嗲嗲识木

□戴志刚

一

金色的阳光，像几匹华丽的窗帘，从重叠而柔软的云层接缝处抖落下来，碰到几棵高耸的松树和香樟后，被枝叶裁剪成一缕缕一条条，在林子里洒了一地。于是，雨后的山湾，顿时梦幻而通透起来。一个老人扛着一把尖嘴锄，走在前面斑驳的光影里，我提着一把篾刀，在一根根调皮的光柱中紧紧跟随。锄口和刀口，都泛着铮亮的青光。

在小路的一个拐弯处，老人突然停下了脚步，转向了路边的一棵小树。那是一棵黄檀树，约莫一个成人的握口般粗细，长得笔直而精神，而树干离地上约半尺处，有一个隆起的天然树疖。老人握了握树干，再低头看了一眼树疖——嗯！真是一根好锹把！于是挥起尖嘴锄，对准树的根部挖去。非常奇怪的是，平时这般粗细的树木，老人准会一锄宰断，毫不拖泥带水，今儿个却连挥三锄，也没伤着小树皮毛半分——嗲嗲老哒，你来砍！我依言挥起篾刀，使劲儿一刀下去，黄檀木绵韧的材性却一下子将我手中的刀弹了回来，刀背嘭的一声就磕在了我的额头上，哎呀一声，我丢了刀，迅速捂住了冒血的额头……

我猛然惊醒了过来，原来是一个梦，可前脑勺却实实在在钻心的痛。开了灯，摸着额头，鼓鼓的一个大包，显然是梦中不由自主的大幅度动作，碰到了床头柜所致。忍着痛揉了好一会，神志和疼痛感才一并缓了过来。

三十二年了，我居然第一次梦见这个我叫“嗲嗲”的老人。这个梦毫无征兆，而且是以这种真真切切痛彻体肤的方式，这不仅非常奇怪，也实在猝不及防。我捧着有些发昏的脑袋，使劲地想。嗲嗲去世三十二年了，说老实话，如若不是每年清明和过年都要按传统风俗去山上祭奠先人的话，我都真的差不多忘记了他。难道另一个世界的老人家，是要用这种让我疼痛的方式，来提醒或者是惩罚我对他事实上的将要遗忘吗？

不，绝不是，他是个善良的人，也是一个曾经最喜欢我的人，他一定不会让我伤痛的。但一切不会无缘无故，也不会无迹可寻，哪怕这只是个梦。我开动了脑袋里所有的小马达，每一个脑细胞都飞速地运转着。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用力用心地想过一个问题。我近段说过的话，经过的地方，见过的物件，接触过与之有关的人，一一筛查过细，脑电波变成了一部雷达。当我把搜索的时间范围扩大到两个月以上后，终于一件事，让我找到了这个梦的来处。

那是两个多月前的大年三十，按湘西北地区的风俗，得到逝去先人的坟前送灯亮，点香烛表达追思。嗲嗲的坟开始并不在这个叫毛堰湾的地方，而是在老家麻雀湾。十年前一个政府项目征地至麻雀湾，于是不只活人的老家被拆迁，死人的坟墓也一并移迁。那天上香烛的时候，有一棵很小还无法辨识出品种的树苗，刚好长在祭台前，影响了点香烛，我想都没想，顺手就一把拔掉了。树苗太小，根系自然也浅，拔的过程很是随意，根本没有费力，因而也就没当回事。现在想来，从当时树苗拔出来后黄澄澄的根系判断，那应该是一棵幼小的黄檀树苗。嗲嗲生前对木质绵密的黄檀木似乎一直情有独钟，他一些使起来称手的工具把柄，比如锄头、板锹、镰刀，还有一根龙头拐杖，都是黄檀木做的。那些工具在他经年的使用下，都有着岁月的包浆，光滑得好像桐油刷过一样。

就这样，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梦，拨开了一道时光尘封的木栓，我分明是听到了记忆深处一扇沉重的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那个我生命初端最重要的人，在时间与情感的追光里，一点点显现，一步步还原，一层层丰满，从一个模糊轮廓到一张清晰的面孔，直至让我泪流满面。

二

湘西北地区，过去普遍是把爷爷叫作嗲嗲的，这倒和长沙地区泛称年长的男性为嗲嗲还是有一定区别。而我的嗲嗲，却又不是我血缘关系上的亲爷爷，而是父亲的继父。父亲九岁那年，过继给了他无儿无女的舅舅，随之改名换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俱承了继父的姓氏，撑下了门户，遂了当年嗲嗲过继他的初衷。

嗲嗲除了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书面姓名外，还有一个叫“木生”的小名，或者是乳名可能更恰当。而我知道他这个小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彼时老人家已去世多年。他的生前，我从来没有听别人叫他过这个名字，这可能是我与他在这个世界会合交集时，他已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长者。一个人的年岁、阅历以及身份，是可以在别人对他的称呼上找到依据和痕迹的。“木生”之名来由，应该好理解，要不就是他的母亲是在一棵大树下生的他，或者生他后，为了取一个认为好养的名字。木头生的孩子嘛，有风雨就长。那个年代，人们会把很多东西寄于天意。当我知道嗲嗲还有“木生”这样一个名字时，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突兀或者惊讶，甚至觉得他就应该叫这个名字，因为就是这个名字，让我一下子就找到了他为什么，一辈子都那么喜欢和树木打交道的密码。

而在我看来，嗲嗲喜欢树木的方式很是特别。一般人对植物的喜欢，体现在栽种、培管、守护和研究方面，而他对树木的喜欢，体现在它们的功能性上。也就是说，嗲嗲喜欢一棵树，是看这棵树是否具有实用性，能否成为一件他认为合格的生活工具，通俗地说，就是能不能用得上。比如他看到一棵树干弯曲角度很大的苦楝树，会说——嗯！不错，再长两年就能制得一架好木犁；看到一棵长得笔直的茶树，会用手把攥一下说——嗯！可以，是做一根好锄头把的料；看到一棵高大的杉树，他会拍拍树干后说——嗯！要得，做堂屋的檩子刚好；若见得一棵水桶粗的椿树，他会围着转两圈，然后自言自语——嗯！打一对衣柜足料。再不济的树，就会说——嗯，在池塘搭码头应该可以，或者说当柴烧烟子不大。他这种喜欢树木的方式确实与众不同，以至于我小时候跟他跑多了，后来每看到一棵有眼缘的树，也总会从实用性出发来表达自己的欢喜——嗯！这个适合做什么，那个可以做什么。前些年去川西自驾旅游，在大渡河边看到一处千年的冷杉林，树干粗圆端直，树梢高耸入云，喜欢喝茶的我，心里想的居然不是这种植物品种的珍贵、习性的坚强，以及气质的儒雅，而是在想——嗯！这要是能拉得一根回去，也能做得几个上好的茶台吧！

中国自古隔代亲，嗲嗲对我自然也不例外，况且父亲是他继子的原因，更是对我这个随了他姓氏的长孙欢喜得紧。在过去的农村，长孙在爷爷奶奶面前，一般是自带天然受宠优势的。父亲说嗲嗲其实是一个不苟言笑非常严厉的人，他小时候挨过不少的揍，而我那时觉得父亲是在说嗲嗲的坏话，在挑拨我们爷孙关系——他可能是忍受不了老人家对我的溺爱，因为我来到这个世间见到嗲嗲的第一眼，他就一直是一副笑眯眯圣诞老人的样子，从未见他发过脾气，脸上每一道刀刻般的皱纹里都藏着和蔼，而每一根花白的胡须上都结着可亲，甚至有一次我把他一个装满茶油的油坛打破，他哪怕脸上都生气到抽筋扭曲了，也只是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弯成钉锤状，在空中对着我的脑袋比划了两下。母亲回来折了竹枝要揍我，他还一把将我护到他怀里金刚护体，免却了我皮肉上的一顿暴风骤雨。

童年时代的我，也没感到嗲嗲有多好多重要，就像一棵小树苗依附在一棵大树下顺理成章。多年后，当我再忆起他那张沧桑感十足的面庞，再忆起跟在他屁股后面满山跑的情形，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其实就是一株长在自己心里的树，根须盘满了所有的血管和细胞，当某天一旦失去，就是一株树被连根拔掉的过程，不管时过多久，那种根须扯动的生疼感，仍然刻骨铭心，哪怕一点轻微的触碰，就会痛彻心髓，无语泪流。

三

在动荡不安的乱世，普通的人就是一叶飘萍，只能被裹挟着随波逐流，进与退，哭与笑，生与死，全由不得自己。嗲嗲是个苦命人，出生在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清朝宣统末年，三岁丧母，七岁逝父，曾有一姐，不知所终。不过，正应了他那个“木生”的乳名寓意，他还真如一棵不知名的树秧秧，一个人孤零零的在战火、瘟疫、自然灾害中长大、成家、立业，到最后寿近杖朝，含笑而去，也算圆满。

嗲嗲没有跨过学堂的门槛，解放前上无片瓦之家，下无立锥之地，栖身于一个破败的城隍庙遮风挡雨，历经三朝，颠沛流离，吃过最苦的苦，受过最痛的痛。小时候先给大户人家当放牛娃，后做长工，饥饿和寒冷是他童年和少年时期全部的记忆。成年后，他先是跟着一个从湘西下来的“排古佬”放木排，在浪高滩险的澧水河上拿着命讨过几年生活。后又作过担盐的挑夫，用一根榆木扁担，从重庆地界接货，一路过恩施，走石门，翻越重重大山，面对豺狼虎豹，一直挑到洞庭湖畔的津市港上码头，也是九死一生。抗战后期，嗲嗲又做过两年轿夫，主要送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家属去重庆避难。那时国民党首都南京已沦陷，政府迁都重庆，很多大小官员及军官先期随迁，安稳下来后，再写信让家眷前往。一些受尽了惊吓的阔太太便拖家带口，携带细软金银，坐船沿长江逆流而上，经洞庭湖进入澧水，到津市港上岸，再由陆路去到重庆。他当轿夫走的路，实际上是和以前做盐挑夫时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货与人的出发地和抵达点刚好相反。从津市到重庆地界数百里，山高路远，流血流汗且不消说，还有些官员家眷平日耍惯了威风，根本不把轿夫当人看，嗲嗲的一顶木轿，也是抬尽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一生经历的苦难，笔墨无法尽述其详。

而嗲嗲的婚史，更是一把辛酸泪。解放前的他，孑然一身，借居寺庙，哪怕是最穷的人家，也不会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肉眼可见的穷光蛋。他一直到三十多岁，也没见动姻缘，怕是月老都忘记了人间还有他这个人吧。解放后，分得一间原来地主家的房子和几亩薄田，总算是有了家业。终于安稳了下来的嗲嗲，靠着乡邻公认的忠厚能干和也还靓爽的人才，月老也想起他来了。不久有人保媒，说二十里地外的火烧冲有个姑娘，因为眼神差了点，三十多了没嫁出去，女方不要彩礼，也不要办酒席。眼瞅就要上四十的嗲嗲想，眼神差点也不打紧，田里地里的活自己一把好手，只要有个人在家里收收捡捡，自己回去有口热饭就行，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是，不能让老戴家断了香火。保媒的带着满心欢喜的嗲嗲到了火烧冲看亲，他瞅对方姑娘端茶倒水待人接物也还灵泛，打着满口就应了这门婚事，反正他也没个人商量。半个月后，嗲嗲一顶花轿就接回了相中的新娘。新婚大喜，岁近中年的他喝了个八开，也没觉得新娘有啥异常。第二天，酒醒的他才知道，新娘这哪只是眼神差了点，那是差太多了，下床找个鞋子都摸了老半天，出门只能摸着板壁墙往前走——她的眼里只有一层模糊而微弱的光。他当即就明白，他抬回来的这个新娘是被调包了。这个新娘，便是我的婆婆（湘西北地区很多人是把奶奶称作婆婆的），我打小叫瞎子婆婆。

而更糟糕的是，婆婆不只是眼神的问题，智力也存在一定障碍，她自来到麻雀湾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有出过麻雀湾一步，甚至都没走开过那间房子十米的距离，娘家也从没有人来看过她，直到三十多年后她去世。自知被骗婚的嗲嗲，抱着黄连木敲门——苦到家了，但他没有悔婚，还是寄希望婆婆能给他生个一儿半女，老戴家不能在他这里走到了头。三五年过去，婆婆肚子终是没个动静，而眼睛又完全瞎掉。后来他才晓得，婆婆以前嫁过一户人家，但正是因为几年都没有生养，才被赶回了娘家，而且年龄上还比嗲嗲大了两岁，他当年去火烧冲看到的，是婆婆的妹妹。不过嗲嗲终究还是个善良的人，想到自己也是苦处出身，没有做出把婆婆赶回去的举动，虽然有时发脾气也责打过婆婆，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隐忍、包容、照顾这个同样的苦命人，直至后来婆婆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

几年后，嗲嗲也步婆婆后尘而去。他在去世前头脑还清醒的时候，一再交代我的父母，死后一定不要和婆婆合葬。也许，这是一个认了命而又不甘于命的男人，生命里最后的倔强吧。虽然他和婆婆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但婚姻中的嗲嗲，就是沙漠中一棵离群索居的胡杨树，千年孤独，万古苍凉，只有春天夕阳下拉长的树影，才读得懂他平静而波澜壮阔的内心。

四

一个人一生会有很多老师，但带你认知这个世界的第一位老师尤显重要。很显然，嗲嗲就是我认知这个世界的启蒙老师。他带着我认识了第一棵树，教我辨别了第一片树叶，也手把手帮助我种下了第一株树苗。

如果非要找一个记忆里第一次和嗲嗲交集的场景，似乎就是穿行在一片树林之中。那时的他，是麻雀湾生产队的队长，同时还兼着护林员。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历大炼钢的跃进洗礼后，大部分地区的生态都遭到严重破坏，麻雀湾的山上，除油茶树必要的经济林木外，别说找到一根像样的树，连灌木茅草都被砍掉了，至六十年代末期，又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人类总是会好了伤疤忘了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又出现过长达二十年的生态大破坏，然后又是漫长的治理和修复，直到今天，还在为当年的无知付出代价。我出生的时候，麻雀湾山上几年前新植的树开始成林成材了，于是就有人趁着月黑风高之夜，偷砍了几棵去。有时一大早上山放牛，看到昨夜刚被偷砍后留下的几个白惨惨树桩，心里也会觉得像被砍了几刀似的疼。模糊的记忆里，几岁的我，就常常跟在背着一把板锹的嗲嗲后面，走遍了麻雀湾的每一片山林。在那一片片山林深处，他不仅教我认识了常见的枞树、茶树、杨树、杉树、栗树、构叶树、樱桃树、雷公树、鸟不踏树等百十种树名，还教我认识了闷头花、亮亮果、冬果儿、鸡血藤、蛇梦儿、八月炸、鸡头苞、紫金钟花、打破碗碗花等五花八门的花草藤刺植物，当然还有野鸡、喜鹊、斑鸠、布谷鸟、猴面鹰、苦娃鸟、画眉、竹鸡等各种鸟儿。他教我使用一根细细的松针叶，在山上一些圆圆的小洞中钓一种叫“干虾子”的虫子；会教我折了一根中空的草茎，吸食茶花蕊中沁甜的蜂蜜；会教我用新长出来尚还是白色的棕树叶，简单折叠裁剪后做成可以飞的蜻蜓或者飞机；还会教我扯出春天里新抽穗的芭茅杆，撇破后编织成玩具马、枪以及梭镖。那会儿的我，就感觉嗲嗲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是一个承包了我幼年时期所有快乐的人，无论他去到哪去，我都要追着、缠着、粘着，像一只围着他转的小蜜蜂。后来我读高中，要不是一次意外去当了兵，上大学选择的专业大概率应该是农林牧方向。因为从一开始，老人家就给我丢下了朝这个方向走的种子，比如现在我的阅读和写作，也总会有意无意偏重于自然生态文学方面，这也是他在冥冥之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果吧。

江南农村，主人大都会在屋前周围种上各种树木，一团绿荫的包裹之中，远远的是看不到房子的。不过，每当清晨和傍晚，就会有袅袅的炊烟从一团团绿荫丛中飘起。炊烟升起的时候，山村里不仅飘散发着淡淡的木柴清香，还有锅巴饭的米香、辣椒炒蛋的呛味，而更多的，是一个历经苦难的民族，千百年来魂系梦绕的乡愁。勤劳的嗲嗲，当然也会围绕着他苦心操持的家，以在房子周围种树种花的形式，生长着他的梦想和希望。春天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去就近的几个圩场赶集，我当然只是为了解个嘴馋，集市上那些美食才是我跟着跑的动力，而嗲嗲自己每回都会背上一捆树苗回家。他在屋后种的是杉树。杉树成材周期短，树干笔直，修房子是可以当房梁檩条用的；房子左侧种了红椿。椿树木性细腻，纹理漂亮，是做桌椅板凳的好材料；而在房子右边呢，则种着香樟，香樟材质坚硬，自带天然驱虫香味，当然是打衣柜箱子的绝佳选择；房子前面，因为打眼，就种了一些水蜜桃、柑橘、柚子、柿子等果木树。而在一些空地，还种了一些桂花树，甚至还有两棵腊梅树——哪怕是现在，江南农村庭院植栽腊梅都比较少见。那个年代，一座农村的土砖屋，房前屋后一年四季都能有花有果，想想就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可见，不善言辞的嗲嗲，其实骨子是有着浪漫因子的，只是以前为生计使然而被忽略了。他种得最多的还是泡桐树。泡桐树长得极快，三五年便高达数丈，但木质比较疏松，适合做猪栏、牛栏、菜园篱笆这些易消耗处的材料，也适合做房子的椽木。泡桐树的种法简单到极致，就是将树枝直接插进松软一点的土里就行。每年春天，嗲嗲就会折一些泡桐树枝，让我抱着，他插一根，我就递一根。树形高大、树冠浓密的泡桐树，是喜鹊和斑鸠最喜欢筑巢的树种，我和弟弟经常爬上树去，看它们的巢里是否下了蛋，有一对斑鸠，甚至在孵蛋时也允许我们旁观，不慌不忙，大气得很。

嗲嗲种的这些树木，大多都在他有生之年按照他栽种时的预设希望发挥了作用，那时家里只要是木头制作的家具家私，都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家里建新房，四大间房子，所用的檩条椽木挂瓦条模板等，也俱为他多年来房前屋后一手种植的林木。唯一没有实现他预设希望的，就是种的几棵柏树。他本指望那几棵柏树长大后，为自己割一副好寿木的。民间认为柏木做的寿木最好，那也是一个普通人最后的愿望。但老人家没有等到那几棵生长缓慢的柏树成材，就离世而去。他其实也知道自己等不到那几棵柏树长大，只是为自己种下了一个美好的心愿而已。而那几根柏树，十多年后被邻村一个与他生前相识的百岁老人买去割了寿木，也实现了作为一棵树的价值最大化。十年前，麻雀湾被征迁。拆老房子时，我看着那堆发黑了的檩条，以及早已老旧的家具，就想起当年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屋前屋后到处种树的情景。而它们，也和二十多年前那个老人的去世一样，逃不了尘归尘土归土的命运。可以肯定的是，多年之后，我也将和嗲嗲以及这堆木头一样，最终成为滋养树木的养分。人与树，表面上看是两种完全在不同层面的生命体，实际上殊途同归，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一切都要交还给最公正的大自然。

五

嗲嗲曾有两次改命的机会。一次是县城和平解放时，有一支解放军部队的指挥部就设在城隍庙，他帮着队伍打过柴做过饭，修过马掌补过行李箱，做事条理清晰稳重可靠，深得一个东北口音的大首长欣赏。一个多月后，那支部队继续南下，首长三次要他随队一起南下，但他婉拒了。那个首长走的时候，还送了他一根石楠木烟斗。如果嗲嗲那时加入解放军，时间刚好卡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后来的人生轨迹就完全会不同。第二次是解放后不久，他以前做盐挑夫时，一个他曾很照顾的过命小兄弟派人来找他，让他去湖北一个地方做事。原来那个小兄弟后来参加了红军，几十年出生入死，也成了部队的一个大官，解放后主政一方，就找到了嗲嗲，以还当年过命之谊。这次嗲嗲仍然没有去，一则考虑自己年岁已近不惑，二则当时他刚刚分得房子和田地。可以想象，那时一个无家可归无田可种苦了半辈子的人，突然有了家业的感觉。农民嘛，手里有田有地才是硬道理。树挪死，人挪活，但嗲嗲一辈子挺直着腰杆行事做人，生命的根须早已深深扎在这块土壤里，他只愿做一棵原地挺立的树，不仰人鼻息，不随波逐流，在岁月的风雨里，把自己硬生生地站成了一棵宁折不弯的大树。其实很难评价嗲嗲面对两次改命机会的态度，不过从后来二十多年间惊涛骇浪的政治风云来看，他的选择也许才是最正确的，也是最睿智的。

嗲嗲对分了房子和田地后的农村生活显然是满意的，如若不是后来的婚姻添了些堵，他会更加如鱼得水。天性忠厚、从没有坏心思的他，赢得了麻雀湾几代人的信任，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早期，他一直当着麻雀湾的生产队长。而且在那个入党很不容易的时代，大字不识一个的他，还被乡亲们一致推荐，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在当时，可是无上的荣耀。他积极履行着一个中国农村最基层官员，和一个基层最朴实党员的职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身体力行地带着乡亲们插秧割谷、开荒种地、冬修水利、植树造林，在岁月的风雨中，把自己从一株壮硕光滑的白杨树，变成了一根皴皮弯腰的老松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在外地工作的父亲调回了县里，家里也因母亲精心操持，生活条件相较以前好了一些，日子算是过顺当了。步入暮年的嗲嗲，奔波劳累了一辈子，也还能得以享了几年清福。彼时的他，喜欢独自到离家一里远的一片板栗林子中转悠。那片一百多亩山地的板栗林，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县城一所中学为了师生勤工俭学有个地方，借了麻雀湾的一片山种下的。哪晓得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后来为了这片山的权属，很是费了些周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还没有卸任麻雀湾生产队长的嗲嗲据理力争下，终于还是把这块山收了回来。这片板栗林，经过近二十年的生长，早已郁郁葱葱，如一片绿色的海洋，每年板栗成熟的季节，就是麻雀湾人的欢乐节。

我十二岁时，考上了县城里的一所初中，因为路程较远，需要寄读，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那时每次周末从学校回来，我准能在穿过板栗树林中间的那条山路上遇到“没事随便转转”的嗲嗲。那条山路，是麻雀湾上县城的必经之道，站在路口，可以居高临下看到很远一段往县城方向的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不是每天都要去板栗林子转悠，他一般只是星期六掐准了我放学回来的时间点才去。难怪每次刮风下雨甚至落雪的时候，我都能在林子里的路上巧遇“随便转转”的嗲嗲——我能想象得到，他每次远远地看到我出现在那条回家路上的欣喜。他一定是喜欢看我每个星期散学后蹦蹦跳跳回来的样子，喜欢我每周一次把他从那片林子里搀扶回家的感觉。他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自知去日无多老人家，不过是借助了这片不会说话的树林，来掩饰享受天伦之乐的喜悦，来表达对苦尽甘来生活和社会的认可。他这一辈子，只有无声的树才懂他，树就是他最信任的代言人。

嗲嗲离世几年后，我去当了兵。部队第一次探亲回家，那片板栗林子却消失不见了，留下的是排排行行或锯或砍后的树桩，个个龇牙咧嘴，触目惊心，一截树桩上还连着一块一米来高的木屑，那是一棵巨大的树不甘死去时身体撕裂的一部分，如古代战死沙场的战士胸膛插着一刃利剑般悲壮，我分明看得见它渗出的无色血液。经了解，才知道原来是村里为了区区一万块钱，把这片林子卖给了一个烧炭的人。我愤怒地想，嗲嗲若是还在世，这片林子定然不会如此没有价值地遭此厄运。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悲哀。悲哀来自想起多年前，一个老人为了这片树林的回归上下奔波的操劳。悲哀在于想到一棵棵给麻雀湾人带来了无限快乐的树木，被剁头砍脚肢解后，还要塞进狭小的碳窑焚烧焦化的痛苦。悲哀在于我回家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借着一片树林的掩饰在路口迎接我。那个和这片树林感情最好的人走了，这片树林也就随之失去了灵魂，它们也就该走了。谁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连同这座板栗林生长过的山，还有我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宅，都在无可阻挡的城市扩容中，消失在了历史的进程之中。被迫搬迁他地的乡坊邻居们，也如一棵棵高矮不等粗细不一的树，拔离了原本最舒适的土壤，因水土不服，原本的枝繁叶茂，渐渐凋敝羸弱。几年里，一些老人纷纷离世，而年轻人远离故乡。甚至，那个叫麻雀湾的地名，也在后来合村并镇的行政区划改革中，如一棵被雷电击中起火燃烧的树，彻底的化为灰烬，最终风吹影散，没有了一点存在过的痕迹。

六

带走嗲嗲的病是肺癌，检查发现的时候，已是晚期。那一天，父亲把嗲嗲诊断的X光片子给我看，指着片子上一大块空无状的阴影，说那是无数肺泡失去了功能呈现出的影像。看着片子中间那块虚空，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生产队晒谷场边一棵高大的杨树，平时看上去叶青枝劲，可是有一天在一场风雨中拦腰折断，原来树干的中间已经被白蚂蚁完全噬空。嗲嗲的身体看上去一直是健康壮实的，七十多岁的时候还使得动犁耙，农忙季节一担百多斤的谷子仍然能挑一里地不换肩。他的肺部是什么时候出问题的，我不得而知，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就像一棵被白蚁盯上的大树，病菌吞噬他的第一个肺泡时，是感觉不到疼痛的，那是一个缓慢受刑的过程。他很坦然接受着这个结果，说自己一生从刀尖斧口走来，见过和经历了太多的生死，能活到这个岁数已经够赚的了。他坚持不住院治疗，说不花那个冤枉钱，他要死在自己最熟悉的麻雀湾。

医院回家后，嗲嗲根本就没把病当回事，生活方式和节奏一点都没有改变，辣椒照样吃，烧酒照样喝，大家劝他听医生的话，他说树活千年，最后不也还是要死的嘛！他每一天都会到麻雀湾的一户乡邻家中唠嗑几句，嘻嘻哈哈没事人一样，其实大家都知道，他这是在辞路。湘西北农村有辞路习俗，是指人在自知去日无多的时候，会到处走走，见见熟悉的人，该感恩的感恩，该解结的解结。他就是一棵被病菌噬空了的老树，看上去步履依然稳定，精神依然矍铄，但随时都有可能在生命的狂风中，轰然倒地。

一个多月后，我被父亲从学校接了回来——嗲嗲走了！那是深秋的一天，是家里屋前屋后果树丰收的时节。老人家没有卧一天床，走的那天早上还沽了二两烧酒，他真的是一棵空了芯的树，走得干脆自然，毫无半分留恋。那天家里在收割晚稻，为防止麻雀和鸡鸭偷吃晒在鹅场的毛谷，已不能下田干活的嗲嗲，就帮着母亲看鹅场，赶鸡鸭。母亲从田里挑着一担谷子回来，发现嗲嗲靠在鹅场旁边的那棵大樟树下打盹，喊了两声没回应，过去一摸，才知道已经安详离世。而那棵樟树，正是老人家当年亲手植下的十多棵同品种树中，长得最高最大的一棵，十多年来已枝虬冠浓。而就是这棵树，成了嗲嗲生命的最后一站。这个小名叫木生的男人，他的生命从一棵树开始，最后又在一棵树下结束，如果真要说有圆满人生的话，这个生与死都与一棵树相关的过程，应该就叫圆满了吧。

嗲嗲最后的归宿是一副杉木棺材，那是他在去世前十几年就为自己准备好了的。最后的封殓，当我看到那块沉重的棺材盖板一寸一寸地合封，最终把嗲嗲和我隔在了两个完全不同空间的时候，我才敢相信，我是永远失去了那个最喜欢我的人。出殡那天，按照本地丧葬风俗，我是长孙，得坐在棺材上压丧。我用这种方式陪着嗲嗲走过了最后一程。出殡的路不过几百米，我感觉却像经过了很多年，一路想着和棺木里的这个人，生命交集十几年的一帧帧一幕幕，心悸颤抖。就像清晨站在一棵树下，一串冰凉的露珠从树叶落下，滴进我的脖领口一样。

戴志刚，湖南临澧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解放军文艺》《湖南文学》《散文百家》等各级报刊发表作品二十余万字，出版散文集《风雨起心澜》《踏歌而行》《凉月微弄》三部，曾获第八届丁玲文学奖、湖南省纪念建党百年散文大赛一等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