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
 
                                                                                         □秦羽墨
 
 
 
                                                                                      两只螃蟹
 
 
       小学二年级以前我是在村小读的。溪是无名溪，学堂也是无名学堂，由村里的大队部临时改造过来，土墙烂瓦，四处漏风。溪因为在学堂边，寂寞中添了几分热闹，学堂因为有溪水绕过，也显得生机盎然。
那时候，整个学堂三个年级，却只有四个老师，而且拿正式工资的只有两个，另外两人是从村里选出来的代课老师，一边种田，一边教书，每到月底领一点极少的补贴。其实，最初只有三个老师，他们一个人带一个班，数学、语文、体育一把抓，后来因为音乐无人能教，上面才又配备了一个。村小的教学纪律和校舍一样，不成体统，漏洞百出，稍有空隙大家就溜到了野外，中午会跑到五里外的代销点去买零食，到了上课时间，教室里经常空空如也。见到这种情景老师气得乱骂一阵，却丝毫改变不了现状。他们不能放着家里的活不管，只盯着我们，那一点补贴远不足以养家糊口。夏天，有多半时间，我们是在溪里度过的。
       初夏的正午，天朗气清，我们端着钵子一边走一边吃，到溪边时饭吃完了，顺手将饭钵在水里洗净，然后就去翻螃蟹。小溪水浅，鱼难得一见，却适合螃蟹繁衍，遍地的鹅卵石，细软的泥沙，条件得天独厚。水太深的地方不好下手，别看螃蟹样子笨拙，一到水里跑得比兔子还快，就算逮住了，也会被它们的螯足夹伤。而旱地，螃蟹又很少去。最好是沙土潮湿，水流又不急的地方。轻轻翻开石头，有时是一只，有时则三五成群。碰到一只，我一个人就行了，要是三五只同时跑出来，我就手忙脚乱了，艳君就得放下钵子一起帮忙抓。
       写到这里，就要说说艳君了。读二年级时我们大队跟我一班的，只有艳君一个女孩子。她性格文静，长得也漂亮，像个小公主，一笑脸上现出两个小酒窝儿，旋得很深，像两个大酒缸，要把人灌醉的样子，将来要是哪个男人娶了她做老婆，那就享福了，即便闹了矛盾，都吵不起架来。看到那样一张笑脸，再大的气都消了吧？只是有点黑，不过我们这里的孩子肤色都黑，天天在太阳下晒，不黑才怪。艳君不怎么好动，一群人只有她一个女孩子，我们干什么她就跟着干什么，我们去哪里，她也只好尾随而来。我是喜欢她的，而且我知道她也喜欢我，有一次我跟她说，长大了娶她做老婆好不好？她没说话，只一个劲地朝我笑，我就知道她是乐意的。幸亏我表白得早，后来，有好几个家伙都跟她讲这种话，艳君谁也不理会，她已经答应我了嘛。
       现在回想，在村小读书的那两年，日子甜美如蜜，哪像现在的孩子，成天困在牢笼中不见天日，学业也繁重，轻易喘气不得。在那个年龄，和获取知识相比，阳光和心灵的自由更为重要。那时没有谁像现在的孩子这样，把自己弄得病怏怏，小小年纪就戴一副很厚的眼镜。经常去溪里翻螃蟹的人怎么可能成为近视眼呢？
       艳君不喜欢翻石头，她嫌泥巴脏，又怕螃蟹伤了纤纤细指，每次都跟在我后面拿钵子装。看到我气馁，她也气馁，我兴奋，她也在阳光下笑得像朵花。那天，我们运气格外好，一翻一个准，少有落空的，那花就在她脸上不停地绽放着。我喜欢看花儿在她脸上开放的样子，翻得更加勤快有劲了。咦，这是什么？艳君突然在我身后发出一声尖叫，原来，她在我刚刚翻过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小怪物。我回头一看，哪里是什么怪物，分明一只小螃蟹。不同的是，这只螃蟹通体透明，浑身软绵绵的，像一团糍粑，难怪我刚才一时没发现呢。这个软绵绵的家伙居然能行走，不过走得非常缓慢，它刚蜕壳不久，正好被我们撞上了。此前，我们还从未见过这样的螃蟹，稀奇得很，艳君满怀欢喜，催着我继续翻。她希望能找到同样的一只，好跟它做伴儿。可后来，我找了半天，将两只饭钵都装满了，也没给它找到一样的同伴，倒是找到了一只硕大无比的家伙，算是聊胜于无。
       我们一心只顾着翻螃蟹，忘了沿溪水走了多远，也忘了时间流逝了多少。海涛、常柏他们不知为什么，走的时候一声不吱，他们一定是嫉妒我有艳君陪着，故意不喊我的。艳君担心软壳螃蟹放在饭钵里会被那些凶狠的同类压坏，就把饭钵给了我，将它单独拿了出来，一路上小心地捧着。等我和艳君走到教室门口时才发现，下午的第一节课已经上到一半。放在平时，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家经常迟到。可那天不知为何，英琪老师突然发起火来，青筋直鼓，眼睛也红红的，像是要杀人，吓得我们胆战心惊。他不准我们坐到位子上去，而是罚我们站在教室门口，一直站到下课为止。
       我手上拿着两钵螃蟹，不敢让他看见，只好将双手背过去，放在身后。就在这时，那只最大的螃蟹从钵子里爬了出来，用它那巨大而有力的鳌足一下死死夹在了我的左手大拇指上。那疼是钻心的，然而，我不敢叫出声，也不敢动。我感到手里有一股热流经过，接着，很快便有“噗噗噗”的轻响掉在地下的土灰里，我知道自己在滴血。艳君站在我侧面，目睹了我手上发生的一切，却也不敢动，急得满头大汗。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没哭，要是一个人站在那，或者平时和大家在一起，我早就大喊大叫了，然而，那天却没。我咬着牙，绷紧了脸。艳君在看着呢，我不能让自己丢脸，让她觉得，连这么点痛都忍不了，这种人将来怎么能托付终身？怎么做得依靠？那只该死的螃蟹有意跟我作对，始终夹着手指不放，下课后，费了好大劲才掰开。从此，我的左手大拇指便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疤痕。
       大家围过来笑我们，大声而有节奏地齐喊：“两只螃蟹，一公一母！一公一母，两只螃蟹！”气得我脸色发青。说我没关系，说艳君就不行。可我又没办法，要说打架，我一个人又打不过他们。艳君听了一点也不恼，还把自己的红领巾解下来给我包扎伤口，她真聪明，反正红领巾也是红的，不怕被弄脏……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英琪老师的脾气并不是冲我们发的。上面决定取消村小，我们这些人都要到镇里去读三年级。有正式编制的老师可以到其他大一点的学校继续教书，再不然还可以转业，到县里的工厂上班，可英琪是代课老师，也就是所谓的民办教师，没有安排退路。
       英琪老师当过几年兵，退伍时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没能解决工作，在村小暂时代课。村里很多人给他介绍对象，可他眼界高，看不上，他希望自己吃上国家粮，到那时再找一个也是吃国家粮的，他的事就这么一直拖着。他已经在学校代了五年课，原本再代两年，就可以转正了，可如今，村小突然没了，转正之事也跟着无疾而终，他能不恼么？如果村小迟解散两年，他的命运就不是后来那个样子。因为高不成低不就，他一直没结婚，成了村里第一个单身公。如今，他已经五十多岁，依然孤身一人。
       艳君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了，我差不多已有十年没见她，听说嫁给了一个湖北人。如果我没出来读大学，说不定真的会娶她做老婆，在那个湘南小村庄过着平静而简单的生活。不知道这么好的女人究竟让谁娶了去，哎，恐怕这辈子很难再见她一面了。生命中许多疤痕回忆起来比黄金还珍贵，而很多美好的事物，却往往让人感到心疼。
       村小的学堂至今还在，无人看管的它早就破烂不堪，墙根长草，屋顶漏水，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坍塌。只有那一溪清水，不懂人事变幻，一天到晚只是哗哗地流，哗哗地流……它还记得我吗，还记得一只“公螃蟹”和一只“母螃蟹”的事么？
 
                                                                                    一条叫糖的路
 
 
       我们家最受欢迎的长辈是奶奶，她不但很会安排生计，性格也有我们家族少有的宽容和慈悲，很少打骂人。这倒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她是我们众多孙子最主要的“糖”源。在我印象里，奶奶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糖的代名词。不像爷爷，我们问他要辣椒糖（一种做成红辣椒形状，后面插着一根细竹签的糖），他只会伸出两根弯曲有力的手指说，辣椒糖没有，丁公糖有，要不要？我们只好没趣地走开。
       奶奶是城里人，年轻时因“躲日本”才到山里嫁给了爷爷，她的两个兄弟都在干部位子上退休，我们家的外围经济在村里算是很好的。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县城，每次回来都会带一些糖果，她去城里的日子就成了我们的节日。奶奶给我们分派糖果的时候，半眯着眼，说话悄声细语。如果我们六个孙子都在，她会说：“就这些，都给你们六个饿老魍崽崽了，在屋里吃，莫拿出去让别个看到了！”她知道我们得了糖以后爱拿出去显摆，担心被村里其他孩子抢了去。如果只有一个孙子在，她就会这样说：“你一个人给得最多，快吃，莫要他们五个人晓得了！”这样，我们几个孙子在内心里都以为奶奶最爱的是自己。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她跟几个孙子说的话完全一样，给的糖果也一样多，奶奶对我们的爱是一视同仁的，就像分配均匀的糖果。
       记忆里，和糖的形象最接近的是庞乡长。庞乡长是我们乡唯一的女乡长，长得很漂亮。那几年父亲是村里的支书，庞乡长每年都要下到我们村好几次，她主管我们这一带的教育、税收和征粮工作。她来我们村时大多是在夏末，每次都在我家打住。庞乡长才30出头，年轻，身段也好，夏天即使穿得很“工作”，也掩盖不住性感的身材，让人看得遐想联翩，她一进村就给村子注入了一剂强大的兴奋剂。就连平常后进的拖欠分子也假装积极，主动聚集到我家，一双双眼睛贼亮贼亮的，能放出光来。庞乡长来的时候，还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儿，因为丈夫在异地工作，她只能把女儿带在身边。她每次到来都会带些糖，那种软软的掺着米糕的凉糖，我从没吃过那么令人回味的糖，甜而不腻，柔软，清凉，跟她的人一样，在夏日的村庄刮起一阵美好强大而又令人眩晕的甜风。
       庞乡长的美貌和细心让我们村原本很难开展的工作变得异常容易，父亲也因此松了一大口气。几年下来，我们像亲人一样和睦相处，我把她带给我的糖看作理所当然。她一来，我就迎上去理直气壮地问她要，从不讲主客之礼。我甚至希望她的工作别那么顺利，这样的话，她就能经常到我们家来。有一年，等了很久，依然没看到她的影子，我就问父亲：“庞乡长什么时候来？”父亲说：“庞乡长不来了，她调到县里去啦，以后也不会来了。”我心里顿时升起一块巨大的忧伤，无比失落。我再也没见过庞乡长，再也没吃过那么甜蜜柔软的凉糖。
       我们吃糖的机会是那么的少，从而不得不主动开创属于自己的糖路。一条路一旦得到证实，队伍立马会变得浩浩荡荡。
       茶花里的蜜糖是我们的最爱，量大，集中。村小后面有大一片山茶林，秋天茶花开时，满山洁白，数不清的蜜蜂嗡嗡地在那举行盛大的聚会。花开得最盛的时候，并不是产蜜的最佳时段，一定要等花意阑珊，将谢未谢之时，花蜜才最多。吸管现取现用，扯一根蕨把芯抽出来就行，把它插进花心，用力一吸，那滴硕大的蜜糖就乖乖地进了嘴里，满足感瞬间流遍全身。多年后，我读到“如饮琼浆”这个词，首先想到的便是茶蜜。茶花里的糖是危险的。茶树枝丫太细，很容易掉下来栽个大跟头。平时文静的蜜蜂，因家园遭到破坏，会主动攻击人，经常把我们蛰得紫一块青一块，那种痛比刀子割还难受，持续的时间特别长。为了口腹之欲，我们甘心忍受这种痛苦。花粉和蜜糖弄在衣服上很难洗掉，每次吃完蜜糖回家，都要被大人训斥一顿。
       松针上的糖是种奇怪的糖。晚稻成熟前后，马尾松上总是挂这一些亮晶晶的东西，老远就能闻到那种松汁和糖混杂的特殊气息。那糖是固体状的，白，湿润，一团团凝结在松针上，它们居高临下，太阳一照散发出诱惑十足的光芒。只是那些糖实在长得太高了，我们常常只能望糖兴叹。只有等到哪家伐树，才循声而至，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有的人小心地摘，一把一把搜集到一起，有的人干脆直接用嘴，连糖带松针一把塞到口里，吃完糖再把松针吐出来。和茶花里的糖比起来，这种糖更甜，更有嚼头。
       冬天，糖路变得艰难起来，放眼看去，只有毛茛值得一挖。那是一种茅草的根，雪白，半透明，糖分很高，挖出来洗干净，扔到嘴里直接嚼。
乡下也种糖，叫作芦秫，是一种甜高粱，在南方像吃甘蔗一样吃它的秆子。几乎每家每户都种，但山里人田地少，要留着种粮食，只种一小块芦秫哄哄小孩。谁家的芦秫最多，那家孩子就最神气，一边走路一边像撕甘蔗一样撕着芦秫，傲气得很，神气个卵样。现在乡下见不到芦秫了，现在不缺糖，它早已绝迹。
在糖路不通的季节，为了吃糖，我们会采取一些特殊办法。
       货郎担真是让人又爱又恨，他总是收走了一大堆的鸭毛、废纸、鸡菌子，却只换给我们一小块糖。他用小铁锤敲麦芽糖的时候，像是在敲黄金，动作轻得只配吓唬蚊子，好像多敲一点会要了他的命似的。有一次，他收了我们六毛钱的废纸，却只给我们五毛钱，他说没有零钱了。少一毛钱就是五颗糖呢！我们不干，可最终拗不过他。等他再次来我们村的时候，我出了个复仇的主意。我们用抽签的方式，选出两个人，让他们故意打架，假装不小心打翻货郎担的担子，其他人趁机捡东西。货郎担被撞翻在地，糖果、日用品什么的撒了一地。大家单单瞄准糖，捡了就跑，只剩下货郎痛苦沮丧地站在原地。我们的计划大获成功，可自那以后，那个货郎担就再也不来我们村了。从此，我们陷入了无糖可买的境地，自断糖路。我有些悔恨，不该出这个主意。其实货郎担也是个可怜人，没别的能耐，靠走村串户做点收收卖卖的小活。听说他现在五十多岁了，还在乡下收破烂，做货郎担，只是依然不去我们村。我当年犯的错可真不小。
       不知何时，村里突然刮起一股做糖的风。到了年底，妇人们争先恐后开始熬制红薯糖。一两百斤的红薯，只能熬出十斤糖来，用罐子装着，浓酽迷人。最先做糖的是一个从外地嫁进来的妇人，她的家乡盛行此法，她们家是制糖世家，她把熬糖方法告诉了村子里的女人，没过多久就满村飘香了。原来，大人们也抵挡不住糖的诱惑啊！先熬红薯糖，再用糖浆来做冬瓜糖、松子糖、米花糖，除了自己吃以外，还卖人。母亲也加入了熬糖做糖的行列。有一回，母亲不在家，我偷吃了她熬的红薯糖。看着一大罐颜色暗红，散发着诱人醇香的糖，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一次吃了一斤多。吃的时候，浑身甜丝丝的，香得要命，吃完后就受不了了。先是头晕晕乎乎，接着肚子发胀，一个时辰里上了五次厕所。我把肚子吃坏了！那天一整天，我一口饭都吃不下。父亲不但没表示任何同情，还狠狠揍了我一顿，抽我就像抽陀螺似的。我觉得父亲应该做的是好好安慰我，而不是不顾一切把我往死里打。那些糖本是留着过年招呼客人的，现在只能到别人家去买……
       自那以后，我看到糖就怕，生出烦腻之心，直到现在，都不爱吃，我怀疑，多年前那个下午偷吃的糖至今还没消化完。
       糖路曲折，也危险，为了糖，就算挨打都是甜的。只是那种喜也为君，痛也为君的感觉再也不会有了，现在没有什么事物值得我去特别关心。
 
                                                                                  燕子的选择
 
       燕子来的时候，村庄早就忙开了，犁田翻地，一派热闹景象，谁也不知道它们具体什么时候来的，当我们注意到燕子时，它们已经布满天空。
       田野一片葱茏，村庄里的生灵或招摇，或妩媚，进入各自的生长节奏。南风和煦，春光大好，燕子成排站在电线上，交头接耳一番，尔后，商量好似的，突然飞起，一个个好生自在。它们飞得不像夏天那么高，而是贴着地，好像对地上的一切事物都感到新奇。别说是它们，就连每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忍不住多看几眼这满目的新鲜。绿色铺满的大地，有另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使人们内心变得丰茂而蓬勃。
       我发现刚来时燕子并不急着安家，而是这里瞧瞧，那里看看，流连环顾一番，成天以野地为家，像贪玩的孩子，将足迹印遍村庄的所有角落。它们被红花绿柳迷昏了头，待到春雨来袭，才慌慌张张寻找栖身之所。这时，旧燕寻了往日的巢穴重整家园，各自归位。新燕就急了，它们发现自己没地方可去，这才后悔不该跟在大家后面只顾贪玩。于是，新燕只好在别人的屋檐下暂时寻求庇护，度过一晚，等到晴日再去搭建属于自己的家。燕子不会随随便便把家安在哪里，它们非得绕梁三日，经过细心查看和选择，在心中衡量比对一番，看看这个家是否结实稳固，这家人是否诚实可靠，是否值得跟他们一起风雨同舟。
       不知为何，所有燕子都觉得我们家不值得托付终身，我们家搬到村口好几年了，也不见有燕子来筑巢。这件事很令人想不通，怎么说新屋也比以前奶奶家的老屋结实多了，屋前的树渐渐成荫，而且又在村口，按理它们不可能视而不见的。奶奶家的旧堂屋有三窝燕子，我们家这么多年却连一窝也没有，燕子好像把这一家人给遗忘了。这件事不单令我烦恼，父亲也担心起来，照传统说法，燕子是否前来筑巢，与家宅的吉凶息息相关。起初他以为屋才新修，燕子们还不熟，过一两年就会来的，然而，五六年过去了，依然空空如也。燕子并不是没来看过，每年春天有好多成双成对的燕子在家门口飞来飞去，左右徘徊，可最后，过家门而不入，只惆怅地望一眼，便转身而去，有的飞了很远还忍不住不停回眸，遗憾得很的样子。
       到底是什么让它们望而却步？又是什么让它们觉得遗憾呢？是嫌我们家太简陋？一对燕子来了，发现这里没一点前辈的痕迹，于是，就以为不可靠，而后来的燕子也都人云亦云？可村里比我家还简陋的房子还有不少呢！我不相信燕子会像人一样刻薄，村里总要修新屋，每座新屋也总要有第一对新燕前来安家。总不会是因为嫌村口太热闹了吧？燕子不是一向喜欢沾染人气么？哦，对了，我猜一定是觉得我们家氛围不好，这家人总是很难和睦相处，不是夫妻吵架，就是父子相抵，难得有平静的时候，燕子可不喜欢在这种环境里过日子。父亲发脾气时如打天雷，就算不发脾气，坐在那也不怒而威，他从不喜欢我带朋友来家里玩，燕子肯定看到了这些，一个连同类都容纳不了的人怎么可能容下燕子？
       我将自己的揣测告诉父亲，他表面嗤之以鼻，骂我是胡说八道，但我注意到，自那以后，父亲说话时总是有意无意捏着嗓子，显得非常小心，绝不在大门口亮嗓门，架也不怎么吵了，有时就算忍不住吵，也躲在房间里尽力压低声音。果然，没过两个月，就有一对燕子前来探听虚实。它们在堂屋转了一圈，觉得不合适，因为新修的房子没有天井，我们要是外出，大门一关，屋里一点光线也没有，燕子连家门都出不了。审度再三之后，它们决定将巢筑在门前的晒楼下。
       然而，问题来了。我们家晒楼上的木板盖得不严实，每次上楼晾衣服，走在上面颤巍巍的，脚下四处松动。修晒楼的时候，父亲觉得上面除了晒衣服再无其他用途，严实与否并不重要，不需要花太多工夫，能站人就行。那对燕子将巢搭在松动的木板下，每次巢穴快要建好时，人在上面一走动，就会掉下很大一块。对人来说那只是一小块土，可燕子却要忙上好几天，它们因此做了很多白功，常常眼看要大功告成，最终却功亏一篑。有时燕子忙了一天，正想着休息，突然间头顶山崩地裂，燕子不知发生了什么，吓得惊慌失措，尖叫着飞了出去，直到天黑也不敢回家。好不容易才招来这对燕子，怎么让它们因此弃家而去，这个家需要它们，我需要它们。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搬来楼梯，在燕巢再安装了一块篾搭，篾搭将燕巢兜住，然后，再又用绳子将它们和木板捆在一起，使之牢固，这样，人在上面走动，波动要少得多。篾搭刚做好时，燕子很生疑，它们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待到最后，确定这个古怪的装置对自己是有利的，才安安心心地住了进去。从此，燕子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家，虽然偶有脱落，也无关大碍了。
       燕子刚来我们家时，我常坐在门口发呆似的看它们，它们也看我，但不会像我那样看半天。生儿育女之前，它们是江湖浪子，在巢里待不长，一天到晚满世界飞，我看到的常常只是一个空巢。
       燕子落户后，全家人总算放了一颗心，我也骄傲得很，像立了多大功一样。可是，燕子的到来并没改变父亲的脾气，他很快便旧病复发，遇到一点小事就骂骂咧咧，而我也毫不示弱。真不明白，我们怎么就成了一家人，上辈子有仇么？燕子看见我们吵架，受了惊扰，经常伸出长长的脖子，往下看，尤其有了乳燕之后，一家老小排列得整整齐齐地围观，跟在街上看热闹似的。它们一定不明白这些人怎么一天到晚有那么多事可吵，也许心里还觉得好笑呢……那段时间，住在我家的燕子常常半夜被吵醒，不知丢了多少好觉。
不过，现在好了，父亲不在了，没有人再打搅它们，我也离开了老家，只有母亲一个人和它们生活在一起。母亲向来很有耐心，脾气也好，想来，他们一定相处甚欢，日子过得舒适自在。离开村庄十年了，想必它们早就不认识我了吧？
 
     （责任编辑：唐益红）
 
       作者简介：秦羽墨，本名陈文双，1985年生，现供职于常德市《桃花源》杂志社，在《天涯》《青年文学》《湖南文学》等刊物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五十余万字，入选各类散文年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