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的苦恼（三）

——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程  凯  

五

徐光耀下乡工作经历中最“深入”的一段是在自己老家所在的段岗村办合作社。从1953年11月布置办社开始，到1954年1月31日段岗村合作社正式获批成立，前后历时四个月。

之前，徐光耀对区里工作多在“面上”跑颇不以为然。区乡的“指导性”和上传下达功能意味着工作非常零碎，常绕着上级布置的各种任务转，不能“聚焦”、“沉底”。读了其他作家的下乡经验后，徐光耀觉得应改进方法：适当放松工作任务，用“大部分时间用去观察和理解人物”，由此产生的为难是“又负责又不想负责”。所以，他对参与重点办社抱有很大期待：办社才是跟基层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可以获得丰富的生活经验，有助于认识人、理解人；况且，合作化代表社会主义方向，对于写新人新事而言是再好不过的题材。他甚至幻想着，办社工作集中，可以摆脱杂务，匀出时间搞创作。

而实际是，重点办社成了他下乡工作中最感艰难的一段经历。就在合作社正式成立前夕，胜利在望时，他还被拖得几乎精神崩溃：

我实在没有办法这样下去了，我要憋闷死了！不只我受不了，韩全也受不住了！我照这样下去，不得脑溢血，也要发疯！

让我自己想办法吗？我快没有办法好想了。我不能闭住眼睛，我知道，我一闭住眼睛，便会一切都能逃避开的。但，我又没有这肚量，我闭不住的。

可以改变我的工作方法吗？如，我不再兼这个职，我只是秦兆阳似的浮游着，到处访问与采访着。我愿意找人谈谈便谈谈，不愿意便去一个小屋里写我的文章。这方式倒是轻松的，且很少与人发生矛盾，也惹不着人的讨厌。倒像是十分主动似的。我不是还有一个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题材吗？不去了解那些，倒来陷入这样的困境中，不是自找麻烦吗？

他没预料到办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合作社那么复杂、曲折。在合作化已成为农村工作方向的情况下，有政策指导、领导支持，有积极分子，有合作社的各种“优越性”，办起一个社似乎应水到渠成。但实际过程中，政策指导、上级指示、培养带头人、串联社员、找配套支持、“四评”、搞副业、写社章、订生产计划——所有这些因素、步骤落实到具体层面却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问题、矛盾和波折。徐光耀作为办社干部全力投入每一步工作，可以说，这个社是他一手办起来的。但，由于其介入之深，反使得办社对他高度依赖——“我感到最不安的是，我太包办了。我几乎抽不出手来。韩全老说我是他的一个拐棍，这是多么可羞耻而担忧的。”“包办代替”本来在“群众路线”中是大忌，但诸多不如意又造成大量工作必须靠他亲自推动。这使得一旦工作受阻，他会不断自责，将其归结为自己的能力不足、性格缺陷和政治无能：

我似乎永远做不成英雄。我没有英雄的才能，也没有英雄的心怀，我太爱生气、发急和犯愁了！

我竟不知道怎样才能鼓舞起社内群众的情绪，怎样才能顺利地进行政治工作，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我知道这些个困难，却不能打开它。我住到乡下来了，却仍是这般的孤独，这般的势单力薄，感到这样的束缚。

……

晚上，订生产计划时，我恨不能爆炸了！我用围巾把头扎起来，我要吼叫起来了！天哪，救救我吧！

身陷泥潭的状况导致他毫无创作情绪：

近来常逢着人问我写了些什么，预备写什么，有了哪些材料。我在京时也曾下决心写些短小作品，但为什么现在竟连一点儿写作欲望也没有，一点儿创作冲动也没有呢？难道我已经不适于搞创作了吗？我的感情已经枯竭了吗？

深入工作固然使得他与群众真正建立起了“血肉联系”，但从中获得的经验、体验并不能直接、顺利地转化为创作。其症结究竟何在？

其中一个值得分析的层面是他在深入工作中触碰到的许多真实问题、真实感觉不能转化为有效表述。毕竟，关于合作化工作的步骤、程序，会遭遇哪些问题、阻力，应如何处理，都有一套“正确”、“标准”的政策表述。这些政策设定容纳了相当的现实经验，同时又将许多现实经验纳入到一个“理想”、“规范”的解决方案中。工作者要遵循这些政策、方案去理解现实，处理实际矛盾。同样，创作者书写现实也不能突破这个框架。但，徐光耀扎根基层时，在实际工作中体会的问题面貌、框架、症结往往超出标准规范，甚至有些政策规定本身就是导致矛盾的根源，而这些感触实在、真切之处却缺乏表达途径，只能化成日记中克制不住的“牢骚”。为此，他还要三不五时地检讨、克服自己的牢骚。他之前就经常反省自己为什么在现实中老注意负面因素，少看正面因素。但或许真正的阻碍是，他缺乏将自己特别敏感的对象——那些不理想现状——有效认识、分析、表现的途径。由于其实心实意地“深入工作”令其处境、遭遇更能够切肤体验到“理想现实”与“实际现实”之间的裂痕，但他既不能在工作层面弥合这种矛盾，也难以在写作上想象性地处理这种裂痕。

另一方面的问题在于，建国后文艺生产体制的正规化造成“深入生活”实践中“工作”（形态）与“写作”（形态）的某种分离。在根据地时期，尤其《讲话》发表之后提倡创作、演出“嵌入”基层具体工作，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发挥作用，从而在专业文艺工作者与乡村群众文艺活动之间建立起紧密的互动关系。徐光耀自己在冀中前线剧社时就有很多帮助群众创作的经验。但五十年代他重新下乡时，其日记记载中却几乎看不到当地群众文艺活动的影子。他对父亲搞村剧团时常抱着反感、排斥的态度。他自己的写作形态几乎是关门式的，目标都是写出那种能够刊登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上的“作品”，而不是为当地工作服务、面向当地群众的“小创作”。这使得他在创作构想时设定的理想读者不是身边村民，而指向那些城镇知识分子、干部、学生，甚至作家同行。这样一来，其创作责任的导向和选材、构思与其工作意识、生活感觉之间逐渐丧失相互的激荡和激发。换句话说，徐光耀虽置身基层工作，但其文艺创作的生产过程却在另一个轨道上运转，与地方环境是离析的——这种工作与创作的“双轨制”一度程度上限制着徐光耀把工作感觉转化成写作素材。

在四个月的办社过程中，他的写作陷入危机，建社工作也并不出色。他主抓的段岗村合作社没有进入第一批建社名单，只在1954年春节前夕才搭上末班车。他培养的带头人（韩全）能力偏弱，入党申请迟迟未获通过。如果他能碰到能力较强的培养对象或许其工作能顺利些。但另一方面说，这种“运气不好”恰好反映出更普遍、真实的状况。因此，徐光耀日记中反映的工作“不顺利”要置于更宏观的框架加以把握，即，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叙述逻辑去理解，而是把他讲述的状况作为症候，进一步追溯哪些结构性矛盾造成了这些问题。由此才能看出徐光耀工作经验中呈现的“一般性”下的“特殊性”，进而将这种特殊性与其它同类经验加以比对，得出关于“深入工作”遭遇的普遍性挑战的理解。

毛泽东在推动合作化运动时提出的一个基本方法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改变那种领导“绕开社走”，仅由一两个专职干部办社的方式，“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 。但从徐光耀的工作记录中可以感觉到，办社过程中，他没怎么得到各级干部的有效支援，大部分时间内，他是在独立、甚至孤立地工作。他所在的段岗村有21个党员，这些党员的作用几乎看不出来，建社过程中，党员与非党员在积极性、参与程度、带头作用上也看不出多少差别。反倒是徐光耀在闷头工作一段之后，猛然反省到自己太忽略与党组织沟通：

我今天始悟到在组织路线上又犯了错误。我和一把子非党员，内中甚至有富农分子，“乱叽咕”，都没有依靠党员和通过支部。人选、组织、干部等大问题，都是自己在瞎作弄，这还叫啥群众路线吗？

很多时候，上级的插手、政策性干预反对建社起到阻滞作用：

（11月29日）……专职建社干部也将不让建了。因地委指示，专职建社将造成全体干部依赖心理和建社干部不关心于中心工作。

这一下使我完全发了懵。我们的重点建社计划及步骤方法等，全落了空，底下人们鼓起的热气，也将受到挫折，而消沉下去。

（12月10日）会上公认段岗村的建社条件薄弱、基础太差。第一，有韩介民和王新这样的户，政治上不洁净，敌我不分。第二，有杨义文这样的无劳力剥削户。第三，没有会计。

会上又有两条对段岗社有关的规定：第一，不要不改变成分的地主分子。第二，不要无劳力只入地而主要劳力去经商的剥削者。这样便取消了韩介民和杨义文，这样便是取消了至少三个主要的户。

（12月14日）省委来的郭同志，其主观、武断、包揽一切的风势，真是不可一世！他简直对什么都不耐烦，什么都只有他对。我恨不能出个题目故意跟他捣蛋。

（12月31日）郭维城晚上来了，开口便想把韩介民逐出社，闭口又责备木匠铺是商业，三又打杨毓文的主意。这简直是非想把社拆掉不可！我一肚子腻歪，真想叫他们来组织一下看，我不管了。

从这些例证可以看出，上级惯常采取的领导方式一是督促，再就是掌握“政策”标尺，不断用“政策”标准检查、衡量下级做的合不合规范。而其政策理解又特别集中在阶级成分、有无剥削、有无经商倾向等硬指标上，换句话说，是集中在如何保证建成的社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上。但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需要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参与意愿的运动而言，第一位的标准显然不应是防范性的，“运用”政策的方式不是把政策变成戒尺，而首先应该把握政策中那些方向性、能动性要素，使之成为激发干部工作热情，指导其工作方式和调动群众积极性的燃料。因此，领导对政策理解、运用的第一步是要有能力充分宣传方针、政策。这意味着对政策的理解不能一般化，须善于把握其背后的方向、原理，才能讲出政策背后的意义、价值，它在革命整体进程中的位置，从而使各级干部明了为什么要执行这个政策，再由各级干部去发挥他们的主观创造性向群众宣传，组织大家展开实践，也就是说要把政策变成行动的工具。上级对方针、政策的理解越透彻，意味着工作中各级干部对政策的运用就不是死板、僵化的，有创造空间。相反，如果上级对政策背后的原理没什么内在理解，政策就变成了一系列硬邦邦的指标，非但不能调动积极性，反而起到抑制作用。带动式工作随之变成管理式工作。

就像徐光耀遭遇的状况：在大多数群众对办社持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尽快在现有条件下建起一个社才能对运动产生实质性推动；况且，这阶段强调入社自愿，如韩介民这样地主身份的人愿意入社对建社工作来说有正面作用。然而，上级仅从合作社的阶级纯洁性考虑，一再把吸收韩介民看成缺点，不考虑一旦排除他会影响其他社员入社意愿——村民之间往往有亲戚与亲疏关系，在自愿结合的条件下，很多人首先考虑的不是阶级身份，而是彼此能否合得来，像徐光耀的父亲就跟韩介民关系很好，公开声称不吸收韩介民，他也不入社。另外一家“不合格”的杨义文是因为其经营颜料店，无劳力入地，“有剥削倾向”。对此，徐光耀很有保留意见：“这事如是我做主，便无论如何都要他家参加”——“既是个劳动者的组织，既是个农民自己的生产组织，干什么要这样束手束脚、挑三拣四的呢？”

各级领导不能有力带动合作化与他们缺乏对合作化的理解有直接关系。1953年底正是“总路线”宣传开始大张旗鼓地展开的时候。中央希望通过总路线宣传使农村干部、农民明确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前途，鼓起干劲儿。毕竟，土改运动过后，农村工作渐失方向感，干部思想疲软，总路线宣传相当于是一次全面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初次听传达时，徐光耀很感兴奋：“在现今这样的县区干部中，是一件大事，是新闻，真正是开了眼界，顿开茅塞。”但他很快发现，许多干部对于学习文件缺乏热情和理解力，效果大打折扣：

……这一传达连记录也没有对一对，文不达意，谬误不通之处很多，边听边不敢相信。像这样的报告，只是这样马马虎虎地极不严肃地传达一下，错误百出，所受损失将不可估量。

而且，逐级传达后，越往下，效果越差：

（11月13日）关于总路线的讨论，乡干部接受起来差多了。我给人们读了一番文件，连解释带说道的，收效还好。张德全一主持讨论，人们立时便闷了头，怎样费力启发，仍不能达到哪怕是形式上的热烈。

（11月14日）仍去程岗、双堂乡参加沉闷而费力的讨论会，令人感到痛苦而且疲惫。不说我，连县专两级也有些松懈和麻痹起来了……

关于总路线，就是区委中至今仍存有大量的糊涂观念。各执一端，乱吵乱扯，真是成问题。

即便传达比较忠实，也缺乏必要的发挥，起不到鼓动效果：

（11月26日）互助合作干部会开了。董民同志（注：县委书记）去讲了几点，一般说内容还算正确，但却并不尖锐，并不新鲜，只是稍微解一点儿痒，而不能起什么推进和完成一件事业的作用。不能令人奋发，不能使人勇往迈进！

赵树理曾经讲过，宣传工作和别的工作不一样，不能以主观上的“我做了宣传”来交代，而要以客观效果、以是否达到宣传目的来衡量，如果报告宣传的目的是鼓动人心，大家听了却无动于衷，那这个宣传就等于没做。要达到宣传目的尤其需要对被宣传者的心思、需求有贴切体认，还要对宣传内容有自己的消化，不是照本宣科，而是针对群众心理有针对性、有发挥、有感染力地讲，才能打动人心。徐光耀自己宣传总路线时就力求讲得生动、动人：

11点多，由我报告总路线。先讲了国家工业化，又讲了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间，我插上了不少例子，人们聚精会神，颇为爱听，连一些老太太也手扶门框，目不转睛看着听着。可见人们是愿意说道社会主义发展和社会前途的。

近下午一点，我把总路线和农民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报告完。在我宣布我的报告结束时，人们不由得伸出巴掌，大声喊着鼓掌起来。散会后，还有的老头说，回去咱们多想想，戗邦戗邦苏联的集体农庄，看咱们也怎么走。……

徐光耀之所以讲得好，有激情，前提是他高度认同总路线所指示的价值、立场，对总路线能打破农村停滞局面有强烈期待。他非常积极地阅读《人民日报》《河北日报》《河北建设》《学习》等报刊上的文章，加深自己的认识。再加上他作为写作者对群众心理的熟悉、体贴，自然使得他的报告、宣传独树一帜。相形之下，许多地方干部“不敢讲或弄不通总路线”，不单受文化水平限制，更要害的是，在他们的实践逻辑中，其工作、生活不是和一个远景直接挂起钩来的，或者说不是充分的价值引导式的。根据地时期的群众教育中曾反复宣传“把眼光放远一点”，就是意图打破农民身上只从眼前考虑的惯习、限制，逐渐培养一种价值引导、理念引导的行为方式——不是把工作看成“差事”，当差式地工作，而须先掌握、明白工作的“意义”，随之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性地完成；对工作“意义”的理解越深刻，认同感越强，主动工作、创造性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什么共产党的工作方式中特别强调开会、宣传、报告、动员、教育，就是力图在进入具体工作之前先打通思想。尤其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干部“独立工作”、克服困难的要求很高，因此政策指导中除了任务、指标之外首先要包含说服教育的内容。而建国后，日趋规范化的“建政”过程无形中将干部逐渐纳入一套行政、治理体系，自上而下“贯彻”的方式不断强化，工作任务日趋零散、繁重，而让干部深入了解工作“意义”，加强认识的动力却在淡化：“这里的领导是根本不考虑下面干部的学习问题的，连一些最必要的文件，都没有工夫去看，更哪里谈研究。”

恰恰由于之前状态懈怠，雄县开展合作化很晚，是受到地委的点名批评后才真正动起来。而且，刚开始布置合作化，另一项触及农村根本的工作——“统购统销”——就压了下来。如果我们假设存在两种不能截然分立但又有区别意义的工作形态——一种是“价值导向”的，另一种是“任务导向”的。那合作化更倾向于“价值导向”，因为其出发点是对理想的生产形态、社会形态、思想形态的设想，由一套“美好蓝图”所引导。而统购统销更偏“任务导向”，它的实施是要应对突然出现的粮食危机，力求短时间内从农民手中征集到足够的余粮。前者偏“软性”，代表着“先进”、“光荣”，而且从试办、重点入手逐级展开，开始只涉及少数人；后者则“硬性”得多，是与民争粮，并且涉及大多数人（只有缺粮户相对不受影响）。因此，前者按理得大力发扬“价值导向”的工作方式，后者则不免采取强制手段。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两者并非那么截然对立。首先，为了给“统购统销”赋予正当性和意义感，将其纳入了总路线宣传，视之为打击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一种手段。这造成总路线宣传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对立、对决的色彩加重。其次，征购余粮给中农、富农带来的冲击、关闭粮食市场、打击私人粮食交易、限制商业等都冲击着“单干户”，从而迫使单干户加入合作社寻求庇护，客观上以一种“自愿被迫”的方式推动了合作化。老百姓面对这两种实质不同，但又被捏合在一起的工作很难看穿，态度也是摇摆不定，时而恐慌不安，时而积极配合。各级干部的态度也很复杂。总路线宣传本身是一次思想教育、路线教育，大家明白办好合作化是未来的工作重心，要学会重走群众路线，办好社，可“统购统销”又如泰山压顶，靠耐心细致的群众教育、群众工作势必缓不济急，“强迫命令”几乎难以避免。因此，统购统销固然在客观上帮助了合作化，但其助力的方式却是助长了与理想合作化方式相反的工作方法，使得总路线宣传中希望通过合作化改变农村工作方式的目标大打折扣。同时，地方干部全力投入统购统销，使得同时的办社工作陷入孤军奋战状态。徐光耀之所以在办社中体会不到干部的支援，常感孤立无助，与此不无关系。

对徐光耀自己而言，统购统销工作前前后后常有许多“出人意料”之处，他自己的态度、立场亦随之转移、起伏。初闻统购统销的传达，他是完全站在党和国家立场予以认同：“由此，奸商将再次被打击，人民由此更向社会主义的大道迈进一步。同时，国家的困难也就可以解决了。”即便看到了农民的慌张、不安，甚至消极抵抗，他仍然一厢情愿地从正面去理解其行为、心理的“意义”：

早饭又去高家饭铺，粮食的猛涨，给这小铺以不少恐慌和牢骚。他们连火烧也不打了，冷着灶淡漠地迎接和应付顾客。他们说只有国家才能想出来办法。农民，在困难的时候，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已晓得依赖国家了，在这种时候，他们把“国家”这个字眼看得很亲切！这便是党的威信大大提高，已真正成了人民群众的依靠的表现。

待到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开始自报征购数时，他的“天真”马上碰了壁：

陈乡长几个人叽咕了一阵，算出个程岗乡能购粮10万斤的帐来，就经我一催一问，他便当众公布了。张德全（刚被分配为程岗乡组长）立即催人吃饭，把这事压下。随后便留下乡干主要人和区干，说了说抛出“10万”之数，会影响工作，以后再不容易突突开这个圈了。张德全用了100万来压了他们一下——这个小小事件，似乎被认为很严重，又似乎与我的诱导有关。晚上区委们汇集情况时，众人皆有大惊小怪之感，这也是不必要的了！

然而，也证明我对农村工作缺乏经验，缺乏具体办法，尚不能得手应心，左右逢源。这原也是着急不得的。

徐光耀显然缺乏操纵完成这一类征收任务的经验。正因为征收数额大、任务重，要完成任务上来就得“加码”，先用大数压下去，再讨价还价。下级自报时会尽量压低数额，以留出空间。要是像徐光耀这样一开始就接受了自报数额，公布出来，后面再加码就难了。所以地方干部赶紧叫停、纠正。而徐光耀自己却认为干部们把这个失误看得很严重未免小题大做。他恐怕认为这套“潜规则”式的“工作方法”只是小计，殊不知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工作技巧正是基层工作经验中非常核心的部分。

进入到重点试算阶段，他越来越体察到统购工作给基层带来的压力和紧张气氛：

中午，县委传下命令，让重点试算。下午，程岗乡进行试算，先抓住了许宪福算，他懵里懵懂的不知底细，经一算，该卖出1400斤粮来，傻了眼！半天灰溜溜，嘬着牙花望天，眼都发直了。

在试算中，整个情绪极为紧张，真有些战斗的气氛，这便是斗争了。这斗争包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及个人与党之间。很明显，非党员的反抗是最激烈的。田玉修在讨论总路线时，一言不发，张福田也是如此。但一经试算，态度立即明朗化，积极热烈地为余粮户辩护，尽力为多留一些粮食斗争。他虽然极力装着镇定，态度仍然愈来愈激动起来。

这种斗争是深刻的，这里面大有生活。

晚上，进一步实行了试算，各村分小组自算。这又证明党的基础好坏对于工作的顺利与否大有关系。赵岗算出13万多斤，段岗则算出12.7万多斤，而祁岗只算出5万稍多一点。许宪福大约是算怕了，只算出两万多斤。可见党的基础是何等重要！

全程岗乡现在算来，已是63.5万余斤，把人们已经吓坏了。

区的干部也很害怕，全坐着无底轿，不知此数空间是大是小。大家已出现偏高往下压的情绪。可是，县里却还在攥拳头，不表明态度，让大家扎着猛子瞎摸。

我很为“傻牛”所感动，我总想应该写点儿什么。可是，竟一点儿写作的冲动也没有，这真是危险得很的现象！

在这个试算场面的记录中，徐光耀更像个观察者、评论者，而没有那么强的参与冲动。对下级干部的叫苦、辩护，上级的心中无底、不动声色，他都很难轻易认同。他觉得这场“斗争”很有意义、很深刻，是因为看到争辩中真实的触动、情绪迸发出来。但这个斗争的“意义”却并不是那么直观地对应着他概括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及个人与党之间”。他能感觉到这其间有一种真实的斗争，却不能既实在又认识地把握到这个斗争。当他说“这里面大有生活”时，指向的正是这种不能言明的感觉。

程岗乡最后试算的结果是63.5万斤，大大超出乡干部预期，把乡长“压得灰溜溜、呆痴痴的”，但县里还不断加码：

（11月18日）黄昏，县里分配下收购粮食的数字，全区560多万斤，区又给各乡分配了一下：程岗乡和八洋庄乡各71万斤，板家窝75万斤，其余60、50、40不等。这数字分配十分草率，实是大有问题——现在区县领导对这样严重的问题，竟取这样轻举妄动的态度，真使人不寒而栗。

（11月20日）晚上，县里秘密分配数字表发下来，程岗摊了74万。张德全拿着表来问人家计算的数字，程岗乡共1118户，余粮户占了百分之七十多，774户。这真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没有估计这一带人们的吃粮水平，大约也是原因之一。

尽管明知道这些征购数字不合理，尽管对上级做法颇有抱怨，徐光耀还是站在工作立场上尽力贯彻、落实：

（11月19日）上午，去程岗乡小组看人们的情绪，一屋子纷纷算账“挤油”，情绪都不坏。只有祁岗田玉修霜打了一样，蔫头耷脑，没有一点儿精神气。据侧面了解，他有意无意对村里打掩护。我便提议在会上给他算算帐，看有多少余粮。

我的企图失败了。田玉修尽力缩小自己的实际产量，甚至有的隐藏不报，公粮除得太多，经济作物未出公粮，麦子的收成又没有计算在内。区乡干部们头脑麻痹，不对他进行必要但是明显应该的斗争。结果，算了半天，他还缺粮。李文峰还在那里大喊大叫地“给他减”，幸灾乐祸似的对人大笑。像这样根本没有立场、没有头脑的人，怎不把人气煞。

……

下午，到大魏庄、程岗、七米都转着看了看。前者，张允申还在帮着算，往外挤；中者已无事可做，学习干部的十项注意，党员的八条纪律；后者，已经把思想搞通，人们心情愉快，信心十足。干部也言欢色喜，不禁在手舞足蹈了。然而，不知是何缘故，我总是感到任务太重，情绪上压抑得很。有件什么东西塞在心口上一样。

对比之前的“斗争”或许能看出，基层干部的“争”或“放”，“松”或“紧”都不太基于原则立场，他们有自己实用、实在的标准，有自己的认真和不当回事儿。而徐光耀这样的下乡干部则总是以原则立场、原则要求定位自己的工作和评价别人的工作。他其实对上级布置的征粮数有意见，但在执行中却认为必须对隐瞒不报的干部展开斗争；看到别的干部对购粮不上心，自己又忧心忡忡。的确，相对于那些围着具体工作转的干部，徐光耀显得更“忠诚”。这个“忠诚”既体现为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深信不疑，更体现为对党的工作方向、工作原则的信任。所以，他不仅对应该做什么，而且对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想都随时用原则标准加以衡量。这甚至使他对现实的理解、态度很多时候是被认识意愿所主导的。像统购统销已经引起明显、普遍的不满时，他反而觉得是一种值得期待的考验，会“产生很多可描写的美妙题材”：

（11月26日）晚饭后，接到小魏一封信，他们正学习总路线，关于粮食的统一供应，已开始在城市实行。他说遇到了很大阻碍，老百姓有吓得下不了炕的。他预言农村中阻碍将更大，他为我能参加这样复杂艰巨的工作，表示高兴，说这将给我很多收获的！

可也是啊！我也应有意识地主动地迎接这一统购粮食的工作。这确乎在农村中是一场激战吧！中间将表现各方面的矛盾和斗争，产生很多可描写的美妙题材。我思想上对此毫无准备，无认识，是大不应该的！我是太迟钝了！

甚至对征粮引发的恐慌感到不可理喻：

（12月27日）对购粮工作的惊慌万状，确实可笑至极！这也是农村工作中的方法问题，这样一件事，竟弄得这么大出妖魔似的人心不安。

直到征粮全面展开后，“干部厌战，群众顶牛”，工作方式越来越恶化时，他才感到了忧虑：

（1月20日）粮食工作的担子是沉重极了，而手段眼看是达到将违反政策边沿上了。有所谓“过三关”“锄奸科”等法，这村中虽未实行，确实看到近乎“熬鹰”的政策，据说就是连明彻夜地开会了。真是怎么好啊？

由于转入重点办社，徐光耀没有参加后面的统购统销工作，但统购统销的全面铺开很快影响到办社。像合作社非常倚靠的副业油坊就一度因抑制商业有停工之庾。（徐光耀父亲对建社态度从开始积极到后来消极亦受此影响。）干部精力被大量牵扯，几乎无暇顾及合作化了：

（1月22日）又传达了一下县委近来急于收起摊子来的指示。各种工作扎了堆，干部、力量全分派不开了，不要说“突”，连摊子也收不起来了。

干部们全疲惫不堪，拉了抢杆子。

（未完待续，本文分四期连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