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别与民族国家之外
——重读《我在霞村的时候》
                 
崔  琦

                   

                 
        一、性别与民族国家框架中的《霞村》研究

 
       《我在霞村的时候》（下文简称《霞村》）是丁玲延安时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小说女主人公贞贞被日军掳去做慰安妇后不久，利用特殊身份为边区政府输送抗日情报，却在回乡后遭到村民的非议与嘲讽，贞贞最终决定再次离乡出走，谋求个人的独立与自由。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在“革命与性别”二元对立的解读模式下，以《霞村》为代表的丁玲延安时期女性文学创作受到研究者们的格外亲睐。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从军慰安妇”问题在国际上被提起，一些以慰安妇问题为背景重新讨论《霞村》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江上幸子从“性暴力”的角度较早注意到了《霞村》与《新的信念》（1939年春）在主题上的延续，并提请我们注意“贞贞”身上从肉体到精神的“多层次伤害”。然而无论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还是以慰安妇问题为背景的讨论，“性别”和“民族/国家”始终是《霞村》先行研究中绕不开的两个重要议题。为此，《霞村》中一些颇为复杂和棘手的细节，由于难以在这两种阐释框架内得到合理解释，常常会被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即便在阐述时也显得较为牵强。例如小说中的贞贞尽管被日军掳走，却在充当慰安妇期间，对这一角色不拒绝不反抗，甚至还与日本兵有着近乎温情的交往。对此，董炳月曾提请我们注意“对于侮辱自己的日本兵，贞贞显然缺乏陈老太太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恨”，并认为在《霞村》问世以来以肯定与赞扬为主的贞贞研究中，那些赞美贞贞的评论家们“显然漠视了贞贞与日本兵的关系中暧昧的一面。”董炳月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然而由于该研究以女性主义为基本理论框架，难免不受到“把女性看成是历史的被动牺牲者的‘受害者史观’”的影响，因此对这一暧昧细节在提起后便搁置不论，将阐述重点放在了批判边区政府利用贞贞身体输送情报上，认为《霞村》是一篇“纯粹为女性”的作品。
       八十年代丁玲曾清楚地回忆了当年创作《霞村》的缘起，谈及贞贞其实是有历史原型的。尽管只是从朋友那里听闻，丁玲并没有亲眼见到真人，但现实中的“贞贞”以慰安妇身份做间谍，患病后回延安医院治病一事与小说情节完全相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霞村》讲述的是一个幸存慰安妇的真实故事，而贞贞与日本兵的暧昧也理应并非丁玲杜撰。
       韩裔美国学者、人类学教授Sarah Soh在最新的慰安妇研究中提出，二十余年来的慰安妇研究存在两种主导性倾向：女权主义者主张的人道主义叙事和韩国的民族国家叙事。前者将慰安妇定义为性奴隶，认为战时慰安妇体制侵犯了人类的基本权利，要求政府为幸存者提供战后补偿。这股潮流大致出现在1992年之后，要求的提出与冷战后主张人权的国际政治环境有着明显的关联。而民族国家主义者，无论是侵略方还是被侵略方，都要求维护本民族的荣誉。然而经过十多年来对韩国幸存慰安妇和战后遗留日本老兵的资料挖掘、口述记录及分析，通过还原她/他们战时多样化的个人体验，Sarah Soh发现真实的历史远比上述单一化主流叙事复杂的多。例如在一直以来经典的民族国家叙述中，少女（或妇女）是被日本士兵或军事力量强行从她们亲爱的父母身边掠走被迫去做慰安妇的。然而一些慰安妇的个人陈述却与之大相径庭，她们告知在传统父权制下，重男轻女的家庭压迫是逼迫她们离家出走的根本原因，但在招工市场以及一些地方火车站，她们却被假扮成招工人员的人贩子拐骗到了慰安营。为此Sarah Soh认为，韩国的慰安妇是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多重受害者。慰安妇问题中亟待反思与拷问的，除战时遭受日军性暴力之外，还有其早年不幸的家庭生活和灰暗的童年经历。这一社会历史因素深深植根于日本和韩国的父权制性别文化中，却在以往研究中被忽略。再如，Sarah Soh在调查中发现，在有关性暴力的叙述方面，幸存慰安妇的个人体验甚至会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极端。一种是早已被经典化的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双重虐待和伤害，而另一种则享受优质待遇，住宿环境舒适，饮食健康充足，与士兵关系亲密。历史事实表明，真实历史中的女性与民族战争的关系远比主动加害/被动受害这一单纯维度更为复杂。
       众所周知，就在创作《霞村》不到两年之前，在延安马列学院的丁玲已经以战争中日军性暴力为题材写下了《新的信念》（1939年春）。与贞贞不同，小说主人公陈老太太对侮辱自己的日本兵，有着不共戴天之仇。1944年3月胡风在桂林编选《七月文丛》，首次将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结集出版，共选小说七篇。小说集以《我在霞村的时候》命名，但《新的信念》却在七篇中位列首篇，胡风对这两篇小说给予了分量相当的关注与推崇。然而相较于《霞村》，《新的信念》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丁玲延安时期女性文学再发现与再阅读的潮流中评价并不高，原因恐怕正如江上幸子所说，是由于小说“充满民族主义式的宣传性‘言说’”。如果考虑到任何知识与定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话语被生产出来的话，那么在女性主义性别与革命二元对立的话语生产体系中，这样的评价自然是情理之中。然而正是因为停留在性别与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鲜有研究者会进一步追问，同样是在民族战争中受辱的女性，为何会在不到两年之后，再次引发丁玲的创作欲望呢？从《新的信念》到《霞村》，从陈老太太与日本兵的不共戴天之仇，到贞贞与日本兵的暧昧，丁玲创作视野中的民族战争与女性解放的关系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结合Sarah Soh的最新人类学研究成果，如果说《新的信念》是经典的民族国家叙事，《霞村》是否就如女性主义者所阐述的，是经典的“纯粹为女性”的叙事呢？在遵从以“真实”为原则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下，延安时期的丁玲是否在性别与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外，试图为读者传递另一种真实复杂的战争历史呢？而这与丁玲为小说设置的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来统筹全篇的叙事手法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本文认为，追溯并理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真实地还原《霞村》所在的社会历史语境，为解读延安时期的丁玲文学创作思想找到新的突破口。
  
       二、贞贞为何会出走？

       在以往的研究中，贞贞回乡后因失贞所遭受的各种非议和嘲讽是被阐述的最充分的，但却鲜有研究者论及贞贞当初为何会离开家乡？如果说贞贞被进村扫荡的日军掳走是结果，那起因又是什么呢？熟悉小说的读者都知道，贞贞并不是在家中被日军从慈爱的父母身边强行掳走，而是在离家出走逃往村里的天主教堂时被日军发现的。从《新的信念》到《霞村》，同样是在战争中受辱的女性，但主人公已从一家之长的陈老太太变成了十八岁的年轻少女贞贞。我们有理由追问，为何是年轻的少女贞贞最终会落入虎口？
       关于贞贞被掳走之前的经历，小说中有两处交代，第一次是经由杂货铺老板娘之口，交代了贞贞与夏大宝的自由恋爱：“那娃儿向来就风风雪雪的，你没有看见她早前就在这街上浪来浪去，她不是同夏大宝打得火热么，要不是夏大宝穷，她不老早就嫁给他了么？”仅从“风风雪雪”和“浪来浪去”这两个词就可以看出，村民在传统封建道德的评判标准下，早已将贞贞列为不守妇道的异质，并企图将其从群体中驱逐出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紧接着这段评论之后，便是老板娘对贞贞被日军蹂躏传闻的述评：“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丁玲在这里有意识地将村民眼中离乡前与回乡后的贞贞形象相互对照，如果说在离乡前村民早已在封建道德上用言语暴力将贞贞驱逐出霞村，那在贞贞回乡后村民同样也在封建道德上用言语暴力拒绝她的回乡。
       小说中的第二次交代是经由贞贞的姑姑刘二妈，这段回忆清楚地说明了对包办婚姻的拒绝与反抗是促使贞贞离家出走，却不巧被进村的日军掳走的根本原因：
      “那时谁也顾不到谁”，刘二妈述说着一年半前鬼子打到霞村来的事：“咱们家住在山上好些，跑得快，村底下的人家有好些都没有跑走，也是命定下的，早不早，迟不迟，这天咱们家的贞贞却跑到天主堂里去了，后来才知道她是找那外国神父要做姑姑去的，为的也是风声不好，她爹正在替她讲亲事，是西柳村的一家米铺的小老板，年纪快三十了，填房，家道厚实，咱们都说好，就只贞贞不愿意，她向着她爹哭过，别的事她爹都能依她，就只这件事老头子不让，咱们老大又没儿，总企望把女儿许个好人家，谁知道贞贞却赌气跑下天主堂去了，就那一忽儿，落在火坑了哪，您说做娘老子的怎不伤心……”
       十八岁的贞贞之所以会去给快三十的米铺小老板做“填房”，是因为家中没有儿子。在以父权制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性别文化中，所有的女性都必须忍受父母对女孩的歧视。而在孝道被尊奉为最高道德准则的儒家道德文化中，对父母意愿的违背则意味着对此种文化的对抗与反叛。在父权制的高压下，强烈渴求独立的理想促使贞贞逃离家庭，贞贞的离家出走可以视作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就在逃离家庭的过程当中，贞贞被日军掳走。相比较于《新的信念》中所描写的单纯因为来不及逃走而被日军掳走做慰安妇的少/妇女们,丁玲在《霞村》中为贞贞所设置的这个细节，其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的即是施加于少女贞贞身上的传统父权家长制的高压与暴力，这确是送贞贞入日军虎口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而这里的“天主教堂”则是丁玲为小说特意设置的一个极富象征性的意象。“天主教堂”作为贞贞逃离家庭追求自由独立的场所，遵循着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相异质的道德标准，外国神父很可能是当时霞村中唯一能在道德上收留贞贞的一个人。在文化闭塞的农村，天主教堂成为了底层少女唯一的避难场所。而该意象在小说开篇后第三自然段就已出现，就在“我”快进入霞村时，关于霞村有这样一大段描写：
       远远看这村子，也同其它的村子差不多，但我知道的，这村里还有一个未被毁去的建筑得很美丽的天主教堂，和一个小小的松林，而我就将住在靠山的松林里，这地方就直望到教堂的。虽说我还没有看见教堂，但我已经看到那山边的几排整齐的窑洞，以及窑洞上边的一大块绿色的树叶，和绕在村子外边的大路上的柳林，我意识到我很满意这村子的。
       事实上，丁玲在现实中从未到过霞村，霞村是丁玲为了讲故事的方便而虚构出来的一个场景。通过天主教堂的外形、位置及周边景色的详细描写，霞村在叙述中显得更为真实具体。而之所以选择“未被毁去的建筑的很美丽的天主教堂”而非陕北的窑洞或其他意象，也为后来贞贞的故事与天主教堂的关系埋下了伏笔。从某种意义上说，贞贞同样也可以被叙述为霞村里“一个未被毁去的很美丽的少女”。
       贞贞的遭遇并不罕见。Sarah Soh在对韩国幸存慰安妇的采访调查中指出，女性渴求经济独立，自我实现的愿望与家庭内部的性别歧视之间的对抗是导致一些韩国年轻女性离开家庭，却最终被拐骗到慰安营的根本原因。如慰安妇Mun P’il-gi就出身于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父亲坚决反对女性应当读书识字，认为读书的女孩是“狐狸精”。Mun却非常渴望去学校读书，靠自己的能力独立生活。1943年，当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来到她的家乡，告诉她可以介绍她去一个地方工作挣钱并读书时，Mun决定瞒着父母逃离家庭。事实上，该男子是人贩子，而Mun也最终被带到满洲里的军营做了慰安妇。事实上有着相当数量的慰安妇都有着几乎相同的悲惨童年经历和家庭生活，对此，Sarah Soh提出“性别化结构性暴力”（genderd structural violence）的概念来统摄这一历史现象。“这种结构性暴力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中最为明显，具体表现为某一社会群体对另一群体的习惯性地虐待和贬损，却无需遭受任何惩罚。”该结构性暴力源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种权力，并深植于日常生活各方面，其中包括性别、阶级、种族和民族的不平等。
       Sarah Soh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慰安妇。如果说丁玲在《新的信念》中只呈现了性暴力这一单一层面的话，两年之后当她再次面临慰安妇这一题材时，她已经注意到了慰安妇身上所承受的多重伤害和深植于中国旧式农村中“性别化结构性暴力”，让民族战争与女性解放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也使得女性解放的道路变得更为艰难。少女贞贞的例子在抗日战争时期绝不是个案，而是丁玲遵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塑造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三、贞贞与日本兵的暧昧与温情

       与《新的信念》中描写了大量女性被日本兵强奸、轮奸杀戮或强制公开性交等悲惨场面完全不同，《霞村》中贞贞从慰安营回来时，非但不是村民所想象的那样“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反倒是“脸色红润”，“更标致了”。贞贞与日本兵的关系也充满了暧昧甚至温情，贞贞不仅学会了日语，还与日本兵交好，一起分享来自日本女性的情书，一同出游（去过大同），并从他们那里收取定情信物金戒指。因此，当贞贞回忆起自己一年多来的慰安营生活时，她认为自己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么苦：
       “苦么，”贞贞像回忆着一件遥远的事一样，“现在也说不清，有些是当时难受，于今想来也没有什么，有些是当时倒也马马虎虎过去了，回想起来却实在伤心呢。一年多，日子也就过去了。……我变了么，想来想去，我一点也没有变，要说，也就心变硬一点罢了，人在那种地方住过，不硬一点心肠还行么，也还不是没有办法，逼得那么做的哪！”
       毫无疑问，贞贞的行为根本无法在民族国家或女性主义的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释，更是为崇尚贞操的传统儒家道德所不容。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贞贞在慰安营中的特殊境遇，才使得她能够自由地奔走于日本军营与边区政府之间不被怀疑，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换句话说，贞贞这段个人体验是真实的。
       事实上，Sarah Soh在《慰安妇》一书中也记录了大量与贞贞有着相同体验的慰安妇经历，这里选择一些案例做简单介绍。Mun Ok-Chu（1924-1996）是韩国第二位主动站出来表明慰安妇身份的幸存者（具体时间为1991年12月）。1940年她第一次被带到满洲里慰安营，并在一年后与一位日本军官交好。该军官向她提出同居请求，并在慰安营外买下了一处住所，特别准许她可以外出。利用这一机会，Mun编造了母亲病重的谎言，希望能在同居前回家探望双亲。在保证肯定会回来的前提下最终被允许回家。回到大丘（南朝鲜城市）后，Mun做了一年的散工并于1942年7月再次瞒着父母离家出走，和一位女孩一起在一家餐馆打工，收入不菲。然而在釜山，她们却又再次被一位韩国男性（原缅甸慰安营的老板）骗到了慰安营。
       正如Sarah Soh所分析，Mun的积极态度并不意味着她在慰安营中的生活是多么的轻松惬意，或者像少数幸运的慰安妇一样受到高层军官的特别关照。尽管如此，她流利的日语，音乐天赋，以及外向开朗的性格，确实使她能够在一些特殊场合得到一些军官的赏识和慷慨的小费，比如生日晚宴，告别宴会等。Mun将这些小费积存成了一大笔金额巨大的存款。据1992年日本下关办事处的记录显示，1942至1945年Mun在缅甸和泰国做慰安妇期间，共存下24,245日元。而当时一个乡镇头领的月收入是40-50日元，需要花费40到50年的时间才能存下Mun不到三年时间里积存的巨大金额。Mun的经历表明，不同的慰安妇在战时的生活条件和个人经历，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再如，一位名叫Yi Sun-ok，曾先后在广东和新加坡做慰安妇的韩国女性，回忆在她的常客里有一位叫花木（Haname）的日本士兵曾向她求婚。但由于回家心切，她最终拒绝了花木。1944年冬在她回家之前，花木带着她在新加坡市中心购物，表示她可以想要任何东西作为离别的礼物。确如Sarah Soh所提醒我们注意的，常客与妓女之间因情投意合约定终身的事在古往今来都不罕见。而1944年美国一份有关在缅甸俘获的20位韩国慰安妇的军事报告曾提到，“这里有相当多数量的婚姻约定，且在某些时候，他们真的会结婚。”
    而在一些日本老兵的公开日记和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当遇到慰安妇时，常常会唤起他们的乡愁和一些喜爱之情。他们和慰安妇之间的性关系并不是“供给”或“商品交易”，而是像同伴一样。这种慰藉使得士兵们感到人性的温暖。
       毋庸置疑，并不是所有的慰安妇都如此幸运可以在慰安营中寻找到人性的温暖。战争中有数量庞大的慰安妇对这段回忆极为痛苦，而且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多数女性染上了多种性病。日本军医汤浅健（yuasa ken）在接受Sarah Soh采访时说，相当大一部分士兵会把非日本籍的慰安妇视作发泄性欲的对象，对她们施加暴力且并不为此感到悔恨。但也有些士兵与非日本籍的慰安妇建立了亲密关系，视她们为同类，尊重并同情她们。因此，Sarah Soh在研究中一再澄清自己的讨论并非试图否定以谴责日军性暴力为主流的慰安妇研究成果，而是希望能在单一化的历史叙事背后将更为复杂的真实历史面相呈现出来。Sarah Soh认为，也只有在更为全面地了解并体察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围绕慰安妇问题所展开的要求日本谢罪与赔偿、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运动才有可能得以进一步推进，实现对战争的真正反省。
       再次回到小说《霞村》，在“我”与贞贞的第一次谈话中，贞贞曾透露自己曾经跑回来过三次：
       “人家总以为我做了鬼子官太太，享富贵荣华，实际我跑回来过两次，连现在这回第三次了，后来我被派去的，也是没有办法。”
       在以往的研究中，论及这一点时，多把重点放在贞贞是有机会逃脱虎口的，但又为获取情报重回虎口。然而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为何贞贞能自如地出入敌区呢？结合Sarah Soh的研究成果，再对照贞贞与日本兵之间有着几分温情的回忆，我们有理由推断正是因为贞贞与日本兵的交好，赢得了对方的信任与关爱，才有可能争取机会离开慰安营，获得自由出入敌区的安全保障。贞贞性格开朗活泼，又善于学习，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学会了日语，贞贞能赢得日本兵的好感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说，贞贞之所以能成为“英雄”，不正在于其与日本兵的特殊关系么？贞贞一方面确实是民族战争中性暴力的受害者，但另一方面丁玲却从未维护过她的“纯洁”。贞贞不是一个“纯洁”的“英雄”，也不可能是一个“纯洁”的“英雄”。
 
       四、“模范受害者”与《霞村》的叙事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慰安妇研究中，口述史中的口头证词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和意义。日本社会学者和女性学研究者上野千鹤子在进行相关研究时，曾对历史的叙述方法做过详细的讨论。
关于叙事的问题常常具有二重性：谁来讲这个叙述者的问题，和对谁讲这个听者的问题。“受害者”的“证词”谁来听？没有听者就不会有叙述者。在设问对谁讲时，要明白叙述（narrative）是叙述者和听者的共同制作这个道理。所谓的叙述者，不是像录音机那样的重复同样内容的有声读物（talking book）。……被置于弱者立场的人们，要讲身为强者的听者想听的故事。叙述的现场也是权力行使的临床现场。……在这样的叙述临床现场，甚至被制造出“模范受害者”。
       上野千鹤子在这里提到的按照听者愿望来叙述的“模范受害者”故事模式一般是这样的：天真纯洁的少女突然被日军强行抓走，遭轮奸之后被迫从事慰安妇劳动，并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坚强的活了下来。但实际上成为“慰安妇”的女性情况多种多样，或是遭遇贫困、被父母卖掉、人贩子的诱惑及欺骗等。然而日本媒体或者“善意”的援助团体，为了塑造“纯洁的受害者”的形象，问出自己想听的故事，常常会在采访现场行使改变叙述模式这个权力。上野千鹤子认为，“这与强调性暴力受害者‘纯洁’的言论一样，无意中发挥了再生产父家长制的效果。”“在权力不平衡的时候，强者的‘现实’就成为控制性的现实，强行对少数人进行‘状况的定义’。”因此，作为弱者，当受害者下定决心开口的时候，“在与听者没有形成共同的叙述的安全感和信赖感的条件下，弱者的叙述是绝对讲不出来的。”
      《霞村》是丁玲延安时期文学创作中唯一一篇使用第一人称的小说。“我”不仅作为叙述者，同时也是故事中的一个关键角色，是整个“贞贞”事件的目击者和亲历者。关于“我”的身份，大致可以推测是在边区政府的“政治部”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一位知识女性。如果说“我”对霞村村民身上存有的浓厚封建道德观念的批判是小说着力要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话，而在刻画这一“无意识杀人团”的形象时，丁玲使用了大量的自由直接引语，立体地呈现出村民的形象及心理世界，使整个故事显得像是“我”的亲身经历一样真实可信，对读者产生了巨大的说服力。例如“我”在天主堂转角的地方，听到的两个打水妇人对贞贞的评价：
       一个说：“还找过陆神父，一定要做姑姑，陆神父问她理由，他不说，只哭，知道那里边闹的什么把戏，现在现在呢，弄得比破鞋还不如……”
       另一个便又说，“昨天他们告诉我，说走起来路来一跛一跛的，唉，怎么好意思见人！”
       “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的村妇形象在此被表现地淋漓尽致。而“我”的大量心理独白，不但与自以为圣洁的村民们坚决划清了界限，同时也表明了“我”与贞贞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互相信任互相理解的安全感和亲密感：
       我以为那说话的人是丝毫没有意识到想博得别人的同情的，纵是别人正在为她分担了那些罪行，她似乎也没有感觉到，同时也正因为如此，就使人觉得更可同情了。
       小说中，贞贞对村民们甚至自己的父母始终没有开口，而在“我”面前则坦然自在，甚至有说有笑，将慰安营中的个人体验及想法逐一道来。小说的这部分是通过贞贞的大量自由直接引语和“我”的心理活动相交替地方式呈现出来的。“我”为了避免问出自己想听的故事。在开始谈话时便决定“最好随她高兴说什么我就跟着说什么”，即由贞贞掌控叙事现场的权力。“我”的话很少，且不带有任何偏向性与引导性：“你见过很多南方人吗？”“听说你会说日本话是么？”“你跟着他们跑了很多地方吗？”“你一定吃了很多的苦吧。”“我”更像是在为“研究”搜集“材料”，逐一记录下了历史的“真实”。也正是因为刻意地保护了叙事的“真实”，贞贞并没有被间接转述为一个“纯洁的模范受害者”，大量偏离民族国家叙事的个人体验和历史现实被讲述出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大量自由直接引语的使用，使得《霞村》的最终叙事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一部慰安妇的口述史。作为一个严厉批判父权制的知识女性，“我”与贞贞建立起来的亲密感与信任感瓦解了霞村叙事现场所暗含的权力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一同出现在贞贞口述现场，与“我”一道来霞村的女伴阿桂的提问，则很有可能将叙事导向父权制无意识下的“模范受害者”的模式。
      （我说：）“你一定吃了很多的苦吧。”
      “她吃的苦真是想也想不到，”阿桂又做出一付难受的样子，像要哭似的，“做了女人真倒霉，贞贞，你再说点吧。”她更挤拢去，紧靠她身边。
       很明显，“善意”的阿桂为了问出自己想听的故事，试图在采访现场行使改变叙事模式的权力。事实上，阿桂出现在口述现场与否，不会对小说的叙事产生任何影响。但丁玲通过这一巧妙安插，以及与“我”之间的对照，时时提醒读者需要警惕每一个叙事现场所实践着的权力关系。
 
       五、 在性别与民族国家之外
 
       如上所述，丁玲并没有像在《新的信念》中一样，遵从民族国家的叙事，把贞贞塑造成一位民族战争中的“纯洁的模范受害者”。但是否就如女性主义者所言，《霞村》中的“女性问题超越了国家、民族问题，被还原为纯粹的女性问题”呢？这种把一个排他性的理论范畴置换为另一个排他性的理论范畴的解读方法，是否偏离了丁玲创作的初衷呢？《霞村》的主旨究竟是什么？丁玲为何要创作《霞村》？如果说边区政府利用慰安妇做女间谍获取情报是《霞村》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是否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慰安妇和女间谍问题为何会在此时引起丁玲的特别关注？《霞村》究竟是在与什么对话？而无论是慰安妇还是女间谍，可以说都是民族战争中格外引人注目的女性问题。对此，此时的革命圣地延安究竟赋予了丁玲怎样的想象空间？进一步追溯《霞村》所在的社会历史语境，或许有助于我们跳出这种后设的非此即彼的理论思考模式。
       众所周知，《霞村》1941年6月初刊于《中国文化》，但据《丁玲研究资料》（1982年）和《丁玲全集》（2001年）显示，《霞村》的实际创作时间是在1940年底。而就在丁玲创作《霞村》一年前，延安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进入全盛期，其标志性事件包括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创办《中国妇女》杂志（1939.6）和以培养妇女干部为主要目的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1939.7）。作为延安时期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刊物，“破鞋”和“女特务”曾作为重要内容在《中国妇女》上被提出来，日本学者江上幸子和秋山洋子曾对相关历史文献做了开拓性的梳理和研究，首次探明了延安妇女解放运动与《霞村》的关联。在还原创作背景的基础之上，本文更关心的是丁玲作为一个小说家，参与这一讨论时所使用的言说方式与其思想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相比较于《中国妇女》上为民族战争服务的论辩文章，当遵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丁玲使用以“虚构”为基本特征的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时，不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跳出现实政治的需要，服从更为真实而复杂的个人体验，同时也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视角和更大的想象空间。
      所谓“破鞋”，是晋西北一种半公开的或秘密的带着私娼性质的女子，这类女子为了维持自己和家中人的生活，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中国妇女》上有关“破鞋”的讨论共有两次，分别是在1939年7月和1940年11月，论述思路完全一致，即在“动员各阶层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事业”的大前提下，主张“破鞋也同样应参加妇女救亡的一切组织，而谋自己的解放”，“对于一切不幸沦为‘破鞋’的女子，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寄以最大的同情和积极的援助”，发扬她们“能吃苦，大方，肯干”等特长。很明显，通过自己与民族的认同，“破鞋”作为一种资源被巧妙地动员起来参与到了民族战争中去。而丁玲笔下的贞贞之所以会答应做间谍为抗日输送情报，也表明其内心潜存着向民族/国家认同的愿望。
       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妇女》上有关“女特务”的讨论。1940年7月吴群撰文《反对把妇女拖到“特务”线上》，坚决反对“用钱帛和‘高尚伟大’等名词诱骗妇女作出卖肉体出卖灵魂出卖良心的勾当”。但这里的特务专指“破坏抗战的反共特务”，“因为那是破坏团结进步，破坏抗战的无耻阴谋”。至于为抗战服务的女特务，究竟应如何评价，文章却只字未提。有关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上野千鹤子在“反思的女性史”研究中曾提醒我们，如果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国家主义是压迫性的，而争取独立的民族斗争就是正义的吗？”，“法西斯主义国家‘反思’战争，而为了‘自由与民主主义’的‘正义’而战斗的联合国就不需要‘反思’吗？”《霞村》中的贞贞去做女特务无疑是为了民族解放战争而服务的。以此为前提，利用本已遭受伤害的慰安妇去做女特务就是正义的吗？就不需要反思吗？这是否也是一种战争犯罪呢？
       而贞贞在慰安营中与日本兵的温情与暧昧，实际上也消解了女性主义思想中“女性=和平主义者”这个本质主义的前提。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女性主义潮流中女性主体的恢复，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追究女性的历史责任”。慰安营中积极主动的贞贞是真实的，为抗日做间谍往返于敌区与边区之间的贞贞也是真实的，贞贞既有向民族国家认同的愿望，同时也以自己的行动否定了作为国民所强加于其身上的责任与义务。作为历史中的真实个体，其复杂的生命体验与单一的民族国家叙事之间有诸多不契合之处。如果说女性主义是突破这种单一叙事的一个重要切入口的话，但也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切入口，且任何单一化的叙事都有可能导向对历史的误读与偏差。
       如何超越民族国家，超越“纯粹为女性”的女性主义，以更加多元化的视角来认识女性与战争的关系，是近些年来日韩学界研究慰安妇问题的主要努力方向。作为一名社会学者和女性学研究者，上野千鹤子强调“历史不能只定位一个‘真理’，现实是由多元模式构成，对其多元性和差异性保持敏感，才是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者的使命。”而丁玲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以其小说家和女性特有的敏感，以小说虚构的方式在“正史”之外巧妙地为我们留下了另一段真实的历史。
 
 
 
     （作者系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