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操观念与中国女性革命
——重访“贞贞的故事”所引发的思考
 
（广东省汕头广播电视大学）黄丹銮

 
内容摘要：《我在霞村的时候》描述了在逃婚途中被虏走沦为军妓的贞贞，以慰安妇身份窃取情报抗日，但重回家园“霞村”却被鄙夷排斥，并被再次逼婚的故事。贞贞，因“失贞”而抗日，又因抗日而“失贞”，在满是伦理道德观念的“霞村”中，是不被同情、更无法被理解的。面对女性革命而遭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损毁，丁玲尝试呈现一个“真正的女性解放”的问题。但在民族抗日战争的时空中，这亦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女性议题。显然，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中纯粹的女性立场，以及中国革命中真正的女性解放问题，在中国（男权）社会的历史时空中是受到压制的。丁玲，作为活跃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的女性，对其笔下女性（贞贞）的文学真实性的否定，以及对丁玲（女性）革命忠诚的质疑，便是现代女性在（男权）社会公共领域受到压制的一种表现。而丁玲始终在这种难以明确表达的“压制”中以“文学”展现她内心的“光明”愿景，以“革命”坚持她生命“存在”的疾呼，这就是丁玲式的女性反抗哲学。
关键词：《我在霞村的时候》、贞操观念、中国女性革命、革命真实性、女性反抗哲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所发动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而实质上，整个1930年代的中国，早已在日军铁蹄突进的肆虐下，迅速沦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濒临亡国灭种的人间废墟。日军在中国所实施的暴行，除却针对平民的集体大屠杀、细菌战化学战、掳掠劳工外，还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确立的、有计划、按比例配备性奴隶的慰安妇制度。上海“杨家宅娱乐所”便是日军在中国最早设立的慰安所。以此为标杆性起点，残忍奴役中国女性的慰安所，正式成为日军安营扎寨的“常规配备”。在中国大地上，日军所到驻扎之处，慰安妇血淋淋的身影与之“相伴”。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重访这段狞厉血腥、令人沉痛的女性受难史，以期历史地感知丁玲所敢于提出的“女性议题”，方知竟是如此尖锐、如此凌厉、如此不能忘却回避。
中国女性对日军性暴力潜在的曲折反抗，被丁玲敏锐地感知而凝结为“贞贞”这一形象。然而，由于贞贞反抗方式的“女性化”——丧“贞”辱“节”，这一女性形象的文学真实性曾遭到严重质疑,而质疑本质上所反复指向的又是丁玲（女性）革命真实性（革命忠诚）的问题。中国女性之革命，必须“宁折不弯”，必须以死护贞守节，否则便不足为法，进而被全盘否定。在整个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力场中，在中国男权文化的话语逻辑里，女性身体被死死钉在封建伦理道德的十字架上，每挣扎一步，都非撕扯出血肉不可。丁玲要对此种“失贞”毋宁死的既定男权文化规则说“不”，映射在贞贞身上，便是以破损的女性肉身向死而生，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追求不可知又必须是可以想象的“光明”。在丁玲的逻辑里，女性，且更为重要的是被戕害的女性，其生命“存在”本身，就是对既定历史场域中各式暴力的反抗。
贞贞的故事，集中折射出在不同的时空结构中对中国女性革命存在着双重评价标准。正是由于不同时空中价值观念的二重性，致使女性革命者在日常性而非革命性的生存中难以获得应有的同情、理解，更无法找到符合女性本体的、人伦的幸福。这是当时无法改变同时又是必须改变的。丁玲积郁一生的力量践行推动女性生命中那些“无法改变”的改变。贞贞故事的重访，将促使笔者重新梳理文本中所呈现的丁玲式的女性反抗哲学，进而更切近地理解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不完满。
 
一、隐喻性的“霞村”及二重时空结构中“贞贞的故事”
 
丁玲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场合，提及关于贞贞故事的创作，其中一次值得我们留意，它直接关涉作者的创作意图：“……譬如我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思想。其中的主人公虽然没有其人，不过我却曾听到过这样一件新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同志要到医院里去，他告诉我说，是去看一个刚从前方回来的女人，那个女人曾被日本人强奸了，而她却给我们做了许多的工作，把病养好了以后，又派她到前方去做她原来的工作。她是恨透了日本人的，但她为了工作，为了胜利，结果还是忍痛去了。我当时听了，觉得非常感动，也非常难过，我想，她真是一个品质崇高的人，她不仅身体被损害了，精神也受了损害，虽然当时有许多人不能同情她，但是她有崇高的理想，她要活下去，党在同情她，在支持她。”这是丁玲在1952年4月谈创作体会时说的，表达的重点似乎是这一女性受害后渴望生存而尚能生存的主要原因是“党在同情她，在支持她”。这一事实成为丁玲设计女性生命图景的重要地标，干预了贞贞命运的最终走向。而从作者创作意图而言，激发丁玲酝酿“贞贞故事”的，是她内心的抑郁之情。革命女性“为了工作，为了胜利”，“不仅身体被损害了，精神也受了损害”，得到的却是“有许多人不能同情她”。这是无可理喻、令人沉痛的，丁玲必须为这类女性问题鸣不平，并对造成革命女性双重灾难的中国社会以沉重的剖析。“霞村”就是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承载着贞贞的故事。
“霞村”是带有隐喻性的。它并不令人陌生，直观上类似于鲁迅笔下的“鲁镇”。因为无论“鲁镇”或是“霞村”，都浸润着令人窒息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生活于其中的面目模糊的男女均对女性的“贞操”、“节烈”万分着重。但是，丁玲笔下的“霞村”与“鲁镇”仍有明显的差异。“鲁镇”的封建文化力场十分强大，无论是祥林嫂，还是知识分子的“我”，都曾尝试反抗而不得——祥林嫂被伦理道德压制、精神崩溃而死，“我”虽然同情祥林嫂的悲剧却无力拯救。而“霞村”是被日军扫荡过的“鲁镇”，已露衰败之相。这在小说开场中便有相应的描写：
“从我的女伴口里，我认为这村子是很热闹的；但当我们走进村口时，却连一个小孩子，一只狗也没有碰到，只是几片枯叶轻轻地被风卷起，飞不多远又坠下来了。”
……
“村公所大门墙上，贴了很多白纸条，上面写着‘××会办事处’、‘××会霞村分会’、‘……’。但是我们到了里边，却静悄悄地找不到一个人，几张横七竖八的桌子空空的摆在那里。……”
环境描写渲染着霞村人过去稳如磐石的生存状态已不复存在。原本密封罐似的文化环境由外至内被砸出缺口后，抗日力量也同时进驻霞村，并希望从其内部激发霞村人自身的抗日勇气。这种变化正在发生着，贞贞原来的爱人“夏大宝”便从村底下磨房里的小伙计成为霞村自卫队的小排长，村中亦有不少年轻人成为抗日活动分子。实质上，日军的扫荡，已经从经济上强行压断了“霞村”内部的等级结构关系。恰如作品中的人物刘二妈所言：“自从鬼子来后，谁还再是有钱的人呢？”。原先的“阔人”已不阔，也和“穷人”一并沦为日军暴行的“受害者”。这便是“霞村”与“鲁镇”很大的不同。但是，从“鲁镇”到“霞村”，唯一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的，是对女性婚姻、贞操节烈问题的态度。贞贞的故事就在这样的“霞村”中发生着。“霞村”的时空环境中混杂着封建伦理道德与民族抗日力量，这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分别对贞贞的革命行为做出各自不同的界定。在民族抗日战争的语境下，被日军强暴后侥幸生还的贞贞，其生存必须是在这二者的影响力间作出一种可能的选择，没有第三条可行的道路。显然，贞贞选择了后者——抗日。然而，贞贞这类女性无论做出了哪一种选择，在她们被日军强暴的那一刻起，她们的命运便“注定”永远是悲剧。《我在霞村的时候》所到达的首先是，它敏锐地呈现了“贞贞”们命运悲剧的根源。而作者是如何呈现造成革命女性命运悲剧的根源呢？这必须捋顺贞贞故事中的“事件”分别在什么样的时间链条上展开。
关于贞贞故事的“事件”，一些是现在时的，一些过去时的；这些事件究竟是现在时的还是过去时的，主要以“我”在（到）霞村的时候或“我”在（到）霞村之前来进行划分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件”（现在时的），从整体上表达了丁玲对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尖锐批判与沉痛控诉。而“我”到霞村之前所发生的“事件”（过去时的），则散落在“现在时”的事件之间，是“我”道听途说得来，显得松散、模糊、断断续续、无头无尾，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将“我”提供的片段信息串联起来，自我感知贞贞的“过去”。当我们以时间为线索时，所有的“事件”便清晰地呈现在“现在”/“过去”两条情节线上。一条是显性的主线，一条是隐蔽的副线。显性的情节线是：贞贞带病重回霞村——父母再次逼婚——贞贞再次拒绝——贞贞离开霞村去延安治病，这条情节线上的事件是现在时的，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发生着的。隐蔽的情节线是：贞贞首次被逼婚——贞贞逃婚出家——贞贞逃婚途中被日军掳走沦为慰安妇——贞贞以慰安妇身份多次往返日军军营窃取情报，这条情节线上的事件是过去时的，发生于“我”未到霞村之前，淡化为故事背景。
在所有“事件”中，“贞贞以慰安妇身份窃取日军情报”，虽处于淡化为故事背景的时间链条上，但实质上是（文本中贞贞与文本外丁玲）“故事”构成的基准点，其他事件均围绕它生成展开。如上文所述，这一事件所引发的矛盾争议，是备受霞村人乃至整个中国男权社会所万分着重的“女性贞操”问题。贞贞的“失贞”，对于个体而言，是被动的生命偶然，是命运的牺牲者；但对于当时的中国女性群体而言，谁都可能随时随地沦为“贞贞”，甚至不成其为“贞贞”，而是被日军性暴力折磨至死抛尸荒野，她们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沉默的牺牲者。因为丁玲，“贞贞”们不再是沉默的，她们受难的历史不曾被遮蔽、也不仅仅是冰冷的数据，而是一个个曾经顶着死亡反抗的女性故事。这种反抗也许出自于本能，但对于中国女性如何争取最基本的生命权利并不可能也不会丧失意义。而丁玲笔下的“贞贞”，从被动受害走向主动反抗，更超越了普通人生命欲求的本能，显示出中国女性抗争命运悲剧的主体意识。然而，贞贞对日军的反抗及反抗方式，与其受日军迫害的方式，是同一的。“反抗”是以反复受辱、损耗肉身为代价，“受辱”嵌入女性生命，与反抗始终纠缠、难以分离。从现实生存的角度，“贞贞”对命运的抗争透着凉入骨髓的悲壮意蕴，但小说并没有烘托出这种氛围。丁玲始终在主观上抑制甚至是排斥女性人生悲凉的底色，她所要的“故事”是让“光明”击穿所有笼罩着女性生存的黑暗情绪。
——“人的伟大也不只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这是丁玲痛惜“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萧红，在兵荒马乱的中国被吞噬生命时写下的句子。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中多次出现“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的强烈表达。在战火纷飞、死亡弥漫的中国，女性如何能“顽强地活着”，也许不能如萧红般“少于世故”、“保有纯洁和幻想”而显得“稚嫩和软弱”，也许只能像丁玲般“习惯于粗犷”，无畏地投身革命洪流。丁玲并非天生的革命家，她的“粗犷”是经过痛苦的自我磨砺得来的，而其女性特质的改变从本质上服从于丁玲内心的时代使命感。
——“我们的责任还不只在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且还要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确切地说，在抗日战争的语境中，“我们的责任”指向使中国人摆脱亡国奴的命运，贞贞所做出的“伟大牺牲”就是为了这一崇高理想。
——“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后来我同咱们自己人有了联系，就更不怕了。我看见日本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在此，贞贞“吃点苦，也划得来”，以及要找到“活路”的表达，是革命女性为了实现“崇高理想”弱化了个人的痛苦，找到女性生存的价值。
然而，霞村人却要否定贞贞所做的伟大牺牲，否定革命女性生命存在的根本意义，进而毁掉贞贞作为普通女性的人生，让贞贞永远无法获得符合女性本体的人伦的幸福。贞贞为获取情报“失贞”是在抗日战争的民族时空中发生的，贞贞带病重回霞村被鄙视、被逼婚是在充斥着伦理道德观念的家庭时空中发生的。在这两个时空中，其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对贞贞的革命行为的评价是完全悖逆的。一方面，“马同志”（民族抗日力量的代言人），提到贞贞在日本人“那里干了一年多”时，发自肺腑地赞叹着贞贞“她才了不起呢”。但是，这种纯粹民族革命立场的价值判断是无个体感性情感的，它无法顾虑个体的需要而只能考量个体对革命的价值。贞贞成为隐蔽战线的革命者，她的所有一切包括精神的肉体的，就必须服从民族革命战争的要求，在不得已的情境中只能被“革命”牺牲掉。当然，丁玲并非旨在探讨革命伦理问题，她对于革命的残酷性早已有着充分的切身体验。丁玲所痛心的是革命女性对抗日战争所做出的牺牲竟被中国男权文化完全否定。当贞贞从“革命”中暂时回到“霞村”，便发生了相对的时空转移。霞村人衡量贞贞（革命女性）价值的标尺是封建伦理道德，因此，贞贞的革命方式，只会被霞村人视为异类，只能被非议被唾弃被完全否定。霞村另一层面的隐喻便在于，它代表着中国女性日常生存的场域。当革命女性离开战时环境，那么她所要重新面对的仍旧是对女性贞操“日常性”而非革命性的价值判断。
任何“革命”，都并非人类的恒常状态。“革命”是为了追求人类日常性的理想生活，但抗日战争这样的“革命”并不可能给为这场革命做出牺牲的女性，直接带来日常生活的幸福，除非同时“革”了畸形伦理道德的“命”。这是因为中国女性除了遭受与中国男性相同的帝国主义侵略外，同时还遭受着来自中国男性——男权文化思想的双重暴力。
 
二、“我”的视角下的“霞村”人物关系及贞贞的命运
 
《新的信念》与《我在霞村的时候》，均为丁玲涉足日军性暴力历史问题的作品，但两部小说文化批评的侧重点迥异：《新的信念》主要从正面控诉日军性暴力，以受害者反复讲述受难过程进而激发共处厄运的中国人的抗日勇气为叙述主线，带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我在霞村的时候》，对日军性暴力的控诉已淡化为故事背景，文本主要在现时性的时间链条上正面批判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男权文化。这种文化批评上的转移，显示了丁玲对中国女性受害问题思考的深化，即从日军的侵略中解放了中国，但中国的女性未必也就获得了与男性等同的解放。恰如鲁迅所指出的：“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而“国难期间，似乎女人也特别难受些。……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各式各样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霞村》便呈现了国难期间革命女性因失贞被加上种种罪名的双重厄运。然而，“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的作品，在民族抗日战争的时空中，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丁玲能站在女性主体的立场上，勇敢地坚持不合时宜的“创作自由”是需要“条件”的。在各种主客观条件中，真正带给丁玲短暂精神自由的，是延安对她革命忠诚的组织肯定。在这一阶段，女性创作主体心灵的自由、精神的解放，带来了她创作的“真诚”，这在贞贞故事的叙事艺术中便得到充分的展现。
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并且“我”的身份是具有主体性的女性知识分子，与作者身份的重合度很高。从叙事理论的角度看，《霞村》以“这样”的“我”的视角来展开，“我”便最大程度地获得了作者的信任，“同时也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作者对小说所描写的事件、情景和人物（包括其中的‘我’）的感受和评价”。在整个故事的叙述中，“我”对贞贞及其他人物的态度，由始至终符合“我”的身份，没有失却女性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及批判意识。叙述者“我”亦是真诚的、值得读者信任的。整个文本是严格按照“我”的眼光，来呈现霞村的事件及人物间的矛盾关系。
如上文所述，霞村的事件分别处于“现在”/“过去”两条情节线上，过去时的“事件”散落在“现在时”的事件之间，是“我”道听途说得来。这一分析的切入点是以“‘我’在（到）霞村”为界将“事件”分为现在时的与过去时的。如果将这些“事件”以“我”叙述的先后顺序回放在“贞贞故事”中，那么“过去时”的事件：贞贞首次被逼婚——贞贞逃婚出家——贞贞逃婚途中被日军掳走沦为慰安妇——贞贞以慰安妇身份多次往返日军军营窃取情报，是被集中放置在小说第一、二部分中作为故事背景的。这是为小说的第三部分，即故事高潮“父母再次逼婚——贞贞再次拒绝”和小说第四部分，即故事结尾“贞贞离开霞村去延安治病”进行铺垫的。至于“贞贞得病”这一事件则一直在“我”的感知中或隐或现地贯穿于小说四个部分的叙事中，从故事开始到结束，贞贞的“病”（与“失贞”连结着）始终是一个被人谈论非议的关注点，影响着贞贞的命运。
贞贞并没有屈服于所谓“作孽”、“倒霉”的命运，而始终是在“命定”中反抗。贞贞的反抗，在现时性显性情节线上，是通过“我”眼中的人物矛盾关系来展开的。小说的人物关系，概括地说就是贞贞与周围“他者”的关系。如果以能否同情/理解贞贞为界限,则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能同情贞贞的霞村人——包括杂货铺老板夫妇、路边打水的妇人、两次“围观”贞贞面目模糊的人（“围观”第一次发生在贞贞刚回到霞村时，第二次发生在贞贞再次被父母逼婚时）。这些人正是鲁迅所说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他们“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第二类是愿意同情贞贞的人——包括“我”、“我”的女伴阿桂（宣传科的女同志）、贞贞家人（包括父母）、年轻人（抗日活动分子）、曾经的爱人夏大宝。在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无法理解贞贞的，比如阿桂、贞贞的婶婶刘二妈、贞贞的父母、甚至是爱人夏大宝（同时也是抗日活动分子）。而正是由于不理解，这类人又常常与不能同情贞贞的第一类人混合在一起，对贞贞以“爱”之名进行“合围”，造成更深重的伤害。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我”能同情并理解贞贞，是第三类人,而“我”对贞贞的理解也最大程度地代表着丁玲对贞贞的情感态度。
从“我”进入霞村之后，就被一股模模糊糊、窃窃私语的阴暗氛围笼罩着，不知道是何事，只感觉到嗡嗡嗡的“议论”和莫名其妙的“围观”。刘二妈她们“露出一种神秘的神气”，“说话之中，常常要把声音压低，像怕什么人听见似的那么耳语着”；“我”的女伴阿桂原本是“不好说话的人”，却也“完全变了”——“她仿佛满能干的，很爱说话，而且也能听人说话的样子，她表现出很能把握住别人说话的中心意思”的样子。而除了阿桂、贞贞的亲人在贞贞背后窃窃私语外，还有众多霞村人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被不知什么空气吸引着试图挤进贞贞家中“观看”回家的贞贞：
“这时院子里实在完全黑了，有两个纸糊的红灯笼在人丛中摇晃，我挤到人堆里去瞧，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也是无所谓的在挤着而已，他们都想说什么，都又不说，只听见一些极简单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只有更把人弄糊涂的：
‘玉娃，你也来了么？’
‘看见没有？’
‘看见了，我有些怕。’
‘怕什么，不也是人么，更标致了呢。’
……我跟着人走到中间的窑门口，却见窑里挤得满满的是人，而且烟雾沉沉地看不清，我只好又退出来。人似乎也在慢慢地退去了，院子里空旷了许多。”
这是文本中霞村人对贞贞的第一次“围观”。革命女性在霞村人的观感里或“令人害怕”或“更标致了”，但总之就不是一个“正常”女人，而是中国封建伦理道德谱系中的“异类”，是其他尚能在兵祸乱离中恪守“妇道”的霞村妇女的可悲参照物——她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从贞贞回家那天起，霞村就笼罩着关于贞贞“病”的流言，“这个村子里就没有不清楚”贞贞的“情形”的人。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弥漫着各种恶意的非议——
“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蹋的呀。”……“这种缺德的娘们，是不该让她回来的。”
“那娃儿向来就风风雪雪的，你没有看见她早前就在街上浪来浪去，她不是同夏大宝打得火热么？”
“还找过陆神父，一定要做姑姑……现在呢，弄得比破鞋还不如……”
“昨天他们告诉我，说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唉，怎么好意思见人！”
“有人告诉我，说她手上还戴着有金戒指，是鬼子送的哪！”
“说是还到大同去过，很远的，见过一些世面，鬼子话也会说哪。”
贞贞在霞村人看来，是“失贞”却又不“烈”的女子：给鬼子糟蹋得没鼻子，走起路来一跛一跛……就不该让她“回来”。这大约是觉着贞贞应该永“不见人”，永远消失。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女性“贞操”、“节烈”问题的分析尤为契合贞贞的处境：
“（女性）突然遇到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
然而，贞贞的“不节烈”带着更为沉重的意蕴。她在日军“那里干了一年多”、“肚子里面烂了”，承受非人的苦难是为了拯救包括霞村在内的中国人，但贞贞所“拯救”的人不是将矛头对准施暴者的日军，却是对准与他们共处厄运、坚韧反抗的革命女性。贞贞的处境，在过去/现在交叉的时间链条上，呈现出“受害—反抗”/“拯救—受害”的状态，她在不同时空的转换中始终既是受害者又是反抗者。
文本中对第一类霞村人的批判，基本上是通过“我”的眼光及我的直接感受来呈现，没有太多曲笔，显得直露。第一人称叙事带有更多作者主观情绪的宣泄。“我”对贞贞的处境倍感愤懑，霞村由最初“我觉得很满意”的村子，变成罩着“死寂的铅色的天”的封建文化场域；“我”为贞贞的处境倍感忧虑，内心无所适从而觉“冬日漫长”。
对第二类霞村人，“我”的态度则是多面相的、带曲笔的，情感不明朗、甚至带着同情的。这实质上折射出丁玲对贞贞所遭受的无可名状的压迫的深刻理解。对于在贞贞背后窃窃私语的家人，“我”是有所保留的、疏离的，从女性朋友平等的立场上尊重贞贞，不愿意听她们的小报告。虽然她们愿意同情贞贞、人性的善良尚未完全泯灭、甚至希望贞贞能嫁得“好”，但是，她们并不尊重贞贞的意愿，不尊重贞贞的人格，她们内心的“规则”与那些不能同情贞贞的霞村人是一样的。丁玲明白，对贞贞造成最深重伤害的，恰恰在这第二类人中，是贞贞至亲的父母与恋人夏大宝，他们与第一类人合拢起来，想安排贞贞的人生、贞贞的婚姻。“父母再次逼婚”，是发生在现时性时间链条上的故事高潮，在文本中，丁玲主要以霞村人对贞贞的第二次“围观”来呈现。
“就在那天黄昏，院子里又热闹起来了，人都聚集在那里走来走去，邻舍的人全来了，他们交头接耳，有的显得悲戚，也有的满感兴趣的样子。天气很冷，他们好奇的心却很热，他们在严寒底下耸着肩，弓着腰，拢着手，他们吹着气，在院子中你看我，我看你，好像在探索着很有趣的事似的。”
丁玲对这第一类人的讽刺挖苦是直感的，但对于贞贞父母和夏大宝给贞贞带来的伤害，却有更深刻的理解，对他们的描写便带着同情的笔触：“刘大妈在炕上一边捶着一边骂，她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有的落在炕上，有的落在地上，还有的就顺着脸往下流”，“老头子显得很衰老的样子，他垂着两手，叹着气。夏大宝坐在他旁边，用无可奈何的眼光望着两个老人”。丁玲对他们之所以是同情的，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给贞贞所造成的伤害是不自知的，他们自认为对贞贞的安排完全是为了她“好”，是对她的“爱”。而他们确实也是爱贞贞的，只是他们的“爱”却与“无理可讲”的“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封建伦理道德混合在一起，让贞贞在“爱”的裹挟中陷入疯狂。对于第一类人，贞贞早已是无视的，她敢与“我”“一同走到村底下去”，不怯“铁青的脸孔”、“嫌厌她、鄙视她”，而保有自己的快乐和明朗的性格。然而，面对“爱”自己的父母，贞贞的“洒脱、明朗、愉快”消失了，她成为了不知道可以憎恨谁的“复仇女神”。因为真正逼害贞贞的是“古人传下来的道理”，是无物之阵，让贞贞异常痛苦却又说不清父母究竟是爱自己还是不爱自己。与此同时，贞贞的父母也不是逼婚事件的获益者，他们虽然不自觉地加入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但他们亦是这场战争和封建传统文化的牺牲者。因此，丁玲对这类人物的苦难带有更多理解的同情，这一点也特别体现在“我”对夏大宝的观感中。
夏大宝在“我”眼中“是一个短小精悍、很不坏的年轻人”。他忠厚善良，但在封建传统文化面前并不能像贞贞“那样有胆子”，那样敢于反抗。在贞贞遭遇变故后，夏大宝仍旧爱着贞贞，但他亦没有因为参加抗日而觉醒，他在封建传统文化中的“无力感”依然如故，这在与“我”的交谈中一览无余：“‘当然咯……’忽的他把脸朝着我，注视这我，‘你说，我那时不过是一个穷小子，我能拐着她逃跑么？是不是我的罪？是么？”三个连续的疑问表达的不是犹疑而是自我确认，确认他实在无力带她逃跑，即便带着她出逃，也不被社会所容，终究是没有出路的。但贞贞罹难又让他善良的灵魂无法安宁，他清醒地意识到是自己造成了贞贞“失贞”的偶然性命运。如果贞贞不再接受他，那么他生命的余剩也将永远纠结于矛盾愧疚中。显然，贞贞拒绝这份掺杂着怯懦愧疚、道德束缚，与隐含着两性精神不平等的“爱”，更拒绝父权制的包办婚姻。贞贞对伦理道德观念及男权文化的反抗，在现时性的时间链条上，主要是以“我”视角下的贞贞与父母、贞贞与恋人的矛盾关系来呈现的。
丁玲曾说：“我是更喜欢在霞村里的贞贞的。为什么我会更喜欢贞贞呢？因为贞贞更寄托了我的感情，贞贞比陆萍更寂寞，更傲岸，更强悍”也许贞贞的寂寞、傲岸、强悍便在于此。她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反抗是异常孤独的，不仅要与中国人的众多数决裂，且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沉痛割舍亲人之爱、恋人之爱。“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上，在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本联系纽带的中国社会里，女性是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挣得自己的自由和解放的，它必须依靠与男性的合作，首先挣脱这种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本联系纽带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贞贞形象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她首先挣脱了“这种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本联系纽带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而且更在于她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是孤立无援、傲岸强悍的，是无“男性的合作”可以依靠的。在第一次逼婚中，夏大宝（男性）受到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背叛了脆弱的爱情，贞贞（女性）仍孑然一身地反抗不屈服。但在缺乏女性解放的社会空间的中国，贞贞的选择是无奈甚至是无用的，因为她（女性）依然被排斥在中国（男权）社会的公共领域之外。在第二次逼婚中，贞贞依然傲岸坚韧，并未被失贞的耻辱铭刻，拒绝任何冠以爱之名的精神桎梏、人生禁锢。但在即将沦为人间废墟的中国，贞贞（女性）首先必须活下来才可能有“路”可走，首先必须以其女性生命“存在”本身“撑开”女性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贞贞（女性）走上了加入抗日革命力量的道路，就意味着进入了中国（男权）社会的公共领域。这是女性争取赋权的第一步，是基于“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重建“光明”中国的愿景中，对意欲永远铭刻中国女性以弱质族裔/弱质性别双重暴力的大拒绝。也许，这就是丁玲在贞贞身上所“寄托的感情”，就是属于中国革命女性主体的人生信仰。
 
结  语
 
如果重回文本分析的层面，贞贞故事的结局：“到了延安，还另有一番新的气象”、“还可以再重新作一个人”、“我仿佛看见了她的光明前途”，这样的文本表达，确实让显性情节线上主要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在时空的转换中弱化了。小说重新切换到抗日的国家民族时空，便表现出丁玲思考女性问题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又是由其所处的中国社会历史时空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假若国家沦丧、民族灭亡，中国女性解放的议题亦无从谈起。丁玲在文本结尾重新回溯到国家民族矛盾的框架中，展望中国女性在新的历史时空、在社会公共领域中所可能的“光明前途”，在这个时候，丁玲的立场也就从单一的女性立场走向其所隶属的社会的整体立场。而文本之外，丁玲自己的女性解放道路，也是这样的走向。
在现代女性文学的创作中，丁玲面临着一个女性独立立场的问题，在中国革命中，丁玲面临着一个真正的女性解放的问题，这都不是丁玲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现代女性文学整体发展及真正的女性解放在中国所具备的社会空间的问题。丁玲，作为活跃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的女性，在她进入中国（男权）社会公共领域所遭遇的整体压制——包括对其“文学”与“革命”的双重否定，折射出中国女性争取赋权、获得社会地位的艰难。然而，丁玲又始终是在中国（男权）社会的压制中，以“文学”展现着她内心的“光明”愿景，以“革命”坚持着她生命“存在”的疾呼，这就是丁玲式的女性反抗哲学，也是丁玲最可宝贵的女性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