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选编

“晚年丁玲”与女权主义问题

　　　唐利群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认为丁玲是一个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者，甚至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抑或中国现代女作家中女性意识最为强烈者，都能够得到相当充分的论证。这也是自新时期之后，从女性/性别的角度研究丁玲蔚为大观的原因所在。这与“晚年丁玲”应对女权主义之问的情形，构成了有趣的对照，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某种值得分析的“症候”。

一

如果把1970年代末复出之后的丁玲称作“晚年丁玲”的话，她在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不仅要清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要面对社会文化令人目不暇接的急剧变化，而她也一直保持了介入到当代议题中的积极姿态。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女权主义”的话题，首先是在类似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浮现出来的。

正如丁玲自己所感叹的：与日本研究者田畑佐和子的通信是自从自己被打倒之后“22年来收到的第一封外国友人的来信，”[1] 双方对见面交流都充满了期待。这次发生于1979年8月的会面，后来被记录在田畑佐和子的《丁玲会见记》中。日本的丁玲研究被称作“存在一个女性主义的转向”[2]，最早采访丁玲的田畑佐和子是把丁玲视为“女性主义先驱者”，尤其希望跟丁玲“谈谈现在世界盛行的新的‘女性解放运动’，要告诉她这运动的思想和活动内容，以及我们怎样‘再发现’或‘再评价’她过去文章中表现的‘女性主义’。”[3]但是令她失望的是丁玲对此好像不感兴趣；当她对丁玲提出：“我想请您谈谈妇女问题”时，丁玲竟回答一句“我没有做过妇女工作，也没有搞过妇女运动”。[4]

这种来自国外读者、研究者对丁玲“女性主义”式的期待没有获得预想中的呼应，也同样发生在后来丁玲受邀访美的过程中。1981年8-12月，丁玲应聂华苓、保罗·安格尔夫妇主持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之邀访美，她不仅是作为中国作家，也是作为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女性作家被置于美国人以及西方媒体的视野中的，然而，在面对不断被询问到的“女权”问题时，丁玲却否认自己是一个“女权运动者”。由于被问到类似问题的次数太多，以至于她专门写了一篇《一九八一年的新问题》来加以辩正。在这篇文章中她说到：“我在美国经常遇到的，就是‘女权’问题。我在国内遇到过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记者，也常常问我这个问题。还有人认为我是女权运动者，我想这是个误会。”[5]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对外交流的新特点就是中国重新向发达国家开放，“走向世界”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与欧美日接轨。复出后的丁玲不断会接触到“女权主义”的追问，正体现了无论是作为思潮、运动，还是作为视角、方法的女权主义，正是欧美纷至沓来的众多价值观中的一种，而且在中国的语境中也正在获得越来越正向的接受。

所以丁玲对“女权主义”相当程度上的无感，很容易被理解为在一个封闭环境中的落伍：“她对70年代的解放女性运动和其思想完全没有认识，因为她的70年代几乎都在北京监狱和山西农村的封闭状态中度过的，那一时鼓舞世界女性们的‘解放女性’热潮，丝毫没有达到她的世界。”[6]做出这个判断的日本论者本身的女性主义立场，也正来自1970年代欧美的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日本女性们受到了世界女性主义新思潮影响，在1970年代左右开始创造极其活跃的女性解放运动，从中也产生了女性主义的崭新的实践、组织、思想和艺术。”[7]

丁玲访美受到的反馈也差不多。历时4个月，做了多场演讲，与美国的多位文化名人见面、交流，但访美前对她的高期待与访美后的低反响之间落差很大。类似不承认自己是“女权运动者”的言论也强化了关于她的“僵化”“保守”的印象。

显而易见，在七八十年代对外交流过程中，基于西方世界的优势地位正逐渐建立起一整套关于先进/落后的标准，而且它也逐渐成为中国国内通行的标准。正如田畑佐和子所断言的那样：“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今后一定也会成为被瞩目的新的领域”[8]，1980年代以后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作为新思潮在中国兴起，首先针对的就是过去“男女都一样”的“去性别化”状况，而注重女性意识的唤醒和形成，也强调作家的女性身份。丁玲在国内杂志纷纷成立“女作家专号”并向她约稿时，虽然也写了稿，却用很长的篇幅详细追述了一个自己在1920年代末拒绝海派杂志“女作家专号”约稿的故事：“我不懂得文学创作中还要分什么性别”，[9]这跟1980年代初期一些沿袭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习惯、不愿意强调自己女性身份的当代作家一样，都被新思潮看成是缺乏自觉的女性意识的表现。

而更典型的批评则是把丁玲的一生及其创作划分为女权/女性意识起伏涨落的几个阶段，从早期的“女权先锋”，到延安时期女权/女性主义色彩在革命阵营中的迸发、褪色和最终泯灭，呈现的是一个退步的过程。至于晚年的“不反思”——自身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牺牲品，竟然对此不控诉、不反思，则招致更严厉的批评，认为晚年丁玲与早年丁玲、延安时期丁玲已经判若两人，完全沦为了“极左”路线的维护者、辩护士。[10]

由此可见，在丁玲从“女权先锋”降格为“性别盲”的阐述背后，有一个七八十年代欧美女性主义的评价框架发挥作用的背景，而且，女性主义往往被赋予了个体反抗的含义，而与集体性的、阶级的话语取着区分，甚至对立的立场，因此它也成为1980年代反思、批判甚至否定中国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诸多角度之一。

二

值得注意的是，晚年丁玲在与女权主义/女性主义问题相纠缠的过程中，其实表现出了对于性别问题并非盲目、盲视的那种意识，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意识。

跟田畑佐和子谈论女性主义时，丁玲对于最时兴的“美国女人的勇敢的解放运动”不感兴趣，却谈起了她觉得“跟妇女解放有关系”的北大荒家属工作，面对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家庭妇女，怎么念一些妇女学习模范、劳动模范的故事给她们听，并组织文娱小组唱歌跳舞编剧本，到后来妇女们自发地办起黑板报和托儿所，还把义务劳动所得交给生产队，自己成了组织内的一员，所以家庭内吵架的也少了。田畑佐和子虽然也承认这是妇女解放的具体活动，却并“不能理解丁玲和北大荒劳动女性的关系以及丁玲热心投入的‘家属工作’的意义。”[11] 日本丁玲研究“四人帮”中的另一位女性主义学者则在另一篇文章中直接评述共产党“解放劳动妇女”的政策，“跟‘新妇女’迫切的现实问题有距离”“带有梦幻色彩”，“实际上会推迟妇女解放思想及运动的发展，而且性别问题往往会被党国逻辑淹没”。[12]

这里出现了两种妇女：丁玲所看重的“劳动妇女”，和日本学者所看重的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的“新妇女”——其实就是知识女性，换言之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或中产阶级的女性。基于不同的立场、路径、解放主体，其实是有截然不同的“女性主义”的。与其说晚年丁玲如她所受到的批评那样是性别意识匮乏、封闭僵化，不如说她是以自己“丰富的人生实践和文学写作实践，让田畑和她的同人们的‘新女性主义’论述遭遇到了挑战和考验”[13]。

在《访美散记》中，丁玲更是有针对性地对比了中美两国在女权主义问题上的不同：“我坦率地对她们说，现在中国没有你们那样的‘女权’运动，我们只有‘妇女联合会’，并不是搞女权运动的”， 并将中国的政治制度视为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男女平等，同样享受各种权利。宪法是这样规定的。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政府机构都遵守法律规定，保护妇女权利，培养妇女干部、专家。”[14]

丁玲对于中国男女平等的解释看似官方，却揭示了中国在妇女权益方面取得的制度性成果和保障，来源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又源于长达几十年的中国革命——包括丁玲在内的亿万中国人参与其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这也正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迥异之处：妇女解放作为革命之一翼，是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无产阶级的解放结合在一起的。在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上升时期，这才是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潮流，而仅限于小资产阶级城市女性的诉求则是狭隘和落后的。如果以丁玲的另一次对外交流和出访为参照，这一点看得尤为清楚：1950年代丁玲出席在匈牙利召开的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个代表了56个国家8000万以上有组织的妇女的盛会，同时也是庆祝反法西斯革命胜利和继续反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盛会。世界民主妇联是作为民主团体中的一分子，向全世界发出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要保卫已得的民主权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妇女要为解放帝国主义的桎梏，为民族独立战斗。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妇女，要为发展国家经济、壮大民主力量而努力”。[15]妇女解放与民族独立、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丁玲热情的记录，复现了革命胜利之时类似狂欢节般的氛围。

而在20世纪后半叶（七八十年代之后）的革命下降时期，这样的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一道，却成为被反思和批判的对象。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这些源自欧美的主流论述，基本形塑了1980年代以后中国在女权/女性主义问题上的看法和态度：“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使得性别革命缺乏‘自治性’，在面对其他阶级、民族等‘紧迫’问题时总是在性别问题上让步；中国共产党很多时候不过是在利用妇女的劳动/劳力来为战争、生产和经济发展服务……农村的传统父权习俗包括经济生产合作形式以及婚嫁方式没有被根除。总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父权革命，没有能够解放中国妇女。” 从围绕着“晚年丁玲”的国内、国外舆论环境中，其实是不难感受到这一点的。

而丁玲对此的应对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除了表现出对妇女解放的自觉意识之外，也表现出逆潮流而动的先进/落后的感知和评判。

在《访美散记》中，面对美国人的非难，她对比了两种性别状况：“在中国的都市、农村都没有妓女，没有脱衣舞，没有橱窗女郎，没有无上装或无下装的酒吧间侍女，没有专演黄色影片的裸体女演员”。而在美国社会里，这些都存在：“可怜，在某些文明社会，这是纳税的，合法的。我甚至在夜晚的街头，还看到有男妓，大概这也算是‘男女平等’之一例吧。”[16]

丁玲观察到的现象其实相当典型，消除娼妓和娼妓制度是革命中国在妇女解放方面的巨大成就，而之所以能做到女性不用出卖自己的肉体和色相，与改变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从而改变资本社会包括身体在内的一切都可以商品化的逻辑直接相关；但是在资本社会里，“性”，包括女人的和男人的，都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等价交换、合法经营。无论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出多少流派，但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私有经济的要求和行动，就无法消除这种使人“精神和肉体受到摧残和侮辱”的性压迫。

而在对中国/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整体评价上，丁玲也没有遵循1980年代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是耐人寻味地坚持了一种在革命时代形成的“先进的东方/落后的西方”的评判标准。这表现在她的《访美散记》一开始就定的调子：她把乘飞机赴美的旅程命名为“向昨天的飞行”，看起来是在谈论从中国到美国、从北京到旧金山，一路向西飞行有一天的时差，“从航程上看，我们飞行了一万多公里，但从时间上看，我们像是向昨天的飞行”[17]，然而因为全篇都在对比中国和美国差异，这关于时差的标题和内容便成了隐喻性的表达：发达、繁荣表象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过是需要被克服和超越的阶段性的社会形态，那是昨天的形态，是旧世界而非新社会。

三

时至今日，回顾晚年丁玲应对女权主义之问的意义在哪里呢？仅仅是为了回答她是，或者不是一个女权/女性主义者吗？我们当然可以说她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又不仅仅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或者是超越了一般的女性主义、从而是更高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但这样的身份指认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从这样的问题出发去认识它连带出的复杂的性别政治和文化政治，并给现实以及未来以启示。

至少，晚年丁玲与她的对话者之间的话语错位，不应该被理解成时代的落伍者跟不上潮流所致，它能让我们看出历史转折时期“知识”的迁移，两种不一样的关于女性解放的思潮此涨彼消，而知识的背后是“权力”，女权/女性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实践是结合还是分离，政治、经济的革命是解放了妇女还是压抑了妇女，性别差异、女性特质是需要弱化还是强化……后者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强劲登场，是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世界性的挫败而不得不受到全方位质询的体现。

而当下需要面对的，是已经在社会现实中显露无疑的去革命化的后果。从性别的角度看，与宏大的社会革命相切割，回归个人性的女性主义，并没有减少或消除现实中的性别歧视和压迫，相反，在不断扩张的商业化、资本化进程当中，女性被异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当年丁玲在与自己的对话者交流过程中，调动了自己大半个世纪的经验所警惕、担忧的那些情形——女性被物化为商品，甚至被窄化为“性存在”，在社会中再次出现。

在“妇女问题”逐渐被等同于“女性特质”甚至“性存在”的过程中，“不但缩小了思考妇女和性别问题的文化想象的政治视野和社会空间，而且掩盖或者抹去对包括‘阶级’在内重要社会关系的认识”。[18]话语层面的去阶级化，对应的却是现实层面急剧的阶级分化，而在此过程中劳动妇女重新成为最弱势的群体，凸显了“女性”并非一个无区分的笼统概念，阶级、国家、民族、种族……都可以使之裂解成迥异的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女性和劳动妇女之间的阶级差异可能远远超过她们的同性特质。在致力于消除阶级鸿沟、性别隔阂、城乡差异的社会主义革命受挫之后，不平等的问题日趋严重，这时候再来回顾丁玲当年说自己下到北大荒跟群众结合，做家属工作，可能就不同于七八十年代听的时候 “不能不觉得太古老、过时，甚至或许让人感觉‘左’得讨厌”[19]这样的情形，也可能不同于欧美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将劳动妇女的解放视为虚幻的目标加以批判的情形。因为这都是现实中最直接的问题。

因此，晚年丁玲可以成为重思20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解放的某种中介，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如后来的学者所说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进程中，‘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缺失的命题”，“这一历史时空中的妇女解放问题基于独特的前提语境与现实处境，生成了自己独特的具体内涵与目标诉求，并不完全适配欧美性别理论范式”。[20]并且，晚年丁玲也可以成为重返中国革命的某种中介，经由她去理解阶级解放与性别解放的相互关系，去理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群众结合、思想改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集体的革命目标高于个人的利害得失的另类选择……[21]

当然，重思和重返并非意味着“把颠倒的一切再颠倒过来”，经历了40多年的颠倒之后，应该在更高的意义上去看待中国革命以及革命之一翼的妇女解放。无论是革命还是妇女解放，都具有未完成性，这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在否定革命、意图终结革命时得出的“未完成性”，而是指在不完美的历史过程中尚未得到革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在未来被改变与超越的可能性。仍然以丁玲为例，晚年她与对话者同样在下到基层劳动的问题上有很不相同的理解；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劳动”被当做通向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解放”的全新的桥梁，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它又是以“惩罚”的面目出现的，虽然丁玲在个人层面上是以无怨无悔的态度理解并接纳了这样的经历和经验，但类似问题依然对未来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变革提出挑战。

总而言之，丁玲的存在，为我们在思考如何接续既有经验而又实现超越方面，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言文学学院中文系。）

注释：

[1] 丁玲：《致田畑佐和子》《丁玲全集》第12卷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P112。

[2] 王中忱《“新女性主义”的关怀——重读丁玲》《读书》2017年第8期。

[3] 田畑佐和子：《丁玲会见记》《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人间出版社2017年 P351。

[4] 同上。

[5] 丁玲：《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P94。

[6] 田畑佐和子：《女性主义文学与丁玲》《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人间出版社2017年 P368。

[7] 田畑佐和子：《女性主义文学与丁玲》《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人间出版社2017年P369。

[8] 田畑佐和子：《女性主义文学与丁玲》《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人间出版社2017 P369。

[9] 丁玲：《写给女青年作者》《丁玲全集》第8卷 P125。

[10] 袁良骏：《丁玲和女权主义漫谈》《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 》文章甚至认为晚年丁玲的“不觉悟”是中国文坛的不幸、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

[11] 王中忱《“新女性主义”的关怀——重读丁玲》《读书》2017年第8期。

[12] 江上幸子《现代中国的‘新妇女’话语与‘摩登女郎’丁玲》《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人间出版社2017年 P162。

[13] 王中忱《“新女性主义”的关怀——重读丁玲》《读书》2017年第8期。

[14] 丁玲：《一九八一年的新问题》《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P95。

[15] 丁玲：《通过包围和平宣言——在世界妇女民主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丁玲全集》第5卷 P323。

[16] 丁玲：《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P95。

[17] 丁玲：《向昨天的飞行》《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P5。

[18] 钟雪萍《谁是女性主义者？》Gender & History, 2006年第3期。

[19] 田畑佐和子：《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人间出版社2017 P347。

[20] 卢燕娟：《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中的“妇女解放”问题》《广州大学学报》2022 年第 5 期。

[21]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 下》，“一个大的运动，一个大革命的进程中，总会有某些人吃了一些苦头，某些人占了一点便宜”、“把这些作为革命，特别是革命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去看，就没有什么愤愤不平，就没有什么可以埋怨的了”P660  这种对革命和个人的理解，与评论家称她的不诉苦不控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完全是两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