，不过她当时是“自由之身，但还不是清白之身。”[2]

这个所谓的不“清白”，就是她的“历史污点”问题，中宣部和作家协会还有一些人始终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以调查为名拖着不给丁玲平反。所以丁玲虽回北京，从1979年1月一直到4月，不是住招待所、住医院，就是住宾馆，直到10月22日才入住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的部长楼。丁玲在政治名誉的恢复上，则十分曲折。1979年5月3日，中国作协作出《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其上写道：除去反党集团、右派帽子，但在1933年被捕的问题上，则依然维持1956年10月24日的结论。[3]1956年作协的《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认定丁玲有过“变节”的嫌疑和污点，丁玲对此当然是不予认可的，因为这个问题已于1940年在延安时，中组部早就作出正确结论了。她于1979年9月23日越过作协党组，把要求恢复党籍的信写给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并转胡耀邦部长。10月22日，由中组部发文，正式恢复丁玲的党籍，参加文代会。数月之后，中组部于1980年1月25日发文恢复丁玲党籍、政治名誉、工资级别，但依然维持中宣部1956年10月所作“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的结论。对该结论中对丁玲“向敌人写‘申明书’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一词，可予改正。”[4]从这文件的措词来看，丁玲的政治名誉只得到一部分的恢复，并没有彻底平反，那些被保留下来的“结论”，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将丁玲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犹如一把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威胁远远尚未解除，这也成为丁玲当时的一大心病。

话又说回来，中组部的文件已相当程度地恢复了丁玲的名誉，只是中宣部与作协没有完全认可而已。1980年3月，丁玲住院做手术，5月份出院，欲找一个地方疗养，以恢复身体健康。她8月份上庐山，由于不习惯那里的生活，8月23日就下山回京了，随后又投入繁忙的工作中去。寻一个良好的地方来疗养，遂成为丁玲心头挂念之事。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楼适夷在这一段期间也在找一个疗养之地，他得知以前曾在社里工作过的庄钟庆回厦门大学任教，遂写信委托庄钟庆找一个可以疗养的地方，庄钟庆马上想起风景优美、住宿条件优越的鼓浪屿疗养院，他通过朋友关系找到当时鼓浪屿的省干部休养所负责人，那时的住宿费用也不高，负责人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但后来楼适夷因故不能到厦门来，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明，丁玲遂决定到鼓浪屿来疗养。

1980年12月24日上午，丁玲与陈明从上海乘火车来厦门，车行甚缓，又加上晚点三个多小时，25日晚上8点火车才到厦门站。那时庄钟庆与厦门大学一位搞外事工作的同志在火车站等待，为了能在人群中认出丁玲，他们从《人民画报》上找到一本印有丁玲相片的杂志，记住长相，火车一进站，他们就到卧铺车厢处等候，这样很顺利地接到了丁玲，紧接着又把他们送到鼓浪屿的疗养院去。

当时丁玲住在鼓浪屿省干部休养所(疗养院)的5号楼。次日，庄钟庆向中文系主任郑朝宗及校长曾鸣作了汇报，于是曾鸣与郑朝宗就到疗养院拜访丁玲与陈明二人。几天之后，时值元旦，一天下午曾鸣校长又到鼓浪屿拜访丁玲。后来丁玲在给蒋祖林等人的信中说，“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他不是搞文学的，却很爱才，底下教员都说他好话。是一个地下游击队的老战士，不粗，听说写得很好的一笔字”，甚至交代家人寄宣纸来，要写字送给曾鸣，“他还要请我去厦大过春节，我总不能白手去。”[5]这是丁玲私底下对曾鸣的评价。对曾鸣而言，他是尊重丁玲的，除了一方面曾鸣、郑朝宗等人都曾经被打成走资派或右派，深受批斗之苦，故而特别同情丁玲二十多年的苦难遭遇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曾鸣的夫人蒋玲，时任厦大海外函授学院的主任，她年青时特别崇拜丁玲，想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可惜没有成功。这种因缘，使曾鸣对丁玲前来厦门疗养特别关注，并不时拨冗探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丁玲在鼓浪屿疗养院的生活过得十分自在，她深深地喜欢上这里的生活环境，也可以说是难得的舒心、放松的状态，这可以从她给亲友写的信中流露出来。“我们现住在鼓浪屿，坐在桌边就可以看见海。风景且不说它，只是气候宜人，老是十四五度，室内外一样。安静极了……我住的这一栋在最高处，是海关关长的公馆，日夜都听不到一点杂声……这里实在好，长居也行。”[6]厦门一年四季如春，鼓浪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解放前号称“万国公馆”，许多西方国家的领事馆都设在这里，故而又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是东西方建筑艺术的汇萃之地。鼓浪屿直到今天依然不通汽车，没有噪音，十分宁静，对于久居嘈杂大城市的人来说，这里是难得宝地。此外，丁玲在给胡也频五弟胡孝绳的信中也说，“我因身体不太好，特别躲到鼓浪屿来休养，这里实在是个好地方。”[7]在给胡延妮的信中也称赞“这里风景很好，只是我不大出去，只在走廊上散步，每一出去，就想到要是小延在这里就好了。”[8]从这些话来看，丁玲对鼓浪屿的生活环境是十分满意的，以至于她不断地向友人及亲戚介绍生活环境之优美，免费为鼓浪屿打起广告来了。

丁玲对这种生活环境的喜爱，还体现在动了想长居此地的念头。如她在给老朋友徐霞村的信中说，“此地对我印象极佳，原以为住几天，一个时期就可以转地点，现在却在做安家落户的打算了。”[9]徐霞村曾于二十年代与胡也频组织文学社，与丁玲是老朋友了，所以丁玲从楼适夷处得知徐霞村在厦大工作的消息后，马上给他写信，那种感觉“真仿如天外飞来，真使人快慰。”[10]这是历经九死一生的老人得知消息时喜悦心情的自然流露。庄钟庆也提到过，丁玲住在鼓浪屿时，因为喜欢这里，且那时的房子也便宜，甚至想在鼓浪屿买房子长住下去，只是后来没有实现罢了。

丁玲对厦门疗养生活的满意，除了自然环境优美清静外，还与在厦门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与支持紧密相关。虽然丁玲在名誉上并未得到彻底平反，但厦门人民并不计较这些，依然把她当成是著名作家来接待，即在广大人民心中，她早已平反了。如丁玲到鼓浪屿不久，元旦期间，除了曾鸣校长去拜访外，福建省文联主任万里云及文化局长也特地去拜访她。[11]在80年代，福建依然是前线，厦门更是处于前沿阵地，许多地区都是军事管理区。福建的交通也很不发达，福州到厦门的交通时间也很漫长，省文联领导特地来拜访丁玲，表示对丁玲的慰问与崇敬，可见民心所向。1981年2月6-8日，正值春节，“厦大盛情邀请丁玲、陈明与校领导、师生一起过年，与青年学生进行热情的交谈。”[12]丁玲在厦大过春节的具体活动，在她的书信里也有记载。

她是正月初二去厦大专家楼住了两夜，“厦大校长很热情，他不是搞文学的，但会写旧诗和字，他是一个老干部，可是很爱才，他送了我一首诗。他们准备聘请我当教授，欢迎我常来，来了随便讲讲，还要下聘书，拍电视。”[13]从这个信息来看，曾鸣对丁玲所讲的安排确实不是出于礼貌性的客套话，他是以高规格的待遇来接待丁玲的，因此4月6日厦门大学建校60周年庆典时，丁玲被聘为教授，且出席校庆大会，还见了省委书记项南、数学家陈景润。4月7日上午，丁玲在厦大建南大礼堂为6000多名师生作演讲，她演讲的题目为《文学创作的准备》，这也是校庆活动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可见厦大领导与广大师生对丁玲的尊敬与崇拜之情，丁玲对厦大也怀着很深的感情，她说到厦大“好象到家里一样”，并把厦大称为她大学的第二母校。[14]

丁玲在度春节期间，也与中文系主任郑朝宗又有了更多的接触，她在《致胡延妮》时写道，“厦大中文系主任是留英的，外语很好，外国文学修养也很好，外语系主任是我在二十年代的老熟人，他的英语也很好，翻译过《菊子夫人》《鲁滨孙飘流记》，留学法国过，法语也不错。”[15]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丁玲与文学界老朋友畅谈情况。不仅如此，厦大校长还特地陪同丁玲到集美去看陈嘉庚墓，其实那里已成旅游景点，名为鳌园，除了有陈嘉庚的墓外，还有精美的石刻和集美解放纪念碑，是一处了解闽南独特风情的文化胜地。不仅如此，厦大的校长办公室主任又陪同丁玲到前沿阵地何厝去参观，与前线阵地的营长、连长聊天，甚至见到一位女民兵排长，“穿花绒衣，粉红罩衫，烫头发，皮鞋，腰挂子弹带，桌上放有一本《子夜》，她还说也读过我的书。”[16]何厝是当时的前沿，正与小金门隔海相望，二者相距大约两三公里，不过因为是军事禁区，要来这里的人都必须办理特殊通行证。厦大为丁玲这位著名作家体验生活创造了各种便利的条件。丁玲作为一位优秀的作家，一眼就看到女民兵排长特有的女性爱美之心和好学上进的特点，体现作家所独具的深刻洞察力和领悟力，只用寥寥数语就能够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住人的思想与精神境界，真是宝刀未老。

丁玲在厦门疗养的这几个月间，虽然她自称“我原来是躲到这里来写长篇的，但未能如愿以偿，只还了几篇短篇的文债。”[17]虽然长篇的创作目的未达到，丁玲还是写了不少作品，如她著有《鲁迅先生于我》《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我也在望截流》《悼念茅盾》《文学创作的准备》《丁玲同志答问录》（1981年4月3日接受庄钟庆、孙立川的采访整理而成），以及一组日记、书信等，创作成果其实还是十分丰硕的。因为茅盾去世，丁玲要回北京参加追悼会，遂于4月7日厦大演讲结束后，坐火车匆匆返回北京。

一次“很有魄力”的研讨会

丁玲在厦门疗养及考察、演讲等活动，在厦大校园掀起了一股文学热潮。自厦大建校以来，除了鲁迅的演讲吸引厦大及厦门市广大文学爱好者追捧热潮外，丁玲算是第二位在全校做过专门演说的著名作家，她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如何从事文学创作的感想和经验，还引发师生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何客观评价作家、作品及其文学史地位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央正在努力推行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是相吻合的。有的老师建议趁此机会，召开一次关于丁玲文学创作的研讨会，这个建议得到了中文系领导及校领导的大力支持。

庄钟庆从事茅盾研究工作多年，1981年茅盾逝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庄钟庆的《茅盾创作历程》一书，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广泛的好评，同时也因为丁玲到厦门来休养之事，也是因庄钟庆的牵线搭桥而成行的，所以校党委副书记未力工就请庄钟庆负责联系筹办丁玲会议的有关事宜，在系、校领导的鼎力支持下，庄钟庆赴京找丁玲联系筹办会议的具体细节。

由于丁玲工作繁忙，许多具体会议细节都是找陈明商定的。关于会议的时间，也是一再变更，这既要符合大量与会者的时间空档，也要与丁玲本人的时间安排相一致。经过数次磋商，最终将时间确定在1984年6月下旬。虽然会议时间已经落实，但邀请与会代表尤其是海外的研究专家，也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1984年2月，陈明因病住院做手术，丁玲就亲自写了一封长信给庄钟庆，谈到会议的时间安排、海外研究专家的邀请、手续的办理等诸多繁琐的问题，最终把这些事情落到实处。

讨论丁玲的文学创作，除了一些研究人员之外，还要邀请一些对丁玲比较熟悉的作家与会，使文学创作界与研究界两方面的人马都汇集起来，共同讨论丁玲创作的独特性，这样才更有意义。但要邀请哪些作家？这是比较费脑筋的事。陈明这时提供了一份名单，包括相关的基本信息，交给庄钟庆去办理。丁玲创作研讨会的通知拟好后，向全国各地寄送出去，会议的联系人是郑楚。于是许多会议回执，便全都汇集到郑楚那里。

从作家们的反馈情况来看，他们对丁玲创作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积极的支持。不过因为每个人的工作安排不同，在是否与会方面也不尽相同。如杜鹏程因为身体的原因，长期住院，已无法出席，特地委派肖云儒前来与会，并写了给大会的贺信；陈涌则表示因研究工作方向有所变化，无法前来而表示遗憾；楼适夷则很有意思，他最初表示无法参加，因工作时间排不开，但最后他还是抽空来了。诸如此类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们对参加丁玲创作研讨会的高度重视。

随着会议日期6月20日即将临近，1984年6月9日，厦门大学组织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会议工作团队，现将具体情况列于如下：

会议筹备组 组长：潘懋元 副组长：郑朝宗、黄拔荆

成员：徐元度（霞村）、蔡师圣、庄明萱、林火生、陈焕章、陈长源、庄钟庆

领导小组  组长：潘懋元 副组长：梁敬生

成员：郑朝宗、黄拔荆、严家炎、陈鸣树、王中忱

工作小组  组长：黄拔荆 副组长：蔡师仁

成员：庄明萱、李金复、林火生、陈焕章、苏景昭、郑楚、王自强、应锦襄、庄钟庆

此外还设有秘书处、宣传组、学术组、接待组、后勤组等。会议的每一个方面的细节全都考虑进去了，可谓组织得相当周到、细致，这些成员之中，如潘懋元时任厦大副校长；郑朝宗是中文系主任，黄拔荆是副主任；徐元度即徐霞村，为丁玲的老友，是外文系教授；梁敬生是校宣传部部长；蔡师圣、蔡师仁、庄明萱、庄钟庆、苏景昭、郑楚、应锦襄、李金复等则是中文系的教师。可以说，为了办好这一次会议，厦大及中文系的领导、师生员工们全都被动员起来，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周到的安排，来迎接前来与会各方代表。

丁玲与陈明于5月下旬就先到厦门来了，他们依然住在鼓浪屿，与他们一起提早到的还有陈登科。大会开始时，前来与会的作家计有楼适夷、秦兆阳、骆宾基、杜宣、马烽、魏巍、陈登科、杨沫、周良沛、郭风、蒋锡金、黎辛、峻青、马加等。因事不能来，但发来贺信的作家及理论家有杜鹏程、胡采、康濯、舒群、吴强、雷加、刘绍棠、刘真、严家炎、王景山等，这些名单算起来就十分可观了。一次作家的创作研讨会，能吸引这么多有名的作家前来参与，可谓十分少见。《厦门日报》1984年6月20日以专版的篇幅刊登了这些作家的文章和发言，如魏巍《我所认识的丁玲》，后被上海《文学报》于7月19日转载；杜宣的《生命之树常青》、曾鸣《反映时代，表现人民》、杨沫的《丁玲对我成长的影响》，以及《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收有周良沛、秦兆阳、楼适夷、郭风、马烽、蒋锡金、黎辛、杨沫、骆宾基等人的谈话，后来该文又为《文学报》7月19日所转载。充分体现了报刊的高度重视。

与会作家们或从文学创作的特点、意义，或从丁玲的人格魅力等方面，高度肯定了丁玲文学创作的意义。马加认为“一个作家生活在人民之中，就能从人民那里找到共同的语言。”“即使在坎坷的岁月，也照旧坚持和群众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创造了代表时代精神的各种典型性格，成为时代的投影、社会生活的写照。这些艺术形象，大大丰富了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宝库。”[18]杜鹏程称赞“丁玲作品分量，来自作家非凡的经历，来自作家命运罕见的历史凝聚力。”[19]马烽在谈到丁玲在“文讲所”的一些情况时认为，讨论丁玲“不仅仅是丁玲个人的问题，实质上是在探讨老一代革命作家所走过的创作道路。”[20]骆宾基讲得更直截了当，他说丁玲的创作历程“代表着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方向……关系到我们当代革命现实主义未来的繁荣的！”[21]

以上作家们的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丁玲所走的文学创作道路是与革命文学的方向是一致的，正如丁玲后来在会见厦大部分师生会上所讲的话那样，“发扬文学同人民密切联系的好传统，批评文学脱离人民的现象，我们文学就大有希望。”[22]

杨沫在发言时，着重提及丁玲作品的巨大影响力，“她对革命的忠贞，对光明和理想顽强执着的追求精神，都给予我巨大的勇气和力量……一个作家和她的作品能对素昧平生的读者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可见丁玲作品的巨大力量。”[23]刘真则指出“她的崇高、勇敢和乐观，她的顽强和永不减弱的热情，都来自她相信真理必定会胜利的坚定信心。”[24]

由此可见，无论是丁玲的创作道路、创作理念、人格魅力，作家们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楼适夷说的那样，丁玲“是我们文学史上一个奇迹的存在。”[25]黎辛认为她是“我国第一流的有成就的作家”，[26]杜宣则引用竹内好的评价，称丁玲是“中国党员作家中最有成就者之一。”[27]

不仅作家们是这样评价丁玲，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出版社、报刊编辑等与会代表，从丁玲作品的人物与时代历史 、社会生活关系探讨丁玲作品，或从文学体裁类别探讨丁玲创作的独特性，论者从各个方面恢复了多年来被扭曲的丁玲作品应有的艺术性，使之以客观面目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不仅是国内学界的共识，即使是来自海外的学者相浦杲也持相类似的观点。相浦杲是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应邀来厦门大学讲学，也顺便参加了丁玲创作研讨会，他在文章是这样描写见到丁玲的，“在同一餐厅用餐时，她却主动随和地和我们搭话，她那真率而爽朗的性格，使我们夫妇深为感动，感到她和蔼可亲，丁玲女士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革命作家，她把自己所走过的革命历程，真实而具体地溶入她的作品，象她这样的作家，也是世界少有的。过去我读过她的作品，一直十分尊敬她。”[28]

历史真相的呈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它在某一个时期会受到扭曲、变形，但总有一天，它会再度真实呈现出来。丁玲以她对革命信仰的坚贞执着，以对现实生活敏锐真切的艺术感悟，以其博大恢宏的襟怀，再度出现在世人面前。虽然丁玲的个人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在广大会议代表和人民大众心中，他们已自动为丁玲平反了。陈登科在会议上的发言就以大胆、直率、语惊四座而出名，他指出：厦大开的这个会议，“原是我们文艺界拨乱反正应该做的一件事，但文艺界没做，厦门大学做了。”[29]而且陈登科还说，中国作协所属主要刊物，一个记者也没来，上海、四川、福建、湖南人民出版社却来了人，很使人费解，“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会议公开为丁玲恢复名誉……作协是不是开过为丁玲同志平反的大会呢？我不知道……文艺界在拨乱反正方面是很不彻底的，这和我们党的政策是完全相悖的。”[30]陈登科的发言，将矛盾的实质揭露了出来，即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里的有关领导还存着相当深的宗派主义偏见，做着与中央精神相悖离的事情。蒋锡金赞扬厦大会议开得好，“还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31]魏巍也借骆宾基称赞厦门大学组织这样的会议很有气魄，“真不愧是鲁迅工作过的地方。我完全赞成这个话，这大概是鲁迅的遗风吧！”[32]

会议期间，作家们还到南普陀参观，他们诗兴勃发，互有唱和，写下了数首颇有趣味的诗歌，现录如下：

满头白发一老人，几经风雨到如今。问她步步怎样走，脚跟站定为人民。（秦兆阳）

愧乏新词和兆阳，一杯水酒话衷肠。厦大今朝逢盛会，鲁迅精神万古扬。 （楼适夷）

黄卷青灯南普陀，今宵雅集好诗多，无端开个丁玲会，惹得观音唤奈何。 （杜宣）

昔读鲁迅书，久慕厦大名。今日会为盛，他年史生光。 （骆宾基）[33]

这些诗歌不尚雕琢，如家常俚语般轻松自在，却折射出作家们对丁玲高度赞扬和乐观精神，确实可以“史生光”，载入史册，所言不谬也。

丁玲对这次研讨会也很满意，她虽然谦虚地说“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我是一个普通人，希望这次会议能对推进我国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起作用。”[34]但她在闭幕式上还是对会议的圆满召开表示感谢，认为厦门大学办这个会“为着革命文学事业更加发展，我感谢他们。厦门大学召开这次会议是很有魄力的。”[35]丁玲所说的“魄力”，应该不仅仅是指会议的规模大、人数多，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研究专家，以及海外专家等，更重要的是厦大在中宣部及中国作协都未正式为丁玲平反之前，就敢于出面为丁玲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是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的，说明了厦大领导人客观公正的学术品格和敢于担当的气魄，这是很难得的勇气和魄力。因此，丁玲在6月29日抵京之后，还特地给时任厦大代书记未力工写信，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这次我在厦大，虽然是第一次见到你，但你的态度诚恳平直，热情而不急躁，我们很感动。很愿意与你相处，厦大其他负责人，也谦谦有礼，文学系师生为开好创作研究会做了很大的努力，也是非常使我们铭记在心的。”[36]

对真理的追求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和毅力，以及洞察时代风气的慧眼，厦大领导从曾鸣、未力工，以及中文系的广大师生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做出了正确的抉择。1984年7月，中组部拟定《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8月1日以中组部（1984）9号文件发向全国的党组织，撤销一切不实之词。[37]这才是真正全面彻底为丁玲平反了。同时在厦大举办的研讨会，对催生丁玲研究会的成立，则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

一个诞生于草坪的研究会

丁玲研究会成立是在丁玲去世之后，在1986年于湖南长沙诞生的。但在此之前，它还有一个前身，叫“筹备小组”，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

1984年在厦门召开丁玲创作研讨会时，6月12日、13日为报到时间，14-21日正式开会，随着会议代表陆续抵达，他们在会议期间自然会考虑到仅仅因为一次研讨会就能研究好丁玲是不现实的，想成立一个“丁玲创作研究会”来进一步推动丁玲研究的发展，但这个想法被丁玲否定了，她认为时机不够成熟，且按中国人的习惯，为在世作家成立研究会太过于张扬，影响不好。经过讨论之后，于是大家决定组成“筹备小组”，并发出倡议信。大致意思如下：

“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她的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从各个方面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容，推动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进步，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38]

这段文字说明了成立的理由，肯定了丁玲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也响应了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文件精神。但话锋一转，又指出现实的条件限制。

“本应成立丁玲创作研究会，考虑到目前的条件尚不成熟，倡议成立‘筹备小组’，联系地点设在厦大中文系，负责沟通情况。”

“倡议单位：

《文学报》曾文渊 湖南教育学院 彭潄芬

复旦大学 陈鸣树 东北师大 王中忱

厦门大学 庄钟庆 辽宁师大 陆文采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杨桂欣”[39]

倡议书的发出是6月20日，尚属于会议期间。既然大家都同意以“筹备小组”的名义活动，他们紧接着就在厦大招待所一号楼的草坪下开会讨论将来会议的安排。大家商定1985年、1986年的召开会议地点及初步时间。庄钟庆被推为筹备小组组长，副组长则为彭潄芬、陆文采。从后来的情况看，陆文采负责筹办1985年的会议，彭潄芬等则负责1986年的会议，他们努力把丁玲研究不断推向深化。

在厦大举办会议期间，前来与会的作家如马烽、陈登科、魏巍、楼适夷等人，在厦大青年教师、青年作家郑启五的牵线联系下，还忙里偷闲，应厦门市职工文学社社长李红祥的邀请，到厦门文化宫与文学爱好者座谈，场面十分热烈。[40]从这方面可见文学青年们对作家的喜爱与崇拜。

1985年9月20-24日，“丁玲创作研究座谈会”在大连召开，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是辽宁师大、中国人民警官大学、辽宁省文联、作协、社科联、文联研究所、大连市文联等单位，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三十多名。丁玲因身体不好，以及为《中国》刊物的琐事所缠，无法前去出席，她还特地给陆文采写了一封信作了说明，[41]并让王中忱带了一封信，向与会代表说明无法出席的原因。这次会议后来没有出版论文集，无法让人一窥会议讨论的全貌，但陆文采在做闭幕式总结时，提到了几个新的变化，那就是从作家创作的时代性和思想性，逐渐转向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及心理学研究方向的转变，同时也意识到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应用，将使丁玲研究走向深化和更新一个阶段。

丁玲的身体在1985年时确实更不利于出门了。她在1984年来厦大参加会议时，从住的专家楼到开会地点，大约要走三五百米的距离，就已经相当吃力了。据郑楚回忆，丁玲走这段路时显得有些困难，她甚至建议校方在路边要摆设若干露天椅子，以供行走不便的人可以坐下来休息，虽然这只是信口说说而已，但从这一点上来看，丁玲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了。

在这次大连的座谈会上，原“丁玲创作研究筹备小组”改名为“丁玲研究学会筹备组”。这次的名称改变，不是简单的几个字的变化，而是有了更加深入的、广泛的研究目标和工作任务，其中有几个重要工作，除了学术信息交流活动外，还拟筹办《丁玲研究年刊》、筹备“丁玲研究学会”。这次“筹备组”人员比去年增加了不少，具体名单如下：

王中忱、王建中、王淑秧、尹骐、庄钟庆、庄明萱、孙瑞珍、华济时、陆文采、陈鸣树、杨桂欣、肖云儒、袁良骏、曾文渊、彭潄芬、蔡师圣、颜雄

组长：庄钟庆 副组长：陆文采、彭潄芬、颜雄、华济时[42]

由“筹备小组”到“筹备组”的变化，关于丁玲研究早期的骨干队伍逐渐形成。同时，其工作任务和目标也逐渐明晰起来，即对丁玲研究已经由原来关注“创作”，变成与丁玲相关的一切活动都纳入研究范畴，这意味着丁玲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

1986年是丁玲从事文学创作60周年，许多会议筹办工作正在展开。1986年2月下旬，丁玲病重。3月3日，庄钟庆在厦大领导的委派下，飞往北京，到协和医院前去探望丁玲，但丁玲不幸于1986年3月4日去世。她临终前交代将她的作品、部分手稿及照片等赠送厦门大学，以表示她对厦门大学的深情。3月15日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有1500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丁玲的遗体上盖着一面由北大荒人送的“丁玲不死”的红旗。三个月后，1986年6月6日-13日，在湖南常德、长沙两地召开了“丁玲创作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来自二十个省市近百名知名作家、学者。

贺敬之虽然没有与会，但他给大会发来了一封贺信，对丁玲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他说，“作为丁玲同志所从事的革命文艺事业的后辈人中的一个，作为本可以早就对她有公允、客观的认识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无法做到许多人中的一个，此刻我的心是和在会上的你们的心跳在一起的。为此我感到宽慰，感到力量，这力量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壮举，来自历史的验证和人民的鉴定，当然，更重要的是来自客观实在的丁玲本身。”[43]这段话里有一个很长的句子，夹杂着多重的修饰语，我们可以看得出贺敬之心中许多想说而又不好明言的难处，其实这个中原因不外就是周扬紧紧抓住丁玲的历史“污点”不放，导致许多工作都开展不下去，这也是丁玲绕过中宣部和中国作协，而直接找中组部申请平反的原因。贺敬之时任中宣部主管文艺方面的副部长，周扬则是他的老领导，他有许多难言的苦衷，故而用了这些曲曲折折的语言。但贺敬之又是尊重历史事实的，指出丁玲本身的坚定性经得住历史的验证和人民的鉴定，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最后贺敬之的评价是“丁玲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又一杰出作家。”[44]以贺敬之的身份和地位而言，这个评价实际上已经代表了官方对丁玲文学地位和成就的定位和认可的高度，是符合丁玲的实际情况，也是公允客观的结论。

如果说贺敬之的话代表的是官方的立场，那么严家炎后来的论文则是从学理上阐明了丁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贡献，他指出“在写出二十年代前期知识女性面临的痛苦这一点上，丁玲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45]《桑干河》在解放区文学中“有不可更易的卓越地位”，[46]如果说鲁迅是新文学公认的奠基人，“茅盾、老舍、巴金、丁玲同属于重要的开拓者的行列。”[47]严家炎的“不可替代”、“不可更易”、“开拓者”这三个关键词，全面而客观地指出丁玲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这也是实至名归，符合现实的。

“丁玲创作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与会人员，在这次大会中提出倡议，为了使丁玲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提出成立“丁玲研究会”，这个建议经上级领导部门批准后，代表们遂选举出理事，成立理事会，大家推举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严家炎教授任会长。自此以后，“丁玲研究会”正式成立。

但有一个问题，从丁玲研讨会的第一次会议召开，一直到第三次会议，严家炎都没出席会议，大家为什么会推荐严家炎任会长呢？涂绍钧已在文章里有过详细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言。据庄钟庆回忆，严家炎在1981年写过一篇论文，发表在《钟山》1981年第1期，名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思想认识，肯定了丁玲创作的艺术价值，这篇文章得到丁玲的积极肯定，她还建议要将这论文收进《丁玲研究资料》，可见严家炎的论文在历史认识和学理的严谨性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得到大家一致的公认和好评，因此大家推严家炎为会长，也是一种共识。此后数十年，丁玲研究就在严家炎、张炯、王中忱等的带领下，不断向深广度方向拓展，丁玲研究会成为全国现当代作家研究会中很活跃的一个学会。

以上花了很多笔墨叙述丁玲研究会成立的详细过程，这其中不仅仅只是为了扫除套在丁玲身上的各种不实之词，恢复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民间的研究者的努力推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丁玲的影响。但中组部为丁玲的平反可谓是一锤定音，这是有目共睹的。丁玲作为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她终身奋斗目标就是文学为人民服务，这种对文学人民性的追求，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内化为丁玲创作的理想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大学者对丁玲研究的坚持，相当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对文学创作人民性方向的支持与肯定。正如贺敬之在信中所说的那样，“丁玲同志是我从现实生活所能见识到的一位真正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位以她党性的光辉使我感到确是为我们这些党员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的人。”[48]贺敬之的话不是简单的称赞，乃是对丁玲文学创作党性原则的高度赞扬。

丁玲复出之时，选用《杜晚香》发表于1979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而把《牛棚小品》交给《十月》。如果从社会反响的效果来看，读者对《牛棚小品》的认可度比《杜晚香》更高。那么丁玲为什么要把《杜晚香》当作复出的标志性作品呢？研究者的解释各有不同，有保守僵化说，有害怕说，有歌德说，不一而足。如果我们联系当时社会心理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文革结束之后，文坛流行的就是“伤痕文学”，这适合广大历经十年动乱大众平抚伤痕、发泄怨怼的心理，因此《牛棚小品》受到追捧也就不足为奇了。1980年作家协会选举时，丁玲得票很高，与茅盾并列为第二名，也就是说丁玲以其坎坷艰辛的经历及合乎民众心理渴求的创作，深深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和认可。如果丁玲愿意的话，她只要在这个“伤痕”上继续用力创作，必定能够获得更大的轰动效应，甚至引领新时期文学大潮。

但偏偏丁玲在《牛棚小品》小试锋芒之后，就不再写这类作品了，而是修改补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在《清明》创刊号上发表。《在严寒的日子里》曾在五十年代发表过一部分，但随着丁玲被打倒后，也就没有再写下去。因此丁玲就趁着这个时间想努力将它补上，怪异的是，这部小说在《清明》出现后，五年来《清明》再无刊登任何相关评论，以至峻青感到相当困惑，对这种怪异的现象提出质疑，“难道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这公正吗？”[49]峻青的质疑是很尖锐的，丁玲作品自身是没问题的，但相关评论文章自然不是没有，而是发不出来而已。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各种文学潮流各领风骚，以“思想解放”的名义，抹除甚至淡化建国以来的人民文艺特性，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恰好丁玲的《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指导方针的，自然就被视为“落伍”、“保守”、“僵化”了，“左”的帽子便扣在丁玲头上。另一批人则以思想解放为号召，不假思索地模仿涌进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且形成蔚为壮观的风潮。丁玲的创作与这股风潮是相逆而行，她到美国参加作家笔会，绝口不提自己所受的苦，反而写了大量《访美散记》的文章，透过高度发达的社会表象看到了贫穷、腐朽、没落的一面，没有赞扬西方高度发展的文明的先进性，自然又不符合一些论者的审美预期，“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帽子又成为丁玲不得不戴的高帽，并成为紧箍咒。因此，1985年1月3日作协选理事会，丁玲仅得401票，排名第39位。这种看似诡异的变化，是不是说明丁玲已经真的落伍，赶不上时代潮流了？她坚持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的？这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

丁玲以其自身的艺术敏感和对社会的深切把握，她不会不觉察到这种变化。她既不是落伍，也不是害怕，如果真害怕的话，就不会写《牛棚小品了》。对时代的大潮趋势，她其实是洞若观火的，只是有意不迎合而已。骆宾基的发言就十分耐人寻味，“过去我们的革命文学是在与弃民族存亡于不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们和教授们斗争中发展壮大的；今天我们的革命文学、当代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仍然有这么个问题。”[50]骆宾基的话可谓一针见血，他看到的是一些人正在背离革命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以拥抱西方作为先进性的象征，对此，丁玲不能不对这种思潮体现出谨慎和警惕之心。

诺贝尔文学奖曾是80年代中国作家所向往一个奖项，甚至不时传出某某作家将获得诺奖的消息。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文件逐渐被解密，人们才猛然发现那些光鲜亮丽的袍子居然爬满了令人恶心的虱子。尚晓岚（所思）在《读书》2014年11期上发表一篇文章，《作为冷战小说的〈日瓦戈医生〉》，讲述了《日瓦戈医生》是怎样成为美、苏冷战的工具。美国中情局秘密出手印刷该书，又将之大量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趁着1958年布鲁塞尔博览会期间，让苏联游客将书带回苏联，一时帕斯捷尔纳克名声大噪，终于顺利地被授予诺贝尔奖。索尔仁尼琴也是以“异见作家”的身份被授予文学奖的。苏联立国70余年，就有4位作家被授予诺奖，但解体三十多年来，获奖作家却一个都没有了。难道说明俄罗斯作家创作力枯竭了吗？还是证明了苏联更会培养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呢？显然问题不会这么简单。

丁玲不追求以“伤痕”来制造轰动效应，因为她知道这种发泄型的“轰动”之后，就难以保持长久的艺术“效应”了。她果断地选择以革命文学方向作为自己创作的追求，看似与时代潮唱反调，实际上是为将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作方向性的引导。美国学者梅仪慈说，“这种负有使命的文学的重要性以及它具有的巨大作用是人们所坚持的信念，……为了坚持写作，她敢冒牺牲个人的风险，而且她确实受尽来自‘左’‘右’双方的迫害。作为一名革命作家，她坚定不移的企图在这种不断有人对文学本身概念提出疑问的环境里找出一条创造真正的文学的道路。”[51]梅仪慈指出丁玲文学创作的高远精神追求，她不求个人名誉轰动，或是紧跟潮流，而是寻求一种于国家社会有益的表达方式，虽然丁玲不可能知道《日瓦戈医生》背后间谍操纵的黑手，但她以崇高的文学人民性认知，避开了这可疑的风潮陷阱，事实也证明了丁玲的选择是对的，当年风行一时各种思潮现今早已烟消云散，“保守”的丁玲依然活在广大的读者心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厦门大学能抵住时代潮流的压力，为丁玲举办研讨会，也不仅仅是为了丁玲本人，更是表达了对文学人民性这一理论的坚守和支持，展现出强大的理性穿透力和文化的自信力。无数丁玲研究前辈的努力，也正是对这种理论与方向的支持与肯定，是历代文士铮铮风骨的充分明证。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