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信仰 辉耀人间

——略谈李万军《因为信仰》的英雄形象塑造

苏永延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话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道出了一些人们习焉不察的规律。如果把这句话用于文学创作的题材上，也是一样管用的：描写不幸远比描写幸福来得容易，且常常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幸福、快乐这些内容都是大同小异，难以令人动心。同样的道理，描写英雄比描写小人来得困难，因为英雄的境界大部分是相同的，很难翻奇出新，能引发人们共鸣自然更少了。这类题材的作品确实很难写好。当然，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十七年时期乃至八十年代初，则涌现出大量描写英雄人物的文学作品，这是极为罕见的，其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题材的选择自由化、多元化了以后，写英雄人物的作品陡然锐减，反映不幸、阴暗或丑恶现象的作品如过江之鲫，即使偶有英雄人物出现，也大都是“残缺”的英雄：不是有些傻气，就是有些偏执，或者带着某些匪气、痞气……仿佛不如此就不是英雄似的。究其实，这与社会上盛行的一股“消解崇高”“拉下神坛”的文学创作潮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市侩的眼里，只能出现市侩式的英雄。这些“残缺英雄”的形象一多，自然给人的感觉是世上无好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便成为当今社会的标配。

当然，世情乃至道德的恶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文学创作，但文学创作则在一定程度上固化和恶化了社会道德的败落，这也是事实。现实生活中，其实并不缺少美，也不缺少英雄，所缺少的正是发现美和颂扬英雄的眼光和相应的舆论氛围。如果社会上多一份善与美的赞赏，多一份英雄义举的弘扬，恶化了社会风气也会渐次澄清，新时代风清气正的道德重建也将大有可为。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李万军的新作《因为信仰》，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十分沉实厚重的力作，对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和扭转社会风气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因为信仰》是军旅、公安作家李万军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追记“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王新法的生平事迹。王新法是石家庄公安局的退休民警，自发来到没有任何生命交集的湖南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长驻，倾其补发的工资共计64万元，作为扶贫的启动资金。从2013年12月底算起，至2017年2月猝然离世，前后只有三年多的时间，却给薛家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无权无势、资本缺乏的花甲老人，凭什么能起到这么大的影响力，甚至引起石门县的轰动，乃至成为全国的模范人物？作家所要宣扬的正是王新法的精神境界，那就是“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严格地讲，这个精神境界是套用了毛泽东《纪念白求恩》里的一些结论。不过，这些结论用在王新法身上，并无不妥。大而言之，一切具有崇高信仰和道德修养的人，都具有这些共同的优点与境界。在此，本文并不想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探讨作家所塑造出来的主人公是一个什么样形象的人，以及用了哪些方法？现就这两个方面谈谈一点自己的感想。

报告文学与小说不同，它不能虚构，尤其是关键的人、事、物都必须是真实的，只是在写作手法上可以灵活运用文学的表现手法。这既是写作上的优势，也是写作上的挑战。作为主人公，王新法是英雄无疑，但英雄的性格特点又是千差万别的。作家在文中努力抓住王新法的这些突出的性格特点来塑造人物，丰富完整地呈现出王新法的性格层次，那就是胸怀开阔而又心思细腻、执着坚忍而又灵活变通、刚毅豪爽而又温情体贴。这些性格特点奇妙地在王新法身上组合起来，一个踏实、刚毅而又细致的英雄人物渐次清晰地浮现在读者面前。

王新法是一位英雄，同时他又是一位平凡的人，英雄业绩也都是从平凡的事逐渐累积而成的，同样是平凡的事，有的指向凡夫，有的指向英雄，二者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的境界之别。大凡成为英雄的人，不仅能看到自己的利益得失，而且能注意到更多人的利益，并让多数人获益。也就是说，他们是胸怀开阔、境界高远的凡人。这一点在王新法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王新法从军期间，从普通的工程测绘兵做起，一点一点地进步，后来成为兰州军区原第19军的军区级射手，历任侦察排长、代理连长、连职参谋等，一路走来，除了自己潜心钻研业务外，还努力提高更多人的业务水平。当他在测绘班当副班长时，影响只有几个人；当他成为排长时，坚持让一个排的战士努力学会种种不同技术门类的技能，如测绘、潜水、防化等诸多技能，真正做到一专多能。当他转业到石家庄公安局工作之后，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向市委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提出改善市区公交的安全措施……“位卑不敢忘国忧”，他所处的位置级别虽低，但他以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考虑问题，善于从全局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开阔的胸襟和视野，正是他成为英雄的基本素质。当他决定到石门县薛家村长驻扶贫后，经过一段实地考察后，他拟出了四个三年计划，为薛家村的长远发展绘制蓝图，虽然他未能看到薛家村的最终变化结果，但他在村庄扶贫的三年间，薛家村确实如他的设想发了巨大的变化，村民的思想也有了脱胎换骨般的飞跃。

视野开阔、胸襟远大的人在社会上确实很多，但关键是要将之落实到每一个细小的实际活动中去，因此，这就需要细腻的心思和踏实苦干的精神来做保证，否则只是志大才疏、有言无实的花架子罢了，王新法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落实。在部队期间，他发现战友花有瑜与钟书真军医存有暗恋而苦于不能表白时，他毛遂自荐，充当起二人爱情的牵线人，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这种细腻的心思体现在他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如修汽车、抓扒手，甚至是救儿童，乃至后来的学贺顺勇的样子去捕捉野蜂发展养蜂业等，无不处处体现王新法的这一优长。细致、踏实是迈向成功的基础，视野、心胸是迈向成功的指导，缺一不可。二者的密切配合，相得益彰，使王新法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能发光发热——甚至在狱中也能得到同狱罪犯的敬重，殊为难得。

王新法的人生充满着大起大落的跌宕起伏，是什么支持着他度过人生漫长的灰暗时光，一直熬到他重见天日的那一刻？这与他执着坚忍而又灵活变通的性格有关。执着坚忍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精神品格，这种特性，既有先天的因子，也有后天训练的结果。王新法从成为团级射手后，再后来成为军级射手、军区级射手，期间经受了无数次的锤炼。射击考验的是人的精神与心性，要时刻保持着一颗坚忍不动的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不为外界的任何事物所打动，这是作为神枪手所必备的心理素质。这种素质，不仅使他始终坚持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即使他身受诬陷，含冤入狱，蒙难近24年，始终没有怨天尤人，改变初衷。在这24年中，虽然他不断上诉，却不曾动摇自己对党的忠诚与信仰。他坚信自己是无辜的，终有一天会得到平反的。每次出外上访，他都穿着以前在部队服役时的旧军装，时刻以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当然也以军人的身份向信访部门表达自己正确的诉求。平反后扶贫期间，他依然穿着迷彩服，还特地设立“共富军人团队”作为薛家村的扶贫机构。解放军被人们称为“人民子弟兵”，他们来自人民，又服务于人民，王新法的执着，就是对这一信念的坚定认同，是真正做到了心行一致，非常难得。24年间的沉沦岁月，把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军转干部，摧折成年近花甲的老人，其间所经历的心痛与苦难在他眼里，皆如轻烟般淡然消散。丁玲自50年代蒙难之后，经历九死一生才得到平反，她转述了一句话，“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呵！”[丁玲：《我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5页。]就把此间的苦难轻轻抺去，20多年的苦难，她不是没有痛苦，也不是没有怨气，但是她并没有把它们当成压在自己身上的沉重负担，而是把它们彻底放下，坚持做自己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其精神与信仰的坚忍实在令人动容。王新法与丁玲自然不是同一级别的人物，但他们对信仰坚定性都是一样令人赞叹的。

坚定执着是优秀品质，但凡事皆有度，当它过了头，就会变成偏执。王新法对自己的冤案平反抱有信心，但他从不偏执，而是善于变通灵活。他常常赴京上访，但当奥运会举办前夕，为了响应国家的安定形势要求，他表示理解与支持，奥运期间就没有继续上访；他被捕入狱，开除公职与党籍，一夜间变成社会的闲散人员，他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积极寻找适合自己能力的职业，从最早的搬运工干起，到成为货车司机，乃至成立工贸公司，这一切都是为了谋生而已，其目的是为雪冤做准备。这就是他善于灵活变通、审时度势的处世方式。同样是上访，有些上访的人变成了专业户，生计则不管不顾，潦倒不已，上访是活着的理由，变成本末倒置了。王新法在处理生计与个人名誉方面则尽量做到了兼顾，这种辩证的处世哲学还体现在他扶贫工作时，为了做好请72位烈士遗骸回家的工作，他在坚持自己的无神论思想时，还尊重当地土家族的祭祀仪轨，按所在地区的民俗习惯办理，把这件事处理得十分圆满。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王新法在坚定原则与事务变通上做得很出色，不被眼前现象所迷惑，具有洞穿复杂现象的能力，这就是其过人之处。

鲁迅曾有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何如不丈夫？”这句话非常深刻地揭示英雄人物性格多姿多彩的特性。王新法为人处世有着刚毅豪爽的一面，又不失温情体贴。曹魁志曾是王新法属下的班长，转业后回到家乡任村支部书记。在80年代中期，曹看到许多人都纷纷外出经商致富，于是动了心思，想辞掉职务下海经商，但这个想法很快就受到王新法的严厉批评，指出其不能只图个人发家致富而放弃集体利益于不顾。战友情是可贵的，但义与利的取舍更为可贵。王新法的严厉批评，使曹魁志最终打消了个人的想法，继续选择为集体奉献。严厉、直率正是王新法刚毅性格的体现。他面对困难不屈服，对不正确的想法敢于直言，这就是其刚毅性格的一面。他在狱中他并没有消沉，而是妥善安排好自己的工作，交代妻子做好家庭哪些方面的准备，仿佛他并没有入狱，还依然在工作。此外，王新法兄弟二人在公交车上勇斗群偷，以寡敌众毫不畏惧；在薛家村开山辟路，身先士卒，甚至在关键工程面临危险时，写了一个类似遗嘱的决心书，声明“如果不测，由我自己承担，绝不给他人添责。”这是何等的勇往直前的精神！在他的精神鼓舞下，参加工作的村民也纷纷在上面签字、按手印，为了这改天换地、为后代子孙谋利的事业，使他们面对困难无所畏惧。刚毅的力量，其来源并不神秘，正义与无私的精神，将为一切从事利益大众的人们提供永不枯竭的动力。在家人生活方面，王新法又体现出温情与体贴，如何宽慰家中老人，甚至考虑到为女儿婷婷生日拍照片留念等细节都作了细致的交代。王新法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后，他带着家人回到家乡灵寿县的父亲坟前，以一纸无罪判决书作为最大的献礼，并播放歌曲《祭春秋》来表达心志，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千言万语，皆在这略带悲壮而又不失温情的细节之中，令人动容不已。这种铁汉柔情不仅在困难时期如此，当他决定只身到薛家村扶贫时，临出发前还特地为怀孕的女儿买好两箱苹果，因为婷婷爱吃苹果。从这些细微的行动中，我们看到的英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展现的不仅是高大刚毅的一面，更有作为丈夫、儿子、父亲等诸多角色所具有的体贴与关爱。

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带着某些好的品质，而作为英雄的王新法，则具足了以上诸多优良品质，并落实在实际行动中。英雄的品格不是靠说出来的，而是靠干出来的；它不是自封的，而是需要得到人们自发认可的。如果有人处处以英雄自居，那么可以肯定他不是沽名钓誉，就是离败坏不远了。

为了写好王新法这位英雄人物，李万军在创作上也颇费思量，调用了他长期以来的生活积淀，并辅以巧妙的剪裁与感情抒发的调控，并通过语言风格的变化，使之成为一部耐人寻味且激动人心的力作。

王新法的事迹不仅感动了石门县的百姓，而且迅速获得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李万军并不满足于写普通的报告性文字，他经过数月周密调研，采访了与王新法有关的数百位人士，从早年的战友，一直到石家庄公安局的若干同事，尤其是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上至官员，中有普通干事，更多的是村民们的回忆，积累了大量丰富翔实的材料，所以材料的真实可靠性是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征。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但报告文学的真实与感人之间还有许多路要走。作家采访的事例越多，材料越丰富，这样的作品才会有真实动人的力量。从这部作品来看，真实可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材料的原始性质，作品中引用了数封王新法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以及王新法本人写信给石家庄市委的建议信、给中央巡视组王京山书记的信、薛家村的规划蓝图，尤其令人震撼的是盖有许多村民签字和手印的“生死状”等，这些都是属于“硬货”，蜻蜓点水式的采访根本达不到这些效果。其二是场景、氛围描写及体验的真实性，这是最为考验作家创作水平的一关，作家与王新法一样，都有过从军、从警的生活经历，所以在描写军旅生活时，给人以特别亲切、细腻的味道，这是作家在不知不觉间，于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尤其是测距排除哑炮和测绘演习场所的描写，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至于描写王新法在公安局工作时的经历，对作家来说，更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

文学创作虽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之别，但一般来说，艺术真实没有生活真实的依托，往往是空中楼阁，经不起细致推敲的。当许多读者被大量戏说、穿越、诛心之类的创作败坏胃口之时，坚持实实在在体验生活的文学创作道路，始终是永葆创作活力的不二法门。否则，才高终有耗尽时，只能靠虚搭的架子来维持门面，难有长久而深远的艺术魅力。

王新法一生不是很长，在他身上发生过的事情却有不少。如何剪裁事迹，框架布局则显得十分重要。在这方面，作家以凝练而巧妙的手法，将王新法的生平事迹与不同时代的生活气息、社会氛围完美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色彩斑斓而又鲜明突出的人物画卷。为了突出主人公的形象，作家采用三个高潮的创作格局来组织材料。在《序曲》部分，劈空描写村民争着以最高规格厚葬客死异乡的王新法，随后又转入县级的葬礼介绍，这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和感情冲击力：一个无任何上级机构委托，自发驻村仅有三年多的“名誉村长”，何以深受人们的敬仰？这是全书的关目，吸引着读者不断追寻。第二个是军旅生活介绍，作家不从王新法的童年写起，而是从王新法成为测绘班长入手，完美准确地测距排炮，一出场便先声夺人，崭露峥嵘，随后则是王牌神枪手、侦察排长、连职参谋，一步一个脚印，都留下他光辉的业绩。第三个高潮是突然从王新法的人生低谷写起，他因敲诈勒索罪而含冤入狱，详细介绍其灰暗然而坚忍的人生。每一个高潮之间，又有大大小小的波折，如第二章则有不白之冤—狱中自白—上访维权—工作对象—推动再审—法庭申辩—不忘初心等诸多转折，一个接一个地推进，使“蒙冤”到“雪冤”从峰回路转到柳暗花明、水落石出，应该说作家在情节的设置上很注重生动、曲折、感人的艺术效果。

薛家村扶贫三年经历是王新法人生最辉煌的一段，但如果把它放在纵横捭阖、风云激荡的大时代潮流里看时，在一个小村庄修烈士陵园、开山辟路、修桥诸如此类之事，是很难有令人心潮澎湃的感动力量，作家巧妙地把笔触延伸到薛家村独特的自然环境、神秘的土家族习俗、淳朴重义的村民，营造出一个个富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湘西山村画卷，让人们在欣赏这些奇特壮美画卷时，又看到它是如何一步步去掉千百年来的穷根重负，走向轻快明媚的未来。建陵园、修公路，造桥梁这些工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征地难题，作家详细地介绍了王新法如何用春风化雨般的耐心与诚心，将这些困难逐一克服，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深入下去则是涉及许多人切身利益，只有善于平衡小家与大家，自我与集体的关系时，才能得到妥善解决，突出了王新法过人的智慧及崇高的品德力量。而这一切，都与作家凝练而巧妙的艺术手法安排分不开的。

在文学创作方面，关于作家的个人情感如何把握，始终是评论家争论的焦点。意见相左也甚多。如八九十年代盛行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就是以作家不流露情感作为创作追求，但并不是说这种写作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也有许多作品证明，作家流露感情的作品是很好的作品。问题的实质就是关于感情抒发与艺术效果是否相得益彰。对此，李万军对个人情感的处理是倾向于直接抒怀，但在不同的行文阶段，感情时而沉静，时而激昂，依作品的情节发展节奏而呈现出变化起伏的状态。从写作意向来看，歌颂类作品是比较适于用激昂情感抒发的方式。如《序曲》开头，就引用了臧克家《有的人》和一位薛家村民的诗歌，这其实就是一个强烈的间接抒情，对王新法的精神进行升华，确立其崇高的地位，感情表达比较直率。在描写王新法从军生活的事迹时，作家的个人感情表达比较少，相对来说比较沉静。涉及王新法冤案时，作家在努力客观叙述案件的时候，还会忍不住表达自己的情感，发表或针砭或歌颂的意见，如王新法被强行定性为“勒索罪”时，作者说道“在个别领导的协调下，王新法硬是被‘坐实’了莫须有的‘敲诈勒索’的罪名，令人发指，可笑至极！”这种愤慨表达，如被压抑了许久的火山喷发一般，虽然用语不多，却也酣畅淋漓。当王新法苦尽甘来，终得平反时，作家写道，“在王新法的前半生，他遭受了屈辱，但始终不忘初心；他亏待了家人，却善待了社会；他流干了血泪，却赢得了人生的春秋。”对他不吝赞美之词。作家的爱憎与价值取向鲜明坦荡，无私无畏。

在描写薛家村的扶贫工作时，作家糅合了山歌、改编歌曲及填词等诸多方法，力争把看起来枯燥、琐碎的扶贫工作写得活泼，这一点类似于古代的说书，每到一个关键点时就来一段诗词歌赋，或为渲染气氛，或为转折过渡，或为抒怀写意，而作家对王新法的赞扬之情也随之高昂起来，在文末用一首诗来作结，“你还欠我一个握手/一个微笑/一次碰撞/一阵唠叨/还有一碗苞谷烧”情真意切，淳朴直率，融汇了人们对王新法依依不舍的思念和崇拜之情，把感情表达推向高潮。应该说，在感情的控制节奏上，作家很好地做到了内敛与激昂的辩证统一，既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又达到渲染读者情绪的效果。

文学作品要以语言取胜，赢得读者的心。作家善于用不同的叙述语言来控制写作节奏。《序曲》部分，作家以崇敬的心情来开篇，在语言上则以庄重为主，许多“一语成谶”“青山不老，英名长存”“难见车来车往，但闻百里悲声”这些用于特定场合的语言，衬托了本节庄重沉痛的情感氛围。在第一章记叙王新法军旅生涯时，语言以明快、幽默为主，如介绍王新法早年生活，用“游走”来诙谐介绍其不稳定的生活状态；调侃其喝酒水平不高，用“干啥啥行，就是酒量不行，且屡学不成”；甚至用“狼狈”来形容王新法与花有瑜这两位战友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为花有瑜谈恋爱打前站，当联络员，两人合作，可真是一对“狼狈”。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因为这是王新法人生得意之时，所以语言表达则产生相应的调子，颇有轻松活泼的味道。第二章写王新法转业到公安局后因事被捕入狱，不断申诉的经历，语言则变得枯涩、沉郁。特别是介绍庭审过程中的记载，全是法律术语和枯燥的辩驳，从阅读感受的角度上来看，是不太好的。但也许是出于作家的意图，或是写作背景的原因，只能这样处理了。王新法冤案长达24年，作家虽是公安系统的人，但要深入采访石家庄公安局有关人员，皆无功而返，对当时的公安局局长杨一言、市政法委书记艾建民，这两位关键人物均以（化名）加以标注。可见，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时候，作家也面临着一股无形的压力，社会风气的不正常现象在当今依然不容小觑。枯涩难读的语言，或许是作者有意为之，或许是条件限制，但不管怎样，这种语言特点又与王新法灰暗苦涩的人生低谷是相应的。第三章的语言则以淳朴活泼见长。许多民谣、乡村谚语、地域特殊用语如“霸蛮”等词，不仅富有强烈的气息，又衬托出王新法善于迎难而上的勇气与智慧。

从总体而言，《因为信仰》所塑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位扶贫英雄王新法，更在于它绘出一条十分清晰的扶贫道路。一般来说，扶贫工作是由政府或某些机构出资扶持，皆不求回报，纯属“输血”型扶贫，至于被扶者是否脱贫、是否发展，是不计较的。这种做法虽有一定效果，但成效良莠不齐。有些被扶者不久之后又返贫了，此类现象屡见不鲜，犹如中医所称“虚不受补”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输血”型扶贫只在于除贫之“象”，而没有除贫之“根”。王新法的扶贫略为不同，他成立了一个“共富军人团队”，注入毕生积蓄64万元，与薛家村委会进行合作。这类似于民间小公司的经营模式，有盈利则团队与薛家村共同分享。当然，盈利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是检验这种“造血”型扶贫模式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能够回本、盈利，说明模式是成功的，才有进一步做更大事的可能，为更多的人谋福利。此间一切活动均由村民共同努力，所以“造血”型扶贫模式不仅仅是去贫之“象”，而是村民去贫之“心”，通过改变民心来切断人们心中的“贫根”，如果全国有成千上万此类“造血”型扶贫的机构，何愁不脱贫呢？

《因为信仰》所颂扬的王新法的精神，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扶贫精神，更重要的是在新时代的环境里，一种利人利己价值观的体现。王新法虽然有着雷锋的精神，但他又不是雷锋，他代表着就是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境界。同时这种精神也与中国传统大乘佛教自度度人、慈悲喜舍的境界是相通的，他身上的精神，既连系着传统的底蕴，又通向遥远的未来，自然就会光照千古。

人以文显，文以人传。作为扶贫英雄的王新法，他将因李万军的生花妙笔而为天下更多人所熟知，声名远扬；《因为信仰》也将因传颂王新法的崇高精神境界而泽被天下，辉耀人间。或许数十年后，当扶贫不再是人们谈论的话题，淡出历史舞台时，王新法可能依然是未来世界的传奇，因为无私奉献、慈悲大爱的精神是永不过时的——毕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股向善的原动力，社会也因此而生生不息。

（责任编辑：章晓虹）

作者简介：苏永延，1970年生于福建安溪，曾分别在厦门大学、复旦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及东南亚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