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延安前期创作中的“五四”文学传统

梁向阳  马晨薇   

我国跨越现代与当代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其文学创作深受“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影响。她在文章《“五四”杂谈》中写道：“我们作品里的那种政治的勇敢、热情，总觉得还没有“五四”时代的磅礴。”[1]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深刻影响了丁玲的文学审美，她在品鉴与评价作品优劣时，习惯以“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为准绳和标杆。而她的创作转型过程中，“五四”文学更是表现出了强大的“惯性”，尤其是在延安前期（“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丁玲越是寻求转型，这种“惯性”就越如同“反作用力”，使得“五四”文学传统在丁玲此时的作品中依旧醒目。

丁玲首次发表小说是在1927年。那时，“五四”浪潮已过，二十出头、写作学步阶段的丁玲，在小说中复刻“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人物形象，莎菲、梦珂都可看作“五四”文学的遗留。从1930年《小说月报》连载《韦护》开始，丁玲小说创作逐渐“左转”，即向“左翼”转型。这部小说中“革命”字眼出现的频率增加，内容仍然是“学生式的浪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左翼知识分子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以及女性自我意识与夫权之间的碰撞，是“梦珂”们换了新场景。1936年11月份，抵达陕北保安城、投身革命的丁玲比第一次“左转”还要迫切地摆脱此前的创作理念和创作“舒适区”，主动表示“个人”要服从“集体”和“纪律”，急于寻求集体力量并尽可能发挥文学的功利作用。从部分作品的内容中不难看出，尽管丁玲主动求变，但还是无法做到与“五四”完全切分，新作品和她提出的创作理念不完全吻合，作品中保留着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对“人”的关注等承袭自“五四”的文学创作传统。

一、 聚焦“人情”与“人性”

“五四”文学彰显着“自我意识”与“个人”的发现。“五四”文学中多强调“个人”在“群体”之上，坚持不能以集体、国家的名义胁迫个人放弃自由、权利，个体为真，团体为幻。来到延安的丁玲主动表示“个人”要服从“集体”和“纪律”，在创作理念上把文学当作是“船上的桨、篷、缆索”[2]，在文学创作中要尽量对克制“自我”，要为政治和革命服务。配合这样的创作理念，丁玲早期创作中，那种来自“五四”、“莎菲”式的浪漫主义，对个性的张扬和对自由的追寻会尽可能削减。但同时，“五四”新文学要求创作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两翼，一方面指向追求人的自由和独立，另一方面也指向普遍的“人性”。所以，“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不止有对自身的关注，也聚焦他人的生活。

来到陕北的丁玲，不止活跃在文艺战线的“前线”，还活跃于战争前线。她借短小的速写、通讯、印象记来观察革命、记录革命，这无疑又为她的小说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尽管参军的时间非常短暂，所做的工作多在后勤、文化、娱乐等方面，但这些经历足够让丁玲告别她“左联”时期对“革命”的想象，以及早期创作中对“我”的“顾影自怜”，关注点从“自我的个体”转向了“他人的个体”。就算带有明确政治宣传作用的文学作品，也留下了不少“五四”文学传统中“合人性”、“近人情”的成分。丁玲的创作背景变得更为广阔，却没有因此忽略掉“人”在大环境中的生活状态。

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最能说明丁玲聚焦“人情”和“人性”的，是一些主题和政治目的非常明显的、具有宣传作用的小说和话剧，虽然小说中多出现“敌军”和“我军”，英雄人物和反面角色，但丁玲没有完全将某些角色简单地视作阶级符号，不会因为“阵营”和“队伍”的对立而模糊掉人的特殊性格、心理，很少刻意拔高正面人物。正是在宏大主题之下，人物的“小”与“具体”更难能可贵。

比如，1937年创作的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其中充满对“人”的关注、人物复杂心理和情感的描写。革命队伍中不乏典型的、完美而英勇的革命战士原型，丁玲似乎不打算按照军人和战士的标准去塑造“小红军”的形象，她不惜笔墨描写小红军的心理活动、回忆和言行。在小说的开篇，小红军甚至不像战士，只是十多岁因战乱而辗转、成长的小孩。“热情望着东南方”的思乡之情、漂泊之感；躲飞机和队伍走散，自己在陌生的环境中行走多时的孤独恐惧；在与热情淳朴的村民相处后短暂忘记“忧愁”的孩童心性，这些细节的出现让小红军的形象更贴近现实。另外，年轻的小红军同样是强大革命队伍中的薄弱一员，丁玲写年纪小、不成熟的红军，正是说明革命者、战士不是天生的强大和完美的，而是从脆弱、懵懂和无数次战争历练中成长起来的，帮助他成长为战士的，是革命队伍、战争经历以及组织的思想教育。丁玲和“五四”时期写“零余者”的作家们一样，把目光投向那些队伍中“走得慢”和“掉队”的人。

同时，丁玲的作品没有将反面人物脸谱化、符号化。《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中的“连长”就是其中之一。小说篇幅不长，但丁玲用了不少篇幅来写“连长”情感上的波动和转折：从执意搜查到冷眼旁观小红军的反抗，直至最后听到小红军说“留着子弹打日本人”，才彻底表露出自己的情感。连长在受到小红军感召后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这种立场转变的背后，是人的身份困境，以及人面对人性拷问时内心深处的挣扎与痛苦。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创作的话剧《河内一郎》，因为该作品是为配合抗日宣传而写，所以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太多口号式的台词，情节设置过于理想化。在角色塑造上，丁玲还是保留了人物的个性特征，让这个“战俘”的形象立体可信。第一幕，主角河内一郎短暂地与家人相聚后又分离，热爱读书，不得不去当兵参加战争。第二幕，河内一郎在与其他士兵交谈之中反复表达对故乡、亲人的思念，法西斯政府的统治下，敌军中普通士兵的人生同样充满悲凉和无奈。丁玲没有简单、无差别地将“人”划分为“敌”“我”两方，河内一郎在被俘后发出“消灭战争的祸根”，消解了民族之间的仇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人性的复归。丁玲对战争中“具体的人”的关注，让这部政治色彩浓厚的话剧，充满了“反战”的理念和元素。

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覆灭是伴随战争而来的，比战争本身更可怕的“次生灾害”。在丁玲小说中，普通乡民纵使面对残酷的现实，仍然拥有人性中可贵和光辉之处。丁玲在呈现人情之美时，不是只写单一的某个人，而是多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在此关系中人与人的互动，让人情之美自然地呈现出来。这类表现“人情之美”的人物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小家庭中的亲人。小说《新的信念》本质上一个非常残酷的故事，家庭中多人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伤害，数名亲人丧命。好在幸存的家庭成员没有沉湎于悲痛，充满顽强的生命力，将痛苦与仇恨转化为克敌制胜的信心、力量，在严酷战争中相互扶持着生活。“奶奶”生死未卜，两兄弟外出寻找，女儿性格莽撞被母亲叱责、又被父亲和叔父包容，普通家庭的日常拌嘴、矛盾出现在战争年代和灾难之后显得格外温馨；奶奶劫后余生，家人团聚的场景描写令人动人。其二，来自革命同志之间、抗日战士与普通乡民之间。话剧《重逢》里白兰，先与王光仁、齐新、张大山等被捕的抗日战士在日军的“特高科密室”中相见，再与过去的爱人马达明相见，所有人物都视死如归，在短时间内团结在一起，冷静地想出应对敌人的策略，把生还与继续斗争的希望传递给白兰。《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中小红军与“老太婆”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能在危险关头为对方挺身而出，充满了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的色彩，村民与小红军之间的相处过程展现出人性中的善与美。其三，女性与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关切。作为女性作者，丁玲在小说中涉及不少女性心理创伤和女性精神困境的问题，《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两篇小说中的女性在遭遇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之时，帮助她们、疏导她们的都是女性角色。这些女性角色是妇女会的成员，为受到日军凌辱的陈奶奶打开了情感宣泄的缺口；是“宣传科的女同志”阿桂，在听到贞贞经历后发出“我们女人真作孽”、“她吃的苦真是想也想不到”的感叹。这正是女性之间相互体谅、互相理解的体现。

二、 延续救亡与启蒙任务

到达陕北的丁玲加入了一场更严峻的抗争，反抗对象由抽象的“敌人”，转变为日本侵略者赤裸的暴行和残酷的战争。丁玲从国统区出逃，看到东三省已经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看到衰弱、落后的民族与贫穷、受难的民众，丁玲所见的种种危机都比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个性”更加要紧。丁玲寻找组织、汇入集体，本质上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展开一场更大规模的“独立运动”，即追求全民族的独立。反侵略和救亡的要求是自“五四”延续而来，在丁玲的意识中从未动摇和改变。

对于侵略者最有力的控诉，就是告诉世人被侵略者欺辱了什么。抗战之初，“她于1938年秋编辑并于次年3月出版了‘零碎小品’的合集《一年》，其中所收纪实性的特写(如《河西途中》《临汾》《冀村之夜》等)记录了西战团在前线进行抗日宣传的行迹和片影”[3],都是生活实录；小说《新的信念》充满日军对中国平民尤其是妇女儿童的暴行，是以“对日本的侵略和暴虐行为的憎恨为基础”写就的，这篇小说和《我在霞村的时候》来源于丁玲对现实素材的记录与再创作，也为东亚地区“慰安妇”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材料。话剧作品《重逢》和《河内一郎》，所表现的均是抗日救亡主题。这些话剧充当斗争的工具，强调话剧作品的宣传、动员的社会功能，形式与路径正根植于“五四”。

这些作品充满对战争中人民的同情与关注、对侵略者的控诉，致力于救亡运动的同时，丁玲没有放弃她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在丁玲的小说中，“救亡”没有压倒“启蒙”[4]，革命战争没有完全挤压“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至少在延安前期的作品中，两者共存，并行不悖。只不过在丁玲的作品中，“救亡”主题直白明确、紧迫（这与现实处境、战况相连），“启蒙”则相对缓和，这种“缓和”不是放弃任务，而是“态度”变了。鲁迅所说的“独异”，丁玲吸收但并未发扬，“独异者”的“自大、愤世嫉俗、厌世、国民之敌”[5]在丁玲作品中被冲淡，“知识分子”和“众数”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在到达根据地之后，丁玲有了“职务”和“功用”，“卓尔不群之士，穷于草莽，辱于泥涂”的焦虑随即消失，“五四”时期那份“对庸众宣战”[2]的决心被转化为成“与庸众谈谈”。

和“五四”时期致力于描写“老中国儿女”[6]的文学作品一样，《东村事件》开篇就写陈大妈的“面孔”是“没有什么表情的、呆呆的、又有点冷酷”对于家中面临的“危机”，她徘徊在此之外，仅能通过一些不痛不痒的言语介入，范围更大的社会变局，她只能旁观和忍受。与陈大妈如出一辙，陈得禄这一人物其实是充满了“奴性”和麻木的，在“革命者”、“农民协会”代表人物王金眼中，陈得禄有“求救的、惭愧的、恐慌”的眼光，是“比牛马”还可怜、还驯服，不会反抗的人。王金抓住赵老爷衣领两人要厮打起来的时候，陈得禄的潜意识只想逃跑，颇有几分阿Q面对“革命”时浑水摸鱼的懦弱与无赖。在听到李八爷的劝说：“你也要替他想想，他是什么人，什么地位（指赵老爷）……这个案子消下去，把你老子弄出来，免得日后四在牢里了，你得背一个不孝之名”[4]，他第一反应是脸色舒展，遭受地主权势所欺压的佃农反抗的意志并不自觉，尚有“精神奴役创伤”的痕迹，保留着以一点“押头”换取坐稳奴隶位置的思考方式，对封建礼教中的忠孝观念充满认同感。最后救出陈大爹的方式，是把处于更弱势地位的“七七”（陈家的童养媳）当作物品置换出去。东村携带“封建基因”、等级制度依旧森严稳固，陈家虽是佃农家庭，但在陈家众人在加入以“七七”换“陈大爹”的交易之时，还是无意识地参与了这场从上到下、由贵至贱的压迫与盘剥。

《东村事件》所叙述的是革命的场面、过程，但其承载的问题，和鲁迅的《风波》同调。在《风波》中鲁迅写七斤在革命党“造反”时进城，被剪掉了辫子，听到“皇帝又坐龙庭”之后一家人因为没辫子惊慌失措，鲁迅借此讨论“革命”失败的原因，即人们对革命的冷漠、无知。和《风波》中盲目被动的革命环境一样，《东村事件》中对赵老爷的“审判”是场集体狂欢，陈大爹在人群中的眼泪与情绪，含义复杂，不能够简单归纳成佃农“翻身”后的喜悦。他恨赵老爷、但依然存在恐惧、不敢看“那张表情空虚的脸”，这种“恐惧”来自于对“革命”的无知和被动，丁玲写出了“众数”的担忧：虽然参加了革命，但心中仍然有惧怕，不知道为什么革命，毫无反抗之力地被卷入革命。对于土地的分割、对地主的审判是否真的能够达到预想的效果，小说中是存有疑虑的。丁玲所想探究的问题，不是在物质上和形式上结束地主欺压佃农的状态，而是期待像陈得禄一样的农民能从精神上、思想上彻底的得到改造，认同革命、理解革命的任务和意义。

《我在霞村的时候》则再次还原了冷色调的凋敝农村：我和阿桂刚进村时，首先感受村子与预想中的落差，“当我们走进村口时，连一个小孩自己、一只狗也没有碰到……几片枯叶轻轻地被风卷起，飞不多远又坠下来了”[7]，听过贞贞的事情之后，“几株枯枝的树，疏疏朗朗地划在那死寂的铅色的天上”。村庄彻底阴沉和暗淡下去，根据地的农村又变成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作家笔下、记忆中藏污纳垢的故乡。受到日军迫害的女性贞贞在村中受到“流言杀人集团”的二次伤害，陈腐的“节烈观”是压在妇女身上的巨石。贞贞和村民，“我”、阿桂和村民、贞贞，又被切分成了“看”与“被看”的两个群体，延续着“五四”乡土小说的风格与模式。

在很多“五四”文学作品中，“启蒙者”最终不免走向虚无，小说也未能给“被启蒙”者指明方向。“启蒙者”在惨痛的悲剧故事中告诉“被启蒙者”，过去种种是错误的，至于“梦醒后”该走哪条路，没有明说。

丁玲关注“国民劣根性”，但小说没有完全承袭“国民性批判”的传统，对于“老中国儿女”的揭示和批判力度不算大。和“五四”时期“启蒙者”对于自封建社会以来的沉积问题，深恶痛绝的态度不同，丁玲对农民和根据地农村中长期存在的“陋习”相对宽容，农民和“众数”并非都是愚昧和麻木的，固有的思想观念有待改变，但不构成太大的伤害和威胁，这类人是“落后的”，却不是在“吃人”和“等待吃人”，是会得到改造且即将进步的。丁玲会在小说中为那些被启蒙者寻找出路：《东村事件》中反复出现的“农民协会”、“纠察队”、“自卫军”都是丁玲作为“启蒙者”提供的方案。

同样，但贞贞不会在这种氛围中沉沦或者毁灭，她显然区别于《祝福》中的祥林嫂、《明天》中的单四嫂，初次见面时贞贞“声音清晰”、“不显得拘束”、“使人感觉不到她有什么牢骚，或是悲凉的意味”，在小说结尾，贞贞也把自己对未来的规划向“我”托出：去延安治病，留在延安学习，“再重新做一个人 ， 人也不一定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4]。“贞贞”在丁玲的小说中有了自己的方向和思考，丁玲也完成了她的“启蒙”的任务。

三、保持批判精神与女性主义立场

在延安的丁玲充满革命热情，但不代表她对于周围的环境缺乏理性思考。正如丁玲在《我们需要杂文》中写：“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是“懒惰和怯弱”[1]。奔波军旅、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丁玲还是在1940年回归了文学团体，同时进行报刊、杂志的编辑工作。1978年，周扬在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的延安文学运动时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8]“文抗”主张“暴露黑暗”、要求知识分子展现独立精神，和其理论主张同行的，还有《文艺月报》《谷雨》这类报刊、杂志。它们成为了“文抗派”作家思想传播的载体和言说阵地，《谷雨》作为“文抗”的机关刊物则与鲁艺主办的《草叶》处于对垒的状态。由此看来，不论是“文抗派”的思想主张，还是利用刊物发声、传播、交锋的论争形式，都和“五四”文学传统一脉相承。

在更深层地接触到陕甘宁边区的生活之后，丁玲不再像初到延安时那样，把延安视作成“耕者有其田”的乌托邦。小说《在医院中时》就是微缩的“需要杂文”的社会，丁玲写出了延安时期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革命同志之间的冷漠与疏离、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才不配位的领导、无秩序的群众。主人公“陆萍”初到延安踌躇满志，进入医院后陷入迷茫无助，整个思想的变化，所表现的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被残酷现实的围困，整篇小说表露出丁玲难掩的失落与愤懑。丁玲刚到延安时创作中所表现的那种热烈的“阶级情感”，革命者之间的惺惺相惜，在“陆萍”所处的医院不见踪影，革命者的“无处发力”形同“五四”落潮、陷入“无物之阵”的知识分子，而怀疑精神也在陆萍遇挫后显露：“……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她踌躇着，她问她自己，是不是我对革命有了动摇呢”[4]。尽管在小说结尾，丁玲添加了仓促的“劝说”和主人公突如其来的“成熟”，但相比“对春天的期待”，小说大半部分对现实里诸多弊病的针砭或许才最接近丁玲的创作动机。

作为革命者，丁玲有因理想和现实的落差所带来的是失落感，身为女性，她保持着对性别平等的追求。延安时期宣扬的“男女平等”与“五四”时期的“女性主义”是有所区别的，“五四”时期主张女性张扬个性与女性气质，延安时期，由于战争和现实的需要，女性必须模糊自己的性别特征，参与到集体的工作和劳动中去。女性追求平等的过程其实就是“变成”男性的过程：剪掉头发、穿男性的服装、参军、去前线、承担沉重的体力劳动。女性以压抑女性特质为代价，试图去争取“平等”。事实上，丁玲本人就是这样做的。1936年深秋，初到陕北的丁玲要求参军，“剪发头上戴一顶灰军帽，穿一身灰军装，腰里扎一条宽皮带，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草鞋”、“披着一件从战场上缴获来的日本黄呢军大衣”，可在丁玲早期作品中，她写道：“为什么一个人不应当把自己弄得好看点？享受点自己的美，总不该说是不对吧！一个女人想表示自己的高尚，自己的不同侪属，难道就比得拿‘乱头粗服’去做商标吗？”[9]。装束的改变是丁玲的“去个性化”，同时也是“去性别化”。

但女性递出了“乱头粗服”的“投名状”是否有意义？丁玲是保持否定态度的。她在《“三八”节有感》中提到：“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命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1]

五四”时期的性别平等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借由女性发起的，对封建与强权的冲锋，女性群体暂时成为了所有被压迫者和被奴役的代表。女性的处境越困窘、女性的品质越美好、精神旗帜越鲜明，越能与压迫者和统治者形成反差，从而产生更强冲击的力度。“五四”时期的女性主义立场，更接近于一个“弱者的联盟”，所以到了延安时期，当女性不再满足革命者对“受害者”、“被压迫者”形象的期待时，这个“弱者的联盟”中就只剩下了女性自己。当革命任务和目标都在发展时，女性的诉求却固定不动了。文学作品和社会思潮鼓励女性从父权和夫权中出走来，也仅仅是走出来。社会的发展程度并没有给女性提供足够可靠的保障，不论是“五四”时期、延安时期这一问题都没有解决，延安时期女性面临的问题甚至相比“五四”时期更为微妙，且缺少其他群体的助力。丁玲的女性主义立场是自觉、主动的，所以能够相当敏锐地到察觉到这一问题：当战争结束或者革命胜利，女性就一定能获得解放吗？当对“女性解放”的释义困于男权把控的话语体系中，会是女性真正需要的吗？可以说，丁玲在将女性主义曲解成“和男人一样”的环境当中，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对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

在延安“文艺整风”后，丁玲创作出《田保霖》等作品，有了“新写作作风”[10]，当然这是后话，本文不再展开论述。

结 语

丁玲在创作过程中对“五四”文学传统的保留，一方面源自于青年时期的阅读和学习积累，另一方面则在于，延安时期整体的创作理念和思想源头始终与“五四”保持着血脉联系。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论鲁迅》，肯定了“五四”的革命性。《解放日报》从1942年4月1日改版后到1947年3月27日停刊，每年五月四日前后都会都会刊登一系列文章来纪念五四运动、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五四”文学关注“人”，发掘“人性”与“人情”之美，兼具批判现实主义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对“五四”文学的讨论研究、有关“五四”的活动贯穿了整个延安时期。从延安到新世纪，“五四”文学如同源头活水，在时代发展过程中不断输送养分和原料。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