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的苦恼（二）——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程  凯  

                     四

徐光耀下乡的雄县属保定市下辖保定专区。抗战期间，此地属晋察冀边区的冀中分区。这里既是徐光耀老家也是他打游击的地方。他担任副书记的第三区更是他自己家所在地。为此，徐光耀也曾犹豫、担心是否会面临家庭、亲朋关系的种种烦扰。但其选择回乡工作的心态如晚年所述：

农村合作化运动是党号召的，是天大的好事。这样的好事，当然要先让我家乡的人得到。战争年代，这里属于平、津、保三角区，敌人蹂躏过久，他们太苦了，让他们早一天过上幸福日子，早一天离共产主义近一些，纵是得罪人也在所不惜。

显然，他造福乡梓的心理寄托在对中央号召完全信赖的基础上。相对于乡亲们的需求，他更看重党给农村设定的道路、前景。这种责任感向下，但眼光、心理完全向中央认同的状态与一般地方干部颇有不同。因此，他落户后首先深感触目的就是基层干部的政治迟钝。

刚到区里的第一天，大家在听广播时突然收到朝鲜停战的消息，徐光耀立刻为之雀跃：“多大的世界大事啊！自此我国可结束‘边打边建’的处境而专心致力于建设了。……”可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这样的大事，我们县区干部（不下14人），对这一消息的兴趣，尚不及月食的十分之一。政治上迟钝到了什么程度！”

基层干部的“迟钝”折射出来他们与“国家大事”之间的距离。在根据地时期，革命的“大事”和地方事务有着密切关联，诸如减租减息、“大生产”、互助合作等是把老百姓的生产生计直接变成革命的“大事”。而建国后，朝鲜战争这类“国家大事”却很难让基层干部真切体会到那种连动性。徐光耀这种“上面”来的人可以马上意识到朝鲜停战之于国家建设的影响，可以明白它的“政治意义”，而基层干部、老百姓却没有反映或了解的欲望：“报也懒得看，广播也懒得听。仿佛世界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可怕呀！”

与“迟钝”、“迟滞”相伴的是工作上的被动：“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县区干部相当弱，政治上不敏感，缺乏活力和前进的追求力。”尤其在中央已确立为农村工作方向的互助合作运动上，县区几乎无所作为：“以前是不重视，未能好好搞。现在重视了，却是还不曾学会搞的方法。”

事实上，同样“深入生活”，是深入“先进”地区还是深入“落后”地区差别很大。“先进”地区有模范、有典型，干部能力强，有先进工作方法、新鲜事物，还有帮助工作的驻村干部，文艺工作者可以较快找到符合标准的表现对象，也能在新人新事上获取灵感。潜在危险是太容易把目光集中在典型身上，忽视造成典型的特殊条件和其他更富挑战性的现实状况。而在“落后”地区，干部、群众、工作、生产条件的不理想意味着下乡干部的工作压力会大大增加，要全力投入工作去改变现状，而且有可能投入了精力依然势单力孤不能有所成就。

问题是，“先进”和“落后”的区别是如何造成的？这不单取决于干部素质，更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和历史因素。比如，一般老根据地都是共产党介入早而深的地区，在配合形势上有一定优势，干部素质应该高一些。但实际上，很多老区原有生产条件差、文化水平低，革命战争年代抽调、外调干部多。在建国后转向发展生产的形势下，生产条件好，粮食产量高的地区更容易被培养成先进，于是出现老区和新区关系的倒转。此外，“先进”、“落后”的标准常根据一阶段的“中心工作”来确定。像土改阶段，分田分得好、农会组织得好就是“先进”，而当1952、1953年互助合作确定为农村工作方向后，“互助合作运动”搞得怎么样——有没有成功的试办社，合作社的数量——就成了衡量“先进”、“落后”的主要指标。这种指标的单一化会不会导致其它工作的“贬值”，会不会无形中影响干部的心态与积极性？

因此，基层干部对国家大事的反映“迟钝”、工作被动是一个要用结构性眼光去分析的问题。为什么在同一地区，革命战争年代的基层干部可以对革命号召有内在理解、积极响应，而在建国后则变得被动、疲沓？这与革命总体目标的变化，其变化落实于地方、基层带来的后果，以及相应的要求、选拔各级干部的方式都有关系。尤其是1952、1953年，土改等运动高潮已过，合作化还未全面铺开，农村工作缺乏大方向，革命年代和土改运动中入党的基层党员“退坡”思想流行，不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老村干不工作、“躺倒不起”的情况颇为普遍；乡、区、县级的工作方式则趋于行政化、一般化、零散化，干部精力多放在应付上级上，缺少与群众互动，由此形成被动式工作和与革命、与国家大方向的疏离。

这一系列变化背后的原因、构成徐光耀下乡之初并无能力深究，只是直观地感到落差、失望，捎带对自己“深入生活”的前途忧心忡忡：

……再也睡不着，因很多忧虑齐集心头。又担心芸在哭，她的病仍在发展；又担心两年的农村生活也许把自己搞落了后；又担心这儿的领导不是强有力的；又担心与区干部搞不来；而最担心的却是我自己的情绪不稳定。好像我自此之后，将是碌碌庸才，没有什么出息了。

不过，下乡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自我改造和改造现实。自我克服就包括不将干部的“落后”看死、看绝对，要努力发现干部身上可转化、可激发的优点、积极因素：“我也确实发现这帮区干部还是颇有优点的，内中有先进和追求进步的积极热情分子，直爽、坦白、单纯、肯干，只是办法少些。”

像徐光耀这种下乡挂职干部不属于上级下派的工作组，其任务是参与工作而非检查、指导工作。理论上，他与地方干部属合作关系。但由于他不真正隶属地方，并且有着从中央来的作家身份，地方干部当然会以特殊的眼光看待他。这使他的“参与”工作变得不那么自然。地方干部对他难免有一分客气，也有一分尊重、期待；另一方面，对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对他能否真正融入基层工作又抱着审视态度。同样，徐光耀看待地方干部的方式也有双重性：一则，他迫切要求尽快“深入工作”，“打破做客观念”，不拿彼此当外人；再则，他的“参与”工作又不是单纯融入、不分彼此，相反，他的“深入”一定要同时具备观察、评估、批评的视野，能够站在更正确、更原则的立场参与、建议、纠正、执行。

要“打破做客观念”的突破点是敢于直言不讳发表意见。可是，当自以为正确的意见超出一般干部水平时要不要把它说出来却构成考验：“我的毛病乃是：心里把这些话说过很多遍，却不曾在会上说出。”他为此颇感懊恼、自责。但他的不说里其实体现着某种实在的责任感。毕竟，他对自己的期许是真正负责，不是讲道理式地负责。负责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不把自己置于安全位置上，要敢于犯错误，敢于起冲突，敢于不顾情面。他的自责就是因为张不开口中包含顾及情面的“自私”性。当他开始忍不住对其他干部发火时，他才感觉到自己是真正站在了工作责任的立场上，“打破做客观念”了：“几乎对刘殿云发了一顿脾气。一方面说这是不好的，另一方面说，这正证明了我深入了工作。”

随着工作深入，徐光耀日渐对地方干部的处境、困境感同身受。虽然他仍不时为身边干部的状态感到难过，甚至愤怒，但已非单纯的按照应然标准去衡量他们，而开始学会站在村乡干部的立场上观察症结：

我现在感到的问题有：开会多，布置多，布置不成一套，零布零开，会开得使群众发腻，连互助组都不承认了。群众和干部变得疲塌，工作效率极低。区乡干部也开会而不能深入，为搞数字及收集汇报，煞费苦心。真正的力量没有使在群众工作上，都放在了统计、开会、应付上级上。

在他看来，要打破自上而下的形式主义，只有调动“群众路线”，抓典型事例，以点带面：

脑子中再次考虑会议内容时，猛感到自己政治敏感的迟钝。我为什么不把韩全治棉虫和刘凤亭积肥的办法和精神大大在乡中宣传呢？这不是最生动的典型经验吗？天天嚷创造典型，典型就在眼前，却熟视无睹！

我跃起来赶到群众大会上，……便在王区长讲完话之后，给群众们说清了这两件事。一般说，群众是爱听的。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我今天懂得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我兴奋极了。

晚上，为了贯彻个别访问的工作方法，和小韩摸黑找到刘凤亭家，进一步了解他的互助组情况。我以为，这个互助组颇有前途，可以树立旗帜。……而刘凤亭这个人，善于思索、算账，能研究文件，勇于接受新的东西，有发展成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骨干的极大可能。

相对于打开工作局面，他更在意的是要确认自己真正掌握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对“群众路线”的寄望使得他对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工作方式确立起一套标准。以此为衡量，他发现很多工作逻辑、状态超出他的预计，挑战他的标准。像1953年10月底，县里布置“秋耕突击”就引起他的反感，认为这种布置突击、汇报进度的方式是典型的一般化领导，不会得到群众拥护，可结果出乎徐光耀的意料，各村干部情绪十分热烈，互相挑战把积极性一下调动起来：

段岗全体干部认为10天完成毫无问题；赵岗则下了双保险的保证；十间房也不示弱。程岗稍微有点儿问题，心中无底，不敢说硬话。邢岗干部则发觉了自己村的白地最多，任务最重。大家想办法积极行动起来，来势颇有气色。……

后来，程岗青年团自动发起向邢岗青年团挑战，邢岗青年团干部们蹦起来响应。段岗也在总支书启发下，议决11月7号前完成棉地之外的所有白地，并与程岗村提出了挑战。会上，这战一挑，挑起了火来。程岗、邢岗、赵岗、十间房，纷纷起来应战，一时情绪达到了空前的激奋热烈。李宝发当场保证三天之内，把白地耕完，并提议到8号那天，各村出一人去检查，不能光放空炮。于是，一个联合检查组也自行成立起来了——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便立即呈现轰轰烈烈的气象！

这其中，各村间的互相“较劲”起了关键的助推作用。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态势还有待更充分的资料才能深究。而徐光耀立刻把它理解成群众、干部身上有超出预计的觉悟，自己显得过于保守了：

……我完全没有料到，今日会上会有这样的收获和这样的效果！我对群众的觉悟，是估计得低了。

会上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很好的教育：我们的干部大部分是品质优良、积极肯干的，问题是要我们能不能和善不善于领导。你看他们是出了怎样的力气和拿出多大热情来参加工作的啊！他们一答应做，便把自己整个儿投进来了！

在丁玲他们对“深入生活”的阐发中一直重申要有热情，要带着热情投入工作才能在群众身上得到热情地回馈。而在现实环境中，徐光耀最不满的就是基层干部缺乏热情，不仅对群众缺乏热情也对自己的工作没热情。所以，他尤为珍视干部、群众身上迸发出来的热情，视之为对自己的教育，并由此激发出自己对干部们的热烈感情：

我对这些干部们产生一种难舍的、真心爱护和真心喜欢他们的感情。我本心眼里愿意给振舟调解离婚的事；本心眼里愿意范廷祥和潘自新之间是和睦的相亲相爱的；我一听说张桂芬有了病，便担心，便想亲自去慰问她，替她解决困难！

从他日记中的叙述看，他对村干们为什么会在一个态势中迸发出热情并未有意识地去分析，也许就错过了一种真实面对基层干部行为逻辑的契机。但由此产生的不仅从工作上，还要从生活上爱护、喜欢这些干部的激情帮助他真正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在工作之外的生活中去了解他们，和他们建立一种“难舍”的关系。对于徐光耀而言，缺乏“群众作风”一直是困扰他的瓶颈——“唯一最难的是还不善于入群，不能很快熟悉和认识人，不能一见如故，打成一片”。基于高标准的意义感和价值需求，通常意义上的拉关系、交朋友为他所不屑，他所期待的连带要基于深刻的工作、成长关系：

我还没有看到所培养的人迅速成长的那种喜悦。同时，我更缺乏的是我没有那样大的热心去教育自己手下的人。我必须把这些人教育培养起来，我应该有看到他们迅速成长的喜悦！

扎根雄县一个月后，他在日记中写下一段既自我肯定又自我检讨，还带着自我说服意味的话：

到雄县来整整一个月时间了。

我当然还没有深入。但，我却感到很踏实，安下心来了。而且，我也隐隐感觉到，眼前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做！我可以在今后大肆展开活动，我可以有很多作为！——大概说，经常有这种感觉的人，该是很幸福的！

那么，我是一个幸福的人了？

那就是一个幸福的人。我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幸福！

（未完待续，本文分四期连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