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另一种写作方式

佘丹清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构思到最终出版，耗时一年零十一个月。在这较长的过程中，创作的种种细节唯有丁玲本人最为清楚。自出版以来，历经七十多年的评述与研究，由于作家个人经历的复杂性以及时代变迁的诸多因素，想要还原作品创作过程的完整真相已面临重重困难。然而，从丁玲频繁参与的社会活动以及后来解密的资料[1]来看，她的创作姿态在小说创作中再次发生了转变，作为左翼作家的“向左转”[2]趋势愈发明显。尽管如此，丁玲在写作艺术上的精湛技艺仍然得以延续，既保留了女性作家一贯的细腻笔触，又融合了“五四”思潮影响下作家那种大气磅礴的创作手法，共同铸就了这部作品独特的文学价值。此外，丁玲频繁参与社会活动并涉足多个管理层，这使得她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组织行为和秩序构建的理念。

一、文学性：现实主义的细腻与艺术张力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之前，丁玲的文学创作已然跨越了三个关键阶段。首先，在1927至1929年期间，她以《梦珂》《莎菲女士日记》等作品为代表，呼应了“五四”思潮之后女性“娜拉出走”[3]的社会现象。其次，1929至1931年，她创作了《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水》等作品，开启了以爱情叙事推动女性“到大马路去”[4]的文学模式。再次，1940至1942年延安时期，她创作了《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田保霖》《民间艺人李卜》等作品，持续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此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现，标志着其文学创作在内容创新、特征变化以及语言风格从犀利转向平稳柔和等方面的突破。正因如此，其文学性也成为众多研究者持续关注的重要话题。

（一）打破传统人物模式

自1941年起，丁玲结束了近十年的创作沉寂，其内心深处的女性自我意识重新觉醒，并一直延续至其新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这种意识贯穿始终。在《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田保霖》等作品中，丁玲关注农民阶级中的女性，对她们的命运表示关切，甚至为她们呐喊助威。作品中的贞贞和陆萍都是底层人物，在男性眼中不过是“物质基础”——一种性强权的工具。在拼命挣扎之后，最终，她们选择离开受压制的固有生活场，去追寻新的生活。到了《夜》中，何华明因妻子不能生育，将目光投向地主的女儿清子和女干部侯桂英，但又担心这会影响自己的干部身份，最终不得不放弃欲念，也就彰显了对立关系的潜在变化。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问世，打破了丁玲过去作品中男女对立的人物模式，构建了新颖的人物形象，对文学传统以及约定俗成的男女表现模式进行了革新。也就是说，丁玲已经十分注重文学性创新与独特性：批判传统小说结构、塑造人物形象以及使用固有的语言符号模式，打破因循守旧的创作方式。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广泛关注，冯雪峰等批评家对其作品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评价，总体而言，其新颖性得到了充分认可。在这部小说中，丁玲特别关注社会性别与性征，性别隐喻从个体层面走向大众视野。这一点不容置疑。她关注因性别差异而产生的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致力于革除陈规陋习对女性自我的束缚。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丁玲的作品正是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妇女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小说中，她塑造了黑妮、顾涌的儿媳妇、董桂花、李子俊老婆、李兰英等女性形象，同时也塑造了张裕民、程仁、杨亮、任国忠、张正国、张正典、文采同志、侯忠全、李之祥、区工会主任老董、胡立功、宣传部长章品、赵大爷、刘满、李子俊、老韩、胡泰、钱文贵、江世荣等男性形象。这些女性和男性形象已经超出了丁玲过去小说的对立范畴，人物形象更加新颖和有个性。

在丁玲书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周立波已经完成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赵树理在沁水县等地完成了《李家庄的变迁》《邪不压正》等作品，进一步奠定了“赵树理方向”的地位；康濯在河北完成了著名的《我的两个房东》《初春》《灾难的明天》等作品，他们在小说中拓展和创新了女性形象。这些作家的创作，深刻影响和激发了丁玲的创作意志。与上述作家以及与自身早期作品相比，丁玲对社会性别和性征的把握已经实现了超越。社会性别强调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这已不再是她前期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特点。女性的性苦闷不再被强烈表现，性的功能与生育功能也不再是纠结的焦点。同时，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霸权地位也在逐渐隐退。男性关于性的冲动以及传宗接代的观念不再被直白地表达。男女两性虽然仍有冲突和纠葛，但在家族、家庭、邻里等微妙关系中得以调和。在小说中，不再是乡下人的悲歌，而是展现了农民们开始摆脱“对土地的盲目苦恋以及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5]。

（二）心理描写的环境化叙事策略

丁玲的文学性体现在她对人物心理与环境氛围的深刻刻画上，将人物心理与环境描写建构为互为镜像的叙事共同体。小说以暖水屯的土改为背景，通过“果树园”“会场”等场景的描写，将自然景观与阶级斗争的紧张感交织，形成诗意的对比。例如，书中描写翻身农民采摘果实时，“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的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一累累的沉重的果子”[6]，这一场景既是丰收的象征，也暗喻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终于实现。这种环境渲染与人物情感的高度统一，体现出环境要素向心理维度转化的叙事自觉。

丁玲的心理描写艺术突破传统线性模式，形成三维立体化的叙事结构。其早期作品如《莎菲女士的日记》已显露对心理时空的精准把控，因为心理运用俘获了无数读者。而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这种心理叙事策略得到历史深度的加持，变得视域更加开阔。作家将人物心理置于三个维度进行解构：在时间维度上展现革命进程中的心理嬗变，在空间维度上构建阶级关系的心理图谱，在凝视维度中揭示权力结构的心理博弈。这种叙事策略的革新，使心理描写突破个体经验的局限，成为观察社会变革的微观棱镜。

作家的叙事革新源于其独特的主体经验。湖湘文化中"霸得蛮"的精神基因与革命知识分子的敏感觉察，在丁玲身上形成特殊的创作张力。从上海亭子间到延安窑洞在到乡村的空间位移，从《韦护》的知识分子苦闷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集体意识书写，其创作轨迹印证着心理描写从个体性向群体性、历史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钱文贵的人物塑造中达到艺术高峰：作为具有多重社会关系的“网格状地主”，其家庭构成本身就是微型的社会生态系统——兄长是贫农、侄女与农会干部联姻、子女分别加入革命阵营。在钱文贵精心构建的家庭环境中，小说展现了任国忠、黑妮等人对钱文贵的忌惮心理，以及他们依赖、想摆脱却又担忧的复杂心态。黑妮钟爱程仁，但钱文贵却让她作为勾引程仁的工具。在整个过程中，小说对黑妮渴望、兴奋、自卑、担忧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以证明孤独的黑妮的纯真与艰难。因此，评论者指出：“丁玲尤其擅长通过精细且富有历史深度与真实感的心理刻画，展现人物思想、性格及心理的复杂性。例如小说中对地主钱文贵的塑造就极具心理深度。”[7]丁玲通过这种精心设计的伦理网络，使环境描写成为心理刻画的物质载体，钱文贵在土改风暴中的投机心理、黑妮在情感与阶级间的身份焦虑，都在环境与心理的交互中获得戏剧张力。

这种心理描写环境化的叙事策略，具体表现为三种艺术特征：首先，物理环境人格化，如果园场景既是生产空间更是心理表征；其次，社会环境心理化，将阶级关系转化为情感张力；最后，历史环境具象化，使时代变革获得可感知的叙事形态。在描写黑妮的心理困境时，作家巧妙运用环境要素的多重隐喻：果园既象征其纯真本性，密集的果树又构成阶级藩篱的视觉符号，而果实的沉重感则外化其情感负累。这种将环境要素转化为心理符号的叙事智慧，使丁玲的现实主义创作获得现代性的美学品格。

（三）人物塑造从个体到群像

在人物塑造上，丁玲摒弃了追求“高大全”的英雄模板。如村支书张裕民虽为革命骨干，但曾沾染酗酒、赌博的陋习；农会主任程仁因与地主侄女黑妮的恋情而陷入思想挣扎。这种复杂性突破了传统阶级叙事的扁平化，赋予人物以真实的生命力。尤其对地主钱文贵的描写，其通过联姻、参军等手段编织权力网络，既体现了阶级矛盾的复杂性，也暴露了传统宗法关系的顽固。丁玲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将农民从“畏惧权势”到“觉醒抗争”的心理转变过程层层展开，如老农侯忠全从迷信宿命到含泪颤抖着接受地契的细节，揭示了那个时代农民“翻心”[8]比“翻身”更艰难的主题。

在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过程中，丁玲对地主、富农、中农等，以及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妇女等不同群体的思想改造和人格塑造有着明确的基本判断与设想。然而，面对波澜壮阔的现实情境，她不得不对人物塑造进行相应的调整。在以往的小说创作中，丁玲多以女性为主角，将男性置于对立面进行刻画，但这部小说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小说中的人物被划分为多个群体，群体间相互交融而不是对立。

首先，张裕民、程仁、张国正、赵得禄、董桂花等人物构成了第一个群体，他们与群众紧密相连，敢于斗争，积极深入群众。他们对富裕中农顾涌的引导以及对李子俊老婆的批评，都极具典型性。第二个群体是以钱文贵、李子俊、江世荣等地主为代表的地主群体。丁玲并未简单地复制这些人物，而是通过各具特色的刻画，展现了他们作为地主的本质。第三个群体是知识分子群体，如任国忠、文采等，他们分别呈现出狗腿子性格以及不接地气、不务正业的特点。第四个群体是缺乏经验的干部群体，如杨亮、胡立功等，他们凭借热情办事，但常常因经验不足而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第五个群体则是暖水屯的普通农民群体，他们眼光较为短浅，渴望获得土地。从整部小说来看，丁玲对干部群体和地主群体的刻画最为成功，尽管董桂花等人物形象稍显单薄，但也真实地展现了那个时代人物的原貌。这些群体因阶级划分而界限分明，且都围绕着对土地的追求展开活动。

总体而言，小说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刻、真实且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了不同阶层的精神状态，展现了农村在破旧立新变革过程中所面临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部小说不仅是丁玲文学创作的一座高峰，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成就，标志着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长篇小说创作所达到的新高度，与“赵树理方向”的创作成果相互呼应。冯雪峰曾指出：“这是一部在艺术上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是一部以相当高的真实性、辉煌地反映土地改革的史诗性作品；同时，它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初较为显著的一个胜利。”[9]前苏联文学评论家也高度赞扬道：“《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中国最早反映劳动群众鲜明而生动创造力的作品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之一，它标志着丁玲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0]

（四）小说语言融合方言与政治话语构成“可听性”

丁玲堪称语言大师，常能合理使用方言和正确使用政治话语。《太阳照在桑干河》中，频繁使用“闹”字（“闹土改”“闹翻身”“闹革命”等），既保留了河北方言的地域特色，又构建了农民与革命话语的联结，使文本成为地方语言和政治语言的“语言共同体”实践场域。这种语言实验看是平常，却意义深远。既是对毛泽东《讲话》中“大众化”要求的回应，也是丁玲文学创新的尝试。

语言不仅在说，在写，而且要可听。丁玲在小说中大量使用对话，且在对话中夹带方言和政治话语，在不同身份中，彰显政策传递和思想工作的自然性和可行性。这些相对于以前的创作，突破明显。

二、 组织性：结构的多线交织与叙事节奏

抵达延安后，丁玲内心的忐忑不安很快得以平复。作为首位到达延安的知名作家，还是一位勇敢的女作家，她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高度赞誉与热情接纳。左联党团书记的身份和文学声誉使其迅速融入集体，不仅在延安收获了与陈明后半生的爱情，更摆脱了国统区躲躲藏藏并深受压抑的状态。然而，当丁玲创作出《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等文学作品因偏离战时文艺主旋律受到严厉批判时，丁玲如同醍醐灌顶般意识到：自己在延安的突出地位意味着创作需要承担更大的组织责任——自己的作品不仅仅是个人表达，更可能引发群体性效仿。

（一）社会关系全景呈现的多线叙事结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暖水屯为缩影，设置了地主、农民、工作组三条主线，并通过顾涌回村、黑妮身份之谜等情节，揭示土改中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钱文贵作为核心反派，其势力网络横跨军、政、宗族，农民阵营内部亦存在张正典的叛变与程仁的犹豫。这种多线交织的结构既还原了土改的复杂性，也通过阵营内部的裂隙强化了叙事的戏剧张力。

可见，创作的变化来源于服从，也体现创作动机的组织性。丁玲曾明确表示：“我从未觉得这是一种痛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而写的，我不想辜负他对我的期望与鼓励。那时我总想着有一天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只要他老人家在世，我就不愿将这种思想、感情以及这些藏在心底的话说出来。”[11]这段话不仅表达了丁玲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也体现了她的服从态度，为小说创作增添了社会动力，即组织的推动力。1948年4月中旬，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从陕北迁至阜平县城南庄。有一天，丁玲与毛泽东偶遇，她感到非常高兴。在交流中，毛主席对她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停止还是倒退，历史会给出答案。”[12]从上述文字来看，丁玲的写作是以毛泽东的讲话为指引进行创作的，是为了满足时代和革命的需要。丁玲所说的“苦”，既反映了她为了创作目标、顺应时代所付出的艰辛，也表达了她对人民疾苦的深刻体察。毛泽东的这番话也体现了领袖对一位作家的要求，即对文艺工作者的期望。与此同时，赵树理的创作成为践行《讲话》精神的重要实践典范，推动了丁玲对讲话精神的践行。整体来看，这种“服从”非被动接受，而是赵树理式的组织推动力转化为自觉的创作认知。

（二）章回体与心理描写结合彰显的程序化叙事结构

在叙事节奏上，丁玲借鉴传统章回小说的技法，小说共58章每章聚焦一个中心事件或人物，例如“果树园闹腾”与“斗争钱文贵”的高潮章节交替出现，形成张弛有度的章回体节奏。开篇设置小说中的人物表，让小说中的人物如同画卷徐徐展开。同时，心理描写成为关键纽带：李子俊老婆失去土地和富足生活的“复仇心理”与侯忠全担心失去原有财富和地位的“变天思想”，既推动情节又深化了主题表达使史诗格局个体真实感并存。

随着抗战的胜利以及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了《指示》，将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调整为没收地主土地并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各解放区按照中央的指示，迅速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丁玲主动请缨，先奔赴怀来，随后又前往涿鹿县温泉屯参与土改工作。土地政策的转变指引丁玲走向乡村，在乡村接触不同地域的人和事，也为丁玲像章体小说讲故事提供条件。

小说严格遵循章回小说的故事逻辑，凡事有来处和出处。尽管她出身于封建大家庭，且对于农村的实际情况了解甚少，执行土地改革运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作为一名作家，她肩负着书写和再现农村生活与人物形象的责任。那么，她将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以下的叙述将展示她对政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作品书写的严谨态度：

小说在一路行走，一路土改中进行。当时，因温泉屯已陷入敌手，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进行反攻倒算。而她在稿签上描写耳闻目睹的那些人和事，就面临着考验。于是，她放下写作，积极参加了历时半个月的唐县土地改革复查工作，决心用一次复查实践来检验自己长篇小说的构思，以及人物、情节的安排是否妥当。在抬头湾村写了3个多月后，她又参加了年底华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华北联大）[13]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到宋村搞了4个多月土改的丁玲和工作队的华北联大的人员，返回当时华北联大所在地——正定县后，便借住于此继续写作。经过反复修改，至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定稿。在小说创作中，她原计划写斗争、分地、参军三个部分，但现在写成的只是其中第一部分。因其结构有头有尾，人物鲜活生动，主题清晰明确，反映出了农村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故可视为一部独立完整的长篇小说。[14]

（三）土改实践与文本生存互动衍生的组织性创作

丁玲的创作过程本身也体现了组织性。她三次深入农村参与土改，与农民“同吃同住”，甚至能精准掌握每家每户的土地情况，这种“行走的文学”方式让素材积累与文本构建同步完成。正如她所言，小说中的人物“是在我脑子中生了根的人”[15]，陕北经验与河北实践的结合，使虚构人物具有扎实的现实根基。

自1946年起，丁玲的各类活动可视为其职业生涯的集中体现。她在文学创作与编辑工作中身兼多职，承担了繁重的任务。鉴于人的精力有限，小说创作进度较慢也在情理之中。这些活动大多具有组织性，许多与小说创作相关的事务自然地被丁玲融入到作品中。

小说实现了动员式的文学转化。丁玲首先接触到的是农村的政治动员。她观察到，自解放区建立以来，中国农村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且成熟的政治动员模式。20世纪40年代的土地改革，正是这种模式的重要体现，也是引发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关键前提之一。农村政治动员不仅是策略，更是一种改革形式。关于政治动员的定义，有多种解释，而目前较为常用的一种是：“政治动员是指政治管理主体通过宣传、教育、解释、说明、激励等一系列活动，对客体进行引导。其核心目的是激发客体对主体决策的积极响应。”[16]从这一定义来看，土地改革本质上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政治动员，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斗志。暖水屯的土地改革同样激烈，丁玲以此为基础，推动了小说中人物、情节、事件和主题的发展，构建了一幅生动的农村政治动员图景。这一动员不仅让干部队伍更加积极主动，唤醒了依赖土地的普通农民，也惊醒了地主们的非法发财梦。

小说的发表过程体现出明显组织审查与集体创作特征。众多领导人对小说予以高度关注，众多人士在发表前进行评鉴，出版时还需经过多层级的签批，这些环节充分说明了组织在推动集体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小说完成后，周扬虽未明确表态，但实际上是在维护“赵树理方向”。彭真在土改会议上提出疑问，指出部分作家是否存在地主富农思想[17]。蔡树藩[18]也对小说持质疑态度，这反映出在戎马倥偬中，领导和军人对文艺作品的特定需求以及鲜明的阶级意识。此外，艾思奇、陈伯达、江青等也阅读了小说，胡乔木、萧三认为小说很好，高岗也给予了肯定，这些评价主要来自知识分子群体，聚焦于小说的艺术水准。在经过多方面的肯定后，小说于1948年9月由哈尔滨《文学战线》杂志第一卷第三期选载。同年7月，丁玲在出国前参加了《文学战线》杂志社为小说举办的座谈会，小说再次成为组织讨论的焦点，编辑与作者共同参与创作，为小说的出版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创作伊始到最终完成，小说受到了社会、政治、个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甚至丁玲不得不对小说进行局部修改。这些参与的因素构成了“组织”。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文学的期待，也体现了组织对文学创作的具体要求。

三、秩序性：阶级重构与历史书写的辩证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凭借其卓越的文学价值，荣获斯大林文学奖，成为备受瞩目的重要作品。自出版以来，该小说引发了丰富的学术研究，冯雪峰、许杰等纷纷对其展开深入评价。细读这部小说和重要评论，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在构建秩序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本部分将深入探究小说内部的逻辑关系，分析其如何实现人际关系秩序的重构、生产关系秩序的转换、因素环境秩序的移位，以及作家与作品心理对接过程中所面临的秩序挫裂与阻挠，从而进一步揭示作品生成的重要意义。

（一）集体赋予的乡村管理秩序

在历史书写层面，丁玲的创作始终处于意识形态与艺术真实的张力中。一方面，小说被视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时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19]，因其契合《讲话》精神而获斯大林文学奖；另一方面，文本中隐含的“潜文本”，即对农民软弱性的真实刻画，又挑战了单一的革命叙事，导致其经典性引发争议。这种矛盾性恰恰体现了丁玲的创作立场：她既以“农民的变天思想”为核心，展现农民自主性对历史进程的推动，又以四次算账的失败与成功证明“翻言”的艰难，也暗示革命并非一蹴而就。

在成为解放区之前，河北温泉屯及其周边地区一直延续着千百年来的旧秩序。抗战胜利为解放区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绝佳契机。尽管抗战胜利后农村仍存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关系，但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分化，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及土地改革带来的乡村管理变革。

暖水屯并非富裕村庄，却有恶霸地主，也有贫苦农民。日寇的入侵使地主钱文贵更加富有，却让贫苦农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国民党军队的入侵导致解放区经济遭受重创，农民的自信心也受到严重打击。在丁玲的笔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清晰地展现了内地乡村政治组织的新秩序。

在暖水屯，土改工作组、农村党支部、农救会[20]、民兵和学校共同构成了新的政治与组织关系。这种关系在丁玲以往的小说中未曾出现，在解放区也是首次推出。土改工作组无疑是来村庄指导土改并教化村民的。他们是党派来的，肩负着政治责任和指导责任，一到村庄就对地主阶级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农村党支部则是改革的中坚力量，上联工作组，内联干部，下联群众，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和发展积极分子。农救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在妇女解放、救灾扶贫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兵几乎是村庄的武装力量，负责监管钱文贵、李子俊等地主的行为。学校不仅启蒙孩子，也对不识字的农民进行教育。丁玲将这些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组织写进小说，宣告了乡村治理体系的新变化，乡村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新力量。

（二）构建乡村人际关系的新秩序

小说中所描绘的乡村人际关系极为复杂，呈现出盘根错节的态势。在丁玲以往的小说中，地主与农民的对立关系以及男女之间的对立关系均有体现，而本小说的对立关系有着重大变化。关于这一点在第一部分中有所交代，此处着重探讨对立关系转换的乡村人际关系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

第一，以张裕民、程仁、赵得禄、张国正、董桂花等人为代表构建的村支两委新秩序。该秩序建立在乡村治理的基础之上，成为乡村最基层的管理系统。这一系统自解放区组织成立以来不断完善，更具组织性。它彻底取代了旧有的保甲长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组织。他们不仅组织村民开展土地改革，还负责管理村民、与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并且传达上级指示、执行党的政策。

第二，由钱文贵、江世荣、李子俊等地主集团以及顾涌、任国忠等构成的对抗土改的利益新秩序。尽管他们因土地问题而相互纠结，但彼此之间的纽带关系十分紧密。知识分子任国忠甘愿成为钱文贵和李子俊的附庸，江世荣则通过与白娘娘的关系与钱文贵保持密切联系。顾涌因儿女亲家的关系卷入了“土地保卫集团”。原本他们虽有诸多姻亲关系，但暴风骤雨式的土地革命使他们因“保卫土地”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利益关系秩序。

第三，由姻亲关系构成的人际新秩序。顾涌与胡泰是亲家，与钱文贵也是亲家，这几个不同层级的家庭通过姻亲关系形成了新的秩序。这种新秩序具有其独特性。如果不是土地改革，像钱文贵这样的富裕中农与他们本不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通过构建这种新秩序，旨在凸显土地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三）搭建乡村阶级阶层的新秩序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秩序性，既指向土改运动对农村社会关系的颠覆，也关乎文学如何参与历史叙事的建构。小说通过暖水屯的阶级重组，揭示了新旧秩序交替的阵痛。钱文贵的倒台不仅是地主的失败，更是宗法、血缘纽带的断裂——侯忠全对地主侯殿魁从称“二叔”到直呼其名的转变，标志着农民从伦理依附转向阶级觉醒。而最终农民获得地契的场景，则象征着经济与政治双重秩序的重建。其中，阶级是小说所处时代社会秩序构建的关键。

马克思最早将农村社会阶层进行划分，但非细分。细分由列宁和毛泽东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成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把农村阶层细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在中国，都采用了毛泽东的划分方法，丁玲也是。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以钱文贵为首的地主阶层、以胡泰为首的富农家庭、以顾涌为首的富裕中农家庭、以董桂兰为首的贫农家庭以及以程仁为首的雇农家庭共同构成了暖水屯的主要阶层。阶层划分的目的是明确革命的对象，以实现革命目标，避免盲目行动。

小说中虽以阶级划分为基础，但并未涵盖社会的全部九个阶层。若将胡泰视作商人，则涉及六个阶层。通过阶层划分，小说突出了权力、地位、财富等方面的相对差异。借助财富和地位等要素，小说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置于对立面，从而为打倒地主阶级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在与解放区阶级划分同步以及农村阶层增长的背景下，小说严格遵循时代发展的有序性、社会生活的合理性以及农民思想与追求的积极性，实现了秩序的有序性。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丁玲成功地将秩序梳理得井井有条且富有意义。也就是丁玲在小说运行中关照当时各种运动、事件等的发展逻辑，把人物活动和环境构造与社会需要同行。同时，丁玲在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时，更关注小说人物活动、情节推进、性格发展的有序性，决不反叛文学的内在规律。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另一种写作方式”，在于其将文学性、组织性、秩序性熔铸为一种动态平衡。虽然小说并非所有情节线贯穿始终，部分角色如周月英、黑妮、董桂花等形象塑造不够丰满，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受到急就章、行进中的创作以及诸多外部干扰的影响，这些缺陷并非显著。丁玲以现实主义笔法捕捉历史细节，以多线结构编织社会全景，更以对农民主体性的挖掘，超越了简单的政治宣传。这部作品不仅是中国农村变革的文学见证，更在革命与人性、秩序与混乱的辩证中，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如何书写历史”的恒久启示。

（作者单位：湖南文理学院文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部分解密资料说明：①蒋祖林《丁玲传》披露了珍贵史料。蒋祖林《丁玲传》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248帧首次公开的图片档案，其中包括丁玲与胡也频、冯雪峰等人的珍贵照片；记录了丁玲与周扬、沈从文的恩怨，澄清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以及获奖的曲折经过；披露了丁玲与瞿秋白的感情纠葛。②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中的未公开信件。引用了大量未公开的书信、日记和文件，包括1946年冯雪峰写给丁玲的重要信件；书中首次曝光了丁玲与陈明的私人通信，展现了两人44年婚姻的细节，如丁玲临终前对陈明说的“你再亲亲我”。③丁玲被捕与南京幽禁的真相。中组部1984年《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解密了丁玲1933年被捕后如何通过张天翼、曹靖华等人联系党组织，最终在1936年经史沫特莱、冯雪峰安排逃离南京。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回忆了她在西安七贤庄秘密协助丁玲转移至陕北的经过。④丁玲与史沫特莱的交往细节。新近公开的史料显示，史沫特莱不仅参与营救丁玲，还曾将丁玲作品译介至国际左翼刊物，以舆论施压国民党释放丁玲。1937年丁玲在延安与史沫特莱重逢，后者赠送貂皮帽作为践行礼物，这一细节此前鲜为人知。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与出版内幕：该书因描写土改的尖锐性一度被拒出版，后经胡乔木、艾思奇等人斡旋才得以面世，并意外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丁玲将5万卢布奖金全数捐给妇联儿童福利部，这一举动此前未被广泛报道。⑥丁玲与毛泽东的关系。毛泽东曾以电报向陇东前线的丁玲发送《临江仙》词，称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泽东唯一题赠作家的诗词。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地位特殊，但1950年代后因政治运动遭受批判，近年研究揭示了更多高层决策内情。

[2] 关于“向左转”：①鲁迅的“向左转”。瞿秋白是最早系统论述鲁迅“向左转”的理论家之一。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33年）中提出，鲁迅从早期的个人主义、启蒙主义转向了左翼革命立场，并认为这一转变是鲁迅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和革命实践的必然结果。张宁在《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中进一步分析，鲁迅的“向左转”并非思想上的突变，而是其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使然。鲁迅在左翼阵营中仍保持批判性，其思想既有政治立场“变”，也有伦理结构“不变”。②拉丁美洲的“向左转”。豪尔赫·G.卡斯塔涅达在《拉丁美洲向左转》（2006）中提出，拉美左翼崛起是新自由主义失败、社会不平等加剧和民主化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分析聚焦于拉美政治生态的变化，如查韦斯、莫拉莱斯等左翼领导人的兴起。③普列汉诺夫与鲁迅的接受问题。有学者（如未具名作者在《论鲁迅对普列汉诺夫的接受及其左转问题》中）指出，鲁迅在1920年代中后期通过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著作，调整了自己的知识结构，从进化论转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一过程构成了其“向左转”的理论基础。④丁玲与左翼文学。贺桂梅在研究丁玲的“向左转”时，分析了瞿秋白对她的影响，并指出左翼作家的转向不仅是政治选择，还涉及文学与革命的复杂互动关系。

[3] “娜拉出走”：源自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的经典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1879年）。该剧是19世纪现实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对女性解放和社会伦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深刻的象征意义：女性意识的觉醒；对父权社会的批判；“出走”的开放性。

《玩偶之家》引发巨大争议，被认为挑战了家庭伦理。鲁迅曾于1923年发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指出在经济不独立的社会中，女性出走可能面临困境。“娜拉”成为女性反抗压迫的文化符号，启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运动。

[4] “到大马路上去”：见瞿秋白发表在《文学月报》第1卷第1期（1932年6月创刊号）的《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在1932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艺理论文章，该文是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重要文献，系统阐述了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主张。

[5] 罗伯特﹒芮德菲尔德（美），王莹译：《农民社会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

[6]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7] 钱理群、温如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9页。

[8] “翻心”：这一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方法之一，最早由毛泽东同志在土地改革时期提出并推广。它强调通过思想教育和阶级斗争，使农民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己被剥削压迫的根源，从而激发他们的革命意识和斗争精神。

[9] [19] 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国文学发展上的意义》，《冯雪峰论文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9页、第498页。

[10] 宋绍香 译/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俄文版序跋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11]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12] 陈明：《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13] 华北联合大学：简称“华北联大”，是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7日在延安组建的一所培养干部的重要学校，校长为成仿吾。学校曾迁址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平山县、唐县的农村、张家口、束鹿县的农村、正定县城。1948年改为华北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14] 熊坤静：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作的前前后后，《党史博彩》，2020年第2期。

[15] 丁玲：《风雨中忆萧红》，《谷雨》，1942年6月15日第1卷第5期。

[16] 石永义等：《现代政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17] 1947年10月，在河北省阜平县广安镇召开的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土地会议上，彭真从侧面上对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出疑问。彭真在讲话中批评某些作家存在“地富思想”，并提到作品中对农民和地主的描写倾向问题。当时丁玲参加了该会议。丁玲认为这些批评是针对她的，因为她在小说中描写了农民家庭的脏乱和地主家庭侄女黑妮的漂亮形象，同时涉及对富农顾涌的刻画。这一批评后来影响了小说的出版进程，导致该书最初在华北地区受阻，最终在胡乔木等人的支持下于1948年9月在东北首次出版。

[18] 蔡树潘：1905年生于湖北汉阳。早年参加革命；1934年参加长征，任红九军团政委；后任陕甘支队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任129师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国家体委党组书记。1958年10月17日，在出访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20] 农救会：全称农民救国会或农民抗日救国会。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和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广泛建立的农民群众组织，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重要基层动员机构。抗战动员需求和土地改革与基层政权建设需求背景下建立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经济斗争、政治动员和文化教育，在特定时段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