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黑》的文学视界
 
（台湾）  苏敏逸

 
                                                                         一、从《红与黑》到《红黑》
 
       1927年至1928年间，沈从文、胡也频和丁玲这三位在北京展开创作生涯的文学同志先后到了上海，为了谋生，胡也频在沈从文的介绍下，从1928年七月间开始担任《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的编辑。《中央日报》是国民党机关报，主编是「现代评论派」的彭学沛，与沈从文相熟。根据丁玲在1980年的叙述，虽然彭学沛并不干涉胡也频实际的编辑工作，但由于不久之后，「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于是只做了三个多月，胡也频便辞掉这个待遇优渥的工作。在辞职之前，胡也频已向父亲商借了一千元，准备与丁玲、沈从文筹办《红黑》月刊，并自办「红黑出版社」，推出「红黑丛书」。在胡也频停编《中央日报‧红与黑》时，《中央日报》也在同年的十一月在沪停刊，迁往南京。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划，1929年一月十日，《红黑》正式出刊。尽管由于经济
条件的薄弱与文学理念的差异，这份刊物只出刊了八期，在1929年八月便宣告结束，但是在这份文学刊物中，却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文学现象。首先，在《红黑》中刊登的作品展现了三位文学青年在这个时期的写作转折：丁玲逐渐走出「莎菲时期」勇敢倔强却又骚乱躁动的心绪，更为客观地审视女性主体价值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胡也频的思想迅速左倾，连载了中篇小说《到M城去》；沈从文则找到了以重建苗族传说故事来寄寓情欲苦闷的书写模式。
       同时，《红黑》不仅仅展示了三位青年在1929年的文学转折，也展现了他们与中国文坛及革命现实的对话关系。《红黑》的刊物名称和《中央日报》的副刊《红与黑》有着连续性的关系，黄蓉在其博士论文《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研究》中提到《红黑》巧妙地借用了《红与黑》的市场知名度，意在接收原有《红与黑》的读者。而张武军在〈「红与黑」交织中的「摩登」——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文艺副刊之考察〉一文中，特别针对上海时期《中央日报》的政治思想倾向进行考察。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中央日报》于1928年二月一日在上海发刊，此时的社长潘宜之是桂系的重要人物，时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主编彭学沛是「现代评论派」，政治思想上则接近于发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为国民党改组派提供理论基础的陈公博，彭学沛本人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致力于推动党内的民主化，论述中也不乏左翼阶级理论的思想，并因此凝聚了对蒋介石清党屠杀同样不满的国民党员和革命青年的支持。也许正因为如此，当1928下半年蒋系与桂系的冲突矛盾日益白热化后，南京政府决定将《中央日报》迁往南京「就地看管」，于是上海《中央日报》在1928年10月31日停刊，原编辑群卸任。
       二十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队伍从组成、发动到分裂的历程中，不仅国、共双方的政治理念不同，国、共两党内部对于「革命」的设想、理念和内容也不尽相同，其中或复杂或细微的差异需要进行更仔细的鉴别，并非本论文所能处理。但是从张武军对《红与黑》的考察可以暂时解释几个问题。首先，在丁玲的叙述中，胡也频出面编辑《红与黑》是出于沈从文的介绍，但是在沈从文的叙述中，胡也频出任《红与黑》编辑时，沈从文正陪伴母亲到北方养病，在秋天时才回到上海。两人说法并不完全相同。其次，丁玲提到胡也频担任编辑之后一段时间，「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因此只做了三个月，便辞去了编辑一职。第三，综观八期的《红黑》杂志，内容具有颇为鲜明的左翼色彩，先后作为《红与黑》和《红黑》执行编辑主力的胡也频，在命名上除了「市场知名度」的考虑，是否具有思想上的延续性。
       设想1928年先后来到上海的胡、丁、沈三人当时是怀有生命热情，政治（革命）思想与认同尚未完全确立的文学青年，他们面对大革命分裂后，各路人马皆言「革命」，但「革命」内容却不相同这样混乱也复杂的百家争鸣时代，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以及路线的选择必定不像三、四○年代之后那样明确。丁玲提到胡也频因沈从文的介绍而到《中央日报》担任文艺副刊主编是八○年代的事，可能想为胡也频替国民党机关报编副刊一事开脱，但事实上当时的《中央日报》并非南京政府所能完全掌控，在思想上也与蒋介石并不一致。胡也频与彭学沛最初的认识也许的确是透过沈从文的介绍，但两人的相识可能是在编辑副刊之前，如此主编与副刊编辑之间才有互信基础，而胡也频南下杭州、上海时期的多篇作品，也曾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同时，丁玲提到胡也频只做了三个月便辞职，若以时间来看，胡也频的辞职事实上是上海《中央日报》「被迫」迁往南京的编辑群总辞。一辈子被历史问题所纠缠和苦恼的丁玲在八○年代做这样的叙述，有意切割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事实上，正是因为彭学沛当时是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因此并不干涉胡也频的编辑，让胡也频在副刊《红与黑》中展现自由、热情，又带着素朴的左翼色彩的编辑风格，而这样的风格，也一直持续到三人所经营的小小园地《红黑》中，并获得更完整的发展。
      《红黑》刊行的1929年，也是革命文学论争暂歇，左翼革命队伍进行重整的阶段，在《红黑》中所刊登的小说、诗歌和翻译，可以看出这三位文学青年对于左翼思想的呼应，也可以看到他们日渐成熟的痕迹。因此本论文将以《红黑》为核心，论析这个期刊所呈现丰富的文学视野，以及文学与现实社会、历史的交互作用。
 
                                                                      二、丁玲、胡也频、沈从文的文学转折

       胡也频在《红黑》第一期〈释名〉中，解释了刊名「红黑」的意思：
 
       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这红和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但我们不敢窃用，更不敢掠美，因为我们自信并没有这样的魄力。正因为我们不图自夸，不敢狂妄，所以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这意义，是再显明没有了。
 
     「红」与「黑」容易让人联想到法国作家司汤达尔的名著《红与黑》，在这部以拿破仑时代为背景的小说中，「红色」代表军队，「黑色」代表教会，扩大来说，也就是革命与保守两股势力的竞争。从法国大革命到中国二○年代的大革命，「红」、「黑」两种颜色是巧妙的挪用，他们所面对的同样是「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胡、丁、沈三人如此大张旗鼓地「释名」，这段文字显然包含着他们创办此刊物的所有心情：他们「横直」要办《红黑》，「无论怎样都得」办《红黑》，因为他们无论面对自我的生命或复杂的现实社会，都有许多不吐不快的想法和情绪，《红黑》既提供他们尽情抒发所思所感的园地，也让他们拥有小小的安身立命之地。同时，「红黑」也代表他们面对青春生命和动荡时代，「光明与黑暗」、「激烈与悲哀」、「血与铁」的种种心情。因此他们三人在这里所发表的作品，既表现出面对社会现实痛苦困顿，在黑暗中挣扎摸索的心情，也表现出青春生命蓬勃奋发的热烈激情。
      《红黑》中的创作主体是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三人。丁玲在这八期的刊物中先后发表了〈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过年〉、〈小火轮上〉、〈日〉、〈野草〉等五篇小说；胡也频发表了〈子敏先生的功课〉、〈便宜货〉、〈一个村子〉、〈三个不统一的人物〉、〈苦刑〉、〈一个猎人的自叙〉等六篇短篇小说，并在第七、八两期连载中篇小说《到M城去》（《到莫斯科去》）前六节，还以笔名「沉默」发表了〈生计〉、〈夜〉、〈权利与真理〉、〈初醒〉、〈生命的象征〉、〈风声〉、〈噩梦〉、〈欲雨的天色〉、〈长风曲〉等九首诗歌；沈从文则以沈从文和笔名甲辰发表了〈龙朱〉、〈参军〉、〈神巫故事之一〉、〈日与夜〉、〈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道师与道场〉、〈一个天才的通信〉、〈寄给某编辑先生〉、〈一只船〉、〈大城中的小事情〉等十个短篇小说。若将三人在《红黑》中的作品放置到个人的创作脉络中，可以发现1929年都是他们创作历程的转折时期，具有承上起下的关键作用。同时，将三人的创作合观，又可以发现三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与独特的文学个性。
       在丁玲此时的创作中，除〈过年〉一篇外，其他篇章都与思考女性生命处境和主体价值的追求等议题有关，可以说是《在黑暗中》的扩大和延伸。〈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可与〈阿毛姑娘〉相互对照；〈小火轮上〉可与〈暑假中〉相互对照；〈日〉可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相互对照。这些作品都与生命欲望有关，其中包含着青春爱情的欲望、物质享受的欲望以及实现生命价值的欲望等等所有「人」的生之欲望，并以女性主体凸显独特的女性困境。
      《阿毛姑娘》描写嫁到西湖边上富裕农家的山村姑娘对繁华的杭州城的向往，〈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中的阿英则是从乡下来到上海谋生的妓女。〈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比〈阿毛姑娘〉更为客观和宽广地开展了城乡的空间对照与社会现实，也展现了阿英的主体选择。阿英梦见她带着从城里赚来的钱回到乡下，和自己所喜欢的、老实粗壮的种田人陈老三安安静静地在家乡过完一生，她梦见陈老三带给她快乐欢愉的情欲满足，而这美妙的梦境被现实中阿姆的骂人声所替代。从梦中醒来，回到现实，现实中的陈老三靠种田养不起一个老婆，更不要说替她赎身。在「梦想」与「现实」、「城」与「乡」、「妻子」与「妓女」、「物质欲望」与「家庭幸福」的交错挣扎中，美好的梦境逐渐远离她的意识：
 
       早上的梦，她全忘了。那于她无益。她为什么定要嫁人呢？吃饭穿衣，她现在并不愁什么，一切都由阿姆负担了。说缺少一个丈夫，然而她夜夜并不虚过啊！而且这只有更能觉得有趣的…她什么事都可以不做，除了去陪男人睡，但这事并不难，她很惯于这个了。她不会害羞，当她陪着笑脸去拉每位不认识的人时。她现在是颠倒怕过她从前曾有过，又曾渴望过的一个安分的妇人的生活。
 
       这样的选择使她的情欲、物欲和主体自由获得了满足，但小说的结尾，却在姊妹们嬉闹欢快的气氛中流露着难以明言的悲哀：阿英无法独自在房里忍受着隔壁大姊与有意娶她的客人所发出幸福的声响，而宁可在街头吹风，即使找不到能出五元的客人，就是三元或两元的也成。拥有幸福的欲望无法满足，以及不得不自贬身价的悲哀，是阿英的选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丁玲透过庆云里的一个小房间开展农村凋蔽与城市资本主义规则的社会现实中，女性进退维谷的窘境。
       《小火轮上》和《暑假中》同样以湖南家乡桃源、武陵一带为背景，透过女教师的角色写出新式知识女性在「爱情」和「事业」所面对的困境。〈暑假中〉的女教师们犹带着少女的争风吃醋与吵嚷喧闹，〈小火轮上〉的节大姊则呈现独身女子在爱情与事业双重失落后的漂泊无依之感。节大姊对爱情与教书工作同样满怀美丽的憧憬，面对爱情的萌生，「她很愿她是不仅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一人的就好。」在教书工作上也认真尽责，深受学生的喜爱。然而她却因与昆山的恋爱而被学校恶意地辞退，恋爱也因昆山的欺瞒而终结。随着小火轮抵达武陵，她呆楞着不知道自己将到何方。这篇小说呈现新式女性知识分子面对爱情与工作的双重风险，实现生命价值的欲望因艰难的现实而遭到挫败。
      《日》中的伊赛可说是「莎菲」的孪生姊妹，和莎菲一样对生命感到无聊苦闷，但是丁玲采用不同的写法，小说因此开展出完全不同的视野。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采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进行深度的内心挖掘和剖析，呈现莎菲反复辩证的心灵状态，而到了〈日〉中，丁玲采用俯视的叙述角度，透过一整天从白日到黑夜的时序循环，先宏观描述上海这座由「许多国家，许多人种所共同管辖，共同生活」的半殖民都市，再聚焦到伊赛日复一日、百无聊赖的日常生活，丁玲对伊赛的生活描述因此突破了「女性困境」的主题，从而展现现代城市生活的「异化」现象。小说前两大段对于上海全景式的描述，展现了不同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初步的阶级意识：丁玲透过高楼房间里的杯盘狼藉、躯体横陈与高楼遮掩下、大黑烟囱下拥挤破乱的小屋、疲倦的下层妓女和肮脏瘦饿的工人做对比，轮廓式地呈现上海严重的贫富差距。二○年代初来到上海求学的丁玲年纪尚小，她在广阔自由的大世界里寻找自我立足的方法，二○年代末期再度来到上海，上海给予丁玲的刺激包括社会视野的开拓和革命思想的冲击。尽管〈日〉仍展现女性生命的困境，但上海所呈现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却让小说的叙述风格从〈莎菲〉的狂热骚乱转为客观冷静。而在这篇小说中，也展现丁玲对于上海市景、市声细腻深刻的观察和传神的描绘。
      《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小火轮上》和《日》等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现代女性各个层面的生之欲望，她们的浓烈丰沛的生之欲望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冲撞，恰恰符合了「红黑」的色彩意象。
       如果说上述三者上承《在黑暗中》的主题并加以扩大，〈过年〉和〈野草〉这两篇作品则可以说是「启下」的转折性作品。从〈梦珂〉开始，丁玲一直「向前看」，着力于描述和思考女性主体价值的实践之路，不曾回顾过去。直到1929年发表的〈过年〉，丁玲才开始书写自己的童年经验。这篇小说以近似散文的抒情笔法，描述童年时期，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弟在外谋生，自己独自寄居舅舅家的寂寞岁月，以母亲回家过年团圆的幸福感，对照母亲回家前和即将离家的落寞感，整篇作品既满溢着故乡过年时节浓厚的生活情味、对母亲的孺慕之情、姊弟之间的友爱，以及母亲期待她成长和坚强的愿望，同时又带着孤女的寂寞忧伤，是很动人的一篇佳作。这篇作品可以看做是丁玲三○年代长篇小说《母亲》的前导作品。
       而〈野草〉这篇作品则摆脱莎菲时期的苦闷，小说的女主人公「野草」早年也沉缅在爱情追求的刺激与虚荣中，但现在她面对南侠的热烈追求却毫不动心，尽管过往的情爱仍让她迷醉，但相较于爱情的虚幻易逝，「写作」则让她的生命稳定下来。她为她的小说人物烦恼着，也透过书写反省女性性格的弱点，小说最终，她拒绝了南侠约会的再次邀请，她想专注于自己的写作，并为自己的作品感到快乐。野草面对写作的心情，可以说是丁玲的自我写照，而〈野草〉这篇作品也宣告「莎菲时代」的结束，丁玲透过「写作」找到了女性主体价值的实践方法，并确立了生命的第一个志业。
       《红黑》中的作品呈现了丁玲创作的转折，同时也呈现了胡也频与沈从文的转折。胡也频在《红黑》之前的作品，如同丁玲笔下的莎菲们努力在社会上寻求自我的生命出路和立足之处，胡也频最主要的作品也集中在以个人经历为素材，描写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贫穷漂泊的处境，这类作品包括〈无题〉、〈漂泊的纪录〉、〈杨修〉、〈诗槁〉、〈北风里〉、〈往何处去〉、〈一群朋友〉、〈美的戏剧〉等篇章。而在《红黑》中的作品，则清楚地呈现胡也频的左倾轨迹。他在第一、二期中先后发表了〈子敏先生的功课〉、〈便宜货〉和〈一个村子〉等三篇小说，这三篇小说对有钱阶级和军阀混战给予强烈的批判，流露出最质朴的阶级意识。〈子敏先生的功课〉讥讽时髦人物的虚伪与丑陋，主人公子敏先生每天的「功课」便是给太太写一封充满情意的信，然而在写信的同时，他的灵魂早已飘移到「月宫跳舞场」舞女的身上。〈便宜货〉则尖锐地批判「宁肯在一副麻将牌上尽输，却不能只和一个女人在床上尽睡」的军需长不断地用低价买女人的恶劣行状。〈一个村子〉描写村落的居民满心期待三代以来难得的丰年可以带来欢乐和幸福，没想到军阀陷落了县城，给金黄色的田野带来血腥而残酷的屠杀。胡也频以平静的、素描式的简单笔法描绘欢闹期待与屠杀过后的肃杀寂静，形成极强烈的对比。
       像胡也频这样早年经历贫穷困顿，单纯热情又富有正义感的青年，来到上海受到左翼思想的洗礼之后，很自然地便成为一个忠实的左翼知识分子。丁玲曾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一文中描述胡也频的性格及左倾的过程：
 
       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敢、热烈、执扭、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人」，有着最完美的质量的人。
       也频有一点基本上与沈从文和我是不同的。就是他不像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也频却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听到过的理论。
 
       因此胡也频在《红黑》第三期便写下了如宣言般的文字：

       如同凶猛的海水击着礁石，强硬地，坚实地生出回响的声音，这是人间苦的全人性活动的反映，也正是一切文艺产生的动力。
       为一个可悲的命运，为一种不幸的生存，为一点渺小的愿望而奋力争斗，这是文艺的真意义。
       负担着，而且深吻着苦味生活的人，才能够胜任这文艺的使命。
       地球上没有黄金是铁色的，所以要经历一个黯淡人生，才充分地表现这人生的可悲事实。
       文艺的产生是因为缺陷的，并且为这缺陷的人类而存在着。
       要创作，必须深入地知道人间苦，从这苦味生活中训练创作的力。
       文艺的花是带血的。
 
       在这段情感激昂的文字里，依然闪现着「红黑」的色彩意象，同时召唤着革命的伟力，与二○年代末期的革命文学相互呼应。
       到了《红黑》第七、八两期，胡也频开始连载中篇小说《到M城去》。这个中篇和写于1930年的《光明在我们的面前》是胡也频描述知识分子思想转变，走向革命的代表作。《到M城去》描写女主人公素裳女士受到革命者施洵白的吸引和影响，决定抛弃富贵少奶奶的生活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素裳女士是个美丽、聪明、情感热烈而细腻，富有良好的文学艺术教养，又充满生命活力的女人，但她的丈夫徐大齐却是个一心追求政治权力、庸俗的党国要人。素裳女士过着富贵但贫乏的生活，由此感到无聊和疲倦，她期待自己能独立做些有意义的工作。此时她认识了施洵白，施洵白过往饱受欺凌的学徒经验让素裳感到心惊和同情，而如今的智慧和思想、沈静与毅力又使素裳倾心。她在施洵白的影响下开始阅读唯物主义思想的书籍，逐渐形成她的阶级意识。正当素裳决定和施洵白一起奔向新的生活时，徐大齐利用政治权力秘密地将施洵白逮捕并处决。然而即使面对这样的噩耗，素裳仍决定独自到革命圣地「莫斯科」去学习。小说中徐大齐对施洵白的处决指涉清党的无情残酷，而素裳女士的人生抉择则是革命立场的表态。
       此外，胡也频在《红黑》中还发表了〈三个不统一的人物〉和〈苦刑〉两篇小说，这两篇小说都没有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也频选集》。两篇作品的内容坦率地倾吐三角恋情的痛苦，颇为清楚地指涉胡也频面对丁玲与冯雪峰的爱情时，内心的不安、苦闷与煎熬。其中〈三个不统一的人物〉藉由「旋玻」、「飘苹」、「琳」三人相互往来的书信，缀连成交错的情感纠葛。主人公的名字便是「雪峰」、「也频」、「玲」的谐音，但胡也频也许有意避人耳目，将「旋玻」与「飘苹」的身份位置对调。在《红黑》时期，丁玲和冯雪峰已经没有往来，胡也频颇为设身处地地设想当时三人的心情，在〈三个不统一的人物〉中，三个青年都是热烈而真挚的人，陷落在「友情」与「爱情」的痛苦挣扎中不知如何自处。现有的数据大多是丁玲对于胡也频和冯雪峰的情感叙述，这两篇作品填充了胡也频的视角，陈述他在面对爱情时的痛苦和伤心，也展现作家的热情与率真，满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综观胡也频在《红黑》中发表的作品，则呼应二○年年代末期「革命」与「爱情」的两大主题。
       而对沈从文来说，1929年可说是创作大丰收的年份，不但创作量惊人，在写作方法上也出现了重大的突破，而这突破，便在《红黑》中留下痕迹。解志熙在〈爱欲书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中以「爱欲书写」的主轴贯串沈从文从二○年代到四○年代的作品转变，很精准地掌握沈从文的创作精神与特色。相较于丁玲广泛地开展女性主体的各种生命欲望，沈从文二○年代更专注于「爱欲」的书写，发表在《红黑》中的〈龙朱〉、〈参军〉、〈神巫故事之一〉、〈日与夜〉、〈道师与道场〉等篇章，都是这类作品。
       但是，沈从文此时的创作手法出现了两个面向的突破，一是将「爱欲」与乡土人物、风俗描写结合起来，如〈参军〉和〈道师与道场〉；二是以重建苗族传说故事的模式歌咏爱情并寄寓情欲苦闷，如〈龙朱〉、〈神巫故事之一〉和〈日与夜〉。其中〈神巫故事之一〉是后来收于《神巫之爱》的〈第二天晚上的事〉，〈日与夜〉则是《神巫之爱》中〈第三天的事〉和〈第三天晚上的事〉两篇的合并。在这两类作品中，前者在娓娓道来的乡土描写中展现青春男子健康、自然、丰沛的性欲冲动，后者则透过龙朱、神巫和花帕族女子的爱情追求来歌咏爱情的神圣美丽，以及青春生命面对爱情时的悸动、胆怯和犹疑不安的苦闷。而这两种特色，都让沈从文的爱欲书写有了更诗意的包装，并发展出三○年代成熟的乡土作品，因此刊登在《红黑》上的这些篇章仍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位置。
       在大量的爱欲书写之外，沈从文以「甲辰」的笔名，发表了三篇略有左翼思想的作品，分别是〈一个天才的通信〉、〈寄给某编辑先生〉和〈大城中的小事情〉。其中〈一个天才的通信〉和〈寄给某编辑先生〉可以看做连贯的姊妹篇，透过一个被文坛誉为「天才」，实则靠卖文为生，在贫病中辛苦度日的作家的「牢骚文」，道出贫苦阶层对有钱阶级的「仇视」，也凸显颇为鲜明的阶级意识。沈从文在北京时期也写过大量自道贫穷漂泊处境的作品，但在〈一个天才的通信〉和〈寄给某编辑先生〉中却以愤激的语气自嘲自己写作时因穷苦而不得不迎合上意的悲哀，也讥讽政府与报刊媒体粉饰太平，例如下面这段：
 
       先生，我心上抱了歉来向你说我只写这能写这点点却要二十块钱，承不承认自然还是在你。我决不能与你为难，这个你晓得。我一时不会死的，家中人也自然还可以延一些时间。夏天接着春天来，秋天又在那里等候交代，日子推迁，总不能把我变成两样的人。我将永远把感谢存在心上，对你们作编辑作老板的人说那样各式各样为你们所欢喜听的话。只要有人愿意要我的通讯，我或者一面用左手抵自己的鼻孔（叙述者因贫病长时间处在流鼻血的状态──引者注），一面用右手能写出很闲适萧散的通讯。先生，你许不许可我在这里顺便提一提今天是五月三十为英国人在中国地方杀死许多中国人的一天？我是知道中国的当家人已同别人讲了和，对于英国感到愤恨只应当是共产党，而纪念也是共产党一种人的事。可是我不过顺便提一提罢了，我是很明白在中国杀死一万人也不能算数的，中国原来不只是四万万人。
 
       尽管沈从文一辈子的基本思想并不左倾，有时还有对革命略带嘲讽的文字，但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左翼思潮如何冲击贫苦笔耕的作家的心灵，使他在文字中闪现着左翼思想的光芒。只是对于成为「绅士」的渴望，还是让沈从文走上与丁玲、胡也频不同的道路。
       此外，沈从文还以「岳真」为笔名，发表了〈钱杏村批评之批评〉一文，直接响应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这篇文章展现沈从文对于文学的基本立场，他强调文学独立于政治或意识型态的价值，反对文学为政治或革命服务：「把在文学形式以及思想上革命的，牵入政治形态影响上去，因此文学的功效等于政治的目标，而文学所完成的彷佛还是一种帮助或拥护政治的方向，把文学这样看有点怪。」，「除了相信眼前在进行一种运动是永远的真理的人，其余似乎都应把文学完成的意义放远一点。」并且批评许多宣扬革命文学的「同道者」是「假装志士假充热情」，同时批评钱杏村对文学的评价过于简单粗暴，似乎相信「在据说极右的杂志中发表的作品便是落伍东西，而新兴的有色的杂志总可无条件的说他极好，所登载的作品也全是革命巨着。」这样的论点在当时也许会被视为革命或革命文学的对立面，但是却维护了文学的某种独立性和弹性。而胡也频和丁玲同意刊登这样的文章，也展现《红黑》面对「革命」和「文学」的开放态度。
 
                                                                        三、《红黑》中的其他作品
   
       在丁玲、胡也频、沈从文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作品也值得一提。
       在《红黑》第一期中，丁、胡、沈三人包办了整期的作品，唯一的例外是桂山的〈李太太的头发〉。桂山就是名作家叶圣陶。叶圣陶可以说是丁玲的文学贵人，在他的慧眼赏识下，他将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刊登在全国知名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上。1928年丁玲一到上海之后，便去景云里拜访叶圣陶，厚待晚辈的叶圣陶更提出由开明书店出版丁玲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的建议。后来解放初期丁玲的秘书张凤珠曾说：「丁玲一生最感念的，在文艺界是叶圣陶，在党内是任弼时。」
       《红黑》筹备时，可能是丁玲等人向文学前辈邀稿，也可能是叶圣陶得知年轻人筹办刊物主动赞助，因此在第一期中便出现叶圣陶的〈李太太的头发〉。这篇作品透过当校长的李太太对于大革命时期剪不剪发的犹疑，呈现动荡时代中小人物的狼狈难堪、进退失据，可以和叶圣陶的另一篇作品〈潘先生在难中〉合观。同时，这篇作品也和鲁迅〈风波〉、〈头发的故事〉等作品相互呼应，不同处在于鲁迅的作品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写男性的头发问题，叶圣陶的作品则以二○年代大革命为背景写女性的头发问题。叶圣陶的作品总是体贴小人物面对混乱时代的无力感，也对老百姓目光短浅、胆怯温懦的性格进行轻微的嘲讽，但他所想批判的，仍是让老百姓居无定所、举措不安的时局，展现文学与现实紧密的连结关系。
       此外，《红黑》中也乐于刊登尚未有名于文坛的年轻作家的作品，从第四期开始，每期都有一至两篇，这些作家包括戴南冠、黄丙、江荫、许次寰、刘开渠、谢冰季等人。这些年轻人的作品几乎围绕着青春爱情与社会批判等两大主题，显现文学青年对生命与社会现实的热情、困惑和不满，其中不乏具有鲜明左翼思想的作品，例如黄丙的诗作〈失败的偶像〉，全诗叙述至高无上的上帝原本希望把人间的坎坷填平，让人类平等相爱，但现实却是压迫、苦难重重，于是祂不断地接到来自人间的祈愿与控诉，例如：
 
       ……
     「富豪吸尽了我们的血液，
       强盗又来刮削我们的皮肉，
       主啊这就是我们栉风沐雨的结果，
       牺牲了我们去喂养万恶的人类为的什么？」
       ……
       用贫富把人类造成了许多层阶梯这是你的胡涂，
       我贫穷挨冷我自然是要抢要偷！
       从富豪的手中匀点儿东西来维持我的生活，
       啊，不材竟因此堕入了你无情的圈套，──犯了什么鸟的罪恶！
      ……
 
       这些作品可以与三○年代后丁玲的〈水〉，或茅盾、叶紫、吴祖缃等人的农村破产小说相互呼应。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红黑》中的两篇俄国文学译作。一篇是刊于《红黑》第二期，阿尔志巴绥夫（1878-1927）原著、戴望舒翻译的〈夜〉，一篇是刊于《红黑》第五期，潘蒂里蒙‧莱蒙诺夫原著、篷子翻译的〈黑面包〉。阿尔志巴绥夫是1905年之后在俄国受到青年喜爱的小说家，五四时期，鲁迅、胡愈之、郑振铎、沈泽民等人都曾翻译过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以现代派的象征手法呈现俄国社会的黑暗现实，颇能引起中国青年的共鸣。〈夜〉这篇小说描写一个青年医生在值班的夜晚胡思乱想，他的一生为追求幸福而来，但当追求金钱和追求爱情的理想都幻灭之后，他面对这时代「半人半兽」的生活，感到无穷的烦闷和厌倦，他的一生似乎就是无穷尽的值班，而这值班就像是「为了等待着办事时间而生活着的。」整篇小说透过意识流动呈现缺少梦想，贫乏、无聊、抑郁的青春生命，压抑苦闷的心灵被暗夜所笼罩。
       由篷子所译、潘蒂里蒙‧莱蒙诺夫原著的〈黑面包〉则是苏联时期的作品。据翻译者篷子的介绍，莱蒙诺夫1884年生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他的创作时间横跨旧俄到苏联时期。〈黑面包〉这篇小说描写生长于乡村的劳动妇女开忒林娜发现了在莫斯科工厂里工作的丈夫外遇，于是带着「黑面包」到城里去抓奸。经过辛苦周折的旅程，她终于找到丈夫的住所，见到她的丈夫和丈夫外遇的对象，她原本以为丈夫会恼羞成怒地把她赶回去，也以为丈夫的情妇会是妖娆美丽，善于诱惑人的荡妇，没想到丈夫温柔热情地款待她，而所谓的情妇却是一个瘦弱、亲切却善于劳动的女子，丈夫与「情妇」之间的对话几乎全是围绕在工作上。由于丈夫和「情妇」之间明朗坦率的态度，使得开忒林娜忘记了原本所设想的报复，反而将黑面包当作礼物送给了「情妇」。隔天临行之前，丈夫和「情妇」给了开忒林娜两个金角子和一包给孩子的礼物，让她好好回去照顾孩子。这篇小说呈现了苏联时期新的人际关系，人因为努力工作而显得自尊、明朗和坦荡，整篇小说也显得平和舒缓。将这篇小说对照阿尔志巴绥夫的〈夜〉，一个黑暗抑郁，一个明朗光亮，再次呼应着《红黑》的色彩意象，也彷佛回应着左翼革命的理想。
 
                                                                        四、结语

      《红黑》是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三人在1929年所创办的小小园地，他们在此发表的作品展现了他们对于创作的热情与认真，而在这里刊登的作品，也展现他们与时代、社会的对话和呼应。经过《红黑》的转折时期，他们也都将走向人生与写作新的阶段。
 
 
 
附录：《红黑》目录
 
第一期（1929年1月10日）
释名                                   编者
李太太的头发                     桂山（叶圣陶）
龙朱                                   沈从文
生计                                   沉默（胡也频）
子敏先生的功课                 胡也频
夜                                       沉默（胡也频）
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       丁玲
便宜货                                胡也频
编后附记                            也频
 
第二期（1929年2月10日）
过年                                   丁玲
参军                                   沈从文
夜                                       阿尔志巴绥夫原著、戴望舒译
一个村子                            胡也频
钱杏村批评之批评              岳真（沈从文）
 
第三期（1929年3月10日）
神巫故事之一                     沈从文
权利与真理                         沉默（胡也频）
三个不统一的人物              胡也频
初醒                                   沉默（胡也频）
小火轮上                            丁玲
 
第四期（1929年4月10日）
苦刑                                   胡也频
生命的象征                        沉默（胡也频）
恋爱者                               戴南冠
风声                                   沉默（胡也频）
日与夜                               沈从文
编后                                  也频
 
第五期（1929年5月10日）
日                                      丁玲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沈从文
偶像的失败                       黄丙
黑面包                              潘蒂里蒙‧莱蒙诺夫作、篷子译
两个大学教授                   江荫
 
第六期（1929年6月10日）
道师与道场                       沈从文
黑夜行                              许次寰
野草                                  丁玲
一个天才的通信                甲辰（沈从文）
噩梦                                  沉默（胡也频）
串珠与羽扇                       刘开渠
 
第七期（1929年7月10日）
介绍「到M城去」             丁玲
到M城去                            白丁（胡也频）
欲雨的天色                       沉默（胡也频）
一个猎人的自叙                胡也频
迷雾的朝晨                        许次寰
寄给某编辑先生                 甲辰（沈从文）
 
第八期（1929年8月10日）
一只船                               沈从文
到M城去                            白丁（胡也频）
长风曲                               沉默（胡也频）
月                                      谢冰季
大城中的小事情                甲辰（沈从文）
 

      （作者系台湾成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