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建构的局限性
——读丁玲《阿毛姑娘》《莎菲女士的日记》
  
近藤光雄

 
       在丁玲文学研究之中，《阿毛姑娘》与《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两篇小说。在最近的研究中，王轶指出，《阿毛姑娘》的女主人公阿毛对城市生活的追求和对金钱的欲望是无法构成一个真正“人”的美好生活的；陈智慧认为，阿毛的经历是身为女奴、纯洁无知的少女慢慢成长为把握自我命运的女人的过程，而对自我命运的把握是通过自杀完成的。关于《莎菲女士的日记》，陈静指出，莎菲正是在对自我生、死、爱、欲等人生问题的思考和伦理矛盾中追寻女性存在本体的伦理意义和价值。虽然这些研究已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阿毛与莎菲的自我建构的某些特点，然而两位女主人公的所谓自我是在何种环境中如何建构起来的？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她们所面临的问题又意味着什么？而在塑造阿毛与莎菲的形象时，丁玲又对现代性提出了那些问题？本文通过分析两位女主人公自我建构的过程，主要来探讨其特征与共同性，由此思考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丁玲对现代性的认识。
      《阿毛姑娘》的女主人公阿毛是在荒僻的山谷长大的，出嫁后来到西湖边葛岭。在这里，她与三姐和阿招嫂结为好友，并通过三姐了解了城里以及上海的一些新鲜事情。这让阿毛开始对城市充满梦想，终于有一天，她与三姐几个人一同进城。在城里，阿毛不仅对汽车、大洋房感到好奇，她还看到了穿戴时髦、打扮华丽的女太太们。只是，阿毛把她们看成供人欣赏的对象，心想自己是否具备那份福气，可以生活在这种社会中去欣赏她们。之后，与三姐们在一家布匹店铺挑选布料时，阿毛相中了三姐选的那一块，但马上发现带的钱不够，于是心中开始埋怨丈夫，为什么不给她多带一点儿钱。回到葛岭后不久，一对讲究穿戴的富裕夫妻从城里搬到玛瑙山居，住在阿毛家附近的一所小洋房里。后来，与这对男女身份相同的几位女子也来到山居游玩，阿毛这才知道这些女子在她们的社会中是很普遍的存在。随着游山客人日益增多，阿毛开始思考她们与自己的命运为何不同。
       春天，三姐嫁给了国民革命军的军爷，搬到城里去了。军爷虽是有妇之夫，但在游湖乘船时看上了三姐，娶她做姨太太。婚后三姐回老家时，阿毛发现她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走姿、发型都很时髦，性格也变得高傲自大，甚至与阿招嫂发生口角。虽然邻居们看不起三姐，但她第二次回来时，阿招嫂又不得不巴结她。尽管邻居们对三姐的态度如此矛盾，但阿毛却很羡慕三姐，认为三姐婚后的富裕生活完全改变了她的命运。就这样，三姐的生活成为阿毛所敬重、憧憬的对象，三姐的丈夫也成为阿毛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阿毛终于理解了是金钱把同样的人划分成不同阶级并改变了她们的生活方式。之前，阿毛觉得这种差别是命中注定的，但现在，阿毛认为金钱可以改变生活甚至自己的命运。
       通过对阿毛心理变化的概括可以看出，令阿毛感到好奇的城市生活，逐渐变为她所要追求、所要获得的对象。对于刚刚进城的阿毛来说，城市中象征着“现代”的种种符号——汽车、大洋房、高跟鞋——只是她可以观看的客体，与她个人生活不将发生任何直接关系。但在接触玛瑙山居中富裕男女的生活以及经历三姐出嫁一事之后，富裕生活对于阿毛来说不再只是一种梦想，而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改变自我命运的一种“现实”。与此同时，阿毛对金钱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初次进城时，金钱只是满足她购物心愿的工具，而后来，阿毛把金钱看成能够改变生活方式、决定人生价值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说，在阿毛看来，曾经作为客体出现在她面前的城市中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已不再是客体，反而变为与她生活更加密切、激起她去改变自我命运的重要因素。
       那么，阿毛是怎样实现她对城市生活的追求和对金钱的欲望的？三姐结婚后，马上进入了养蚕的季节。阿毛虽然初次接触养蚕，但她比常年养蚕的公婆还要卖力气。做家务也比以前勤快多了。大嫂总劝阿毛应该歇一歇，但她却不肯停下来，仿佛在劳动中找到了某种安慰似的。其实，阿毛对这些劳动如此积极，只不过是因为她对小二的将来抱有一种期待，认为他或许可以做军爷或发大财。虽然小二也不想被人蔑视，种田很卖力气，但他却不知道阿毛对他的期待以及阿毛对金钱的贪婪，而对于阿毛拥有这种欲望之后在心理、感情上发生的变化也毫无察觉，当然更无法鼓励阿毛继续把她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因此，阿毛逐渐对小二感到失望，家务不做了，对养蚕的热情也消失了。
       接着，阿毛把期待的目光转向到游山的男人身上。阿毛一边观察游客一边想：如果捡到一个钱包，里边装有巨款，她就可以买衣服、买地位，什么都可以得到；如果在山上偶然遇到一位男子，因为爱她而把她夺走，那么她就可以重新做人。不久，住在阿毛家附近的那对富裕夫妻带了一位男子来到阿毛这里，问她是否愿意在艺术学院做模特。阿毛以为这位男子既爱她又有钱，便答应了对方的要求。这不仅受到了婆婆的阻止，回家后又遭到了公公的怒骂和小二的暴力。
       阿毛的这些想法和行为可以说明，虽然阿毛做家务、养蚕都很积极，但她并没有把这些劳动看成满足金钱欲望、改变自我命运的直接手段；阿毛之所以对劳动如此积极，只不过是因为她把欲望的实现与对城市生活的追求完全寄托在丈夫身上，而对于丈夫的这种期待同时也激起了她本人对劳动的热情而已。因此，当她看到小二毫不理解她的内心、无法实现她的梦想时，她对劳动的热情也就减退了。然而，阿毛的欲望与追求并没有因此结束，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金钱本身，或者丈夫以外的有望的男人。由此可见，在阿毛看来，无论现实生活中的环境如何，满足金钱欲望、改变自我命运都不是能够由她本人亲自去实现的，而是必须由别人来替她实现的。在她眼里，女人的命运是掌握在男人手里的。赵爱玲曾以阿毛在父亲、三姑、媒人的劝说之下嫁给小二，婚后婆婆阻止阿毛做模特为例，指出了女人命运被人掌控的他控性。与此相反，阿毛把改变生活方式、重构人生价值等希望主动寄托于他人身上，这就意味着阿毛亲自放弃了她对自我命运的掌控。
       在遭受公公的怒骂与丈夫的痛打之后，阿毛的欲望果然减退了。那对富裕夫妻的生活开始让阿毛感到痛心，住在左边山坡上的一位患肺病的年轻姑娘与和善、美貌男人的幸福生活更让她感到不幸与绝望。除此之外，阿毛变得既不爱与家人沟通，也不愿和阿招嫂来往了，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知道她是和这些伧俗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阶级的。就在这时，阿毛生病了。尽管小二出自好意关心她的病情，但阿毛觉得这病毕竟不是她自己愿意得的，于是就更加怨恨小二了。八月，住在左边山坡上的年轻姑娘因肺病去世了。这位姑娘的死不仅让阿毛发现生前的幸福或不幸在死亡面前都会归于无，同时也让她对生存感到无味。从此，阿毛不再去梦想那些难以实现的生活了，但她的病情却愈加恶化了。几天后，父亲来看望她，想接她回老家，但阿毛拒绝了父亲的要求，她认为住在哪里都一样。一天晚上，阿毛看到住在小洋房的太太拉小提琴后晕倒在地上。这更让阿毛觉得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幸福，幸福只不过是别人羡慕或嫉妒的。阿毛觉得不如一死了之为好，两天后，她服毒自杀了。
       以上是《阿毛姑娘》的结尾。尽管阿毛在发现无人能够改变她的命运之后抛弃了她的欲望与追求，但这并不说明阿毛因此将回到拥有如此欲望与追求之前的心理状态。在小说第二章开头，丁玲描写了阿毛出嫁之前在老家的生活。当初，阿毛周围的乡亲们不是像父亲那样忠厚的乡下老人，就是和她一样整天辛勤地劳动的孩子们。在这种保存着原始时代的淳朴、荒野的生活环境中，阿毛本来是一个老实的农村姑娘。可是，在抛弃了金钱欲望与对城市生活的追求之后，阿毛却无法恢复这种朴实的人性。首先，阿毛由于未能实现欲望与追求而感到不幸甚至绝望；其次，她又不愿面对与既伧俗又淳朴的家人或朋友一样属于同一个阶级的自我。这就说明，处于对城市生活的绝望与对所属阶级的自卑之中，阿毛丧失了自己的立足点。也正因为如此，当父亲来到葛岭看望阿毛并提出要把她接回老家时，阿毛并没有要求回到淳朴的家乡。对金钱的欲望与对城市生活的追求让阿毛丧失了她的处身之地，反而给她带来了无法建构自我身份的苦恼，甚至于为了解脱如此苦恼的自杀。也许是因为阿毛的自杀是由她自己亲自作出决定的，陈智慧才会认为阿毛以此把握了自己的命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阿毛人格的某种独立性，反而说明了在各种现代性因素面前，阿毛的自我建构彻底挫败了。更重要的是，当阿毛陷入丧失自我身份的苦恼时，曾经唤起阿毛的种种欲望的现代性却无法帮她建立起突破这一苦恼的力量。
       与阿毛这种难以建构自我身份的人物形象极其相似的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女主人公莎菲。莎菲从上海来到北京后，一个人住在西城的一所公寓里。她是一个肺病患者，在刮风寒冷的冬季无法出去，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养病的生活让她感到既无聊又烦躁。无事可做的莎菲为了消愁遣闷，她把牛奶热了一次又一次；为了消磨时间，她又把报上的各项消息从头到尾看个遍。在她的房间里，天天都会听到从窗外传来的住客们喊伙计或对着话筒大声讲话的单调、粗鲁的声音。莎菲因此感到头痛、心烦，而声音突然消失又会让她感到寂寞。
       莎菲与朋友的关系又是如何？莎菲曾经给自以为亲近的剑如在一周之间写过八封信，而剑如却对此不加理睬，这让莎菲怨恨自己的行为。有一天，莎菲请毓芳与云霖去看电影，而毓芳却约了剑如过来。毓芳的行为与眼前的剑如立刻唤起了莎菲的愤恨，损害了她的自尊心。而在电影院门口，莎菲遇到一群同乡小姐，她们惯做的笑脸又引起了她的反感。莎菲无缘无故对于电影院的客人也感到气愤，于是趁着毓芳她们谈得起劲便一个人回来了。第二天，毓芳对莎菲说：剑如因为莎菲的事情生病了，想让莎菲过去，并向莎菲解释。莎菲不仅拒绝了剑如的要求，心里还觉得剑如生病反而令她感到快活，甚至可以减少她自怨自艾的烦恼。而在恋爱方面，比莎菲大四岁的苇弟深深地爱着她，经常会带些东西来看望她。然而，苇弟的真挚的爱却无法打动莎菲的心。莎菲已经开始厌倦苇弟的诚实，她甚至认为苇弟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过她。
       由此可见，莎菲独自生活在一个孤独、寂寞、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莎菲的种种言行可以说明，她以一种蔑视的态度来观看外在于个人生活的外部世界，抛弃了对外部世界的关怀，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沟通。虽然莎菲认为自己得不到朋友们的理解，但她也没有主动地去接触她们，反而认为她们应该努力来理解她。由于互相沟通的积极性在莎菲内部无法建立起来，莎菲与朋友们的关系也变得愈加疏远了。如果说自我是在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之中建构起来的，那么莎菲这种孤立于群体的生活只能给她带来绝望甚至死亡，却无法帮她建构一个独立的自我。
       在这种几乎找不到生活的希望、丧失了对生命的热情的生活中，凌吉士的出现改变了莎菲。元旦夜晚，毓芳与云霖和凌吉士一同来看望莎菲。这位南洋出身高个子青年的身躯、面孔、眼神立刻唤起了莎菲的爱情，凌吉士说话时毫无拘束的态度甚至让莎菲感到害羞。从此以后，莎菲迫切地需要人间的感情，她想得到快乐，觉得自己还没有享受到生存的一切。莎菲连续几天期待着凌吉士来单独看望她，并断定凌吉士肯定知道她对他的思慕。莎菲心想，如果凌吉士向她表达了他的爱情，那么她也要让他知道她需要什么。为了接近凌吉士，莎菲还想方设法从西城的公寓搬到他宿舍附近的公寓来，并主动要求凌吉士教她学英语。在云霖住处偶然遇到凌吉士时，莎菲对他审视了一番便产生了想要接吻的感觉；当莎菲看到凌吉士因教英语一事受窘脸红时，她的爱情更加炽热了。尽管如此，莎菲并没有亲自邀请过凌吉士来家里做客,凌吉士问起搬家的时候，莎菲也只是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他。莎菲深深地爱着凌吉士、想要征服这个男人，但她却一定要让对方无条件地献出他的心，并为此反复思考她所要施行的手段。一天晚上，凌吉士在送莎菲回家的路上抱住了她，但莎菲却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随后两个人单独呆在莎菲的公寓时，莎菲又失去了胆量，只能讲些客套话，还故意把侄女说成自己的女儿。凌吉士大吃一惊离开公寓后，莎菲又开始懊悔自己为什么要错过机会，没有向他使眼色以表示她的爱情。而在莎菲因肺病加重入院时，凌吉士到医院来看望她，这又让莎菲感到非常骄傲。有一次凌吉士离开病房时，莎菲曾把充满不安、害羞、令人爱怜的眼光投给了他，但这又被他忽略了。
       显然，与凌吉士相识后，莎菲对生活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凌吉士的出现不仅让莎菲萌生了爱情、驱散了寂寞，更重要的是凌吉士让莎菲找到了她丧失已久的对生活的希望以及对生命的热情。莎菲对凌吉士的爱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恋爱”的层次，在莎菲内部日益加深的爱情真正让莎菲享受到了生命的丰富性。尤其是对于病情加重入院后随时都将面临死亡的莎菲来说，她对凌吉士的爱情几乎成为让她战胜死亡、重获新生的一种动力。尽管如此，莎菲对凌吉士的爱情、情欲是在她个人心里逐渐加深、并且深深埋藏在心里的；虽然她多次向他暗送秋波，有时又甚至要被她自己的欲望压倒，但她却没有主动向他表明爱情。与此相反，当凌吉士向她表明爱情并强烈要求她时，莎菲却失去勇气进入了防卫状态，不敢面对他的爱情；而过后回想起来，这又会让她懊恼不已。莎菲的这种心态也许会令人感到相当矛盾，但这种富有弹性的心理活动恰恰说明了莎菲在对凌吉士的爱情之中找到了生存意义与人生价值。
       莎菲对爱情的追求同时也构成了莎菲建构自我的一个出发点。五四以来，无论是在文学题材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自由恋爱往往被视为摆脱旧社会、批判家庭制度、建构拥有独立人格的自我的一种有效方式。尽管莎菲既没有具体提到她的家庭生活也没有以批判家庭制度的方式来强调自我的独立人格，只是简单地谈到了盲目地爱惜、容让她的父亲与姐姐未能给予她充分的理解；然而，她通过追求爱情、表现自己的欲望，打破了旧社会的恋爱观念并实现了自由恋爱，这足以说明她建构了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自我。不仅如此，莎菲在暗示自己的爱情、掌握自我命运的同时，她还想进一步掌控凌吉士的爱情与行动。例如，莎菲曾向凌吉士求教英语、暗送秋波，是为了让他无条件献出他的心；而在凌吉士向她表示爱情时，莎菲却毅然表示拒绝。通过如此戏弄男人感情的行为，莎菲在一定程度上亲身体会到凌吉士对她的爱情已被掌控在她手里。这种体会不仅加强了莎菲对生命的热情，它同时又意味着莎菲所建构的自我已经发展到足以掌控他者感情的层次了。如果说莎菲通过爱情战胜死亡、重获新生，建构了一个能够自由恋爱的独立人格，那么莎菲对于掌控他者感情的一种自信，则是莎菲独立人格所独有的一个特征。
       然而，凌吉士并没有像莎菲想象的那么简单。不久，莎菲在和凌吉士聊天时了解了他的另一面。凌吉士不是拿他父亲给他的金钱去妓院享受一时的肉感，就是抱着女人、抽着烟卷，坐在沙发上和朋友们谈笑风生。虽然毓芳说凌吉士已有妻子，但他不仅在南洋骑车追赶过坐黄包车的女人，到北京后他还在韩家潭过过夜。他所关心的是参加演讲辩论会、打网球、留学哈佛、做外交官、继承父业、当资本家；而让他烦恼的不过是北京美女太少、戏场电影院已经玩腻、父亲给的金钱不够挥霍罢了。当莎菲发现凌吉士对女色、金钱、地位如此贪婪时，她回想起曾经落在她发际上的凌吉士的吻，觉得她在凌吉士眼里不过是任他玩弄的娼妓。这不仅让莎菲愤恨起曾经把爱情献给凌吉士的自我，同时又让她诅咒起接受过凌吉士的爱情的自我。后来，凌吉士来看望莎菲时，向她讲述了他所享受的乐趣、赚钱与花钱的人生意义，又暗示了做女人的本分，这又引起了莎菲对他的嘲笑、暗骂、甚至蔑视。尽管凌吉士如今让莎菲感到如此卑鄙，但他毕竟曾经给过莎菲一个美丽的梦想，让她认识了人生与生命，因此莎菲打算搬到西山离开北京，以保存凌吉士给她的美梦。然而，在故事结尾，莎菲既没有搬到西山也没有留在北京，却选择了无人认识她的南方，决定“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
       凌吉士的出现给莎菲带来的美梦，的确为她建构了一个敢于自由恋爱、力图掌控凌吉士的感情的自我。然而，凌吉士又让莎菲看到他贪婪财色的另一面，而且这一负面因素不仅不是莎菲所能够掌控的，反而成为支配莎菲、毁灭莎菲的自我的一种力量。用真情建构莎菲自我的力量与用色情毁灭莎菲自我的力量，都掌握在凌吉士一人手里。凌吉士如此兼具建构与毁灭两种角色与对于女色、金钱、地位颇为贪婪的形象，本身就构成了现代性的某种象征。在此之下，莎菲虽然还对她的美梦——敢于自由恋爱的自我有所迷恋，但她最终还是通通抛弃了这些，离开了曾经为她建构自我的北方。此时，曾为莎菲建构了独立人格的凌吉士无法再次让她重获新生，在莎菲生命热情逐渐消失之际，他是无能为力的。
       通过对以上两篇小说的考察，我们可以指出这两位女主人公的一些共同点。首先，阿毛与莎菲都抱有一种欲望，而这种欲望又成为她们建构自我的动力。阿毛通过对金钱的欲望与对城市生活的追求，试图建构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自我；而莎菲则通过对爱情的追求与情欲的表现，建构了一个打破旧社会恋爱观念并实现自由恋爱、拥有独立人格的自我。两位女主人公的自我建构当然是由现代生活唤起的，但现代性在这一阶段给她们带来的是一种正面影响。其次，尽管如此，两位女主人公却把实现欲望（即建构自我）的可能性都寄托在男人身上，而男人们却没有按照她们的要求去实现她们的欲望。阿毛曾经把改变生活方式、重构人生价值等希望通通寄托于丈夫小二甚至素未谋面的富裕的男性游客身上；而莎菲则是通过仿佛戏弄凌吉士感情的行为，表达了她对生命的热情的同时，试图掌控凌吉士的爱情与行动。然而，小二却不知阿毛的愿望是什么，而找阿毛做模特的男子也并非想要改变她的生活方式、重构她的人生价值，这一行为结果破坏了阿毛对城市生活的梦想；而凌吉士虽然唤起了莎菲的爱情，但他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未曾真心爱过莎菲，这让莎菲诅咒起自己并陷入在绝望之中。最后一点，则是两位女主人公同样走向毁灭的结局。阿毛对城市生活的追求,后来引起了她对城市生活的绝望以及对所属阶级的自卑，从而给她带来了无法建构自我身份的苦恼，最终导致了莎菲的毁灭。而就莎菲而言，虽然凌吉士曾经为她建构了一个能够自由恋爱的独立人格，但他对女色、金钱、地位的贪婪反而毁灭了莎菲的这种自我。如此看来，两位女主人公对现代生活、独立人格的追求，最终成为彻底毁灭她们所建构起来的自我的主要原因。
       通过描写以上两位女主人公从自我建构到毁灭的起伏生活，丁玲塑造了大胆追求自由、敢于建构自我的女性形象的同时，她还批判了女性在诉求自我建构的过程中对于男性的某种依靠性。更重要的是，丁玲以此暗示了现代性的两面性：它不仅是自我建构的出发点，同时又是毁灭自我的起爆药；而且在如此格局之中，现代性本身似乎不具备突破这一困境的力量。这正是两位女主人公所面临的自我建构的局限性。既然如此，对于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丁玲来说，对于突破如此格局的力量的探索也许构成了丁玲同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关注点之一。这一假设是否成立，今后需要进一步思考。

     （作者系日本一桥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