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如何讲述土改运动的故事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革命叙事的有益尝试

                                         徐  栋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参与历史、创造历史的小说，它参与到了共产主义政治对未来的想象和理解之中。这部小说在探索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如何讲故事这一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这一贡献即是，革命文人和其他革命工作者进行了共同创作。丁玲作为革命实践的亲身经历者，与其他革命工作者共同设想“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并把这种革命设想转化为文学生产力。如果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次文学创新，那么这种文学创新是与革命实践扭结在一起的。

在丁玲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时候，她已经看到自己的个人诉求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政治规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成长为一位左翼知识分子之后，她发现革命叙事背后存在着很多秘密，但是由于只是隔膜地来看革命活动，这些秘密大多呈现出神秘色彩，没有被真正认清。只有当丁玲作为一位革命文人亲身体验革命生活，她才能真正把握革命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这说明，在当时一位作家只有参与到对“新中国”的政治想象活动中，成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的毛细血管，才能寻找到自己的正确的创作方向。同时，革命叙事也因此获得了生产力。“创作不振”问题[1]要从革命叙事中寻找突破，小资产阶级作家要把自己改造为革命文人，并且参与到与其他革命工作者一道的共同创作活动中来。这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成功的革命叙事给我们的启示。

                            一、革命文人作为共同创作者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借助文学话语对农村阶级成份做出的崭新想象，这一种想象必然要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新的政策进行对话。以文学形式展露出来的政治想象，是一种政治构想，因此它的真正作者应该是革命文人和其他革命工作者的集合。丁玲作为革命文人，以“共同写作者”的身份参与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学创作之中。她通过自己的农村生活经验，看到了一些当时的政策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推动着“新中国”的构想由想象成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学性要从政治性那里才能找得到。

小说中的顾涌是一个富裕中农,在划成份时被错误地划为富农。这是因为，按照剥削形式来看，顾涌雇了短工[2]；按照占有的土地数量来看，除了李子俊之外，顾涌占有的土地数量在全村中间就算是最多的了[3]。参与小说创作的丁玲觉得土改工作可能出现了问题，感到十分苦恼[4]。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补充规定》指出了两个附加条件，一是剥削分量的总和要相当于雇请两个长工以上的，才算是富农；二是，家庭消费人口多，生活并不富裕的不应该算作是富农[5]。“新中国”成立后政策的调整，间接表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出的问题是有价值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包括丁玲在内）无法使得小说继续书写下去，这就说明以文学形式展露出来的政治想象遇到了困境，政治构想与政治实践之间存在偏差。这是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价值所在。

革命文人和其他革命工作者，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小说创作中的具体问题，很可能都提不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另一种可能性则是，丁玲对小说中具体问题的解决的尝试与政策方向相一致。在亲历土改过程时，丁玲发现闹斗争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政策没有明确指出分配时土地要如何进行分配，各个村落就自己想办法，有的通过捐地的方式，有的通过开斗争大会的方式，有的通过没收红契的方式。这三种方式在小说中都有体现，胡泰建议顾涌把地献出一部分进行分配[6]，距离暖水屯有七里路远的孟家沟村民斗争陈武[7]，农会说服佃户去拿地主的红契[8]。但是人们心软了，没有接受李兰英手里的红契[9]；江世荣假装献地，使得农民们空欢喜[10]。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开斗争大会才能解决。这是因为，土地本来就是农民自己的，地主谈不上“献地”[11]；红契代表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农会在斗争大会之后统一发放土地所有证，才能真正确立新的土地所有制形式[12]。《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集中笔墨来写斗争大会，这与政策方向是相一致的。一九四七年党的《贯彻关于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指出“捐地排除了斗争，从而妨碍了在政治上打倒地主，也不能在政治和心理上解放农民”[13]。这种文学书写是有价值的，这种政治构想是合理的。

除此之外，小说还客观反映出，在土改工作中部分革命干部对农民的期望过高。比如，他们期望农民能够自己出面找地主说理，如果这是可能的，不就说明农民已经具有翻身做主人的能力了吗？但是事实上并不能够。这就暴露出了重要问题，它同时也是新型农村和“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胡立功劝郭富贵和他的父亲自己去“算账”，但是他们对政权有依赖心理，凡事不愿意自己出面[14]。人情问题就是阻碍农民自己说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一点上，革命文人丁玲与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看法是近似的。中国农村是一种熟人社会。费孝通认为，在熟人社会中，血缘宗法因为地缘上的“生于斯，死于斯”而被赋予新的含义，以“乡”为“家”，以“同村人”作为亲属的外延，熟人社会就这样建构出来：

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我已说过乡土社会是个亲密的社会，这些人却是“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可是就在这个特性上却找到了他们在乡土社会中的特殊职业。

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互不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15]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像郭富贵这样的农民，缺乏“算账”的自觉意识，他们在地主的威逼利诱之下表现为弱势。有些革命干部还强调是农会派来的，而不是农民的自发行为[16]，犯了错误。农会只能帮助农民，而不能够代替农民去“算账”、说理，更不能把农民当作是农会的“理”的代表者。“理”事实上且原则上一直在农民手中。

农民们一时很难意识到“理”在自己手里。如果把这种意识过程理解得过于简单，就说明对农民做出了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小说中，李子俊抢了农民的土地，李子俊的女人却花钱买了人情，这就使得“算账”很难进行下去。

都是多少年交情……想起她平日的一些小恩小惠，反而有些同情她现在的可怜。没有人去接那匣子，他们忘记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完全被女人所演的戏麻醉了……“这都只怪你爹呀！……”女人便又哭了起来……“这红契，请大伯带给农会去，求大伯跟咱娘儿们说几句好话……”……郭伯仁也做出一副难受的样子说：“你别哭了吧，咱们都是老佃户，好说话，这都是农会叫咱们来的……”[17]

以文学形式为依托的政治构想，既具有前瞻性，又有特定时代的局限性。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了反动势力对国民党军队的支援抱有幻想，但是没有明确写出这种幻想是否是痴心妄想。革命文人丁玲敏锐地感觉到国共两党的和谈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她在小说的共同创作过程中把美国参与调解中国内战的本质描画了出来，派来议和的马歇尔是“要国民党‘改编’共产党”[18]，形成一党专制独裁的国家。她虽然意识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政权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却无法预估具体的战役的成败。

土改工作小组希望在中秋节之前就把土地改革工作完全落实。一九四六年的中秋节，就是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再过两天，共产党军队就与国民党的傅军在距离暖水屯不远的集宁正面交锋了。这一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边进行土改，一边参加战争，一边发展生产。土改小组很快就有新的任务要去执行。一九五一年“北京校订本”在第五十二章强调了“平绥路上的战争情况”[19]，这就把暖水屯的土改工作的紧迫感体现了出来。平绥路上的战况，如同一场噩梦，一直笼罩在暖水屯的上空。土改工作小组刚来到村子的时候，文采同志就提议最多十天就要把土改工作做完，因为平绥路的局势非常紧张[20]。反动文人任国忠在与地主李子俊的对话时也说到傅军正在前往解“大同之围”[21]。县委书记也曾嘱咐宣传部长章品同志趁时局稳定，尽快把土改工作做好，“平绥路不会是永久太平的”[22]。不仅如此，参与共同创作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革命文人丁玲，也不得不于该年十月随军进行战略转移[23]。

一九四六年九月初，傅作义率军从归绥出发，沿着平绥铁路（北平至大同沿线）自西向东，先攻集宁，后支解共产党军的“大同之围”，于十月十一日攻占张家口。国民党的另一路军队由李文率领自北平出发与傅军会合。

这是一次于形势危急关头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暖水屯的土改工作的胜利，既是一种小说虚构，同时也是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文学创作生产出了一整套共产主义者生活经验和情感逻辑。而这样一种生产活动与革命实践之间是共振、互渗的。

                           二、革命叙事的内在发展逻辑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以文学形式展露出来的政治想象，叙事如何发展不仅是文学内部的问题，还与革命实践中土改工作如何展开这一问题具有某种同构性。寻找推动情节发展的人物，重点并不在于要集中表现某个或者某几个人物，而是要在抽象原则的具体化过程中寻找到文学叙事的内在发展逻辑。表面上看，小说叙事似乎遵循了时间线性发展顺序，章节之间以“事件”相互串联。实际上，这一叙事的内在发展要依托政治伦理或者说政治理性的程度的发展情况才能办得到。这种抽象原则、政治理性，正是“按老百姓的情况办事”[24]这句话所概括出来的原则和理性。这也正是土改工作开展、运行的逻辑。土改工作得以顺利展开，是因为其工作方式参考了农民的生活习惯和利益诉求，因为革命干部对群众情况的了解和熟悉。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一革命叙事所要探索的是中国农村新政权的发声方式，要让农民切实感受到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关怀，感受到共产党政权和国民党政权的不同之处。发出的声音要有力量，也要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对国民党政权来说，俯下身来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不是最重要的事，精英治县是国民党政权内部一个重要的政治逻辑。共产党在农村的政权不能按照这样的方式。

张裕民是当地的农民，他见识过很多不同的政权形式。一开始他以为区党委派来的土改工作小组成员个个都是知识水平较高的，他的知识水平不如他们，就不免有些自卑。1949年“人民文艺丛书”本有这样的描写：“他和这几个人也还没搅熟，没有和他们搅成一体，他怪自己没有学问，有些攀不上去的样子”[25]。文采同志在小组成员中间算得一个知识水平较高的革命干部。小说中，文采虽然认为自己是唯一掌握政策方向的人，但是无法做到“按老百姓的情况办事”。这并不是说文采有很多缺陷，思想上不够进步。而是说，无论是在文学叙事还是在革命实践中，知识不能够决定一切。文采并不能够理解农村妇女们之间的对话，他总觉得生产比什么都重要。但是疏通内心，农民们才能以更加昂扬向上的姿态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这是文采所不懂得的：

街上静静的，巷口上坐了两个女人，叽叽喳喳在谈话，看见文采同志走过来，就都停住了，四个眼睛定定的望着他。文采同志心里想，女人们总喜欢说闲话，她们为什么大白天跑到巷口上来说话呢，也不做活？两个女人等他一走过，便又叽叽喳喳起来，文采听不清，也听不懂，好像这次正说他自己，他只好装作完全不知道，转过巷口，向北走去了。[26]

董桂花熟悉这里农民的生活习惯，同样的一件事，在她那里就得到了不同的反映。

妇女在开会的时候不敢说话，害臊，怕说错，怕村干部批评；会后就啥也不怕，不说这家，就说那家，同人吵架，还有打架的呢。[27]

开会，是政权的声音让农民听得清楚的好方法。但是妇女会和村民大会又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前者是采用挨家挨户串门的方式，后者则是采用召开集体大会的正式形式。前者由于更加符合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收到的成效更大。召开的集体大会，被农民们“总结”为“来了第一又是第二，来了第五，又还来个第一”[28]，土地改革工作在故事中就这样隔膜地进行着，越是强调大众化，越丧失了大众性；越是强调“群众路线”，群众越是不明白究竟何为“路线”。文采同志有很多学识，但是他说出的话不能说到农民心里去，这就反映出共产党在中国农村的政权发声存在了问题。发声存在问题直接影响到土改工作的效率。“章品前两天就接到县委书记来的信，并附有暖水屯的汇报。县委书记告诉他，那里由区上委派了一个缺少经验的知识分子去工作，两个多星期了，还没有发动斗争，内部也还存在些问题。区上的同志又认为对于这群文化比较高的人没有办法，他们希望县上派人去帮助解决”[29]。

比较地来看，章品和杨亮的工作方式要更好一些。

章品是“第一个到暖水屯来的八路军”[30]，“他们是一同共过苦难来的，自从有了他，人们才对黑暗有了反抗，对光明寄与希望；人们才开始同强权斗争，而且得到了胜利”[31]。在分配土地时，章品相信“土地改革就只有一条，满足无地少地的农民”[32]，这样就使得土地改革工作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有些革命干部工作方式相对死板一些，看到对开明地主的处理办法出台，就急于实施。实际上，开明地主的问题是在第一义之外的，并且在当时情况下这一问题仍然有比较大的争议性，因此章品同志暂搁了这一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规定，对开明地主，土地和其他财产照收，只是在政治和生活方面予以必要照顾，吸收他们参与政治生活。

杨亮本来就是农村出身，想要融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来。他不希望自己成为指令的下达者，而更喜欢与农民们一起说说心里话。在派去与董桂花商量妇女会事宜时，文采同志的意思是想以开大会的方式，但是杨亮做了一些变通。事实表明，这些变通是应该做的。它把土改工作小组成员和当地农民干部之间心与心的距离拉近了。

董桂花心里很舒服，她觉得他为人真对劲。开始当他刚进来的时候，她有一点怕他，怕他要她召集大会，要她在会上讲一套，那些事她是不容易做到的。现在呢，她只要去“串门子”，他就是这么说的。只要去同人叙道，就像他同她谈话一样，这个她有准，别人一定也会欢迎她的。[33]

“按老百姓的情况办事”，就要斗争恶霸钱文贵。农民通过斗争大会切实感受到权利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那种对政权的依赖心理消失不见了，农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他们痛恨在政治上控制他们的人，比那些单纯在经济上剥削他们的人更甚。

“这恐怕还只能解决佃农，赤贫户还是没办法。干部起劲，不一定就是老百姓全高兴。四十九家斗一家，就只因为他是唯一的富农么？”[34]

像李子俊那样的封建地主，应该被清算的，而且应该很彻底。但农民还没有阶级觉悟以前，他们不清楚恶霸地主的相互关系，他们恨恶霸比恨地主更甚，如果不先打倒这种人，他们便不敢起来。[35]

但是在一些革命干部那里，这种政治控制不容易被看出来，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文采同志就被迷惑了。

文采认为当甲长总是赚钱的，都是汉奸，如今听说有人当甲长是被强迫的，是为仇家所陷害，结果破产，成了极贫的农民，还逼疯了，怎么会有这回事呢？他不大相信这种话。钱文贵在村子上包揽词讼，出出歪主意，一定是可能的，可是，从经济上来看，他三口人只有十多亩地，把他分给儿子们的五十亩划开了，顶多是个中农，纵使出租，也不是什么大事，从政治上看，他是一个抗属。对一个革命军人家属，在社会上不提高他的地位，已经不对，怎么能打击他呢？[36]

工作如何展开，不是一个文学外部的问题。在讲故事时，寻找推动情节发展的人物，目的在于弄清楚叙事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内在逻辑不是别的，正是政治伦理和政治理性。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读者看到“理”是通过教员的板报得到伸张的。教员代表着一种松散和支离的结构，其中还包括一些投机分子。1925年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具有游离特性和动摇特性。作为农村知识分子的刘教员和任国忠，一个与钱文贵势力串通一气，另一个则暂时无法体会农民的真实想法。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语境中，“按老百姓的情况办事”与拥护共产党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要分清敌我关系。作为共同创作者的丁玲能够看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她已经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位革命文人。她懂得在知识分子内部，应该团结谁，斗争谁。任国忠就是应该斗争的对象：

“咱横竖是一个靠粉笔吃饭的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是看别人眼色。就说不上有什么憋屈”。[37]

                            三、文学创新与革命实践的扭结

文学创新要想与革命实践扭结在一起，在表达方式上就要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如果从故事是如何一句话一句话地被讲述的角度看，则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时会体现出工具不称手的感觉。文学叙事把握住了革命实践的大动脉、大方向，在毛细血管中的细枝末节处，文学叙事与革命实践有所龃龉，这是可以被允许的。文学创作生产出了一整套共产主义者生活经验和情感逻辑。另一方面，共同创作者丁玲作为一个个人有她自己独特的经验表达和情感表达。文学内部中生活经验和情感逻辑的自生产过程与个体的经验表达和情感表达过程之间既有交集又有分殊。不是所有的经验和情感都可以被文学叙事利用来进行政治想象的生产。这种局部的不和谐关系不能被理解为是革命文人与革命之间的紧张关系——革命文人本来就是权力的毛细血管——而应被理解为是文学创新在与革命实践发生关系时必然会产生的影响。

地主的女儿可能并不是坏人。这是共同创作者丁玲的朴素感情。

当时我想，地主是坏的，但地主的儿女们是否也是坏的呢？……譬如我本人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我却是受家庭压迫的，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于是，我就安排了一个地主家的女儿黑妮，并给了她一个好出路。[38]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文学叙事层面就是，如何刻画地主的儿女们的人物形象；在革命实践层面就是，对地主的儿女们的经济身份和政治身份的具体划定。但是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就文学叙事而言，如果黑妮是钱文贵的女儿，黑妮与大妮之间就有很多相似性。钱文贵利用美人计，把大妮许配给张正典，这是村里的农民们都知道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能让他们相信黑妮与程仁之间是纯洁的爱情呢？就革命实践来看，除非身为钱文贵女儿的黑妮明确表示与自己的父母、姐姐、堂兄弟之间划清思想界限，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否则就很容易被认为是缺乏立场、与恶霸势力之间存在联系。

以文学形式展露出来的政治想象在此处受阻了。怎么办？在修改稿中，黑妮就从钱文贵的女儿变成了钱文贵的侄女。黑妮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可怜人，程仁是一个孤儿，二者的结合就变得更有说服力。

她这时恨她的伯父，想起自己没娘的苦处，她站在他身后，紧紧的靠着他，她赌咒发誓，并且说：“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咱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只有你啊！你要没良心，咱就只好当姑子去。”[39]

但是黑妮没有反抗钱文贵，也没有走出家庭寻找新的生活。因为她虽然恨钱文贵，但毕竟也有点怕他。这样，农民们对钱文贵的愤恨就很容易地转移到黑妮身上，黑妮也只得忍气吞声。小说写出黑妮的遭受不公的对待，目的不是为了说明农民们在这个地方犯了错，感情泛滥，冤枉了好人。也不是为了说明黑妮有多么软弱。因为，就连黑妮遭受的不公对待，都是在间接说明钱文贵有不良的企图。

黑妮五岁上死了父亲，娘跟着她胡揪过了两年，地土少，怄气，又没个儿子，守不住，只好嫁人，本想把女儿也带走，钱文贵不答应，说这是他兄弟的一点骨血，于是黑妮便跟着她二伯父过日子来了。伯父伯母都并不喜欢她，却愿意养着她，把她当一个丫鬟使唤，还希望在她身上捞回一笔钱呢，因为这妮儿从小就长得不错，有一对水汪汪的眼睛。[40]

钱文贵希望通过把黑妮嫁出去再赚一笔钱，这不是普通的婚姻而是政治联姻。黑妮不是被养在家里，而是被软禁在家里，失去了自由。黑妮受到了家庭的压迫，这个时候共产党来了，解放了村庄也解放了黑妮。这是黑妮的机会。她可能在斗争钱文贵的大会后加入到了打倒恶霸钱文贵的游行队伍中。

队伍走过钱文贵家的时候，队伍大声喊：“打倒恶霸！”钱文贵的老婆，没躲开，她畏缩地站在那里，毫无表情地看着走过的人群，也像看热闹似的没有什么感觉，好像走过的人都同她没有关系，她并不认识谁一样。后来，她忽然发现了什么稀奇物件一样，她惊讶地摇着头，手打哆嗦，她朝队伍里面颤声叫道：“妮！黑妮！”但没有人应她，队伍一下就冲到前面去了。她摸着头，一拐一拐往回走。她觉得这世界真是变了。[41]

这是小说中的一段虚写。有可能是钱文贵的老婆认错了人，也有可能是黑妮就在队伍中，但是她没有应声。这一切全凭读者自己去把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讲出的故事，一个政党，要让人们看到生活的出路和希望，这出路和希望就在“新中国”这里，就在一九四九年之后。黑妮有着被解放而走出家庭的可能性，文学叙事就写到这种可能性就停下了。

另一个有意味的细节是，钱文贵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那么钱文贵是不是就成了“抗属”？小说并没有给钱文贵的儿子很多描写，只是说儿媳虽然不愿意，但是也不能表现出来。读者试想，如果参加八路军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做儿媳的就没有不愿意的道理。让自己的儿子参加八路军很有可能是钱文贵的计谋，是一次政治投机，钱文贵也可以用“抗属”这一政治身份掩护自己。这更可以看出钱文贵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一种革命叙事，其结尾是钱文贵的“抗属”身份救不了他，因为谁都知道他是假“抗属”、真恶霸，但是因为钱文贵的儿子毕竟是八路军战士，所以十五亩地还是留在钱文贵儿子的名下。钱文贵的儿子回来后要想获得这份土地，就要和他的父母划清思想界限。

                            四、小  结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共产党讲自己的故事，故事中有共产主义者对新型农村和“新中国”的许多展望，也包含了为当时的时代环境所限而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通过这一种革命叙事，人们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所在，研究者也可以借此找到文学叙事背后意识形态的秘密，权力的运作模式，共产主义者的生活经验和情感逻辑。总体而言，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成功的，它在革命文人和其他革命工作者进行了共同创作这一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革命叙事也获得了很强大的生产力。

以文学形式展露出来的政治想象，其文学性需要从政治性那里找得到。这也就是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绝不是土改政策的文学图解，而是参与历史、创造历史的。它不是在模仿革命实践的逻辑，而是在生产它。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样态，它的生命力不能被低估、轻视。

    （作者系同济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中国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方向博士在读。）

参考文献：

[1] 丁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2] 龚明德.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注  释：

[1] 1932年1月20日，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二卷一期特大号，开展了“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讨论，郁达夫、穆木天、郑伯奇、鲁迅等二十三人应征写了文章。中心论点是辩证地反映社会、揭露社会。

[2]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按，1949年“人民文艺丛书”本的“雇上很多短工”在1951年的版本及之后被修改为“临时雇上一些短工”。参见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3]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4] 丁玲，《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写于1952年4月24日，登载在2004年10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

[5] 1951年3月7日，中共中央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补充规定》，第六部分，“中农与富农的划分”，第一条。

[6]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7] 同上，第39页。

[8] 同上，第152页。

[9] 同上，第156页。

[10] 同上，第193页。

[11] 同上，第194页。

[12] 同上，第302页。

[13] 《贯彻关于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1947年上半年以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14页。

[14]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15]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16]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17]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156页。

[18] 同上，第29页。

[19] 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20] 同上，第44页。

[21] 同上，第131-132页。

[22] 同上，第214页。

[23] 丁玲，《重印前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4]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25] 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页。

[26]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27] 同上，第56页。

[28] 同上，第74页。

[29] 同上，第217页。

[30]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31] 同上，第217页。

[32] 同上，第215页。

[33] 同上，第57页。

[34] 同上，第171页。

[35] 同上，第173页。1949年“人民文艺丛书”本在“他们便不敢起来”之后还有“也不愿单斗地主的。他们的思想过程还不能同意这样办”。参见，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8页。

[36]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

[37]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38] 丁玲，《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写于1952年4月24日，登载在2004年10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

[39]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40]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41] 同上，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