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丁玲的杂文

李云飞

一

杂文在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先秦诸子百家的散文中就已有杂文萌生，鲁迅则把中国的杂文推向了顶峰。丁玲的杂文虽然不能和鲁迅的杂文相提并论，但完全可以归入鲁迅式的现代杂文之列。丁玲的杂文，主要阐述了下述几个方面的思想内容。

第一，勉励人们要敢于斗争，敢于批评，不断进取。

我们读丁玲的杂文，完全可以看出丁玲对革命事业的衷心歌颂、真诚信仰和坚定的信念。丁玲一生只写20多篇杂文，但有近1/3的杂文贯串着这一思想。其中最突出和最集中的篇章有：《大度·宽容与<文艺日报>》《战斗是享受》《我们需要杂文》《<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三八节有感》《奋斗到胜利》《韦护精神》等。在《大度·宽容与<文艺日报>》中，丁玲对“宰相肚里好撑船”式的“大度”提出了反感。丁玲认为：“对于坏人、坏事、坏倾向，也要宽容固然是罪恶；即使对于原来并不坏，只是因为有了伪君子们的大度，而慢慢才滋生培养出一些坏的倾向的这种大度与宽容也是不应给以宽容的。”而应该“把握斗争的原则性。展开深刻的、泼辣的自我批评，毫不宽容地指斥应该克服，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迟克服的现象。”在《三八节有感》中，她勉励女同胞们要“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在《战斗是享受》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女革命战士对快乐和幸福的认识“不参加战斗，不在惊涛骇流中搏斗，不在死的边沿上去取得生的胜利的人”是“无从领略到”“最高的快乐，最大的胜利的”，“只有在不断的战斗中，才会感到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存在，才会感到青春在生命内燃烧，才会感到光明和愉快。”

第二，反虚伪的精神和对工作要认真负责的精神。

古人说：“文如其人”，这在杂文领域中尤为如此。从丁玲的全部杂文中，我们正可以看出她的人格。她对虚伪、做作是何等的厌烦，提出了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干事的准则。体现这种思想内容的杂文主要有：《说欢迎》《说到“印象”》《干部衣服》《老婆疙瘩》《一个钉子》《谈“老老实实”》等。《说欢迎》首先批评了那种形式主义的欢迎，指出这种欢迎即使形式上热烈，但由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而很快就要被欢迎者淡忘；然后提出：“应该多多从工作上来表示我们的欢迎”。《说到印象》劝告人们“最好多参加一点实际工作”、《干部衣服》对那种追求时髦、陶醉于做表面文章的作法提出了批评，《老婆疙瘩》用纺线形式的“老婆疱瘩”（指纺线时断了又接上去的一种成团的疙瘩）比喻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马虎，“做自己一段事情的时候，必须能负责这段事，把它做得没有毛病，否则，别人就要遭到因你不负责而来的更大的麻烦”。不仅呼吁了对工作要认真负责，而且提出要关心体谅他人。《谈“老老实实”》对“老实”做了正确的解释。指出老老实实，就是不虚伪，老老实实就是一心为人民，装得老老实实，实际上是很不老实的人，提倡为人真诚和一心为人民、一心为工作。

第三，对国民党专制主义，腐败统治的抨击，对自由爱国人士的赞扬。

丁玲是一个作家，但她更是一个革命战士，因而她对国民党专制主义，腐败统治深恶痛绝，对热爱和平、热爱祖国的人士大力赞扬。在《勇气》中，以赵尚武与人比武的故事勉励人们面对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不应有丝毫的怯弱心理，要勇于与其抗争。在《谈鬼说梦的世界》《窃国者诛》《自掘坟墓》中，对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平驾机起义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对祖国的前途和胜利给予了尽情地欢呼。读丁玲的这类散文，使人们感受到了丁玲对革命、对祖国、对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

第四，丁玲的部分文学主张。

丁玲是作家，也是评论家。丁玲的许多文学主张，除了在创作实践中具体体现外，其余则在她的文学评论和杂文中体现。

丁玲的文学主张，在杂文中体现出来的主要有：（1）主张艺术的本质是“真”。在《真》中，丁玲认为：“不是真的东西，不是人人心中所有的东西，是不会博得人人喜爱的，粉饰和欺骗只能使人反感。”（2）主张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熟悉生活，认识生活。如在《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丁玲对“创作者并没有理智地思考他最熟悉的事，最被感动的事，研究它，抓住它，表现它，而只斤斤追求其理证的范围”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种“舍本求末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写作，只会写出一些“八股”“公式”之类的东西。在《材料》中，批评那种“唯恐不及地去搜集材料”，“写着自己毫不亲切的故事”昀作法，主张文艺工作者要“在大世界中做一个小人物去亲近、去观察、去思索生活”，“不只要感觉，而且要认识”。（3）在《文学的天才意味着什么》《收入与支出》中主张文艺工作者“要有正确的人生观，有美好的理想，能勤奋刻苦学习……”和多读书，多生活。

二

杂文，实际上属散文的一种，是一种议论性的散文或说理类的散文。它与一般散文不同的是，杂文通篇的目的在于说明一个道理；它与议论文不同的是，它的说理借助于鲜明的形象与浓郁的文学色彩。它的“理”，应该说得聪明，说得巧妙，说得艺术，说得有趣。丁玲的杂文的说理，虽称不上十分巧妙和有趣，但基本上还是可以称为聪明和艺术的。

她的杂文说理的方法用得最多的是巧喻警人、借事讲理。比如《老婆疙瘩》。《老婆疙瘩》的中心意思是劝告人们对工作要认真负责。作者就用工厂纺线时由于操作不注意而形成“老婆疙瘩”给工厂带来的损失的事例说明。又如《财政与支出》，作家要告诉人们的是只有多读书、多生活，才会有好的作品产生。这是文艺领域的一个理论问题，可以写一大篇文艺理论文章，但作者却用财政的收入与支出的关系说明之。

丁玲杂文说理的另一个特征是情（感情）与理（哲理）的交融。丁玲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作家，你读她的杂文，完全可以被她在杂文中流露出来的炽热而执着的革命激情、正直、坦率的人格所感染。如《战斗是享受》。作者这样写着：“这些人不知道寒冷，这时是很冷的啊！这些人不知道惊险，拿生命去和水搏斗，就只因为是捞取那一点点木材吗？他们那么快乐地嘶叫，互相鼓舞，不甘落后的奋勇，就只是一点点小利而使他们那样高兴的吗？他们是在享受着他们最高的快乐，最大的胜利的快乐，而这快乐是站在两岸的人不能得到的，是不参加战斗，不在惊涛骇浪中搏斗，不在死的边沿上去取得生的胜利的人无从领略到的，只有在不断的战斗中，才会感到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存在，才会感到青春在生命内燃烧，才会感到光明和愉快啊！”

这种感情与哲理的融合，用了多种手法。如有借形象抒情，使抽象的感情通过形象的表现产生了实际的力量，这就是诗的力量。如《战斗是享受》。也有借形象说理的，使很抽象的理论通过形象产生了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这就是理的力量，如《老婆疙瘩》。还有情理皆化于形象之中，使她的杂文既具有高度的形象性和逻辑性，又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极大的感染力，如《收入与支出》：“树要它结果，必得上肥，庄稼离不开深耕细作。我们提倡多写、多生活、多体验、多研究。我们要为着十分光去积蓄十分力。我们要支出，却更要收入……”

感情的表露方式也有多种，如畅达、曲折等。但丁玲杂文的感情表露方式主要是畅达，最突出的莫过于《三八节有感》：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提出呢？”

文章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是何等的直爽！丁玲的这一艺术表达特征一直贯串在她的整个杂文创作中。这种畅达的表达方式，构成了丁玲杂文独特的创作个性，朴实、坦率、真诚。

三

有人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应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之后的大家。这可能主要是指丁玲的主要文学成就——小说。如果从杂文方面探讨，丁玲的杂文与鲁迅的杂文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不同点。

第一，鲁迅认为：“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组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准风月谈后记》）。的确，鲁迅的杂文都是从小处着笔，用深入浅出的笔墨，简洁形象的语言，针砭了作者所洞悉的一切社会弊端，形形色色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分析。丁玲认为：“历史本身是一部宏伟的巨著。一些人认为反映历史就需要一部、几部长篇大作，小说、戏剧、史诗、画卷。我认为一篇散文也能就历史的一页、一件、一束情感，留下一片艳红、几缕馨香”（《我也在望截流》）。因而她的杂文，也能呈露时代的面容，保存历史的真相，具有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如《窃国者诛》，记载了国民党反动派庇护汉奸，卖国贼的罪证。《一个钉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人们的新的精神面貌。不同的是，鲁迅的杂文纵横古今，包罗万象，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经济、学术诸方面的矛盾和斗争。相形之下，丁玲的杂文由于丁玲创作杂文的时间、精力等不如鲁迅，因而反映的社会内容也就远远不如鲁迅杂文内容的广阔和博深。

第二，无论是鲁迅的杂文，还是丁玲的杂文，就其实质来说，都属于瞿秋白所说的“文艺性的社会论文”。不同的是，由于俩人所处的时代、地点、环境等的不同（丁玲一生共写了24篇杂文，都是在延安和解放了的中国大地上写的。其中延安时期1938年4篇，1940年2篇、1941年5篇、1942、1944、1945年各1篇，解放区1946年、1947年、1950年各l篇，1951年2篇，1980年后2篇），因而鲁迅的杂文主要是搏击敌人的匕首和投枪，是被压迫者夺取民主权力的思想武器。它的目的是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丁玲的杂文虽然也有搏击敌人的匕首和投枪，但更多的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和手术刀，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和发扬民主完善民主制度的思想武器。它的目的既包含了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包括日本帝国主义），但更包括了要清除革命队伍中的不良习气，以提高革命队伍的素质，增强革命战斗力。

第三，在艺术表现形式上，鲁迅的杂文、丁玲的杂文都具有论文的精确深刻性又不完全同于一般评论，又具有文学作品的形象生动情气活泼性又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的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但由于个人文化素养、气质以及创作环境的不同，因而：（1）鲁迅的杂文大部是论战性的、雄辩的，具有明确、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他能够通过日常生活里的一件小事情去表现深广的主题，通过历史的一点旧教训给现实生活以狠狠地鞭挞，使读者从内在的联系上达到心领神会的结论，同时又具有追魂摄魄的感染力。相形之下，丁玲的杂文总的情况是形象性强于逻辑性。读鲁迅的杂文，易使我们感觉到鲁迅是一个睿智的学者，读丁玲的杂文，易使我们感觉到丁玲是一个善感的文人。（2）鲁迅的杂文大多隐晦曲折，但不乏尖锐、泼辣。丁玲的杂文主要是明快，有的还平、松、浅、直。

第四，鲁迅的杂文主要是对旧社会的解剖，绝大部分是“时代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以致在一个时期内，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只有激烈批判社会现实才是鲁迅式杂文的唯一方式。遗憾的是这种片面的界说至今仍在顽固地阻碍着杂文创作的实践。其实，鲁迅的杂文、内容是多方面的，风格也是多方面的。除社会短评外，还有文艺论文、历史杂感、哲理散文等。除了“匕首”“投枪”外，还有“发聋振聩的木铎”“发人深思的静夜钟声”和“急管繁弦的纵情欢唱”。丁玲的杂文，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这一优良传统，其中最突出和对当前杂文创作具有启迪意义的是创作了一部分歌颂性质的杂文。如《海燕行》《一个钉子》《韦护精神》等。这应该说是丁玲杂文创作的功绩。

四

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但丁玲的著名并不是以创作杂文著名（虽然她的《三八节有感》也曾使她名闻遐迩，那终究是……）。她一生创作的杂文如果仅从字数上计算，不到整个著作的2%，她的主要文学成就是小说，有时也写过评论、诗歌、剧本和散文，但她对杂文创作却有着强于另外文体创作的感情。1941年，丁玲呼吁：“我们需要杂文”（《我们需要杂文》）。40年后，丁玲依然呼吁“现在我还要在这里说，我们需要杂文”，甚至说：“我也真有点想改行，改到写杂文去”（《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的一次谈话》）。

丁玲之所以对杂文有着如此强烈的感情，这主要来自她的文艺思想。

首先，她始终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和文学活动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她认为：“文艺应该服从于政治，文艺是政治的一个环节。我们的文艺事业只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立场问题意见》）。还认为：“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其次，她觉得杂文易于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丁玲的文学创作活动始于小说。她回忆写小说的缘由，当时“我精神上痛苦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灵魂的倔强挣扎”（《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要代替自己来给这个社会一个分析”（《我的创作生活》）。这时，是1927年。

1936年，丁玲到了延安。从此，丁玲的文艺观点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家与政治的关系等的认识都更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加上鲁迅杂文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中的地位，都促使作家感到除了小说等外，“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贪污腐化、压迫屠杀进步分子，人民连保卫自己的抗战自由都没有”，需要鲁迅式的杂文去抨击，“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缔固的封建恶习”，也需要杂文去“督促、监视”和“铲除”（引文均见《我们需要杂文》）。

1978年，丁玲重新回到了文坛。在党的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方针的指引下，丁玲的文艺视野更加开阔，见解更为精湛、全面、深刻，也更富于针对性和时代感。她认为：“文学不只是要表现生活，而且同时是战斗的武器”。面临着自己已快是80老妇，她有了急功近利的想法，“写小说太慢了，要绕很多圈子”，“杂文来得快，它像匕首，一击可以中的”，“我觉得写杂文要好”（均见《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的一次谈话》）。

今天，我们探讨了丁玲的杂文以及丁玲关于杂文的觋点，觉得丁玲的杂文无论是思想内容、艺术手法，还是创作实践，在现在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她在杂文中提出的要敢于斗争、敢于批评，不断进取和反虚伪的精神与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更是一剂良药。她的关于杂文的观点，虽觉得不无偏颇之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她始终坚持文艺事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用杂文作武器的看法，对于杂文创作和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永远都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她留给我们的，不光是几篇杂文，而是异常丰富的精神遗产。

（责任编辑：唐益红）

李云飞，湖南省桃源县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桃源县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