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护》、瞿秋白和丁玲的“向左转”

                                                                                                 贺桂梅  

       丁玲在1920-1930年代的“向左转”问题，一直是丁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但相关问题的讨论，往往忽略了丁玲早期创作和思想脉络的复杂性，而将其理解为一个上海滩“摩登女作家”从革命之外转向革命的简单过程。事实上，丁玲“向左转”的实质性内涵，更准确地说是从革命思想脉络自身内的“无政府主义”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的影响和1920-1930年代之交上海的革命氛围是关键因素。本文将围绕丁玲1929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韦护》（特别是其初版本）的文本解读来展开相关问题的分析。
 
                                                                                   一、早期丁玲与作为问题的“无政府主义”
 
       早期丁玲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系，是丁玲研究中一个受到关注但不够深入的话题[1]。丁玲早期交往的，许多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史上的人物。这既包括常德、长沙时期丁玲母亲于曼贞所交往的向警予、陶斯咏等新民学会成员，他们在1919年转向共产主义之前，还都是无政府主义者[2]；包括丁玲在上海时期与王剑虹及其交往的茅盾、施存统以及瞿秋白等，都处在从无政府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换过程中；也包括1924年丁玲到达北京后朋友圈中的周敦祜、朱谦之、杨没累、左恭、曹孟君等，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而在这些人中，王剑虹与瞿秋白是最重要的两个人物。
       丁玲为何走上文学道路、参加共产党组织以及如何理解个体在革命政党中的自我改造问题等，这些关键选择都与她如何理解瞿秋白和王剑虹密切相关。丁玲与王剑虹的交往始于1922年的常德，两人成为挚友，同赴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读书，不久又一起放弃学业到南京过起了独立的自修生活。在南京期间，经柯庆施、施存统介绍，她们认识了刚刚从苏联回国、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参与中国共产党改组和领导工作的瞿秋白。随即，两人听从瞿秋白的建议，到上海大学学习。这是丁瞿王三人交往最密切的时期。1924年1月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这年夏天，丁玲离开上海回到常德，准备不久前往北京寻找生活出路。期间她得到王剑虹的死讯，旋即到上海办理王剑虹丧事，之后从上海到北京。1927年后，丁玲因创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而在上海滩一举成名。1928-1933年住在上海期间，丁玲仍有与瞿秋白的断续交往。丁瞿王三人的交往时间不长，但对丁玲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瞿王二人能够具有这样的影响力，一方面因为他们都曾是20世纪中国早期激进革命思潮中得风气之先的优秀人物：瞿秋白是第一个将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人，并于1927-1930年间实际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王剑虹则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中的活跃分子，正是与她的交往，使丁玲迅速进入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前沿。丁玲曾称瞿秋白是她“一个最可怀念的导师”[3]，而王剑虹则是对丁玲早期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瞿王二人与丁玲在私人关系上的深厚情谊。这既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与友情，也是志同道合者的同志之谊。思想与情感上的深度契合，使瞿王二人在丁玲生命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
       丁玲曾这样谈及王剑虹对她的影响：“我从认识她以后，在思想兴趣方面受过她很大的影响，那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4]。这里的“社会主义”也是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特点。关于王剑虹的史料不多，史料涉及她的地方，都强调她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特点[5]。在丁玲留下的关于她的文字中，也可以读出较为浓郁的无政府主义者气息。特别明确的是，在1929年以王剑虹和瞿秋白为原型创作的小说《韦护》初版本中，丽嘉正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Anarchism，无政府主义者的音译）。王剑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疑深刻地影响了早期丁玲。在丁玲1930年代“向左转”期间，胡也频写作的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里，留下了他与丁玲思想分歧的影子，其中女主人公白华同样是一个“信仰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者。
       但由于1920年代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此后无政府主义的蜕化与污名化，使得研究界的相关研究和探讨并不深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许多需要厘清的地方。比如到底如何理解无政府主义，它是否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散漫个人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到底是一种“主义”还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乃至思想意识？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6]一书中，对这一问题做了细致的考辩。其中重要的，一是“无政府主义”并不如其汉语的字面意义那样，仅仅是“没有政府”，而是“无统治”即“要废除一般意义上的权力”特别是“无强权”的含义。并且无政府主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主义”，强调“互助”和“知识与劳动的结合”是其更重要特点；其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者如瞿秋白等都经历了一个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转换过程，而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事实上是由被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群体传播的；其三，尽管无政府主义思想在1920-1930年代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被清理出去，但它仍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革命话语的内在环节”；其四，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是当时激进革命话语的核心，它在青年中的影响更表现为一种“态度”与“生活实践”，而非总是以“思想”与“主义”的形态出现。丁玲、王剑虹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复杂性。
        如果不理解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观念形态与实践影响，就难以理解丁玲在文学创作中书写激进个人、“modern girl”、反叛家庭等思想资源的来处。《在黑暗中》的叙事情调和风格，也可以读出浓郁的无政府主义文学的影响。可以说，丁玲一开始就是站在五四现代性的尽头而写作的：她洞察到了“摩登”生活中心的空洞与虚无，她写出的是“modern girl”的苦闷灵魂；这种苦闷并非仅是个人的，也是五四现代性话语许诺的神话的幻灭，特别是女性神话的幻灭。
        1980年，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结尾处，丁玲提及瞿秋白对她的评价：“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并没有说明瞿秋白何时说过这样的话，但第一部小说集的题名“在黑暗中”，也许并非偶然地关联着瞿秋白的这句评语。“黑暗”是一种精神体认、一种情绪状态和一种感知社会的方式，但丁玲或许始终意识到的是：正因为曾经历过并相信“火”与“光”的存在，黑暗才成其为“黑暗”；而当现实被指认为“黑暗”时，也就意味着要打破这黑暗而寻找“火”的强大驱动力。正因为有对现代性之“黑暗”的深刻体认，因此无论在她艰难的“自我战斗”的延安时期、新中国时期，还是在知识界普遍强调“回到五四”的80年代“新时期”，丁玲都从未简单地从“革命”退回到“五四”。一则因为她是以洞察了五四现代性中心的空洞与虚无而开始其文学创作道路的，另一则因为从无政府主义式的个人革命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的转向，成为丁玲走出黑暗期的克服方式。
 
                                                                                  二、《韦护》与丁玲的“向左转”
 
       丁玲的第一部“普罗文学”作品是以瞿秋白为原型的写作。《韦护》在丁玲1920-1930年代之交“向左转”的创作与思想转变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既带有前一时期的“浪漫蒂克”情调，又开启了此后左翼文学的写作脉络[7]。丁玲显然感受到了这一时期涌动在上海和中国的普遍激进氛围。1930年夏天，上海是“很热闹”的[8]，刚成立不久的左联组织了许多活动，共产党在上海发动的工人运动进入高潮期。“1930年春上海”这样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空间感觉，表明丁玲终于结束了她文学创作上的“黑暗”时期，而开始步入“社会”与“历史”中。这一期的丁玲作品都有人物从室内走向“外面”的情节，这也是一种时代性的心理象征。用冯雪峰的说法，这是丁玲所走的“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这条“进步的路”的起点和开端[9]。到30年代，曾是“摩登女作家”的丁玲，成为了左翼青年心目中“革命”的化身，孙犁回忆道：“丁玲在30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这不只因为她写小说，更因为她献身革命”[10]。
       但是，从“个人”到“社会”再到“工农大众的革命”这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连接，毋宁说这是一个“三级跳”式的转换过程。丁玲对此是清楚的。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韦护》固然是一个大的跳跃，但从《韦护》到《水》，她还有同样多的问题要解决。丁玲当时并不认为《韦护》是“普罗文学”，她说：“因为写文章的态度，我自己对作品的要求也不同，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五卅前的几个人物”[11]。她选择写的“几个人物”，第一个是瞿秋白，“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另一个是她的母亲，但计划中的长篇小说《母亲》尚未写完，丁玲即遭国民党秘密拘禁。而《一九三零年春上海》的系列作品，也只完成了两部。可以说，《韦护》是这一时期丁玲最完整的作品。就小说结构的安排和叙事层次的推进、呈现人物心理的细腻和文字表达上的圆熟来看，应该说这也是一部超越或到达了《在黑暗中》巅峰状态的作品。
       值得讨论的是，虽然写了“革命者”，但丁玲并没有从左翼革命的内部逻辑来表现这些人物，历史视野的进入或许意味着，她试图站在更高的位置而做一种宏阔的时代性记录。这种“写文章的态度”，与胡也频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参照——“我常说他是‘左’倾幼稚病”[12]。“光明”是直接出现在胡也频小说标题里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但丁玲的小说并没有这样明显的意象。同一时期出现的同样有瞿秋白原型的蒋光慈小说《短裤党》（1927年），也表现出了与《韦护》几乎截然不同的叙事情调和内容。丁玲提及，为了《韦护》的写作，她与胡也频有过激烈的争吵：“他说：太不行了，必须重写！后来我们就为此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又重写一遍”[13]。看来，在如何表现革命者特别是以瞿秋白为原型的革命者这一问题上，丁玲与胡也频当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对于如何理解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如何表现革命者及其革命的逻辑等问题，此时的丁玲有她独特的思考。她曾说，在向左转的过程中，胡也频是“飞跃着前进的”，而她自己却是“爬着前进”。
丁玲的犹疑包含了怎样的具体内容？她不想也不能跳过的到底是什么？而她最终克服这些犹疑终于走到“工农革命”道路上的动力又包含着怎样的逻辑？对于这些问题，《韦护》提供了值得解读的许多内涵。
 
                                                                                   三、“韦护”的两张面孔
 
       小说以“韦护”为名，既是丁玲对瞿秋白态度的转变，也包含了她对瞿秋白的基本理解方式。从《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以王剑虹为中心，到《韦护》以瞿秋白为中心的写作，对丁玲而言，是很大的态度上的转变。至少，她开始试图正面去理解作为“革命者”的瞿秋白。丁玲初到北京时，瞿秋白曾给她写过十多封信，也曾有过见面的机会，但都没有解释清王剑虹之死留在丁玲心头的谜团[14]。关键的变化发生在丁玲本人身上。她由一个流浪的文艺女青年，变成了“有名的作家”。1928年结识冯雪峰之后，也开始经历了思想的转变。冯雪峰的出现及胡也频的迅速左转，改变着丁玲对于左翼革命的看法。但应该说，丁玲此时或许仍旧秉持着瞿秋白曾鼓励她的主张，“走文学的路”。当她受到时代氛围的鼓动而尝试写“革命者”时，瞿秋白是她心目中印象深刻的最佳人选。此时的瞿秋白已是中共著名领袖，但丁玲在将他写入作品时，仍旧用自己的经验与感受去写作，她更要写出的是自己心中对瞿王恋情的理解、王剑虹在这个过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最终的悲剧性结局因何发生：“我每天只在沉思默想：假使我是书中的女人时，应怎样对付？我又想用更好的方法写它，用辩证法写它，但不知怎样写”[15]。不知道此时丁玲所理解的“辩证法”是否就是冯雪峰所说的“站在工农大众利益上，看到工农劳苦大众的力量及其出路”[16]的那种“唯物辩证法”。但事实上丁玲写出来的只是韦护的爱情，他的“革命”在小说中几乎是缺失的，这里只有“德瓦利斯”（俄语“同志”的音译）之间的会议、争吵和近乎乏味的工作（写作、编稿、教书）。在小说对韦护的心理呈现中，“革命”更像是一种外在的“义务”，而缺乏内在的热情与感召力。因此，小说选择“韦护”这个瞿秋白的笔名作为标题是极富意味的。
       “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这也就是说，“韦护”包含了两张面孔，即“人间”与“佛面”的分裂。从“外面”看，他是菩萨，是见义勇为、“为人间抱不平”的救世英雄；而他真实的面孔，却是朝向“佛面”而无法让众人看清的。丁玲选择这个笔名作为主人公的名字，是要强调瞿秋白的革命信仰是利他的、菩萨般的救世之举，同时也要用韦护的两面性来形容瞿秋白的二元人格，他在革命与文学、绅士风度与先锋党领袖、文人的多感与革命者的雷厉风行等之间的矛盾。更特别的是，这个韦护远离了人间的悲苦与不平，似乎只是一个浪漫的文人与恋人。这里写的是革命者的“内面”，就如同那个“不朝外”的韦陀菩萨的另一张面孔。
       瞿秋白本人使用这个笔名的深意已无从了解。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瞿秋白曾流浪到湖北黄陂，在那里研读佛学。之后到北京，进入俄文专修馆学习[17]。那时，他称自己是一个“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者”[18]。因此使用“屈维它”这样佛学意味的笔名，对瞿秋白并非偶然。1921年，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记者前往刚刚成立不久的苏维埃，并经历了他人生最大的转变：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了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响，但对于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人们所知并不多。最早欢呼“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李大钊，“1918年后期写的与十月革命相关的文章里大量使用了无政府主义词汇”[19]。正是历史的风云际会，使瞿秋白成为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第一个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和列宁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依托第三国际、完成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方式上的布尔什维克化这个关键阶段的核心人物[20]。
       瞿秋白的经历中，一是他在苏联革命、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实践之间扮演的先行者、盗火者的媒介性角色，另一是他经历的从无政府主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的自我转变，都具有意味深长的两面性特点。他早期发表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可以读出文艺青年的浓郁感伤心态。但1923年回到中国后，他写作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提出“新的智识阶级”应当与进步政治主力军劳动平民结合在一起，充当他们的“喉舌”，并毫不犹豫地写道：“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21]。这也是从1905年二月革命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激进转变过程中，在苏维埃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袖权”（“领导权”）和“先锋党”的核心理论表述。瞿秋白是较早强调“文化革命”在争夺无产阶级“领袖权”过程中重要意义的革命理论家[22]，他的观点不仅启示了后来毛泽东思想的中国革命道路，在国际共运史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也有难以取代的地位。有论者将瞿秋白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相提并论，也并不为过[23]。
       但就瞿秋白的主体体验而言，他从感伤的无政府主义“东方稚子”到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者之间的主体转变与断裂的心理历程，却不再有得到表达的机会。相当有意味的是，瞿秋白遭遇的内在主体二元性问题，正是丁玲在《韦护》中做了最早的公开表达。在1935年于狱中写就的《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称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拥有“二元化的人格”：一边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边是“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这两种意识在他内心“不断的斗争”，“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24]。丁玲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1930年代后期的延安。当时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是国民党的伪造，丁玲却确信出自瞿秋白之手：“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1924年丁玲到北京之后，瞿秋白曾给她写过十多封信，解释自己与王剑虹的关系，更多地剖析自己的心态。这些书信后来遗失了[25]。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自己从未披露过自己关于“二元化的人格”的苦恼，即便对他称为“我生命的伴侣”的杨之华也是如此。或许给丁玲的那一束信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正是丁玲借以写作《韦护》、理解瞿秋白的重要依据吧。
 
                                                                                   四、瞿秋白的“辩证法”难题
 
       瞿秋白主体二元性生成的关键原因，在于对“革命”与“革命者”关系的理解。革命者之革命并非出于个人的诉求，而是“为人间抱不平”，而同时，革命之于革命者也仿佛仅出于信仰和道义而去承担一项确定的目标，这之间不存在辩证的、互相转化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信仰与自我、道义与热情之前的分裂，进而变成旧我与新我、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冲突。丁玲在小说中，用韦护与丽嘉的爱情以及他在革命之我与爱情之我间的巨大矛盾，突出了韦护主体的二元性。这种缺少辩证性的看待知识分子与革命关系的方式，事实上正隐含在瞿秋白关于“智识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功能的理解中。他把革命知识分子理解为劳动大众的“喉舌”，一种“媒介”性存在，而不是主体性存在（“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在后来关于列宁和革命党领袖功能的阐释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历史的工具”说，认为历史的本质与规律是确定的，而革命领袖的功能在于自觉地充当历史的“工具”[26]。这背后包含了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涉及革命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也涉及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关于革命策略的基本分歧。
        如果说在1922年共产党组织布尔什维克化之前，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歧，都倾向于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话，那么正是列宁主义和先锋党理论的出现，使这两种思潮分化开来。尼尔·哈丁认为列宁主义的出现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之上，即“整个历史时代，生活方式和文明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失去其历史权利”，由此构建出了关于新社会的“一个完整的替代方案”[27]。列宁主义与此前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差别，在于提出了新的革命策略，即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先锋党，和保留“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以作为实践一个没有权力等级、没有国家的理想社会的手段[28]。在这一革命策略的实践过程中，有机知识分子事实上居于核心地位：在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过程中，革命的知识分子成为组织并领导无产阶级先锋党的推动者和实践者。革命策略的不同也是中国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分化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工团主义与共产主义）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分享共同的乌托邦新社会构想，但并不认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策略，认为用中央集权的先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态实践社会主义的过程，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异化[29]。但布尔什维克主义强调的，则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辩证法转换。
       对此，瞿秋白有过明确的思考。《多余的话》写下了这样一段：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一个国家的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觉得很有趣。
 
       显然，瞿秋白在这里谈论的正是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的关键问题。他的“二元人格”也正是在这种“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关系中产生的，但他并没有更深入地讨论在这个“辩证法”的过程中，革命者的自我如何在实践中不断生成，而停留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慨叹。值得提及的是，德里克在探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话语中的独特位置时，概括出这样一种“革命的辩证法”——“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将目的和手段、革命目标和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区别开来，革命必须在自己的进程中创造出一个包含着未来社会胚胎的机构，这些机构反过来又会为个体的改变和他们的社会意识提供空间，并因而能保障革命的进一步发展”[30]。这与其说是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想法，莫如说更多是德里克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而在瞿秋白这里，“辩证法”始终是一个难题。当他强调智识阶级“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时，一方面认为知识阶层并不是具有自身主体性的独立社会力量，而是将劳动大众创造为主力军的媒介，另一方面也封锁了从有机知识分子的主体视野角度来探讨革命者在充当“喉舌”的过程如何辩证地生成自身主体的讨论空间。《多余的话》或许是提出这一问题的开端。他明知道自己“二元人格”的“斗争心路”是“何必说”的，但还是说了出来，既有对自己的反省和批判，也如同他建议捐出自己的肺病躯壳作为医学校的实验之用，是以自己作为病例范本来提出革命实践过程中革命者的主体生成这一问题吧。
       丁玲从瞿秋白写给她的那一束信中最早了解到瞿秋白的这种内心斗争，并将这一点作为塑造韦护这一革命者形象的核心内容。她之写韦护，并不像胡也频那样写革命高潮期的热情，也不写韦护的革命活动，毋宁更关注的是革命者韦护的“内面”：他的文学爱好，他的浪漫蒂克情调，他的“说不出来的倜傥”，他的多情和感伤，他在爱情与革命工作之间的苦苦挣扎……正是这些，使韦护区别于那些“只有一个社会科学头脑的”“简单的革命家”。但是，这些“内面”如何能够与“革命”真正地连接起来，如何成为革命家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不是简单地舍弃、抛掉的部分，《韦护》并没有写出来。丁玲曾设想过的“辩证法”大概也考虑过这样的可能性吧。但此时丁玲还“不知怎样写”。她既然不能写真实的王剑虹之死，也只好让韦护在两种力量的致命撕扯中抛弃他的恋人而专注于革命。
 
                                                                                   五、“安那其主义者”与“康敏尼斯特”
 
       在小说《韦护》中，作为王剑虹原型的丽嘉得到了正面且生动的展现。在叙述视点的占有上，丽嘉与韦护这两个人物旗鼓相当，《韦护》并没有因为要写韦护这个“革命者”而弱化对丽嘉的表现。但常常被人们忽略的是，丽嘉的行为逻辑不仅仅有爱情逻辑，同时还有作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的信仰逻辑。这一点在小说初版本中有十分明确的表述[31]。丽嘉与韦护的爱情，不仅是一个多情的女人和一个“倜傥”的男人的故事，同时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Communist，音译为“康敏尼斯特”）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m，音译为安那其主义者）的恋情。这是一种更切近当时丁玲写作心态的叙事。
       在《韦护》初版本中，丽嘉作为“安那其主义者”与韦护作为“康敏尼斯特”的政治信仰的分歧是明显的，但这并没有构成对两人爱情的威胁。可以说，这是一场超信仰的爱情。丁玲虽然在《韦护》中写出了“第一个革命者”形象，但她并没有让韦护的信仰战胜丽嘉的信仰，使丽嘉从一个“安那其主义者”转变为“康敏尼斯特”，这一点同样意味深长。构成参照的，是在丁玲写作《韦护》的同一时间，胡也频创作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上海春秋书店，1930年10月初版）。后者所表现的，正是共产主义信仰者刘希坚如何使他的爱人、安那其主义者白华转变信仰而变成同一阵营的“德瓦利斯”。这大概也是丁玲与胡也频关于如何写作《韦护》时争论的具体内容。韦护与丽嘉的爱情故事发生的时间，丁玲、胡也频写作的时间，正是中国革命史上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激烈论战并分道扬镳的时期。这是丁玲1920-1930年代之交“向左转”过程中值得关注的历史背景。
       丁玲的向左转，并非从“不革命”转向“革命”，在她看来，无政府主义同样是革命的，只是所选择的革命方式不同。“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32]——她在1980年写下的这段话，仍有相当大的真实性。从“革命”到“左翼作家”再到“党的螺丝钉”，是丁玲理解革命的内在逻辑。她在是否加入左联和是否入党这两件事情上的犹疑，构成了这种转变的实质性内容，而这背后正包含着无政府主义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的关键分别。但丁玲并没有如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那样，在《韦护》中轻易地让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无政府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韦护》如何表现韦护与丽嘉的不同信仰。小说一开篇，出现的是“穿一件蓝布工人服”的韦护，他的这身打扮以及他的信仰，遭到了丽嘉们的嘲讽——“看你这身，你的手，你脸皮，与你的胸脯不称的衣服，及你这可爱的朋友，便知道你是很自谓的社会革命者”。所谓“自谓的革命者”，正因为“安那其主义者”丽嘉也自认是“革命者”，也参与女工运动，也愿意“将热血洒遍了人间”。丽嘉第一次见到韦护后对珊珊说：“我只不喜欢他一样，他是一个康敏尼斯特”。而韦护也很在意这一点。他与女生们第一次聊天时，小说这样写他的心理：“她们是很误解马克斯（即马克思——笔者注），是无疑，因此韦护在这些地方，总常常留心，不愿太偏袒自己在政治上、社会上的主张”。这里透露出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紧张关系是明显的。相当有意味的是，如果说穿“蓝布工人服”的韦护曾受到丽嘉嘲笑，那么正是穿“新洋装”的韦护折服了丽嘉——“丽嘉端详他半天，她那惯于嘲讽的嘴，已失去了效用”。韦护与丽嘉互相走近，并非源自信仰的沟通，而是韦护在他的共产主义“德瓦利斯”那里感受到的无聊和苦闷，和丽嘉在无政府主义“同志们”那里感受到的失望和不满，使得他们在情绪和情感上接近起来。而这彼此接触的媒介，就是“文学”。韦护第一次拜访女生们，就用他对苏俄文学的高明见解打动了她们，使她们觉得“很合她们的胃口”。两人相爱以后，在那间封闭而极乐的小房间里，除了爱情和谈论各自的过去，就是读诗。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共同爱好和敏感，是互相接近的前提和媒介。
       初版本中，当韦护深陷于革命与爱情、双重人格的紧张挣扎中时，曾问丽嘉：“你不是很讨厌康敏尼斯特吗？为什么你又要爱我？”丽嘉如此回答：“那是你误解了。我固然也有过一点莫名其妙的反感，那只是我那时受了一点别的影响，还有，也因为你那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是的，我曾喜欢过一些无政府主义青年，但是他们太荒谬和自私了。我很失望。……韦护，我只敬重你！我还敬重一个人，便是孙九先生（小说中的无政府主义领袖人物——笔者注），他纯粹是一个理智的人，却不是一个无感情的人。我只钦佩他，却永不能爱他……而你呢，你一切都完全！”在这里，丽嘉是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相提并论的，并认为两种信仰的关键在于人格的完整，即信仰与爱的统一。这背后包含的“浪漫自我”[33]的想象方式，与其说是“康敏尼斯特”的，毋宁说是“安那其主义者”的。在如何理解“爱情”上，两种“主义”其实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六、恋爱表象后的两种“革命”
 
       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小说革命+恋爱的叙事格局中，两者在能指形态上形成的极有意味的互相指涉关系。丁玲曾说，自己在写作时“人非常兴奋”，直到小说发表出来后重读，才“很厉害的懊恼着”，因为发现自己“陷入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阱里去了”[34]。也就是说，丁玲起始并没有想要写革命与恋爱的冲突，而结果却写出了这样一个“庸俗的故事”。
       这一时期，左翼文坛流行着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其始作俑者是蒋光慈，代表作家有茅盾、洪灵菲、华汉等人。这种叙事模式的流行，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向左翼的革命文学转换过程中携带着丰富历史内涵的时代精神症候的呈现[35]。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善写这一模式的左翼作家，都曾有过无政府主义信仰的经历。考虑到这样的思想史内涵，事实上应该说，这里的“恋爱”其实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社会与人际关系的文学式呈现，而“革命”的进入与并置，既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享的社会理想，也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分化与扬弃。茅盾曾概括出革命+恋爱的几种情节模式：第一类是“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第二类是“革命决定了恋爱”，第三类是“革命产生了恋爱”[36]。关键或许不在于“革命”是否应当超越“恋爱”，而在“革命”为什么离不开“恋爱”叙事？从革命者主体构成的角度，“恋爱”是欲望、情感、情绪状态高涨且饱满的精神象征，是乌托邦实践的力比多动力。在早期中国的革命话语中，无政府主义能够成为激进思想的核心，正在于它提供了 最丰富的乌托邦想象。而“革命”毋宁乃是为了实现这种乌托邦理想而采取的现实的策略和手段。这又是“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法了。
       别有意味的是，丁玲早期小说虽然总以恋爱作为叙述主题，但从没有写过一次完满的爱情，唯有在《韦护》中才写出了一个性爱和谐的“爱情乌托邦”。这既是因为“革命”的出现赋予了爱情以一种充满希望的新世界视野，同时也可以说，唯有在恋爱中，革命者才体会到真正的乌托邦激情。小说中，当房东说恋爱后的韦护几乎像变了一个人时，韦护如此回答：“我仍然是我，不过我从前只将我的一面，虚伪的一面给人看。现在呢，我是赤裸的，毫无粉饰的了。这因为我早先虽有一个躯壳，然而却没有心……唉，就是说只是一个市侩呢。现在呢，我有了丽嘉，我为我们的爱情的享受而生活，我忘记对人的一切机智了”[37]。只有在恋爱中，韦护才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同样在现实生活中，瞿秋白写给王剑虹的信中，留下了这样的段落：“……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幸福’。……恋爱生成是先天的……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我现在或者可以算是半个‘人’了”。另一封信则这样写：“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啊。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他不是自由花魂”[38]。这和韦护是同样的口声，同样的逻辑。
       从这样的逻辑里，革命与恋爱都是为了建构一个“相亲相爱的社会”，而恋爱毋宁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当下实现。不过矛盾在于，恋爱是个人的，而革命的理想社会却是“人间”普遍的，因此，韦护为了“人间”而放弃了个人的幸福。这是丁玲所说的“菩萨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丁玲让韦护舍弃爱情，并非因为安那其主义或爱情是有缺陷的，而是一种借恋爱这一能指而对革命乌托邦的书写方式：如果没有恋爱，革命者所欲创造的理想社会也无从显现；或者倒过来，正是恋爱中的完满人格与人性，显示出革命者之乌托邦激情的情感驱力。在1920年代的安布论战中，无政府主义者如此抨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如果我们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从现存社会到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那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进行两次革命，一次实现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次实现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巨大的牺牲”[39]，就相当有意味地将两者分别置于“现实”与“理想”、“手段”与“目标”的矛盾关系之中。
       丁玲在《韦护》中始终没有否定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在叙述共产主义者刘希坚与安那其主义者白华的信仰转变时，也有着同样的“革命”加“恋爱”关系模式，但有两点不同：其一是指认出了安那其主义“社会主义”设想的空想性和不切实际。正是在五卅运动的实践考验中，安那其主义者毫无效率和主张，而共产主义者则有效地引导着整个运动的进程，从而决定了两种主义的高下之分。对五卅运动的关注和历史场景的热情呈现，是《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相对于《韦护》的最大突破。茅盾曾指出，《韦护》“那时候（大约是一九二三——二四年罢）的社会情形没有真切的描写也是一个缺点”[40]。韦护与丽嘉的爱情都是在封闭的房间里完成的，这充其量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性爱小乌托邦，缺少的是真正如同“一九三零年春上海”那样的宏阔历史视野。在个人与社会、爱情与革命之间，丁玲意识到了“辩证法”的存在，但却没有真正到达。尽管如此，她却以《韦护》的写作，走出了“黑暗”时期，并打开了全新的社会与历史视野。
      《光明在我们前面》与《韦护》的另一不同，是胡也频小说中安那其主义者的不道德形象。那个“自由人无我”设计的“新村图案”所描画的“恋爱的天堂”，完全是一种性泛滥的猥亵群居生活。这种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道德指斥，无疑有着两种主义论战的历史回响。而丁玲更关注的是两种主义的彼此完成：正是在革命者的乌托邦热望中，丁玲才写出了她前所未有的唯一一次完满的爱情乌托邦，从这一意义上说，是革命成就了爱情；而同时，革命者的乌托邦激情，也正是借爱情书写表达了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说，是爱情表达了革命。事实上，这样的互相指涉在《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里也是同样存在的。如果没有白华的爱情，刘希坚的革命显然缺少相应的乌托邦激情。差别只在于革命的策略和方式有所不同。胡也频的“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革命，步入全新时代的乌托邦激情是以“一种伟大的无边际的光明展开在他们的前面”这样的句子来表达的。在这样的“黄金世界”的想象中，个人消失在“无边际的光明”里。而丁玲的“革命”毋宁更瞩目于历史中的“个人”，是以感性个体的生命体验所表达的激情。这也是丁玲在理解自我与历史关系时的基本站位：她不愿意抽空自我体验而直接进入到对理想、未来的抽象体验中。与其说这时丁玲仍旧是无政府主义的，不如说她已经摈弃了莎菲式封闭自我主体，而开始朝向“外面”。但“社会视野”的缺失，表明的是这个新的自我尚未寻找到在“历史”中的真正位置。此后，“一九三零年春上海”这样主题的写作，正是她摸索着进入历史的过程。
       丁玲的真正转变，与她参与社会现实实践密切相关。一则因为胡也频在山东的经历而意识到组织与群体的重要，回上海不久即加入左联；而她入党，则是胡也频牺牲之后的第二年。在这一生命实践的过程中，丁玲挣脱革命与恋爱二元张力的文学写作标志，是1931年发表的《水》，这也被视为整个左翼文坛“对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清算”[41]。但《水》的写作仍旧没有摆脱二元性的张力与矛盾，因为这里主要显示的是一种从写“知识分子”到写“大众”的转移。而“大众”，在此时的丁玲心目中，还带有极大的他者性与陌生感。以群像的方式出现在小说中的“工农大众”，其面孔是模糊的“一团”，其内在的革命意识也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呈现。关键或许在于，她并没有找到能够统合与超越这种分裂性主体体验的文学表达形式。而这一点直到1948年丁玲创作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才真正完成。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
 
 
注  释：
[1] 较为详细的考辩参见张全之：《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无政府主义思潮》中的第十二章“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及第十三章“信仰的转换：论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2] 参见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一卷关于“新民学会”的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
[3] 丁玲：《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1946），《丁玲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4]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5] 参见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瞿秋白年谱详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陈铁健：《瞿秋白传》，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卫华、化夷：《瞿秋白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
[6]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7] 徐秀慧：《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从韦护形象与丁玲的瞿秋白论谈起》，《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
[8]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收入《丁玲全集》第9卷，第70页。
[9] 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1932年第2卷第1期。
[10] 孙犁：《关于丁玲》，《人民日报》1986年3月7日。
[11]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1933），收入《丁玲研究资料》，第110页。
[12]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收入《丁玲全集》第9卷，第68页。
[13] 丁玲：《我的自白——在光华大学的讲演》（1933），收入《丁玲研究资料》，第100页。
[14]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15] 丁玲：《我的自白——在光华大学的讲演》（1933），收入《丁玲研究资料》，第100页。
[16] 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1932年第2卷第1期。
[17] 陈铁健：《瞿秋白传》，第34-45页。
[18] 瞿秋白：《多余的话》，收入《瞿秋白卷》，陈铁健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19] 【德】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166页。
[20] 张秋实：《解密档案材料中的瞿秋白》，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
[21] 秋白（瞿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向导》第18期，1923年1月31日。
[22] 更深入论述参见杨慧：《思想的行走——瞿秋白“文化革命”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23] 刘康：《瞿秋白与葛兰西：未相会的战友》，《读书》1995年第10期；张历君：《现代君主与有机知识分子——论瞿秋白、葛兰西与“领袖权”理论的形成》，《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
[24] 瞿秋白：《多余的话》。
[25]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26] 张历君：《现代君主与有机知识分子——论瞿秋白、葛兰西与“领袖权”理论的形成》；瞿秋白：《历史的工具——列宁》、《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章（均收入陈铁健编：《瞿秋白卷》）。
[27] 【英】尼尔·哈丁：《列宁主义》，第8页，张传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8]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三卷），唐少杰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29]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171页。
[30]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171页。
[31] 1930年9月上海大江书铺的初版本中，韦护作为“康敏尼斯特”和丽嘉作为“安那其主义者”的身份特点是小说叙述的重要内容。到1932年版中，“安那其主义”“康敏尼斯特”等都被删除，相关内容则改写成与性相关的表述，韦护与丽嘉的矛盾成为一个“玩弄女性的轻薄者”与一个纯情女人之间的问题，所有“俄苏”字样也都改成“德国”。这种版本的修改显然与1932年国民党的政治审查有关。而到80年代丁玲审定和修改的最后版本中，则主要删掉了所有涉及丽嘉是“安那其主义”的表述，也删掉了珊珊的两大段心理描写。这种修改，一则与“无政府主义”的被污名化相关，同时也微妙地显示出丁玲对作为自己原型的珊珊书写的复杂心态。这里主要据以分析的是1930年大江书铺的初版本。
[32]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33] 徐秀慧：《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实践路径——从韦护形象到丁玲的瞿秋白论谈起》。
[34]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1933），收入《丁玲研究资料》，第110页。
[35] 贺桂梅：《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
[36] 何籁（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文学》第4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
[37] 丁玲：《韦护》，第454页，上海大江书铺，1930年。
[38] 刘小中、丁言模编：《瞿秋白年谱详编》，第143-144页。
[39]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209页。
[40] 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1卷2期，1932年7月15日。
[41] 何籁（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文学》第4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