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靖宇谈丁玲在汤原农场

采访人：王增如  李向东

时间：2021年6月26日上午

地点：秦皇岛市森林逸城小区

（张靖宇，1934年生于四川省富顺县，1950年参军，在15军随营学校参谋训练队毕业后，分配到军司令部作战处任测绘员、参谋。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及元山地区海岸防御。1958年4月转业开发北大荒，先后在汤原农场和普阳农场任干事、指导员、宣传部长、副场长、副书记、书记、场长。）

我是1958年4月，随人民解放军第15军转业官兵来到汤原农场，15军一共来了1270多人，全是军官。那时15军驻地在湖北孝感，我们转业两年后，15军改为空降兵第15军，列入空军编制。

转业前，我在军部任作战处参谋。那时15军机关的编制是五大部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和炮兵司令部。军部来了15个人，五大部门的都有。我们1958年4月中旬从孝感坐火车出发，本来是要去密山。火车中途在哈尔滨停了几个小时，可以下车到城里转转。我去了秋林公司，看到老毛子、大列巴，觉得很新奇。上了火车，通知我们改去佳木斯。听说当时李范五省长想把这批转业干部安置在黑龙江省，因为地方上也缺人缺干部，但军委没同意。

我们大约4月21日到达佳木斯，住在农机校，待了一个星期。当时正是合江农垦局成立，预备7师师长黄家景任局长，农垦部副部长张林池兼任书记。在佳木斯期间，汤原农场的杜正坤书记给我们作了一次报告，介绍农场的情况。他说我们到农场以后实行评工记分，多劳多得。我们听了以后议论纷纷，反响很大。在部队时说好是按军衔级别套改地方行政级，如果跟农村一样评工记分，那些级别高年纪大的老干部，能干得过年轻小伙子吗？4月27日王震部长接见我们的时候，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你们肯定套地方级，按级别拿工资，我套到什么时候，你们就套到什么时候。他还说，15军在朝鲜战场参加了上甘岭战役，打出了国威军威，汤原己经建起营房，条件比密山那边好一些，所以让你们去汤原，原先在汤原的部队去开发萝北，希望你们再打一场开发北大荒的“上甘岭战役”！

汤原农场最早叫铁道兵8509农场。1956年驻扎在那里的铁道兵9师，南下去修鹰厦铁路，师里决定将留守人员80多人组建为8509（9师代号）农场，一边管理营房一边开荒种地，任命42团副团长贺长春为场长。

1957年，西北军区工兵2团、公安团的复员转业官兵300多人，来到8509农场。带队的尹保仁，在江西苏区参加红军，名字是王震给起的，参加了长征，到延安以后是359旅718团的参谋长，在南泥湾大生产中是劳动模范，毛主席还给他敬了一杯酒。全国解放后尹保仁出任西北军区工兵主任，率领工兵2团等部队修筑青藏公路、拉萨机场，开发大西北。1957年王震筹划开发北大荒，将尹保仁调来任汤原农场场长。行前，彭德怀接见他，勉励他把南泥湾精神带到北大荒。尹保仁率领300多复转军人，带着坎土镘来到汤原，将8509农场扩建为汤原农场，职工增加到400多人，原8509农场的贺场长改任副场长。尹保仁还带来两个老红军，一个叫周胜武，一个叫刘志武，都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农场畜牧队任队长、副队长。

1958年4月，15军来汤原农场1270多人，农场职工增加到1700多。不久，尹保仁同老红军调回湖南，场长是郭福群。再往后，是从萝北农场调来的薛枫场长，他转业前是预备7师宣传科长。薛枫之后，大约1963年，王文接任场长，他转业前是15军45师炮兵司令部参谋长。农场党委书记，我们来的时候是杜正坤，后来他调去佳木斯农机校当书记。接班的程远哲，原先是山东省的县委书记，调到友谊农场四分场当书记，又调来汤原农场任党委书记。程书记去宝泉岭农场任书记之后，宫振阁任汤原农场党委书记，他是预备4师的。那时农场干部的级别都很高。

我们4月29日到汤原农场，从军部来的15个人，包括郭硕基（15军队列处参谋），都编为7队7班，班长是王惠侗，他是15军炮兵司令部参谋。除带有家属的三人外，12个单身小伙子住在一起。

5月1日开始清荒，翻地。当时实行“五边方针”，即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翻地有拖拉机，有牛马犁杖，但是不配套，缺少耙地播种的机器。头一年种大豆，播种前一天，领导通知每人砍根柞木杆。播种时，背上豆种，用柞木杆往地上扎个眼，把豆种撒进去，再踩一脚。我们把木杆叫做“棍播机”。我们7班虽然都是军部下来的机关干部，体力差一些，但是拼命努力，夺得了劳动竞赛优胜红旗，成为第一个红旗班。

春播结束，1958年7月，农场抽调10个人去东北农学院合江分院学习，其中有我一个。王震非常重视农业技术教育，要求各农场都成立农业大学，后来合并为垦区的几所农技校了。我在佳木斯学习了8个月农业技术，之后留校学习农业微生物。合江农垦局科研所组建后，调我去搞微生物研究。科研所设在兴隆镇，就是现在的红兴隆，所长是任兆奎。1961年我调合江农垦局科委当干事，副局长田活农兼科委主任。1962年科委撤销，要调我去友谊农场，我要求回汤原农场，就到了农场工会。

那时，陈明己经摘掉右派帽子，分配到场部工会工作，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几年。

我1958年去农校学习之前，丁玲和陈明就到了汤原农场。农场职工都是转业官兵，还有少量分配来的大中专学生，如技术员王金宝，所以整体素质不错。我们都知道丁玲是大右派，听说她来了，很吃惊很好奇，以为是青面獠牙，都想看看长的什么样子，就像丁玲在《风雪人间》里写的，都挤着去食堂看他们。等我1962年从佳木斯回来，丁玲和陈明的群众关系已经很好了，没有人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畜牧队队长张正延说他们像延安来的老革命。农场党委秘书宁文成也是1958年来的转业军官，按照王震部长的授意，农场党委连续三年打报告，要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报告都是他经手起草的，三次上报都没有回声。农业科长王学文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

何富有也是15军转业的，跟他们关系最好。丁玲陈明刚来时，他是陈明的排长，都在2队劳动。他到陈明家里一看，什么家具也没有，一间屋子空空的，他想文化人少不了要看点东西写点东西吧，就找桌子凳子给他们搬过去。他跟他们没有界限。

我到农场工会时，正赶上困难时期，党委支持工会大力开展文艺活动和宣传鼓动，激励职工抗灾增产的积极性。这项工作分给陈明主管。他很热心，排练《三世仇》的时候，他和老丁是导演。他家到排练场有一两里地，每天晚上总是早早就去了，深夜顶着星星搀扶着老丁回家。演员大都是打字员、电话员、理发员、放映员、饲养员等，有的从来没看过歌剧，最大的问题是怕见观众，老丁送给他们八个字：“心中无我，目中无人”。后来《三世仇》演得很成功，连汤原县开党代会、三级干部大会，都要请去演出。

工会还组织了宣传队，也叫乌兰牧骑、文艺轻骑兵，发扬兵演兵的传统，深入田间、炕头为群众演出。这种方式很受欢迎，但遇到一个困难，需要现编现演，现编就是编脚本，都不会呀！老丁说，好办，我来办个学习班，找几个秀才来学习创作。这就找了十来个人，有郭硕基、王金宝、李亚铎、罗平伟、楼芹、周正樵等，把我也算上了，基本上都是机关干部、文化教员和技术人员，有的过去爱好文艺，有点基础。李亚铎是上甘岭战役中坚守在坑道里的文化教员，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头部还负了伤，志愿军政治部编辑出版的《志愿军一日》就有他的文章。楼芹在15军政治部参加过编写《志愿军英雄传》，志政编辑出版的这本书中有他的作品。每天晚上下班后，在机关办公室，老丁准时来给我们讲课。我们很有兴趣，称它是“五无”学习班：没有牌子，没有校舍，没有机构，没有教材，没有经费，只有一位教员。后来“文化大革命”时，这些人都成了“丁玲地下俱乐部”的成员。

李亚铎写了个剧本《洪宣娇》，拿给老丁看。老丁看完了说，这是个历史题材，必须要有很好的历史功底和参考资料，你是志愿军，又来开发北大荒，有这么丰富的生活经历，这是你们最大的写作优势，建议他还是写现实题材。后来李亚铎写了个《扛大梁》，麦收如救火，8队麦收时机车出了故障，在队里支援麦收的修理厂转业兵老工人张立功，不顾劳累，步行几十里，连夜扛上大梁回厂修理。老丁老陈都说这个戏好，立即排出来，下连队演出，反映很强烈。罗平伟写了《一张无名的奖状》，发表在省里的文艺期刊上，后来收入黑龙江省优秀短篇小说集里。

老丁那时就很爱说话了，她跟陈明两个，都是她说话多，陈明做补充。我们在一起说话相处很随便，没有顾忌。有次去他们家聊天，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说，你们不要走了，给你们做个咖喱鸡吃。那是我们头一次吃咖喱鸡，过去没听过什么是咖喱。他们也到郭硕基家里吃过饭，老郭健谈，喜爱文艺，跟他们共同语言更多些。

“文革”时把老丁从宝泉岭拉回汤原农场陪斗，主要是斗争王文。宫振阁书记那时患肝硬化，住在医院，王文场长代理书记。宫书记挺身而出，去给造反派讲党的干部政策，为王文场长和被批斗的干部辩护，结果也被关进“牛棚”，与王文、丁玲他们一起挨批斗。

（王增如，系《作家文稿》报原副社长、编审，中国丁玲研究会名誉副会长；李向东，系中国丁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轻工报》原总编辑，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