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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茅盾同志

发布时间: 2021-05-30 16:31:58 阅读 0

                                                                             悼念茅盾同志

 
       噩耗传来,茅盾同志逝世了!一颗真正的文坛巨星殒落了!这消息使我悲痛难已,我滞步在海滨滩头,随着那风嘶浪吼,不由得使我想到许多。
       茅盾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他从一九二七年以《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问世以来,一生坚持文学活动,直到临终。近两年来,我经常在等待每期《新文学史料》的出版,以能读到他的生动亲切的回忆而感到安慰和快乐。他在半个世纪里,写了约一千多万字宏文巨著,其辛劳勤奋,足为后代楷模。他的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紧扣时代脉搏;他总是力求以感人的艺术形式描绘出社会的激剧动荡,以及在动荡变革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他是名副其实的巨匠大师,他的作品里的人物总是给读者以真实切肤的感觉。三十年代初,他写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金融资本的压力下的挣扎与斗争。这一题材在当时是没有另外的什么人敢于涉猎问津的。直到现在,反映我国新兴民族资本家的生活史的文学作品,还是很少,而足以与《子夜》比美的更是寥寥。茅盾同志的很多短篇如《林家铺子》、《春蚕》等也都高高地站在我国文学史坛的前面,成为我国文学宝库的珍品。茅盾同志和他的作品在国际上享有的崇高声誉,绝不是偶然的。
       茅盾同志紧紧跟着革命,不懈地努力,不停止地开掘新题材,不断地反映中国的新面貌,刻划中国人民的新精神。他还是一位辛勤培植的园丁,把希望和关心倾注在文坛上的新秀。他写了很多奖励后进的文章,评介新作家,推崇新作品。许多被他赞誉过的后辈,都会为自己的创作而怀念他,为自己能有所进步而感谢他。茅盾同志对我的奖掖和对我文章的评价,至今为许多研究工作者和评论家考证引用。茅盾同志在文坛上以他的著作,他的革命活动,他的为人,证实他是深孚众望、使人信服的领导人。一个人不怕生前有人评论,而怕在死后遭到物议。更可悲的是一个人生前为众人所不敢评论,只能称好,但在死后却有人暗地称快。茅盾同志生前就很少有人能批评他,而在他死后却永远使人怀念,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呵。茅盾同志始终给我们留下功高不傲,平易近人的宽厚长者的形象。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茅盾同志不止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富有经验的革命活动家。他在少年时代就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和革命组织工作,写作之外,还担任著名报纸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也总是在高级知识分子、社会知名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之间,秉承党的意旨,实现党的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曾是党组织的领导人,却有时要接受一些并不高明的人的领导,茅盾同志总是以一颗党员之心来正确对待。近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在艰难的重庆时期,“四人帮”为患时期,都是这样。他的这种精神是我们共产党人,革命者永远学习的榜样。
       我有幸曾是茅盾同志的学生,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平民女校,一九二三年在上海大学,两处都听他讲授文学课。后来我从事文学事业,虽不是由于他的影响,但他却在谆谆课读之中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我们同在左联工作,我做过一个时期左联书记和左联党团书记。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我们又在新中国的作家协会共事,他是主席,我是副主席。但我一直把他当作老师,他的态度,也始终是我的老师,我们相处非常融洽。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回到北京,第一次去看茅盾同志,他亲热地留我坐在身旁。作协外委会的同志来向他汇报工作,我们要告辞了,他不肯放,一再留我坐下,直到外国友人要来了,他才依依不舍地让我走了。年底我又去看他,我说,“找你的人太多,怕对你有妨碍,我一直想来,但没有来。”茅盾同志说:“老朋友了,还是常来谈谈好。”去年夏天我又去看他,他腿力不好,我没有久留。十一日在宋庆龄副委员长为招待伊罗生而设的家庭筵会上,我又和茅盾同志见面了,彼此像有许多话要谈,当时没有机会,只得依依告别。十二月十九日,我刚离开北京,茅盾同志派人送来一本《霜叶红似二月花》并信一封,欢迎我去他家谈谈,信中说“如果你叫车不太方便,请电告知,当派车迎接。”这封信,一直到这次我回北京才看到,我直懊悔不及。自然我们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但随意谈心,像家里人一样,谈谈过去,现在,文学,艺术……本是一种享受,但和茅盾同志谈心的这样的享受,我再也得不到了。他得病后,我远在外地,直到临终,我未能去看他最后一面!这在我心里将永远留着无可弥补的缺陷。茅盾同志著作等身,我将再好好地去读,并永远向他学习。我们失去了他,我为亿万个读者难过,也为我自己加重了责任。我们应该追随着茅盾同志的足迹,努力工作,终生不息。
 
                                                                                                                                  一九八一年四月,鼓浪屿—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