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渡星火——谢庆邦烈士传记

                                                                                陈小玲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革命洪流席卷中华大地。在常德丹洲、河洑、桃源一带，一批仁人志士燃起了革命星火。这批革命人士中，就有来自丹洲义渡的谢庆邦烈士。

谢庆邦，男，常德市武陵区丹洲乡义渡村人，革命烈士，一九〇〇年一月十六日出生，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大革命运动时牺牲，时年二十八岁。

谢庆邦出生在原常德县朗坪乡（现武陵区丹洲乡）义渡口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谢有学，母亲杨氏。谢庆邦家中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二，哥哥谢庆海，弟弟谢庆落。谢庆邦的儿时在贫穷困苦中度过，从小给有钱人家放牛、砍柴，就尝尽了生活的穷苦。一九一九年，谢庆邦十九岁的时候，与丹洲太平人杨氏结婚，婚后生有一儿一女，儿子谢荣华，女儿谢雪梅。

与当时的丹洲义渡大多数农户一样，谢庆邦家境异常贫苦，吃不饱，穿不暖，土匪、恶霸横行乡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二五年冬，刘泽远从长沙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回到家乡丹洲垸，被刘姓士绅推举为族校校长。他聘请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戴先凡任教，两人在丹洲四官庙办起一所农民夜校，向农民解说文字，传播文化知识，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农民组织起来，向农村封建势力做斗争，建立新社会。谢庆邦得知这一消息，异常兴奋，很快就报名参加了夜校学习班。农民夜校很快发展学员八十多人。有一次，刘泽远给学员讲解“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古诗，谢庆邦想到，自己生产的棉花、粮食，被贪官污吏榨取走了，被豪绅的地租、高利贷盘剥走了。从此，革命思想的火苗在他的心中开始熊熊燃烧。夜校学习期间，谢庆邦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如饥似渴，上课时认真做笔记，从夜校回家后，经常还会自己在灯下一个人学习到深夜，有时也会遐想革命成功后，新社会的幸福生活。由于他强烈的求知欲，高涨的革命热情，文化和思想都提升较快，很快就成为农民夜校的骨干。

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常德县城郊岩桥寺建立了农民协会。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相隔不远的丹州垸。谢庆邦和农民夜校学员们一起，恨不得当夜成立协会组织，纷纷要求刘泽远带领他们建立农民协会。这一天，谢庆邦和学员们一起，在刘泽远的带领下，共同宣誓，一帮村野汉子用低沉而雄浑的嗓音喊出了“同生死，铲除恶霸土豪，推翻旧世界”的口号。于是，以青年农民夜校学员为主的“四官庙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了。谢庆邦和会员们积极宣传农民协会，鼓励发动十里八乡的青年农民积报名参加。很快，四官庙农民协会会员就发展到三百多人，丹洲农民抗税的斗争如火如荼，迫使官府撤销了常德郊区的各征税处关卡。

在农民协会的带动下，一九二六年底常德县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各级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常德地区各县普遍建立了县、区、乡三级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团体。仅常德县的区、乡农民协会就有三百余个，农协会员达到十万人以上，常德地区农协会员发展到数十万人。与此同时，组建了相应的农民纠察队，一九二七年三月更名为农民武装自卫队。各县成立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或铲除土豪劣绅委员会，开展打击和惩治土豪劣绅的斗争，农民运动在常德地区成燎原之势。

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触动了反动地主军阀的根本利益。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民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和屠杀。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许，即长沙“马日事变”后的第三天，省防军驻常德的独立旅熊震旅部，突然下命令关紧城门，会同县长公署的警备队和警察局的稽查队，对城内的所有的革命团体机关和学校，实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敬日事变”，当场死伤革命群众六百多人。接着把枪口转向农村，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骨干相继惨遭杀害。整个城乡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敬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刘泽远同县农民协会委员长陈昌厚决心在常德、桃源两县交界的河洑山聚集革命力量，转入地下斗争。谢庆邦就是这支革命力量中的一员。

在当时白色恐怖时期，谢庆邦和农民协会会员一道，紧急投身到参与秘密解救革命同志的工作。夜深人静时，在当时义渡村的沅水渡口，谢庆帮和农民协会会员以及当地农民一道，多次把遭国民党追杀的革命同志装进棺材，抬上渔船，秘密转移到一个叫草鞋洲的地方进行暂时躲藏，再等待时机秘密解救出去。草鞋洲位于离义渡沅水渡口数公里外的一个江心洲，四面环水，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同时，利用草鞋洲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谢庆帮和农民协会骨干，经常在草鞋洲召开秘密会议，进行革命部署。

在当地，还有代代口口相传的关于谢庆邦参与勇救毛泽东的故事：一九二七年七月，长沙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坏，毛泽东从汉寿来到常德郊区的丹洲垸，并组织湘西特委在丹洲草鞋洲开会，传达指示。国民党得到消息后，对毛泽东进行围捕。毛泽东等人紧急转移，但仍没有甩掉敌人。谢庆邦和农民自卫队员一起，在刘泽远的带领下，杀出一条血路，并找来同村同族胞兄谢庆香的渔船，把毛泽东安全送走。据谢庆邦的后人讲，解放后，毛泽东曾经来函，邀请谢庆香去北京，以表谢意。一九五二年国庆节，毛泽东在接见荆江分洪工程常德英模代表刘际权时，说：常德我到过，当时反动派要抓我，是刘泽远救的我。

在党和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谢庆邦等隐蔽在常德和桃源边境山区的共产党员、农会骨干共五十余人，集结于河洑山组成了“农民自卫军暗杀队”，在农村开武装斗争，打击土豪劣绅和反动武装。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旬，中共湘西特委在丹洲垸草鞋洲召开五县县长会议，决定组织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府。一九二八年春节前夕，中共湖南省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年关暴动的指示。湘西特委立即在常德后乡的七姑山召开会议，喊出了“夺取敌人武装，迅速武装自己，进行武装暴动”的口号，决定在各县农村举行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由于谢庆邦在革命运动中表现突出，在此期间，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卫队骨干与共产党员的谢庆邦，参加了刘泽远领导的在县城附近郊区发动的年关暴动。在刘泽远的领导下，谢庆邦和农民自卫队员一起，抢夺敌人枪支，破坏敌人通讯，惩办豪绅，镇压土匪，开仓济贫。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晚上，寒风凛冽，伸手不见五指，谢庆邦和刘泽远带领的二十多名精干自卫队员一起，奔波劳顿，战斗通宵，一连除掉三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使敌人闻风丧胆。

这次暴动虽然助长了农民自卫军的士气，但也震惊了国民党当局。自此，敌人派重兵开始“清剿”，大肆搜捕革命分子。为躲避国民党军阀的围剿，自卫队队员们整天东躲西藏，一般白天躲入深山幽谷，晚上分头下山，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一天深夜，谢庆邦正和自卫军人员一起，在河洑山下一个临时据点召开秘密会议，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几声狗叫与枪声，大家感觉情况不妙，立即散会转移。由于时间紧，人员太集中，敌人力量强大，谢庆邦与参会人员不幸被捕。

在关押期间，谢庆邦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受尽折磨，始终不肯吐露半个字，不肯出卖革命同志。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那天，北风呼啸，天空阴沉，天气异常寒冷，谢庆帮和三十多名农会骨干、自卫队人员以及无辜百姓一起，被敌人反绑着双手，押往河洑当时一个叫鸭子溃的地方，被集体枪决。枪声刺破云霄，烈士血流成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谢庆邦没有表现丝毫的恐惧与悲伤，相反，他面对敌人的枪口，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嘴角露出轻蔑的微笑。他是在轻蔑敌人，革命者是杀不尽的，最后向伫立两旁的群众微笑点头示意。谢庆邦被杀害后，反动派严令：收尸即同党，一律抓捕！谢庆邦的父母和亲人们只能在家里偷偷抹泪，甚至不敢放声哭泣。谢庆邦被害后，没有一个亲人，敢前去鸭子溃收尸掩埋。若干年后，每每谈及此事，谢庆邦的孙子谢春初一脸无奈与悲痛，时至今日连亲人祭奠的坟墓也没有，他甚至想，去当时河洑那个叫鸭子溃的地方，捧一把爷爷曾经流过血的泥土回来，供奉在家。

谢庆邦牺牲后，家中上有父母，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妻子杨氏带着一双未成年的儿女，改嫁到河洑雷坛岗刘家。儿子谢荣华当时只有8岁，随母改嫁。由于刘家家境贫寒，谢荣华从小替有钱人家放牛，勉强混口饭吃，受尽了生活的苦难。12岁那年，谢荣华到河洑拜武师周振云为师习武。在习武的过程中，结识了桃源泥窝潭逃难过来的罗春仙，两人结为夫妻。解放后，谢荣华一家从河洑雷坛岗又搬回了老家丹洲义渡村。谢荣华生有四子三女，两个儿子未成年就已去世。目前，谢庆邦的孙子谢春初一家仍然生活在丹洲乡义渡村。

陈小玲，网名丁香，湖南省作协会员，常德市诗歌协会副主席，为常德市武陵区社区干部。诗作发表于《诗刊》《十月》《诗选刊》《湖南文学》等刊物500余首，诗歌入选《2012年中国年度诗歌》《2015年中国诗歌精选》等多个诗歌年度选本。出版个人诗集《孤单的草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