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有真心胸的人”
——读丁玲与秦兆阳通信
 
王增如

 
          2016年8月，秦兆阳的女儿秦晴为了支持我们修订丁玲年谱，转给我两封丁玲致秦兆阳的信，分别写于1980年和1984年，因其从未发表过，所以很珍贵。我查找阅读了一些相关史料，加深了对这两封信的理解。
       丁玲在1980年给秦兆阳的复信中说，读了秦兆阳的来信，“深受感动。究竟是有真心胸的人写来的信。我亦将以真心胸报之。”我在阅读他们的通信时，为他们在消解历史误会时表现出的坦荡心胸和建立在共同文学观念上的诚挚友谊深深感动，他们都是有真心胸的人。
 
       一、丁玲1980年2月28日致秦兆阳信
 
兆阳同志：
       前天得读来信，深受感动。究竟是有真心胸的人写来的信。我亦将以真心胸报之。
       我们相识已是很久了，彼此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各方面的闲言絮语，也许终还有隔膜之
处。我自问对人，还是比较少成见，较能体会人之难处，喜欢看人的优点的，不过除少数恶劣者外。但我也有一些很重要的缺点，容易发表自己意见，有时还要带点感情冲动，因此，也有误伤人之处，也曾使人感觉我也有些不容易接近等等印象。实际现在回想起来，过去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两个编辑部虽然由于个别同志有傲气凌人的地方，引起一些小小意见或隔膜过，却仍然是平静，没有什么风浪的。还都是同志间的在工作上某些极小的不同意（见）。其实还是很亲密无间的，而那些意见，如果经过坦率的交换一点心曲，彼此多关心一些，就会很好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一些孜孜不倦的诚恳的工作态度，以及那种丝毫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关系，确还值得怀念的。我后来实在因为倦于工作，只想专搞创作，没有很好、真心实意深入了解一些同志，（了解也是不容易的，人常常也会看错了人的）至今也仍然感觉有所歉的。不止对你，对古立高，对陈涌也是如此。几十年之后，更显出来这都是些好同志呵！我手边还留有陈涌同志写给我的信，足见我对他也是一贯比较友好和重视的。
      你原是搞创作的，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写了几篇理论文章，你的理论文章也是比较得到重视的。我还希望你搞点理论，写对作品的评论文章。写创作要具体，要形象吧。搞理论也要具体，搞具体的理论。那些空洞的号召，千修万理的指示性文章，实在没有什么读者市场。只有搞指示的人，一层一层地奉为经典，但时过境迁，就无人过问了。现在创作上的问题是多的，但这既不是能靠指示，靠“权威”能解决问题的。要靠批评，百家争鸣，反复论争才能一步，一点，一片来向较好的方面发展，而权威也是要文章来奠定的。也是要一篇，两篇许多篇反复论争才能产生权威的。我们很须要权威，而不是有了权才威的权威！我对你还是报（抱）着希望的。创作固然须要，而现在我们更须要理论和理论权威！
      我现寄上一封我们的北大荒的一个朋友来信，你看看。这个人是五八年的转业战士（下级军官吧），在农场已二十多年，儿子也参加农垦了。这样的父子兵很多。他从不从事写作，但爱读书，对作家作品都很熟悉。你对此信意见如何？我本来想交唐因看看，现寄给你先看看，我还是比较同意他的看法的。觉得这样的读者意见，也代表许多……人，还是该重视的。如何？望告！
      即祝
      编安！
                                                                 丁玲1980，2，28日
      陈明也向你致意。
       丁玲此信有两个内容，第一，她与秦兆阳之间“因为各方面的闲言絮语，也许终还有隔膜之处”；第二，希望秦兆阳“搞点理论”，针对当前文艺现象出来发言。
       丁玲这封信，是对秦兆阳2月24日来信的回复。
       秦兆阳2月24日致丁玲信中，也讲了两个内容。
       第一，“春节前我出去走马观花跑了四十二天，同行的有李纳同志，她转达了您对我的关心，使我深受感动。经过了不幸的二十年，而我过去又有很多对不起您的地方，竟仍就（旧）得到你的如此关心，我怎么能不感动？但因回来以后，听说您搬了住处，确实地址一时没有打听到，再加上案头积累的信件和稿子都急待处理，所以终于没有去向您拜年。”
       1980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六位作家去海南岛和云南访问，李纳与秦兆阳多年不见，发现他苍老许多，落落寡合，不爱说话，“千里行程，他总以同一个姿势坐在汽车前座，默默地抽烟，两眼专注地凝视窗外，似乎不愿放过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同志们的欢声笑语，根本引不起他的一点兴趣”。但李纳和他聊天时说起广西的陆地，一下就激发起秦兆阳的说话兴致，秦兆阳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广西20多年，其间得到在广西文艺界担任领导职务的陆地很多帮助。陆地拉近了李纳与秦兆阳的距离，李纳就顺便把丁玲对秦兆阳的关心和问候转告给他，秦兆阳“深受感动”。
       第二，“昨天我忽然接到青年出版社黄伊同志转来您给他的信，读了以后，引起了我极大的不安，以至一夜失眠。”“我要恳切地向您道歉。”
       那么，丁玲所谓“因为各方面的闲言絮语，也许终还有隔膜之处”和秦兆阳引起极大不安“以至一夜失眠”者，究竟是指何事？两人信中均未细言。笔者未能查到丁玲致黄伊信，但依据上下文推测，这应该是1950年代初期《文艺报》与《人民文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并且涉及到丁玲在其中的责任。因为丁玲说：“实际现在回想起来，过去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两个编辑部虽然由于个别同志有傲气凌人的地方，引起一些小小意见或隔膜过，却仍然是平静，没有什么风浪的。还都是同志间的在工作上某些极小的不同意（见）。其实还是很亲密无间的，而那些意见，如果经过坦率的交换一点心曲，彼此多关心一些，就会很好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一些孜孜不倦的诚恳的工作态度，以及那种丝毫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关系，确还值得怀念的。”丁玲那时主持全国文协工作，兼任《文艺报》主编，秦兆阳是《人民文学》的编辑、小说组组长。《人民文学》是发表作品的，《文艺报》是评论作品的，对《人民文学》上一些作品提出过批评，这很正常，或许某些矛盾由此而生。丁玲那时身居高位，她在信中回忆说：“我自问对人，还是比较少成见，较能体会人之难处，喜欢看人的优点的，不过除少数恶劣者外。但我也有一些很重要的缺点，容易发表自己意见，有时还要带点感情冲动，因此，也有误伤人之处，也曾使人感觉我也有些不容易接近等等印象。”对当年的自己做了一些解释，也做了一点检讨。
       秦兆阳则诚恳检讨说：关于您写给黄伊信上提到的那件事，“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许多旧时作家协会的一些事情而附带想起了这么一个印象。事隔多年，这种回忆当就是靠不住的。另外，也可能是若干年前向我传述这件事情的同志的误传，还可能是有关文艺报批判武训传的事的传说，我把它搞混了。总之，我把流言当事实，未多作考虑就给黄伊写了出来，这是很不对的。”接着又解释说：“我还是要向您解释一下，我绝非出于有意的恶意。经了二十多年，至少总会有所‘体会’，总会明白一些事情。也许您会相信这一点吧？”
       秦兆阳由于误记或听信误传，在一件旧事上误解了丁玲，他写信向丁玲道歉，丁玲表示“深受感动。究竟是有真心胸的人写来的信。我亦将以真心胸报之”。这两句富于文学意味的话语，表达了丁玲对于秦兆阳的信任与赞赏，其实她一直看好秦兆阳的水平与人品，在1950年代就对秦兆阳很有好感。
       有两个例证。
       例证一，丁玲曾在1952年4月出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她在1985年秋天一次谈话中回忆说：“事实上我去编《人民文学》也是多余的，因为有一套编辑在那边，秦兆阳、古立高啊都很强，我去了也做不了多少事，管的很少，管的很表面，实际上还是几个老编辑在那里做工作。我在《人民文学》里面没有起什么作用，时间也不长。”
       例证二，1955年丁玲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后，1956年夏天中宣部重新复查，认为是一起错案，准备为她平反。《人民文学》编委葛洛也是中宣部复查小组的成员，来找丁玲要稿子，想让丁玲在《人民文学》上露个面，丁玲就把《在严寒的日子里》前八章拿给他。这时秦兆阳已经升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他看后不同意发表，8月22日给丁玲写信，说：“丁玲同志：本来，因你很久没有发表作品，如果能将长篇的一部分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无论是对刊物，无论是对读者，都是极好的事情。因此，当这份原稿拿来以后，我就赶紧看了。但看了以后，我又有些为难。我的感觉是这样：1、它本身不能形成一个段落——自然，在整个长篇小说中可能是一个段落，但在读者心目中不能形成一个段落。因为，反革命分子在村里行动起来了，而村干部跑了，情势十分尖锐，但以后如何呢？却突然没了下文，会在读者心里产生遗憾和不满。2、在这一段中，除那个逃亡战士——地主的儿子，区委书记，及那个胆小的农民外，其他的人物，如地主们，村干部们，都缺乏个性。3、全文太长。我找发稿有经验的同志算了一下，有四万五到五万字的样子。把这三种情形合在一起来考虑，我就觉得，恐怕发表出去对读者和对作者都不好。但我又怕我看得不大准确，因此又把原稿送给严文井同志，希望他也看看。因他忙，只看了一部分，也有类似的感觉。这样，我经过再三考虑后，只好决心把原稿退给你了。我想您会原谅我们的。”
李纳说过，秦兆阳“看稿子一丝不苟，不论是谁，一视同仁，该发的发，该退的退”。丁玲赞赏这种坚持原则不讲情面的认真态度，她后来主编《中国》时也是这样的态度，退过老友韦嫈的稿子，甚至退过陈登科的稿子，所以她以后几次托人告诉秦兆阳说，他提的那些意见是对的。
 
       二、相同的文艺观
 
       丁玲写给秦兆阳的信里，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希望他对当时的文艺现象出来发言，写理论文章。她认为，“现在创作上的问题是多的，但这既不是能靠指示，靠‘权威’能解决问题的。要靠批评，百家争鸣”，“你的理论文章也是比较得到重视的。我还希望你搞点理论，写对作品的评论文章”，“我对你还是抱着希望的。创作固然须要，而现在我们更须要理论和理论权威”。
       她转给秦兆阳“北大荒的一个朋友来信”，写信人郭硕基，原是志愿军战士，1958年转业到汤原农场后做工会工作，丁玲陈明在北大荒时与他相识，结下友谊。1980年1月30日郭硕基给丁玲陈明写了一封长信说：我对当前文艺创作感到不满，向你们倾诉，“翻开各种文艺杂志，绝大部分篇幅，全载的所谓‘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数量是不是太多了？与当前四化建设的步伐我感到不太合拍（我并不反对写揭露四人帮所造成各种内伤的作品），对当前社会风尚，人们的精神面貌，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光揭露够吗？而在现实生活中，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老同志、年轻一代，都在抚着伤痕哭泣吗？……就说我们这批五八年十万名‘落难’转业官兵，又如何呢？汤原农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光干部被揪斗者就达186名，工人、家属近百名，可他们却一抹眼泪，战天斗地，去年一举甩掉了廿一年的亏损帽子，盈利三百余万元，上交国家粮豆三千万斤。看起来数字不小，可北京市人民每人才合五斤，同志们感到有愧，决心在今年更上一层楼，争取在新长征途中，迈更大的步。五八年我们还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子，如今可都成了老头子，一些战友也成了古人，说享受我们究竟享受了什么？去年我在北京一个老战友家作客，他成了国防科委司令部航测部副部长，提了六级，可我们呢？不但没有提级，工资反而比部队减少了，我们怨恨过吗？再说当前的年轻一代，他们由于受四人帮的迫害，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少人无视纪律，缺乏道德，偷摸抢劫，无所不为，文艺家的责任不是应该用他们的心灵，去教育这一代人吗？我总觉得过多的去‘揭露’那些‘伤痕’，既不合当前形势，也不是人们所想的。中国人太穷了（我们全场平均工资才37元哪！）党中央为了实现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四化进军，号角已经响了，可文艺家们在这次伟大的进军，应该担负什么责任，不是显而易见吗？人们要的是鼓劲、鼓实劲，要那些老作风，老传统，要雷锋，要鞭策那些官僚主义者，那些只顾自己享乐而又忘掉人民，只知道走后门，搞关系学的市侩。总之，我觉得作家应深入群众，听听群众的呼声，群众想什么，而又需要什么。你们不是提出要干预生活吗？刘宾雁同志的《人妖之间》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原因不是很容易找到了吗？也是报上的消息，你们准备组织一批作家到黑龙江来（已经有一批到海南岛去了），我们热烈欢迎，是否能在深入之后，来个老兵新传续篇？”
       丁玲十分赞同郭硕基的观点，觉得他的意见很有代表性，“还是该重视的”，所以转给秦兆阳，希望他能写篇理论文章。
       秦兆阳3月5日复信丁玲。
丁玲同志：
       2月28日信收到已数日，因忙，今始作复。谢谢您对我的鞭策。我想跟您谈谈心。
      自从《广阔的道路》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以来，国内外许多人把我当作是搞理论的，许多刊物约我写理论文章。然而我一直是采取逃避态度，只是在不得已时才应付一下，连一般的座谈会（包括请作报告之类）我也尽可能不参加。我也知道，当前正是需要有用的、切实的、具体的理论的时候。特别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艺青年，需要探讨写作规律的理论。但是我总觉得自己不能在理论上搞出什么名堂来。原因是：（1）学问功底太差。中外古今的作品读得太少，马列知识太少，一般文艺理论（包括美学）知识太少，光凭自己思考所得，往往经不住别人引经据典的批驳，即使自己有理，也自我惶惑，更不用说反驳人家。（2）我比较脆弱，沉不住气。因此很害怕缠进争论的漩涡里去，倒宁愿生活得平静一些。（3）没有时间读作品，想问题。来访、来信、来稿等社会事务和出版社的工作压得我透不过气来。（4）主要兴趣在创作方面。虽然自知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但个人气质喜欢创作，常常无法克制。（5）多年来形成了对理论的厌倦心理。
       但是有时客观需要也逼得我无地可逃。个人有时被历史推着转。因此常常处于矛盾之中。
我觉得，我们党怎样使用现有的、还能活几年的人，这是目前一个问题。以我为例，从48年就搞编辑，直到56年。自58年到78年，20年基本浪费过去了。如今又搞编辑——除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外，更多的是文艺界的社会事务，亦即前面所说的“三来”。连到邮局寄信都得我自己去。    
      黑龙江农场硕基同志的信中所提问题，确实值得注意。广西的陆地同志前不久来信也谈到这个问题。去年冬天我也曾在《当代》编辑部提出同样问题。看来关键在于作编辑工作的人们去掌握。今年要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当会讨论到这一点。当前特别需要描写改革前进的英雄形象，这是《乔厂长上任记》所证明了的。
      丁玲同志，请今后多帮助我，更希望您多多注意身体。
      谨候
      近安
                                                                                   秦兆阳
      问陈明同志好。
                                                                                        3，5  
       秦兆阳虽然没有就郭硕基来信提出的具体问题写理论文章，但是他在许多场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1980年春夏之交，秦兆阳信中提到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就“伤痕”文学和所谓“歌德”与“缺德”等观点展开激烈讨论。秦兆阳在大会发言说：“真正的歌德派，应该是我们，我们，我们！对于党中央新的方针路线，我们是要做真正的歌德派！我们通过批判来歌颂，通过歌颂来批判！我们歌颂三中全会之德、实事求是之德、干部和人民不可扑灭的正气之德、民族生机之德……这也就是思想解放！”
       孟伟哉1981年在《秦兆阳印象》一文中记下了他多次说过的话：“现在是需要一些振奋之作，鼓舞人心。我们就多搞一些报告文学吧！反映四化过程中的矛盾斗争，也可以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在艰难曲折中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孟伟哉说，“他肯定文学对丑恶现象和阴暗面的批判作用，……正确的批判是健康的头脑的产物。同时他也认为负责的作家应通过自己的作品给读者以希望、信心和力量。”
       秦兆阳要求《当代》的编辑们“带着时代的使命感办好刊物”。1982年2月他提出“我们是为了建设文学事业办刊物的”。1983年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第一，努力反映是非曲直是当前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如通过《跋涉者》、《改革者》、《龙种》、《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中长篇小说和《命运》、《热流》、《中国姑娘》等报告文学较及时地反映了城乡改革事业的发展和举国瞩目的、振奋人心的大事。第二，掌握好所发作品的格调。不是低沉灰暗的，也不是浅薄庸俗的荒诞和空空洞洞的东西，而是严肃、健康、引人奋发向上的东西。第三，编辑作风要严肃正派，把刊物当作严肃的文学事业来看待。对稿件的判断取舍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对名家也不乞求，不迁就。同时，把培养、扶植文学新人当作办刊的重要方针，公开宣布每期必发新人新作。第四，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要求在不违背四项原则的前提下来反映矛盾斗争，帮顺忙，决不帮倒忙。”
       秦兆阳多次强调“文学最终要给人以希望和信心”。他说在编选稿件时，他“总是抱定一条总的宗旨：文学作品最终要给人以希望和信心。作品不怕写得尖锐，但要准确，要能鼓舞读者，所以要花相当力气组织时代气息强的报告文学。”他不愿意大家总是唉声叹气，认为那样会影响一个民族的气质，影响人民的心理，造成一种对社会对事业不利的失望情绪。他相信历史总会前进的，人民总是有力量的。
《当代》上发表的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陈国凱《代价》，叶文玲《心香》等优秀作品，都浸透着他的心血。
丁玲的文艺思想和秦兆阳完全一致。1980年6月她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谈话时说，“有人说我是保守派，说我不够解放。难道一定要写得我们国家那么毫无希望，才算思想解放吗？”“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难得很，你不调动千千万万人的思想，再好的办法也搞不成。你有这么好那么好的计划，可是人们不积极干，那你就落空了。我们文学家应该理解这个困难，努力帮助克服困难。”“你不帮忙，你在那里老是挑剔，那有什么好处？”7月3日在上海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阐述自己的文艺观点，第一个就是“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不少作品揭露了“四人帮”的罪恶，切中社会时弊，“这是很好的”，但是“还要写出一个强有力的东西，与这个坏，有对比，有斗争”，“应该把世界写得更有希望一些”。她说，“现在有些青年人就是缺少信仰这样一种东西，单纯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对此，“作家有责任引导青年人爱国、爱党，启发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心”。
 
       三、丁玲1984年9月向秦兆阳约稿信
 
       丁玲与秦兆阳来往并不多，但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彼此都在心里记挂着。
       秦兆阳在1980年2月24日给丁玲信中向她约稿：“请时常想到《当代》，为它写稿，读者非常想多多读到您的文章，无论什么形式的文章。”1981年第4期《当代》发表了丁玲《文学创作的准备》，1982年第3期上又发表了丁玲的《我读〈洗礼〉》，丁玲拿给秦兆阳的，都是有分量的好文。
       1982年5月，天津作协分会和孙犁同志邀请丁玲去天津出席一个文艺座谈会，说还可以多请几位作家，丁玲想到了1950年代初期编辑《人民文学》的秦兆阳和古立高。但是临出发时秦兆阳生病，未能出行。丁玲回到北京不久，就去北池子二条秦兆阳家的小院看望他。
       1984年6月，第一届“丁玲创作讨论会”在厦门大学召开，秦兆阳应邀与楼适夷、蒋锡金、杜宣、马烽、杨沫、陈登科等参加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
       1984年秋天丁玲创办大型文学期刊《中国》，在约稿和推举编委时，丁玲都想到秦兆阳，并得到他的支持。
       9月9日那天丁玲写了10封约稿信，并要冯夏熊把信送给秦兆阳，当面向他汇报刊物筹备情况。
兆阳同志：
      几次准备去看你，因住院开会未果。我们实在须要并肩携手斗争。我知道办个刊物太难。我知道我应该专门注意写作。但势（事）已至此。只好坚持下去。万望帮忙！详情夏熊当面告诉你。如有文章，任何题材形式都须要，长短不一，甚至可以说第一期要你的名字。能帮忙一两个长、中篇则更好！
      祝好！
                                                                       丁玲即日
       秦兆阳积极支持，拿出了小说《往事散记》，发表在《中国》创刊号上，并应丁玲、舒群之邀，同意出任《中国》的编委，为刊物出力献策。
       11月21日中午，《中国》第一期的稿件送交新华印刷厂付排，下午举行了第一次在京编委会，秦兆阳高兴地到会。陈翰伯发言说：我不是做文艺工作的，可是我很愿意支持这个刊物。现在因为身体不好，在家里养病，看杂志看小说的时间多了，秦兆阳同志厚厚的一本书《大地》，我大概再有一两天就可以看完了。秦兆阳发言说：原来我想象，办这个刊物很难很难，现在这样快就要出了，我没想到办得这样利落。还是绍棠那句话：得道多助。得什么道？得党的正气之道。他还强调，办刊物，要广泛团结。
      但是《中国》后来在团结上出现严重问题，编委的思想也不统一，一开会就闹矛盾，秦兆阳对牛汉说，以后别开编委会了，意见不统一，刊物没法编了。他淡出了《中国》。
      然而秦兆阳依然关心关注丁玲。1985年末丁玲病重住进协和医院，秦兆阳两次前去探视。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5月份秦兆阳看到一篇《丁玲文集》里没有收入的小说，立即致函陈明：
陈明同志：
      近来好。
      西安一位同志给我寄来一本《文艺战线》一至六期合订本，是解放后复印的，内有丁玲同志一篇短篇。查《丁玲文集》，似没有这篇作品。另有广告一份，也是同刊物第一期上的，一并寄上。
写字手抖，不多写了。
                       即候
       健康
                                                                 秦兆阳
                                                                86、5、30


       作者系《作家文摘报》原副社长、编审，中国丁玲研究会名誉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