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前后丁玲的创作变化

　张挺玺   

在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里，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己的精神割裂和个体的矛盾挣扎。现实与浪漫、饮食与性情，多是既现实不来又浪漫不起的中庸矛盾体，纵使浪漫也隐含着由衷的涉世之思。“行止辄自由，甚觉身潇洒”[1]的灵动空间毕竟空乏，所以那些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自由的文人反而更能让后人扼腕慕道。从《讲话》前后这一视角，考察其前后创作的变化，不仅能反映个体生命的人生追求更能凸显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命的无奈。

所以走进丁玲，不是惊叹她传奇的人生，而是慕羡其内心那种“任意东西”的文学灵动和对生命的本真解读。作品是作家开出的生命血汗之花，花里绽放着他们人生体味的芬芳！“风格即人格”也确有道理，否则我们就不会在作品的形象中找到作家的影子。丁玲有着火一般的生命勇气和情感触角，无论是梦珂、莎菲，还是贞贞、陆萍，甚至黑妮，我们都能领略其内心深处的情感流脉。在她一系列的女性形象里，对生命的体味、对爱情的拷问、对世界的置疑，无不隐含着作家内心的情感灵动。她之所以能在二十年代女性文学退潮后挽领起又一个高潮，原因也许就在这里。她无须太多的框框和桎梏，更冷对那些魑魅魍魉的权威和恫吓。由此，我们领略到一个情感火红的女性之光！情到真时文亦真，虚伪的背后怎么会有潇洒呢？梦珂的矛盾、莎菲的苦闷、陆萍的反问、甚至黑妮的反叛，都不由自主地走向内心的真诚。“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2]在对陆萍的反问里，我们也能领会一个对自由向往和凸越堡垒的心跳。黑妮对程仁说：“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咱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只有你啊！你要没良心，咱就只好当姑子去。”[3]当面表示了非程仁不嫁的决心。黑妮尽管是一个农村姑娘，她身上却有着莎菲的基因。所以当那些“解读规范”的作家已经风蚀在时代的前行时，丁玲却愈凸现出真正文人的风骨！

1936年丁玲在历尽艰辛之后从上海到达陕北，被选举为中国文艺协会会长，毛泽东亲切地称赞这位女老乡“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作为新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青年群体，虽然有着满腔热情，但与延安的现实确有着相当的隔膜。难怪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发表不久就有人说它是“海派货色”，以至于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禁不住拍案而起：“抗日英雄小二黑和妇救会积极分子小芹竟被污蔑成十里洋场的蝴蝶鸳鸯，是可忍，孰不可忍!”[4]正像五四新文学一直力图“大众化”却一直与民众存在距离，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作家有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但这种理想和解放区的实际需要却是相悖的，沉浸理想献身革命，并不意味着自己就能为人民大众所接受。

延安的“党务广播”里讲道：“在延安集中了一批文化人，脱离工作，脱离实际。加以国内政治环境的沉闷，物质条件困难的增长，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的模糊观点，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祟，于是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还是‘杂文的时代’一类口号也出来啦。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5]这些党务广播所涉及的思想内容大都来自丁玲所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来自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王实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丁玲笔下是“他妈的，瞧不起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吃延安小米”[6]的老干部的自持自大；在罗烽笔下是“在荒凉的山坑里住久了的人，应该知道那样的云雾不单产生于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7]的边区军民的不警醒；在艾青的笔下是“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8]的对写作自由的渴望；在王实味笔下则是对解放区“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9]的不平等指责；在萧军的笔下则是“只要算为一个同志的，无论他怎样不如人，难道比你的敌人还可恶，还不值得一尊敬么”[10]的反驳发问。从这些作家发出的牢骚中不难发现，知识分子视野中问题的确是存在的，但对这些问题宣扬的扩大化，则使领导层认为，这些舆论对解放区文艺思想形成一种潜在的解构作用。1942年3月31日，就在“文艺”副刊停刊的第二天举行的《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就尖锐指出，“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采取的是“冷嘲暗箭的办法”，反映的是“绝对平均的观念”。[11]

丁玲等人的问题意识固然是为了解放区自身的建设，但在抗战和内战的双重压力下，这些思想意识显然和团结御敌的战斗氛围不相容，文人的天真在政治面前会付出沉重的代价。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知识分子在轰轰烈烈的自我改造中走向新生。丁玲在批判王实味大会上“反戈一击”自道：“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已经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达到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我知道，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12]工农兵方向在知识分子改造中得以确立，作家心态的“工农化”是在作家们自我心态的调整和精神世界的改造中完成的。但他们作为解放区创作的主力军，和解放区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相比，在处理相同题材上多少显得不够得心应手。

抗日战争是国家危亡的时刻，文学的基本职能被“格式化”为宣传、教育、动员广大人民团结御敌，据胡乔木回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毛主席很反对鲁艺的文学课一讲就是契诃夫的小说，也许还有莫泊桑的小说。他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13]1942年贺龙也向周扬表示“他不满意鲁艺当时的关门提高，把好学生好干部都留在学校里，不派到前线去，而对于抗战初期派到前方去的学生又不关心他们，和他们联系，研究并帮助解决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间所碰到的艺术上的问题。”[14]甚至有人说“鲁艺是中央领导的单位，条件很好，却不为边区的群众服务。”[15]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入，延安文艺创作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解放日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一种“左”的狭隘的文艺观念，在整风运动中滋长起来。整风之前，副刊《文艺》那种活泼多彩的格局不复存在。“在整风中，政治取得了压倒一切的绝对优势地位。一个文学艺术家的价值，不取决于他在文艺创作方面的努力和成就，而是取决于他的政治思想、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16]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朱德总司令作了简短、有力的发言。其中一段讲：“有的人讲，‘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你要到哪里去找韩荆州？在我们这个时代，工农兵群众里就有韩荆州，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你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因此，我们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要密切联系工农兵群众，用我们的笔杆子，为广大人民服务。”[17]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来到鲁迅艺术学院，也作了指示：“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屁股坐到工农兵这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18]两位领导人的讲话高屋建瓴，是期待，更是鼓舞；是要求，更是希望！

鉴于此，1943年3月，中央文委与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组织党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在凯丰作了《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陈云作了《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报告后，丁玲、刘白羽、萧三等几十人纷纷报名下乡，“文抗”为此撤销了机关都下去锻炼。1943年4月2日，“鲁艺”也举行欢送会为30多位艺术家去部队、去农村送行。为配合文学艺术家去前方和农村，《解放日报》相继发表了何其芳、周立波等人学习整风文件和《讲话》的心得，标志文艺工作者改造自己世界观、审美观，解决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开始。朱鸿召说“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实际上“改造人，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经历过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进入革命队伍里的新知识分子，率先接受洗心革面的人生改造。在阶级论思想指引下，无论你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必须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是此后几代中国读书人唯一可走的人生道路”。[19]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制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20]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文艺宣传的职责就是如何以最快、最容易的方式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记住执政党的方针政策。

执政党的文艺政策为作家们提供了创作的思想武器，并成为他们的创作圭臬。《讲话》设定了文学的性质是为政治服务，因此，学习政策文件成为解放区作家的必修课，也是他们感知政治律动的有效路径。“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21]毛泽东的《讲话》在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此后，中央宣传发文，要求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讲话》并践行，由此掀起了文艺整风运动的新高潮。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集各剧团负责人开会，动员和组织剧团下乡。在延安的秧歌队、剧团等，分别到绥德分区、关中分区、陇东分区、三边分区和延安所属各县演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文艺工作者在与群众结合的过程中磨炼了思想，获取了大量的创作素材。继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之后，随着《讲话》精神的传达和贯彻，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整风运动相继展开。1942年5月，晋察冀边区就结合本地区的创作实际，掀起了整顿“三风”的热潮。晋冀豫边区联大文工团在整风学习中提出要克服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研究怎样更好地发挥文艺的作用问题。6月，晋察冀边区文协又集中讨论了写作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党八股问题，并成立了以沙可夫为首的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整顿“三风”委员会，统一指导文化界的整风学习。1943年4月，中共北岳区党委召开了文艺工作会议，通过整风的精神纠正文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在此之前，联大文工团已经批判演“大戏”以提高艺术这一与现实斗争相脱节的倾向。1944年1月，《晋察冀日报》发表《贯彻文化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社论，逐渐把文艺整风运动引向深入。其他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整风运动，在做法上虽有所不同，但大都能结合本地区的创作实际，注意有重点地解决文艺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1942年8月，晋绥军区政治部召开部队文艺工作会议，根据《讲话》精神明确今后部队文艺工作的方针是“面向连队，面向士兵”和“为了抗战，为了大众”。12月，山东胶东文学研究会召开会议，具体讨论如何在本地区贯彻《讲话》精神。1943年3月，太行文联召开常委扩大会，部署整顿“三风”工作，决定开展群众性的大众文化运动。各个解放区从上至下、相继开展《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活动。整风之前的解放区文艺团体和刊物大多带有同声相应的文人色彩，因其相对的独立性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以延安为例，从红军达到陕北开始，聚集在这里的知识分子依据来源的不同，分成许多不同的小团体。除了陕甘宁边区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与鲁迅艺术学院这三个大的文艺“山头”外，还有抗大总校陕北公学文工团、部队艺术学院、青年艺术剧院，延安平剧院、杂技团等文艺机关团体。它们出版多种文艺杂志。《解放日报》则是全国性的最大的文艺阵地。此外，各种文艺展览，诗歌朗诵会，蔚为大观。如此种种展现了延安初期一定程度的文化自由空间以及延安文人较为快意的存在样态。如何通过文艺创作动员人民群众抗战和推动边区建设，这是延安的领导者和文艺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文化建设，不仅仅是留住文艺工作者的问题，而且是发展文化的难题。“文协”和“鲁艺”不相往来，这是延安不争的事实，《谷雨》和《草叶》成为各自的阵地。萧军甚至向文协主任艾思奇动起匕首，在一次整风小组会上还同丁玲发生争执——“他妈的拉-蛋-倒！”[22]。与其说他们是政见不合，不如说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然。但随即而来的整风运动，宣告了这种自由氛围的风流云散。1940-1941年间成立的不少群众性文化团体解散，相应的社团文艺杂志期刊相继停刊。

在这种背景下，延安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到23日召开，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对解放区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展开讨论。会后，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整理发表在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关于为什么召开座谈会，毛泽东在5月2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明确说：“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23]在座谈会中发现一系列问题，诸如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部分文艺工作者自由主义倾向的问题。这对解放区文化建设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毛泽东希望通过文艺整风在思想上改造文艺工作者，从而使他们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革命服务。这也是座谈会召开的动机以及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原由。随着《讲话》的发表和传播，毛泽东号召文艺界跟党政军各部门一样掀起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为了更好地引导解放区文艺事业的发展，中央不仅把《讲话》放到了思想理论建设的高度，而且强调：“全党应该认识这个文件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24]毛泽东的《讲话》选择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发表，是《讲话》的时代需要，也是在新的时代主题下学习鲁迅思想的要求，说明共产党对文艺政策的自信与镇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后，1942年5月6日，萧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并发表在5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该文经毛泽东审阅指导，较早传达了文艺座谈、文艺整风的实情。文中，萧军提议“建立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文艺批评作风”[25]。《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宣称办刊任务旨在通过团结和培养作家来提高解放区文艺创作水平，“对副刊绝不会采取报屁股，消闲，小玩艺，吃甜点心的办法”[26]。在反思不足时，丁玲指出，一是未尽全力征集反映前方生活的速写；二是对作家与生活、小资产阶级作家、文学语言等文艺问题没有给予思想把关。

1942年4月，《解放日报》改版得到了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与指导。改版后，《解放日报》的党性、群众性大大增强，积极配合并宣传文艺整风，认真贯彻《讲话》精神，更加注重国内新闻与关于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报道。但毛泽东对《解放日报》仍然保持警惕，认为它集合了五湖四海的人，故要特别注意自由主义。1943年，丁玲写出了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中的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田保霖》，欧阳山写了《活在新的社会里》，受到毛泽东赞赏。毛泽东写信给他们说：“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27]这两篇报告文学有什么独特之处，竟获得毛主席写信特别庆祝？这与当时边区开展合作社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44年6月，为总结办理合作社的经验以发展壮大合作社运动，在延安召开合作社联系会议。为配合会议召开，两篇通讯稿件刊发在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两篇人物通讯的主人公田保霖和邹兰英都是合作社的模范英雄。两位人物对边区合作社建设具有很大的榜样力量，对解放区合作社建设这一新事务具有很大的引领作用。

《田保霖》是丁玲结合在靖边县下乡结识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情况、在了解他的事迹基础上写了这篇人物通讯。通讯说田保霖作为合作社主任，不仅办好合作社，为社员分红入股，而且还为群众做了好多好事，现在被选为参议员，依然不忘合作社的发展，来延安向另一位合作社发展模范刘建章学习，交流办社经验，使老百姓都有依靠。把一个替老百姓办好事的合作社主任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合作社运动为什么这么重要，这是边区政府受到国民党经济封锁、军事威胁下的边区人民自救。它与王震开发南泥湾一样具有很大的战略意义。田保霖作为一个办社的优秀模范无疑具有很大的典型意义。

另一个主人公邹兰英，是欧阳山写的人物通讯《活在新的社会里》的一个纺织模范。旧社会，邹兰英是个流浪的乞丐，来到解放区后，在党的关怀下，发挥自己的特长，教解放区妇女学纺织，不仅让这些学纺织的妇女富裕了起来，还为边区合作社建设做出了贡献。新旧社会对比，让邹兰英认识到，活在新的社会里，发展自己的特长，做出自己的贡献，才算不白活。欧阳山在通讯稿中高度赞颂了邹兰英这种思想。

就在两篇通讯刊发的当天晚上或者次日凌晨，毛泽东写了上边提及的这封信，信中不仅庆祝两位作家“新写作作风”而且还邀请他们两位“……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28]信末毛泽东署名并写有日期：七月一日早。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边区合作社运动的高度重视，对向合作社运动作宣传工作的作家书写方式的高度重视。关于这两个作品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的原因，我们不排除在《讲话》刚刚发表不久毛泽东急于看到作家向工农兵学习，写工农兵的急切心情的可能，还有可能是毛泽东想通过此信给丁玲、欧阳山一样的知识分子作家一个转型的信号。不可否认，两篇通讯报告，确实以报告文学“及时、快速、如实”的轻骑兵特色反映了时代的“实时镜像”。

《讲话》发表后，丁玲还创作了《万队长》，歌颂边区大生产劳动模范万队长。《万队长》是丁玲1943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根据一个学员讲的真实故事创作的秧歌剧，由中央党校文工团在南泥湾演出了两场。

毛泽东对丁玲“胜过三千毛瑟精兵”（《临江仙》）的盛赞，以及整风期间批评教条主义知识分子“屎都不如”，其立论基点都是要求文艺家和纯理论工作者学以致用，脚踏实地。“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29]。这实际上为《讲话》做出了最好的注脚，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的文艺创作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是解放区历史发展的应有之义，文艺创作只能在解放区这样一个生态环境中“凝神赋形”。

成于此而由此身险囹圄。如果不是坚持自己的人生追求，如果也随风而动，那么就不会交恶于当权的文人；如果没有《三八节有感》，如果不办“文学研究所”也许就不会再次被囚禁流放。可是如果成为如果，那她还是这个火红生命的真谛追求者吗？那么，丁玲是否就是放任自流呢？不是！否则，就不会有“文协”的生动活拨、就不会是“今日武将军”，就不会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不会有“中央文学研究所”。

所以，面对这位两次入狱、受到毛泽东的赋诗欢迎、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却又遭受过多年的迫害的铿锵女性，我们不得不在生命的“常”与“变”中去体会一个火红生命的艰涩和卓伟！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