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开的日子

     
□阎浩岗

 在我们老家，对大学很不了解的农民们都知道南开大学。他们张口就能列举的名牌大学是“北京清华、天津南开、上海复旦”，大概因为这三个城市在他们心目中最显赫。有趣的是，用的虽是“各取一个”的选法，却并不选与城市名字相同的大学，即，北京没选北京大学、天津没选天津大学，上海没选上海大学。也许南方的百姓不会这么选，比如广东的肯定会选中山大学，四川的肯定会选四川大学。不过，广州四川百姓，假如他们家里有孩子上大学或准备上大学，估计也不会不知道南开。热爱周总理的人都知道周恩来是南开人嘛。

 全国都将南开大学简称为“南开”，天津人却不这么称，他们称之为“南大”。以致天津人听了外地人提到“南大”常生误会，因为天津以外的人所谓“南大”都是指南京大学。也难怪，天津除了南开大学还有个南开区，还有个南开中学。他们若称“南开”，更多是指南开区。我虽曾做过十七年的天津市民，至今户口与身份证上还算是天津人，却说不清是南开区因南开大学而得名，还是南开大学因南开区而得名，还是它们都因具体地名而得名。

 1986年春夏之交，当那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来的上面题有著名书画艺术家、时任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主任的范曾先生题写的“欢迎您，南开新人”的红卡呈现在面前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像这卡的颜色一样。

 在此之前，参加复试时我已大致领略过南开校园的风貌。那次印象深的是苏式建筑的主楼，顶尖上的红色五角星使我联想到克里姆林宫。还有校园里的新开湖与马蹄湖，以及伯苓园——内有张伯苓先生塑像的一个小花园。马蹄湖里种着荷花，湖心岛上有周恩来的浮雕头像，旁边是周的手写体：“我是爱南开的”。后面的碑文显示，周恩来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取南开大学，但在大学部只读了不足一年，就因参加学运被开除了。

 南开的校门那时非常朴素，在卫津路尽头、八里台立交桥下，那大小、那样式，看上去就像个小工厂的门，可大门右侧挂着的白色木牌上毛泽东题写的“南开大学”四个红色大字却威风凛凛。我感觉这正如天生丽质的姑娘不浓妆艳抹，真正大权在握的人不端架子虚张声势。越不事铺张，越显得有底蕴。

 复试时同住一间招待所的另外两位“试友”分别是外文系和社会学系的。社会学系那位，其导师是鼎鼎大名的社会学家、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费孝通。

 我的复试在主楼一层东侧的第一个房间——文艺理论教研室进行。当时感觉用普通话回答问题不够自如，向导师提出用家乡话，被批准了。复试结果并未马上出来，我在那里耽搁了几天。

 回家那天，在离家11里路的小站吕家寨火车站一下车，就望见父亲在坡下站着，旁边是自行车。到了跟前，只见父亲满头大汗，紧张地看我的表情。得知通过了时，他长舒一口气：“这下可好了！”他说他已经在这里一连接了我好几天了。那时没有电话，写封信到家要四五天，所以我也没给家写信告知要晚回几天的事。

 现在，那个使我联想起一系列故事的吕家寨火车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站房拆得干干净净，房前屋后的树木亦荡然无存，那段铁路看上去就像旁边从未存在过这么一个小站。

 入学那天是大哥骑车四十华里把我连同行李送到的县城火车站。托运行李时遇到了父亲以前的一个学生，他送他的妹妹去上另外一个大学。入校后，办理报到手续的同时也办理了我的第一个身份证。那天我的行李未到，所以我的南开第一夜是在出差不在的师兄床上度过的，是个上铺。我的宿舍是18号楼421房间，房间很小，内装四位研究生，分别来自山东、河北、广东和新疆。除了两个双层床，每人配发一个凳子和一个小组合柜（小写字台上方是三格的书架）。每人一个壁橱放行李。我在房间东侧的上铺。

 南开的校园确实大，查资料知道有一千八百亩。这个面积在今天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里大概并不十分突出，在当时的北方大学中可是仅有清华、北大和天津大学出其右。天津大学与南开园是“零距离”接触，两家拆了墙就是一家子。我的宿舍窗外是一个湖，湖对面就是天大。傍晚散步时我们常常是天大南开转一圈的。后来学校的西部地区盖起了当时全校的最高建筑：火柴盒式的经济学院大楼。虽然十三层的高度在今天看来不算高楼，但那时我们佩服得不得了。遗憾的是不久这大楼的外层就往下掉片儿，很煞风景。

 那时的南开有四个学生食堂，即学一、学二、学三和研究生食堂。学三离我们宿舍最近，也最大，饭菜品种最多。从学三往西过了小河沟上的小桥就是学一，但学一地处刚刚开发的“西部地区”（只有数学系和数学所、旅游系、外文系和经济学院），我们很少去。研究生食堂虽然是我们的“对口食堂”，因为稍远，也较少去。记得研究生食堂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很醒目。

 三食堂开饭时很是热闹。我发现，主食方面，卖米饭的饭口远比卖馒头面食的多，卖馒头的仅有一处。这大概因为南方人多吧。记得那时最贵的菜是六毛钱一份的“营养菜”，有肉有蛋。每天午餐晚餐都卖饺子，但都是机器包的。饭厅中间有免费提供的酱油、醋和盐。据说有在校内干活或在校外干活而知道内情的民工，以及生活极其困难的同学，就常买个馒头就着这免费提供的调料吃。早餐从早晨六点半开到九点多，起早起晚的都有饭吃。饭厅靠门口处有个老头卖煎饼果子，大概是食堂默许的关系户。同学们的餐具都是金属饭盆加小调羹勺，没有用筷子的。偶尔发现一例自带筷子的，仔细一看，是个四十来岁的进修教师。食堂里卖的发糕、米粉肉我以前没见过。就餐一般是在餐厅。也有打回宿舍吃的，常常是一边走一边用小勺舀着吃，馋猫样儿的。其实盆儿里不见得是什么好吃的。我就纳了闷儿了：就这么会儿都等不得了？

 我们研究生宿舍楼下还有卖夜宵的。晚上不过十二点是很难入睡的，夜里饿了，如果不愿用电炉或电热杯煮方便面，就下楼买馄饨或云吞。天津人将馅儿少的叫馄饨，馅儿多的叫云吞。

 南开三年期间，不记得下过饭馆。校园太大，天大南开之间只有一家饭馆，叫“玉华台”。不记得进去过。其实那时我的个人收入在同学们中间是中等偏上的：应届本科毕业读研的每月发58元，我因曾工作过六年，助学金按原工资的百分之九十发，65元。但我没有“外快”，六年来我当惯了家庭收入来源之一，不可能允许自己反过来变成索取者，向父母要钱。

 那时我常穿的上衣是棕色条绒的猎装（腰间有带子的）。考研后买了一身浅灰色西装，80元，在当时是比较够档次的，但很少穿。水洗过一次，里子缩水，于是下摆就皱巴巴了。这也是那时穿西装的人常见的样子。常穿的还有一件藏青色毛麻料西服上衣，布料虽不咋地，样式还行，因此还曾被同学借去相亲。穿一双三接头皮鞋，导师那时正在反对现代派文艺思潮，认为那些其实没什么新鲜，于是对皮鞋借题发挥，说：就说三接头吧，40年代就有了。我想也是，小时候看连环画《红岩》，看到那里面的特务就穿三接头。不过，1986年国庆期间我首次出差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留影时却是“西装布履”。后来自觉这种打扮有点类似电视节目中常见的进城农民。好在我没戴帽子。不过如今也有人见了说，毕竟是书生气质，怎么也不像农民。

 南开校内的澡堂子地处校园东头通向天大的路口，从早8点半开到晚8点半，凭研究生证一毛钱一次，温泉。水不烫，但确实滑，没打肥皂就像打了肥皂，打了肥皂还像没打一样。从此开始经常洗澡了：在沧州上学时要洗澡得到很远的市里，所以一个月才洗一次；在乡下教书时更不用说。

 每周末学校旧图书馆东侧的空场上放映露天电影，《芙蓉镇》等就是在那里看的。记得在那里还看过罗马尼亚片子《酒神的秘密》，东德的《黑林中的布谷鸟》等。要论礼堂，南开就不及天大了。南开只有主楼一层的小礼堂，坐不下多少人。只记得在那小礼堂听过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指挥的交响乐和女指挥家郑晓瑛的交响乐普及讲座。而天津大学有个“求实会堂”，比较大。1986年下半年范曾主持的系列讲座大部分就是借用的这个礼堂。当时应邀来讲座的都是当时国内的风云人物。自称“疯狗”的北师大博士生刘某某的讲演是我师兄等人请来的，记得是个晚上，在学三食堂的楼上。此公当时长发飘飘，手拿话筒，像个歌星。听说第二天他还在中文系资料室讲过一次，面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们，他将脚架在桌子上讲。

 当然，在大学里读书学习是第一位的。

 第一个学期的公共课都是在主楼上，各文科系所的研究生混合编班。教室里一般没有课桌，而在座椅右手有一与椅子一体的记笔记时可以凭靠的小板。教英语精读的孙静生老师给我们印象最深，虽然六十多岁了，头发却乌黑溜光（可能是染的）。他告诉我们，他是辅仁大学毕业。上课时讲着讲着华盛顿·欧文的小说，为了活跃一下气氛，他会突然说：你猜怎么着，我小时候看见过鲁迅买老豆腐，看见过段祺瑞出殡；他还讲他曾死过去一次——做手术时全麻。政治课是学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列部的一位体态魁梧、肚子大大、头发发红的王姓男老师讲。英语听力则是一个身穿当时时兴的粉绿色毛衣的英语专业高年级女研究生讲。她一句中国话都不说。她不时发出的“ya”，我不知那是类似今天女孩们常说的“然后”的口头语，便问：“What's the meaning of your‘ya’？”全班都笑了。

 专业课基本由导师张怀瑾先生一人包揽。我们师兄弟二人每周一次到导师家里上课。张先生先是住校内平房，记得是西村六号，著名化学家杨石先也曾住过那里。先生在平房时的寓所是木头地板，他坐藤椅。后来我们帮他搬家到西南村的楼房里，他给我们上课时坐的是转椅。那时已年近古稀的先生满头白发整整齐齐地梳向脑后，类似周扬；看面容则如张君秋，可以推想其当年的帅气。授课时先生先让我们汇报一周来的读书心得，他穿着宽大的浅蓝色休闲裤端坐于椅子上闭目而听。有时我误以为他要瞌睡了，故意停一下，他就睁开眼来。先生不吸烟，不嗜酒，不喝茶，夏天屋子里窗户关闭，还不开电扇（我看到他书房里摆着转页扇）。张先生是西南联大出身的老一辈学者，闻一多的嫡传弟子，“温而厉”，对学生要求极严。他关于文章必须修改三遍的规矩，那时中文系里的人都知道。在那没有电脑的时代，每改一次并重抄一遍，很费事啊。记得有一次暑假到了，思乡心切的我早已买好回家的火车票并写信通知父亲接站，但当拿着期末论文交给先生时，先生说，只改了两遍，不行。我说车票已经买好了，先生说：“那你自己看着办吧！”看着办？还敢有别的选择吗？我只好又退了票并写信通知家里。先生做学问的严谨至今是我的精神财富。现在老人家已88岁高龄。我们当时在津的几个弟子分别于1991和2001年给他祝过了七十大寿、八十大寿。我还准备参加先生九十大寿、百岁大寿的寿宴。

 那时南开的不成文规矩（如今叫“潜规则”），副教授以上职称并任研究生导师的都称“某先生”而不称“某老师”，大概因为早些时候有高级职称的都是些老资格学者。后来晋升的少壮一代，他们对老一代尊称“先生”，相互之间却未必用此尊称；不过弟子们将对老导师的称呼沿用下来罢了。估计如今南开中文系那些副教授以上的教师不会享此待遇了，因为三十多岁就当副教授乃至教授的比比皆是。

 当年我们中文系的男研究生们怀着爱戴、自豪兼戏谑的心理给本系名教授们编了一套歌谣，内有“端着邢公‘碗’（畹），喝着朱维‘汁’（之），流着王达‘津’；翻过罗宗‘墙’（强），爬上郝世‘峰’”之句。

 20世纪80年代的硕士生大概比现在的博士生还少，考上研究生就有一种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感觉，社会上是很羡慕的。每个硕士研究生有700元的访学经费。我用这笔经费参加了1987年秋在浙江普陀山举行的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年会、1988年8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再复等人在青岛举办的文艺学新学科暑期讲习班；游历了泰山、曲阜、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地；第一次坐了海船。这些游历确实令我增长了见识。

 1989年毕业时，正值特殊时期，学位论文答辩是在特殊情境、特殊心情中进行的。答辩完毕后，导师请答辩委员和我们师兄弟在他家吃了一次家宴，喝的是竹叶青。

 三十过去了，当年在南开的日日夜夜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责任编辑：刘琼华）

阎浩岗，1963年生于河北吴桥，1989年硕士毕业于南开大学，2003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教于天津师范大学。现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论》《“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现当代小说论稿》《茅盾丁玲小说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