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火的灯蛾
  ——我与丁玲研究

陈漱渝

       不是故作谦虚，我对丁玲确无研究，但缘分不浅。
       初次接触丁玲作品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刚上中学，家里不知怎么会冒出一本旧平装书，书名似乎是《解放区作品选》，纸张发黄，装帧简陋，但有一篇叫《三日杂记》的散文扑入了我的眼簾，让我一口气读了下去：

     “也许你会以为我在扯谎，我告诉你我是在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寂静的山沟里行走。遍开的丁香，成团成片地挂在两边陡峻的山崖上，把崖石染成了淡淡的紫色。狼牙刺该是使刨梢的人感到头痛的吧，但它刚吐出嫩绿的叶，毫无拘束地伸着它的有刺的枝条，泰然地盘踞在路的两边，虽不高大，却充满了守护这山林的气概。我听到有不知名的的小鸟在林子里叫唤，我看见有野兔跳跃，我猜想在那看不到边的、黑洞洞的、深邃的林子里，该不知藏有多少种会使我吃惊的野兽，但我们的行程是神奇而愉快的。”

       我当年为什么会对《三日杂记》情有独钟呢？那原因就是作者用新的语言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新的世界，让他们结识了在《子夜》、《激流三部曲》等现代文学名著中未曾出现过的新人物。这些人身板结实，眉眼开朗，浑身泥土气，在五月之夜唱着《顺天游》、《走西口》、《五更调》、《戏莺莺》。时至今日，他们那响遏云霄的歌声，似乎还萦绕在我的耳畔，去麻塔村途中那遍山满开的丁香似乎仍旧芳芳扑鼻……直到前年，丁玲1943年日记首次披露，我才知道那年延安中央党校审干，丁玲成为重点审查对象，她如惊弓之鸟，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居然承认自己是复兴社的特务，直到1944年2月纠偏，丁玲所谓“特务”问题才得以澄清。了解到这一特殊背景，读者才会理解1944年6月丁玲到麻塔村采风时的心情为什么会如此欢快，步履为什么会如此矫健。丁玲曾向我抱怨，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只把她视为小说家，不把她当散文家。然而，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像《三日杂记》这样的散文其实并不多见。
       后来上了大学中文系，我才知道丁玲的成名之作是《莎菲女士的日记》，获奖之作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晚年重返文坛的亮相之作是《杜晚香》。但是，《莎菲女士的日记》虽然表现了主人公心理的矛盾，灵魂的裂变，对灵与肉的融合统一的追求，从而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奠基，但以我当时的年龄和阅历，对于那个时代叛逆女性的苦闷与诉求实在隔膜得很，至今也缺乏共鸣。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使丁玲赢得了国际声誉，也提升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不幸的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这部长篇虽然给丁玲带来了光环，但随之也给她带来了厄运。由于这是一部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的小说，在价值观多元乃至撕裂的当下自然会评价不一，但其历史文献价值和认识意义应该是无法否认的。不过我并没有通读这部丁玲的巅峰之作，只接触过曾经选入中学教材的一章：《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作家观察的细微，描写的逼真，人物形象的鲜活，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做“文学”。由此书引发的回忆还有一件事，那就是陈明曾带我去张家口市涿鹿县温泉屯捐过一批书。那里在桑干河畔，是丁玲当年体验生活的地方，有一个小图书馆。最近才听说，“桑干”二字既与桑葚无关，也跟桑弘羊和干宝之死无关，而是译自鲜卑语和与之同源的满语，意思是“白色”。桑干河原是一条白色的河。
       丁玲新时期复出的亮相之作是《杜晚香》。那是一个拨乱返正的时代，也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代。长期搁笔的丁玲当时可写的题材其实很多。她之所以选择北大荒垦区的劳模邓婉荣作为人物原型，除开她稔熟北大荒的生活而且这篇小说又醖釀了十二年之外，我以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她觉得写生产模范和先进人物既接地气而又比较稳妥。须知，当时的丁玲尚未完全落实政策，她在文坛的夙敌仍然死抓住她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如果此时在政治上出任何纰漏，必然导致始料不及的后果。我以为，在“颤颤惊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下，是写不出天马行空式的作品的。所以，在我看来，丁玲晚年那些反思历史的文字（如《风雪人间》），其历史价值肯定会超过《杜晚香》。
       我对丁玲的作品接触如此之少，而且又的确缺乏研究，那为什么会参加丁玲研究会的活动，并且还任了中国丁玲研究会的副会长呢？坦诚地说，这完全是由于丁玲夫妇的偏爱。丁玲是1979年1月12日从山西长治市的农村返回北京的，其实已经75岁，但仅仅摘去了右派的帽子，而所谓历史问题的平反尚存很大阻力，周扬一直坚持丁玲历史上“无疑点有污点”的观点。当时北京有三个跟鲁迅研究和鲁迅著作出版关系密切的机构。一个是我所在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李何林担任馆长兼主任。由于位于北京西城阜成门，被圈内人士称为“西鲁”。另一个是随后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鲁迅研究室，所长是陈荒煤。位于北京东城的建国门，被称为“东鲁”。还有位于朝阳门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位置适中，被称为“中鲁”。李何林是坚持维护鲁迅和冯雪峰的，重新评价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时，认为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完全正确，而周扬率先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忽左忽右，有路线性错误。陈荒煤则站在周扬一方，在文学所的刊物《文学评论》上发表夏衍的长文，重申1957年反右运动中批判冯雪峰的那些观点，双方论争激烈，乃至惊动了中宣部和陈云同志。当我第一次拜访丁玲时，她问我在哪个单位工作。我说是在“西鲁”，双方立即拉近了距离。后来陈明同志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听了我的发言，更增加了对我的好感，希望我协助他做延安文艺学会的工作。我说参加这个学会的有很多老同志，甚至是文艺界的领导，我不熟悉那段历史，又是非党人士，不适合参加。大约是1996年，严家炎教授因年事已高，坚辞丁玲研究会会长之职。经严教授和陈明连袂推荐，我出席了当年7月在山西长治召开的第七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被选为副会长；直至2014年10月，改任名誉副会长。所以，我参加中国丁玲研究会的活动，至今已有二十多年。
       那次到长治市开会，记得是先跟陈明同坐飞机去太原，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焦祖尧提供了一辆奥迪小轿车，送我们去长治市。那时奥迪在山西尚属稀罕物件，仅省委省政府有几辆，所以行驶在长途公路上风光无限。因为车尾挂的是省府的车牌，所以每到一收费站只见有人行礼，从未有人收费。由于缺乏学术准备，我未能提交像样的论文。会上听到上海林伟民教授发言，是从女性文学角度评价丁玲，我便即兴发表了一些异议，认为丁玲虽有女性意识，自主自强意识，但不宜沿袭西方的概念，迳称丁玲为女性主义者，因为女性主义是男权中心的对立物，容易导致性偏执的倾向。记得丁玲本人说过，她卖文，不卖“女”字。后来严家炎先生作总结，说我讲的有一定道理，林教授讲的也有他的道理。
       第八次丁玲国际研讨会是在延安召开的，那时我尚未退休，估计是跟其他活动时间冲突，未能参加。但2004年、2007年、2009年、2014年的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都参加了，而且每次都写了发言稿。其后还参加了常德丁玲纪念馆陈列方案的审定和丁玲公园雕像的审定，也算是我为弘扬丁玲业绩所尽的绵薄之力。
       我在这些会上的发言反映都还好。日本有四位女汉学家，从1993年开始就坚持参加丁玲国际研讨会，她们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田畑佐和子、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前山加奈子、菲利斯女子大学教授江上幸子，还有一位已故教授秋山洋子，是神奈川大学教授。她们戏称为“四人帮”，每次参会之后都会对论文进行讨论评议。田畑教授在《丁玲学术研讨会参加记》一文中写道：“第11次学会于2009年12月在福建省厦门举行……在这次会上给我们以很大影响的是陈漱渝先生所介绍的《萧军日记》，我们原以为丁玲一直在批判萧军，可这次我们才知道她在延安的一段时期曾与萧军有亲密交往，并向他吐露过心中的苦闷。读了萧军日记觉得有趣之处不仅是与丁玲有关的部分。于是我们四个人开始依次轮流边做笔记边进行阅读，实际上至今还没有读完。第12次学会于2014年10月在湖南常德举行。此次学会上所发表的论文中最突出的长篇力作是陈漱渝先生的《有关丁玲的苦难叙事——1957年批判丁玲反党集团纪实》。正如这一副标题所示，文中回顾了丁玲被打成右派的苦难经历，对那场斗争的前前后后做了详尽的叙述。陈漱渝先生之所以将半个世纪以前所发生的那场可怕的冤案的经历详细地做了叙述，是因为想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一事件的经过，使历史不再重演。”国内外丁玲研究专家对我研究丁玲习作的肯定，使我倍受鼓舞。于是，我将这些有关丁玲的文字集成《扑火的灯蛾》一书，交香港中华书局出繁体字版，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简体字版。书内还收有我谈丁玲跟沈从文关系的文章，虽未在会议上宣读，但都披露了一些第一手史料，可供参考。
       2017年3月下旬，我从北京直飞常德，出席了第13次丁玲国际研讨会。这次会上选出了丁玲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的领导机构，我任总监票人，并继续被推选为学会名誉副会长。我在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题为《飞蛾扑火：丁玲的情感生活——以丁玲和冯雪峰为中心》。
       我在会上说，在丁玲的情感生活中，应该提及的男性有五位，即瞿秋白、胡也频、冯雪峰、冯达、陈明。她的表哥余伯强不能算，因为那是包办婚姻，后来解除了。彭德怀也不能算，因为双方并无有实质性的交往，只不过相互敬重，又有人想从中撮合而已。
       瞿秋白是第一个进入丁玲心扉的男性。他的出现对于丁玲的主要意义在文学启蒙，因为瞿秋白除发现了丁玲的创作禀赋之外，还给他灌输了新的文学观念。了解到瞿秋白跟王剑虹、丁玲之间的情感纠葛之后，再重读丁玲早期作品《韦护》就会有一种新的理解。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都认定“韦护”的原型是瞿秋白，而作品中的“丽嘉”原型是秋白的亡妻王剑虹。而现在可以断定，“丽嘉”这个人物的创作素材其实有的是取自丁玲本人，比如小酒窝，大眼睛，投考电影公司……至于恋爱中的若干细节，有的也很难择清。我的结论是：丽嘉这个人物是杂取种种人再加以典型化的，这些人中既有王剑虹，也有丁玲，还有那个时代在苦闷中挣扎徘徊而仍追求光明的进步女性。
       丁玲心目中的理想爱人是那种无论在政治上抑或在创作上都能引领自己的人。胡也频虽然纯洁而真实，但并不符合丁玲的择偶理想，彼此更像是两小无猜的朋友，所以冯雪峰这匹黑马一旦杀出，丁玲爱情的岩浆就火山般地喷发出来，无法自已，以致写出了《不算情书》这种惊世骇俗的文字。冯雪峰是泥腿子出身，没有瞿秋白浪漫，也没有胡也频热烈。他不会跟女性聊天（当今网络语言叫“撩妹”），甚至当着丁玲的面说莎菲的那种情感“要不得”。丁玲在南京被软禁三年脱险之后见到雪峰，本想嚎啕大哭，尽情倾诉，没想到反被雪峰打断。雪峰冷峻地告诫她：“你怎么感到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多许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然而，正是冯雪峰这种政治上的原则性和坚定性，不但促进了丁玲精神境界的提升，使她在创作上摆脱了“革命加恋爱”的模式，而且也促使了胡也频创作上的转向。雪峰毕生信奉共产主义，丁玲此后也成为了为追求理想非死不止的扑火灯蛾。
       冯雪峰在爱情生活中拘谨而自律。他不愿意在妻子何爱玉面前成为一个感情出轨的人。在胡也频牺牲之后，雪峰介绍冯达照顾丁玲的生活，然而好心办了坏事。1933年5月，冯达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他原以为丁玲会按预先约定的时间转移，便供出了住址（这是他跟丁玲一年多的同居处，也是党的秘密联络点），结果导致了丁玲、潘梓年的相继被捕和应修人的牺牲。冯达认为已经犯下无可饶恕的错误，便破罐破摔。他不仅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而且答应给当局做翻译工作。冯达变节后，国民党当局仍将这一对原已同居的夫妇单独关押在大雪封山的莫干山，又导致丁玲生下了一个女儿。尽管丁玲被捕后并没有暴露身份，也没有出卖组织，而且历尽千辛万苦逃出虎口，奔向陕北，但这件事仍旧成为了她日后长期遭受羞辱和迫害的口实，是她身上一个永远也无法愈合的伤口。丁玲在人间受到非人间的折磨，成就了她作为一个殉道者的圣洁形象。如果她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之后直奔延安，被安排在领导岗位，会不会跟周扬一样也一度成为“文艺沙皇”呢？这当然是一个伪命题，无法深究。
       丁玲到陕北之后，主动追求比她小十三岁的陈明，第三次走进婚姻殿堂。这不仅是因为陈明多才，洋溢着青春活力，更重要的是陈明也是一位革命者，“一二·九运动”期间的学生领袖，至今已有81年党龄的党员。丁玲跟陈明结合之后相濡以沫44年，苦难岁月远远多于温馨日子。我有一种直感，那就是在丁玲被打成反党分子的日子里，在流放到北大荒的日子里，在关押到秦城监狱的日子里，在发配到山西长治嶂头村的日子里，如果没有陈明的存在和呵护，丁玲能否活到云开雾散、彻底平反的一天，还的的确确是一个问题。
       我这次发言的结语是：丁玲不仅在政治上是一只追求真理的扑火灯蛾，在情感生活中也是一只追求真爱的扑火灯蛾。丁玲的情爱史充满了丰富的人性，也充满了鲜明的政治性，并且始终保持了女性的独立性与主动性。丁玲说过，每个女人的命运写出来都是一本最动人的书。如实把丁玲的情感生活书写出来，也会成为一本最动人的书。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徐秀慧听了我的发言之后说：“你对丁玲的情感生活梳理得很细致。”原来她提交的论文也与之相关，叫《丁玲忆故人——追忆、反思与成长》。还有一些与会学者着说，读了你文章的开头，就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我知道这些话都是一种鼓励。在丁玲研究领域，我其实尚未登堂入室。还要不要继续开拓呢？按道理是应该继续努力，不过按年龄恐怕是来不及了。到第14次丁玲国际研讨会召开之时，我应该80岁了。能不能捱到那一天呢？捱到那一天东道主还敢不敢邀请我呢？因为有“八十不留餐”的古训呵。即使有人敢邀请我，自己还敢不敢去呢？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我趁眼下还有残年余力的时候，匆忙把我与丁玲研究的情况作一下简单回顾。此生我以鲁迅研究为主业，丁玲研究只是我的“杂学”。但丁玲研究给我带来的温暖和快乐，绝不在鲁迅研究之下，所以便一鼓作气写了这一篇非驴非马的札记。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