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新北京的新人

——《杜秀兰》与京郊农业合作化

秦雅萌   

《杜秀兰》的故事取材于丁玲1955年年底在海淀四季青社的访问经验，此时正值京郊农业合作化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的重要阶段。小说中，京郊农业合作化的历史造就了杜秀兰，激发了她身上代表青年的、文化的与妇女的生命活力；杜秀兰的成长也映照着这段历史必须吸纳新人的力量，才能继续扩充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在动力。杜秀兰从准备升学读书到扎根农村生长的新人成长史，折射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北京的历史氛围。小说因而打开了讨论20世纪50年代新北京与新人的一个视角，也渗透了丁玲对北京和农业合作化的认识。

一、“城郊结构”中的杜秀兰

丁玲很少被视为具有明显地域性写作特征的作家，她的作品也较少强调人物与地域间的特定关联。《杜秀兰》同样不借重地方风物、方言土语或地域文化等资源来叙述北京，20世纪50年代的新北京对丁玲和《杜秀兰》来说，更多地被作为一个新的革命政权的中央、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存在。在“新时期”的散文《北京》中，丁玲以“北京人”的身份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新北京“人人向往，举足轻重”的地位，北京获得了代表中国的意义，吸引着全世界“倾听它，注视它，揣摩它”[1]。然而，50年代的丁玲也表达过与这座城市的某种疏离。由于日常打交道的多是北京的机关单位和文化干部，丁玲感到自己“虽住在北京，但与北京没有联系，住在一条小胡同里，与小胡同也没有联系”[2]。反倒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丁玲多次深入京郊和临近的河北农村，先后到官厅水库、南郊鹿圈乡合作社和西郊四季青合作社调查[3]，特别是后两次经历，使丁玲从“京郊”这一政治空间中相对边缘的视角与北京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京郊农业合作化的具体实践，进一步认识了新北京的丰富与宽广。

如果说《杜秀兰》在社会经济层面呈现了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城乡关系”，那么在人物的文化心理维度上则更接近于一种“城郊结构”。小说中京郊青年目之所及，不仅是西山脚下的田园乡野和名胜古迹之美，他们也在这里见证着石景山钢铁厂所代表的国家工业化成就，津津乐道于天安门盛会的政治视觉震撼，赞叹着身边象征新中国国际化身份的飞机场。位于城乡结合处的近郊海淀，本就与城中心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4]。随着首都行政区划改革，原属河北省辖区的10个县在1952年后陆续划归北京市，北京从“大城市，小郊区”发展为“大城市，大郊区”，这一格局拉近了近郊与城中心的相对距离。站在近郊看中心，青年们普遍怀有一种希望“到北京城里去”“离毛主席更近”的心理。切近革命政治中心的这一地理位置带给京郊青年一种特殊的责任感甚至优越感，这是属于50年代京郊的空间感受和政治感受。可以假设，如果杜秀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某个偏远农村，小说会呈现出相当不同的人物内心世界与叙述方式。

与20世纪50年代描写农业合作化的小说相比，《杜秀兰》中的农事场景并非普通农村的大田作物耕种，而是首都郊区的蔬菜瓜果生产。不同的区位特征、作物类型与生产方式，决定了小说人物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特殊问题。小说中党支书李宝山向杜秀兰介绍的“已经有六百多户人家”的“大社”，正是1955年由李墨林社、远大社与金庄社合并而成的高级合作社“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5]50年代中期，当中国大大小小的农村如火如荼地推进农业合作化时，京郊的四季青社已在其中扮演了示范乃至先锋的角色。四季青社作为北京的“菜篮子”，以供应市民蔬菜瓜果需求为生产目标，逐渐发展出领先的温室技术，成为一个“寒冬能结夏秋果”[6]的农业增产模范单位。[7]1955年，毛泽东为介绍四季青远大社办社经验的文章撰写按语，肯定了远大社取消土地分红、改为完全按劳取酬的发展速度，并指出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中“城市郊区的升级会要快一些”的现象。[8]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冷战背景下，四季青社作为首都农业生产的典范、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代表，成为多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访华的参观地点。[9]

京郊农业合作化掀起高潮之际亟须知识分子的加入，而蔬菜作为一种技术经济作物，更依赖技艺、资金与劳动的支持，这是小说中倡导青年人留村生产的背景，也是1955年北京利用首都文化教育资源积极推动农业生产的现实。这一年11月起，北京市委抽调350名干部前往郊区各地宣传和发展合作社[10]，老舍、叶圣陶、郑振铎、张天翼、艾芜、林斤澜、从维熙等多位作家都在当时深入京郊，留下了不少调查材料和通讯报道[11]。与此同时，大量北京大学生前往京郊农村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知识青年和农民挂上钩”为荣。[12]在《杜秀兰》中，丁玲并未选择让外来的知识青年进入农村，而是讨论一个本就生长在这片土地的京郊姑娘扎根于此的生命体验，并从她的视角阐发合作化的道路与思想，呈现了丰富而有待深掘的问题。

二、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

《杜秀兰》现存的小说文本共六节，主人公杜秀兰贯穿始终，小说的每一节均以杜秀兰为中心，安排其与另一、二人物相遇，以对话或争辩的方式共同探讨一个核心问题，进而沿着问题线索勾勒杜秀兰在思想情感方面环环相扣的变化轨迹。这一叙述方式使小说目前的六节内容已基本形成完整的故事链条、集中的人物关系和鲜明的人物性格，因而可被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阅读；同时，这样的叙述方式也让小说具备了延展为一部长篇的可能，文本中埋下了多条线索和不少伏笔，可见丁玲围绕着京郊农业合作化背景下杜秀兰在农村的扎根过程设计了多层次的问题，可以沿着共和国史的脉络继续展开。

或许因为目前的文本仅仅是一部长篇的开头，与同时期典型的农村知识青年形象相比，杜秀兰表现出某种尚不成熟的、“临界的”特征。刚满16岁的年纪使她的个性和心理介乎少年与青年之间；而在20世纪50年代文盲率极高的新中国，尚未结束高小教育的杜秀兰固然称得上“知识青年”，但她关于自己“也能算个什么知识分子”的调侃又将这一身份模糊化了。在50年代的北京郊区，“青年生产队”“青年突击队”等团体在加强生产管理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3]；同时，随着高小、初中毕业生数量激增，毛泽东作出“关于发挥广大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积极作用”的指示，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要发挥青年人“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的特点。[14]共青团配合中央思想，大力宣传青年要树立劳动光荣、特别是体力劳动光荣的思想[15]。在杜秀兰申请入团与放弃升学的情节中，面对父亲的不解和阻挠，她得以“挑战”父亲的底气，既来自同时作为“父亲的女儿”与“国家的女儿”的身份意识，也与社会主义转型中青年群体所掌握的现代知识和技术在生产中占据愈发重要的地位相关。

《杜秀兰》也与同时期基于四季青社调查经验的文学作品拉开了一定距离。与丁玲一同深入四季青的作家白刃将新人的塑造置于代际关系中，以父女的新旧思想冲突展开故事情节[16]；《人民日报》记者兼作家白夜1955年底完成小说《四季青》，并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人物报告《种菜人的甘苦》，均聚焦四季青的劳动模范、温室技术第一人李墨林，关注农业生产技术与阶级的关系[17]，这些文本在以四季青社经验为背景的京郊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均可与《杜秀兰》形成参照。事实上，丁玲也曾采访生产模范和先进干部，并与当地农民一同生活劳动，还曾在顽固农民家里做思想工作[18]，但这些经验大多在《杜秀兰》的成文过程中被弱化了，成为突显新人成长的功能性情节或人物。

丁玲在1957年接受《文艺报》采访时，回忆了在北京近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次参观经验，直言社里的干部如何用一套事先排演好的、新闻报道般的“应酬话”甚至“假话”来应付来访者的现象，并将话题引向了作家只有长期扎根在群众中，获得他们的友谊、信任，才能真正认识“深刻的东西、真的东西”。这一经验是否来自四季青社尚不能确定，但在四季青短短五六天的访问显然不足以实现丁玲“长期扎根”的设想。或许可以推断，正是在多方面的采访局限中，小说《杜秀兰》目前的文本样貌既来自丁玲短暂的调查见闻，也凝聚着丁玲对农村、青年和妇女等对象长时段的观察思考。丁玲继而发表的一段感慨，可能既解释了杜秀兰内心变化的逻辑，也解释了丁玲塑造杜秀兰的理由：

当你在工农群众生活中看到了真正的美，新型的人的成长，他们无私的劳动和纯朴的、浓的友情……当你看到了这些精神上崇高的东西——这正是我们壮丽的现实生活中的诗意……[19]

《杜秀兰》寄托了丁玲心目中“崇高”与“诗意”背后高于政策、高于现实的文学追求，也延续了丁玲将现实经验转化为文学经验时，善于将同类型的人物相“交织”，把“老朋友”和“新材料、新文件”相综合的处理方式。杜秀兰身上可能携带着丁玲此前作品中的人物特征，也投射了丁玲自己对劳动生产的真切体会。

三、“一五”计划与新人的内在品格

京郊农村为杜秀兰打开了一个“新的丰富的天地”。杜秀兰的新人品格是在艰辛的劳动中锻炼的，也是在集体的情谊和愉快的氛围中养成的，在人物由表及里的变化方面，杜秀兰或许为丁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序列注入了新的元素。杜秀兰不仅是政治进步、思想觉悟的新人，更是通过集体劳动而具备了纯粹的心理状态和生命状态的新人，这是一个伴随着人的感官被唤起的具身体验的建构过程。当杜秀兰重新发现了标识生产节奏的劳动的钟声，开始“关心一切事情”，愿意看报读报，不断将自己认识上的更新与民校教学相融合时，实际上也是将学校、家庭、生产队三个场域，学习、生活、劳动三大内容有机融为一体的过程，杜秀兰关于“谜”一般的合作社的疑问在三个领域被相互阐释和解答。由此，一个看上去“牺牲个人前途”的抉择，反而让杜秀兰学会舒展自己。她不再安于做一个听话的、“跟着走”的好学生，而是在劳动生产中发现了自己，锻炼了自己，更在广义的学习中“珍惜”着自己，把学生时代“一切都在将来”的寄托转化为当下性的实践。杜秀兰内心的“稳静”正来自她在集体劳动中找到了安放自己未来的方式，这也标志着社会主义道路与农村青年个人道路的统一。

小说中杜秀兰最突出的形象特征表现为时时洋溢的“愉快”，这或许蕴含了1939年春丁玲激动地站在陕北的开荒队伍里的记忆，这次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丁玲感到在泥土中改造自然的伟大[20]。丁玲随之写下《秋收的一天》，让薇底说出“愉快是一种美德”[21]，继而探讨了一种经由集体学习、工作和劳动而获得生存意义和精神解放的境界。在杜秀兰这里，并不需要薇底那般从神经衰弱中改造自己的过程，她从本就单纯的底色中脱胎而来，“愉快”仿佛一种浑然天成的精神面貌和个性气质，生活的烦恼、意见的冲突、劳动的艰难都不曾影响她。杜秀兰的“愉快”也烙印着新中国成立初期劳苦家庭出身之人的身心解放感，而从少年的无忧、阶层的解放到劳动中调适身心后生长出的新的“愉快”，又使杜秀兰的“愉快”表现出不同层次，是一种丁玲所谓的“内部的、细致的，而又反映在对一切事物上的变化”[22]。小说同样渲染了合作社生产队融洽、友爱的氛围，这里充满了最初令杜秀兰感到意外的人人都“欢天喜地”的愉快，其背后是一种基于“共产主义品质”的新型人际关系的建立。

小说在处理杜秀兰放弃升学、主动扎根农村生长的转变逻辑时，并没有简化为一个倾听与说服的结果。林健、李宝山分别代表团与党、学校与合作社完成了对杜秀兰思想上的引导，杜秀兰进一步的情理认同发生在合作社的土地上——实践中的新型劳动者真正走进了她的视野。田祖安的种瓜历史展示了解放战争以来生产关系的改变如何让劳动力得到合理使用，并在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方面真正解放了这个农村单身老汉，于是有了田祖安感叹什么事都是“青年人走在头里”的同时，也葆有“不知老之将至”般的快乐。田祖安看似无意中说出的想在“暖洞子”招收女学徒的愿望，昭示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空间同样是提供给妇女的，劳动妇女通过掌握适合她们的生产技术，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可以进一步实现自身的解放。事实上，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在京郊合作化过程中有显著提升[23]，温室生产技术也不再专为男性掌握，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京郊温室生产中出现了一批出色的女技术员[24]。“地里长大的”姑娘郭玉珍正是新中国被解放了的青年劳动妇女的典型，她既作为生产队长、基层骨干带动杜秀兰，又以姐妹情谊体贴、照顾着初入队伍的新人。这些看似简单的小说细节背后，都关联着50年代京郊农村生产、生活与人情方面具体而重要的变化。

《杜秀兰》虽旨在呈现新人品格，却并未采取通常的新旧反差或冲突的二元模式，而是对“旧”的品质保有余地，对“旧”的人物留有温情，有分寸地展示了每一个人都有从“旧”走向“新”的不同路径和可能性，这背后或许也是“新北京”对“旧人物”的包容。在农村“生长”的不只是杜秀兰，看似高于杜秀兰的劝说者、引领者，几年前“也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庄稼人”。人既可以生而为新，也可以从旧中逐渐生长出新。容易被贴上“自私”和“顽固”标签的父亲杜洛刚，在女儿入队劳动的当天“不但没有说她，讥讽她，还到菜地里摘了两个西红柿摆在炕头上”，他已然开始用无言的方式理解、爱护、支持着杜秀兰。小说结尾从杜秀兰的视角呼应并肯定了王日新的工程师理想，在这里，王日新的“升学”与杜秀兰的“留村”各有其价值，暗含着社会主义改造中工业与农业两大领域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而王日新表面上贬抑农村体力劳动者的那句“拿一个小锄成天蹲在地上像一个蚂蚁爬”，如果与他对南苑拖拉机在合作社轻松耕了几百亩地这一机械化农业生产场景的激赞相参照，就能体会其个人理想背后是“一五”计划期间整个社会对工业化的急切渴求。

投身于合作社的杜秀兰开始直面具体事务和现实问题，融入了生产的忙碌、工作的迫切与前进的速度感中，也融入了“一五”计划期间新北京的整体氛围里。杜秀兰的“无限兴致”和新鲜感受颇为契合丁玲对“一五”计划时期的北京观感，让丁玲兴奋的不仅是社会各领域的建设成就，她更洞察到劳动者崭新的精神世界和人之为人的“美丽与尊严”。“贫困的人富裕了，萎缩的人有精神了，狭窄的人开阔了，忧虑的人快乐了，老年人年青了，年青人懂得许多事”[25]，生产与生活向所有人敞开，不分男女老少、贫穷富有，每个人都拥有在此“生长”出全新面貌的未来。新人和孕育其生长的新世界令人感奋、值得期许，这是1955年与1956年之交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身心陷入困境的丁玲仍然相信的。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注释：

[1] 丁玲：《北京》，《大地》1981年第1期。

[2] 丁玲：《作家需要培养对群众的感情》，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0页。

[3] 参见王增如、李向东编：《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349页。

[4] 范瑾等主编：《当代中国的北京》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2—93页。

[5] 施维：《访问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7日。

[6] 田汉：《海淀杂咏·四季青》，《田汉全集》第12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7] 傅军：《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 冬天蔬菜长得好》，《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7日。

[8]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6页。从官方数据看，1955年春季，京郊入社农民户数占总农户的46%，而菜农入社已占菜农总户数的68%；1956年春季，菜区已全部实现高级合作化。参见祝遵璜编著：《城市蔬菜的产销问题》，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9] 据1956—1971年《人民日报》的报道，有墨西哥、尼泊尔、印度、印尼、古巴、阿尔巴尼亚、马里等国领导人访问四季青合作社以及后来的四季青人民公社。

[10]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2卷，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页。

[11] 参见周全、林斤澜等：《在大转变的日子里——北京市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讯集》，北京大众出版社1956年版。

[12] 姚世光：《大学生和农民挂上了钩》，同上书，第64—66页。

[13] 青年团北京市委青农部编：《北京郊区青年生产队的成长》，北京大众出版社1956年版，第1—7、27—30页。

[14]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59页。

[15] 李玉琦主编：《中国共青团史稿（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

[16] 参见白刃：《农家父女》，《白刃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373页。

[17] 白夜的中篇小说《四季青》脱稿于1955年12月，讲述主人公李福兰作为青年团支部的生产委员，积极推广温室技术，并发动群众同暗中从事破坏的富农分子做斗争的故事。参见白夜：《四季青》，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白夜根据采访整理的报告《种菜人的甘苦——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墨林家史》，收入《砸碎铁锁举红旗》，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版，第101—119页。

[18] 丁玲：《为白刃同志的短篇集写几句话》，《白刃小说选》，第2页。

[19] 陈骢：《丁玲同志谈深入生活》，《文艺报》1957年第7期。

[20] 《“文阵”广播》，《文艺阵地》第3卷第8期，1939年8月1日。

[21] 丁玲：《秋收的一天》，《中国妇女》第1卷第5、6期合刊，1939年11月15日。

[22] 丁玲：《劳动与我》（未刊稿），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3页。

[23] 施维：《访问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

[24] 李兆瑞：《四季青温室队十年间》，刘述礼主编：《日照京华——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378—379页。

[25] 丁玲：《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一点感想》，《文艺学习》195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