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编刊策略看《北斗》及其主编丁玲

对左联期刊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黄  蓉  

作为一个亚政治文学团体，从事文学活动才是左联的立足之本，而创办刊物又构成左联文学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早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前，就出现了一些左翼文艺团体或左翼文化团体所创办的机关刊物，如太阳社的《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我们社的《我们》，后期创造社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朝花社的《朝花》，中国济难会的《白华》《光明》等[1]。左联自诞生起就非常重视文艺报刊的创办，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中便提出创办机关杂志的任务，大会通过的十七件提案中就有一件是关于创办自己的机关杂志的提案[2]（即创办机关刊物《世界文化》）。事实上，左联纲领和若干提议案中，由于环境恶劣及自身实力的限制，真正落到实处的也只有刊物的建设。“‘左联’的刊物很多，有机关刊物，有外围刊物，有‘左联’成员编辑的刊物，也有和‘左联’直接或间接发生关系的刊物，在‘左联’成立以来将近十年间，这样性质的刊物，前前后后，无虑几十种，但这些刊物大多数寿命不长，有的刚露头角即遭反动派扼杀，有的创刊不久即须更换名称以避耳目。‘左联’不能继续刊行一种长期的机关刊物，完全由于反动派残酷镇压”[3]。《北斗》出现前，左联先后创办了包括《萌芽月刊》《拓荒者》《巴尔底山》（英语“游击队”之音译）、《五一特刊》《世界文化》《前哨》（后改名为《文学导报》） 等机关刊物[4]，客观上已积淀了一些左联机关期刊所特有的文化气质。在我看来，丁玲所主编的《北斗》一方面继承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这种期刊文化传统，同时也体现了丁玲自己独特的编辑个性。

一、《北斗》创刊前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化传统

1.深受苏联文艺政策影响，强调机关刊物作为党的思想斗争阵地的政策 导向性与党性中心意识，强调刊物始终服庸于党及左联核心权力圈领导之下： 1905年11月列宁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0年，冯雪峰根据冈泽秀虎的日文翻译，署名“成文英”以《论新兴的文学》为题发表在1930年2月10日《拓荒者》1卷2期，冯雪峰将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党的文学的概念和原则，翻译成为“集团底文学”和“集团底文学底原理”，全文中没有出现一个“党”的字样，经过这种变动，突出了无产阶级、劳动阶级的意识，而淡化了党的观念，把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政党与文学”的关系问题置换成“个人与集团”的问题，个人的工作与无产阶级的任务问题。它指出：“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5]由此建构了党的机关刊物“齿轮”与“螺丝钉”的地位。

作为左联的机关刊物，它们必须刊载左联的纲领和各项决议，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提倡文艺大众化。1930年9月10日，冯乃超在左联机关刊物《世界文化月刊》第一期发表《左联成立的意义和任务》一文，批判了左联成立以来“各杂志编辑方针独善其身”“不大众化”，缺乏能够代表“左联”的斗争意识，一再强调为完成“左联”的革命的组织，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心机关杂志，而这个杂志的任务“不单是普及思想加强政治教育，吸收政治的提携者，也不单是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2.在左倾路线错误领导下，片面强调理论斗争而忽视文艺创作，把刊物的理论批斗当作左联参与现实政治斗争的武器，党同伐异色彩浓厚。

左联成立后不久，把工作“主要是放在飞行俯、散传单、贴标语等事情上面，……”，又忙于筹备“红五月”的众多纪念日，并且“不管具体情况，规定凡是盟员都必须参加”，[6]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主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应该为苏维埃政权作拼死活的斗争，……号召‘左联’全体联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批判了所谓“作品主义”，如《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编者致读者胡维时等人的回信中就明确将论文作为对敌斗争的战场：“《拓荒者》今后很想在每一期上发表一些关于新兴文艺运动的指导理论，以及对于整个运动和作品的倾向的批判，同时，我们也将努力于和敌人的斗争的工作上，尤其是把理论植立在观念论，机会主义，取消派的基础上的真正的内奸，我们对这一班人将毫不宽恕。”

3.早期左联机关刊物集新闻性、社会性与文学性于一身，大力介绍有关国外（尤其是苏俄）文化的种种信息，倡导工农通讯员运动，还提出组织机关刊物读者会，以此“勾通杂志与读者关系”，但宗旨是“希望各地的读者都能组织起来”，使之成为左联联系和发动群众的桥梁。因此左联刊物多设置了“通信”或“地方通信”栏目。

比如《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1930年5月1日出版）。内容就非常充实，有理论方面的译文，（如）有文艺评论、诗歌八首、有“反对美帝国主义最竭力的人”——德国某报驻上海的女记者（美国人）A·medley提供的 社会杂记《中国农村生活片断》，有创作小说（魏金枝的小说《焦大哥》、张天翼作小说《搬家后》）有苏联小说译作（鲁迅译法捷耶夫的小说《溃灭》、姚蓬子译《锻炼》）设“国外文化事业研究”专栏，冯雪峰翻译了《苏联文化建设的五年计划》《共产学院批评班本年度研究题目》《苏联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技术底任务》，着重考察了苏联的文化政策、动向与情势，此栏目还包括韩侍桁译《苏联女性解放的电影》，而最使编者“欢喜者，三篇有生气有特别意义的‘地方通信’底投稿。”“地方通信”栏目推出三篇文章其中以《我们底生活（上海一个女工的自述）》（阿毛作）最惹人注意，“社会杂观”栏目刊登11篇文章，鲁迅发表著名的杂文，批判梁实秋的人性论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以及后来在《北斗》露面的作者“开时”的杂文《我所看到的社会的一幕》。迅捷的文化资讯报道与热诚的社会调查研究、辛辣深刻的文化批评融于一体，同时又未偏废文学的表达方式，发挥了刊物联系读者、引导读者的诉求职能。

4.刊物缺乏个性，不够大众化。《新地月刊》第一期（《萌芽月刊》一卷六期）在《编辑后记》反省这一年来，“因为和别的杂志没有分工得好，所以选登稿件，没有确定的范围，这妨害了杂志底任务上的个性的形成……”。《拓荒者》曾自我检讨刊物“不够大众化”，各刊物面目大同小异，有读者投信《拓荒者》抱怨翻译文章过多，其结果是“不够大众化”，因此认为各刊物之间要有一定分工，区别开来。

另外，刊物定价过高，使左联刊物的消费对象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大众，这导致普罗文学与预设传播对象——工农劳苦大众的错位。“三十年代的开始，各种左翼文艺刊物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大家争出厚本子，《拓荒者》第一期特大号有四百多面，已经算很厚了，《大众文艺》二卷三期竟厚达八百多页”[7] 。《大众文艺》“一本二十五分，自然工人的工资都还不到二十五分”[8] 因此，其主编陶晶孙坦言《大众文艺》的对象“还不是不识字份子，也不是半识字份子，……《大众文艺》的对象还是个智识小资产阶级，说要扩大大众文艺的配布范围，那是很对，不过说叫立刻要把它改成工农的大众杂志，事实上还有许多困难……”[9]。民族主义倾向的《当代文艺》就曾嘲讽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的定价与实际消费群脱节：“在普罗文艺的刊物中，它底数量要算是最厚的一本，每一期都是特大号，定价至少在五角以上；这样的高价，绝非一般普罗读者所能购买的”[10]。

二、《北斗》之编刊策略及其对左联机关刊物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北斗》1931年9月10日创刊于上海，1932年7月20日出至第二卷 三、四卷合刊后被国民党查禁，由上海湖风书局发行，共出八期七本，第一卷合订本曾再版，由丁玲、沈起予、姚蓬子协助编辑。设置“插画”“小说”“戏剧”“诗”“小品”“世界名著选译”“批评与介绍”“文艺随笔”等栏目[11]，汇聚了约76位左翼或所谓“中间派”民主作家，共发表近200篇 文章。在《北斗》的作品中，既有热烈反映时代精神的革命之作、雄豪而沉稳；也有表现淡淡的感伤，甜蜜的吟唱和安谧而又幽默的篇什[12]，在青年读者中反响强烈。

关于《北斗》的编辑方式，丁玲说道：“《北斗》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左联执委会上谈谈编辑工作是有的，我记得清楚，茅盾、沈起予就到我家来谈过《北斗》的编辑工作。左联开会，大家也会谈谈《北斗》的编辑工作，无非就是要两篇论文，小说稿倒是无所谓的。有稿子排上来就是了。”[13]在这段话中，丁玲有意强调了《北斗》的组织意志和集体领导，而弱化了个人的主体能动性，事实并非如此。丁玲以其鲜明的个性以及对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赋予了《北斗》别样的性格。下面，笔者将结合《北斗》的编刊策略来谈谈主编丁玲的编辑个性以及《北斗》对左联期刊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1．“诱导”之术与对左翼文化对同人资源的合理利用： 创刊初期，根据张闻天、冯雪峰的指导意见，在编辑策略上“尽量地要把《北斗》办得像是个中立的刊物”[14]，“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15]，在这种办刊思路指导下，《北斗》一直比较主动“诱导”非“左翼”作家：“……于是我就去找沈从文，当时沈从文是‘新月派’的，我也找谢冰心、凌叔华、陈衡哲这样一些著名的女作家。这在当时谁也不会相信她们是左派。所以《北斗》开始几期，人家是摸不清的。撰稿人当中有的化名，外人一时也猜不着是谁。瞿秋白在这里发表不少文章就是用的化名”。“《北斗》非常注意团结非党的作家，尚没有入左联但很重要的作家的稿子也登”，[16]“在《北斗》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的不仅有‘左联’的作家，也有冰心、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等非‘左联’的作家，这对于当时的国民党官办文艺是个很大的震动。”[17]《北斗》创刊号可以用“名家荟萃”“大腕云集”二词形容，除了发表五四以来冰心、林徽因、陈衡哲、丁玲、白薇等众多成名女作家的最新力作，徐志摩、叶圣陶、郑振铎等非左翼作家的诗作、小品、论文，与鲁迅、茅盾、瞿秋白、阳翰笙、冯乃超等左联“大腕”级文艺理论家的分量很重的评论文章自然和谐的交织在一起，相映成趣，显示出《北斗》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并重的个性特点。尽管《北斗》与通常的做法不同，创刊号没有发刊词，但主编者的意图、倾向与心态还是通过创刊号排在卷首的第一个栏目“插图”——由鲁迅先生亲自为《北斗》创刊号选择的珂勒惠支夫人的木刻画《牺牲》以及《编后记》曲折地表现出来。这幅画既曲折委婉地抒发了对烈士的纪念，意味深长地暗示了《北斗》的“左”倾性质，又让敌人无法抓住把柄。“我们满腔悲愤，而且还有很多的话要说，可又没有痛痛快快去说的自由；闻天同志又再三叮嘱不要硬碰，不要赤膊上阵。作为一个‘灰一点’的刊物，创刊的时候说什么好呢？不如把许许多多的话寄托在这幅画里去吧，这也是鲁迅教导我们的沉默的斗争策略……”[18]但这件“灰色”的外衣穿得并不久，头三期确实有意识地“灰色”一些，一卷二期尚有凌叔华、戴望舒的稿子，一卷三期《北斗》仅发表了沈从文的小说《黔小景》，等到1931年11月左联另一个重要的机关刊物《文学导报》被查禁，一卷四期（1931年12月20日出版）开始，《北斗》的作者群中不再有非“左联”作家的身影，都是左翼文学阵营的新人老兵。“这时候，雪峰提出：还要想办法把这些人的文章找来。于是，我们想出个题目：请你们谈一谈对现在创作的意见——征文，这样有些人的名字又在《北斗》上出现了，显得我们这个刊物还是和很多著名作家有联系”[19]，《北斗》这一“诱导”策略颇为奏效，《北斗》二卷一期举办的“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第二卷三四期合刊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征文时就聚集了叶圣陶、方光焘、郁达夫、邵洵美、 陈衡哲、徐调孚等非“左翼”自由主义作家。

正因如此，《北斗》不仅得以顽强地存活近一年，还团结了各方面的作家，成功发挥了左联引领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方向的主导作用。总体来看，《北斗》的作家来源有三：一是资深左翼文化人，如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冯乃超、钱杏邨、阳翰笙，不少是左联执委委员，他们的作品一般是很有分量的评论、论文、书评等理论方面文章，对时代反应迅速、表现出对整个左翼文学发展方向的指导，左联对左翼文化的指导性，体现左翼鲜明的文化态度和立场；丁玲对这部分人倚重但不盲从；第二部分是左联阵营中的文学新人，如艾芜、沙汀、葛琴、李辉英等，《北斗》还试图扶植工农兵出身的作家，如白苇、戴叔周等；第三部分是用作“保护色”的灰色作家，如冰心、徐志摩、沈从文等，以及参加两次征文中的部分自由主义文人，如邵洵美、徐调孚等。虽然后两者露面时间不长，但他们的存在打破了左翼刊物单一封闭的作者结构，给人“广泛团结作家的印象”[20]，事实证明：左翼文化对同人资源的加以合理利用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

2．“悉听尊便”与发挥“导向”作用：

（1）“凡是约稿，不管出了题目的和没有出题目的，都没有任何规定， 听作者写去。当时口头最爱的一句话是：悉听尊便。拿到稿子以后，我看一遍就照发。一个刊物就是要给作者自由嘛。”（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悉听尊便”便意味着主编丁玲不是“以我而主”，而是“以你为主”，以作者为主，以包容的态度充分尊重作者的创作个性与写作自由。从实际效果看这一策略非常成功：

首先，使《北斗》得以始终受惠于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左翼权威的热情支持与领导，《北斗》为其量身订造的专栏也反过来给他们提供了纵横驰骋的自由空间，提升了刊物的权威地位。

“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把办刊的任务交给我的时候，就指示要多多向鲁迅先生请教”，因此“争取鲁迅的指导，是我们办刊的指导思想。”事实亦如此。从创刊起，鲁迅先生便从斗争策略、稿件提供等方面给予《北斗》具体的指导与支持，从而指导整个左翼文学发展方向：《北斗》创刊号筹备期间，鲁迅先生特意为《北斗》推荐了珂勒惠支夫人的木刻画《牺牲》，“内容是一个母亲将自己的孩子交出去，这是为纪念柔石等而选的。这幅画，刊登在《北斗》创刊号上”，除此之外，还推荐了墨西哥画家理惠拉的壁画《穷人之夜》发表在《北斗》一卷二期上，并亲手撰写了介绍两幅画作的文章。前者表达对敌人无声而沉默的反抗，后者则借壁画“在公共建筑的墙上，属于大众”[21]的特点提倡大众文艺运动。在当时丁玲的设想中，“鲁迅的指导作用，最实际的就是要借重他那支‘金不换’的笔为我们写文章，我的想法很简单：巴不得每期有他的文章”，为了“借重他的权威增强刊物的信誉”，创刊号《本刊征稿条例》的“附白”中言明“本刊暂不收译稿，因第一卷内对于世界名著选译已拟有具体计划。”因为已经“专为鲁迅先生辟了‘世界名著选译’专栏”，鲁迅果然把他翻译的苏联作家里琪里绥甫林娜的小说《肥料》及卢那察尔斯基的戏剧《被解放的堂·吉诃德》交给《北斗》发表。关于鲁迅先生给《北斗》提供稿件的情况，学者颜雄先生作了细致严谨的梳理，他发现，《北斗》“几乎每期都有鲁迅先生的作品，而且平均还不止一篇。《北斗》八期中除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外，六期里边共计十四篇（次）。其中，名著选译三篇（次）；杂文十篇——或冠以‘文艺随笔’，或列入‘批评’专栏，或是对征文的回答；除两期（创刊号和二卷二期）里面各载一篇外，其他四期里每期都是三篇。”在一个刊物上接连发表这么多作品，而且只有半年时间（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创刊号到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卷二期共八个月，而实则只有六个月：因二卷二期本当于三月二十日出版，适逢日寇进攻闸北，这一期便推迟了两个月。……）这在鲁迅的创作生涯中是仅见的。这个统计本身就可见鲁迅对《北斗》重视的程度了。鲁迅先生是丁玲特别倚重的权威，《北斗》的重要征文是“非有鲁迅参加和指导不可的。”对《北斗》第一次征文“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鲁迅虽未直接回答丁玲，但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归纳了八条提出来，切中了左联作家“常犯的”且不以为然的毛病，对纠正“迷信洋教条”的倾向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丁玲和她所主编的《北斗》也幸运地得到瞿秋白的大力扶植。瞿秋白此时期因遭到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陈绍禹为代表的极左路线的打击，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排挤出党中央的领导岗位，留在上海养病，将更多精力转至领导左翼文化工作。“瞿秋白也很关心和支持《北斗》，他为《北斗》写杂文《乱弹》。他写杂文就是从给《北斗》写杂文章开始的”[22]，具体而言，《北斗》发表了瞿秋白杂文（冠以“乱弹”之名）26篇、译文2篇、论文1篇、剧本2篇，尤其是瞿秋白写于1931—1932年的《乱弹》26篇，运用马克思主 义理论来评论中国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于嬉笑怒骂中展开社会文化批判，重创“民族主义文学”，赋予《北斗》强烈鲜明的现实战斗性。瞿秋白和鲁迅都着重介绍苏联文学的创作和文艺理论，《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在揭载工农兵作家作品和大众化问题一组论文的前面，以排头第一的突出位置刊登了高尔基的论文《冷淡》。此文于1932年3月16日刚在列宁格勒作家协会机关刊物《进攻》第二期发表，瞿秋白于同年5月6日即将它翻译过来，并于7月20日公开刊载出来，瞿秋白如此迅速地向中国读者译介这篇论文，是把它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指导方针来看待的，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人，瞿秋白借着《北斗》这一小小支点，把自己巨大的革命能量与战斗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丁玲晚年曾感慨地说到：

……想到在上海的那一段生活时，都不能不想到秋白同志。秋白同志那时给了我很多教育，首先是立场上。秋白同志曾经在很多文章中指出文艺应该为大众服务，应该揭露洗耳恭听清一切旧的封建的、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洗清他们向劳苦群众散布的毒菌，文艺应该写大众的战斗的英雄，应该深入大众生活，了解大众战斗的意义，解决战斗中的问题。他也告诉我们要搞通思想，肃清小资产阶级残余意识，就是说要把旧的感情连根拔去。……在那个时期，秋白同志的文章，我大半都读过。我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之下，曾努力去创作，努力从各方面去尝试……。[23]

其次，拓宽了《北斗》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题材范围，使之既多样化又个性鲜明。

《北斗》除了二卷一期、二卷三、四期合刊的两次征文、对文坛的年度或月度评论（如钱杏邨的年评《一九三一年文坛之回顾》、沈端先的《创作月评》），以及“配合新人新作的专评”“配合形势——主要是上海事变——的文章”向鲁迅、茅盾、秋白、雪峰、翰笙等特约稿外，就没有什么题目范围了，“谁想写什么题目就写什么题目，反正古今中外的我们都可以发。”

《北斗》理论方面的文章主题范围非常广泛，有茅盾对“五四”以来“创作”的总结性述评，鲁迅对翻译现状的批评，主张翻译重“信”的原则；瞿秋白论“五四”新文化革命，郑振铎对平话的系统研究，还有论巴比塞，论瓦维龙，论新感觉派，左拉的，……可谓包罗万象，各显神通。《北斗》上的理论批评非常活跃——“批评与介绍”专栏以及注明“论文”“征文”“评论”“批评”“介绍”的文章，共计66篇，加上文艺随笔26篇，共达92 篇。作者阵容更是可观，包括鲁迅、茅盾、瞿秋白、郑振铎、郁达夫、叶圣陶、郑伯奇、戴望舒、徐调孚、陈望道、陈衡哲、邵洵美、陶晶孙、杜衡、顾凤城、楼适夷、袁殊、冯雪峰、钱杏邨、冯乃超、何大白、阳翰笙、周扬、夏衍、田汉、张天翼、沙千里、潘梓年、方光焘、杨骚、叶以群、魏金枝、穆木天、沈起予等。这些人既是创作的能人，又是理论的高手，丁玲“悉听尊便”的工作策略使他们能按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传达出鲜明的个性。“有些人说左联作家写作不自由，我手里发的稿子可以说没有一篇不是自由写作的！有自由就有了个性嘛！……鲁迅的就是鲁迅的，秋白的就是秋白的。茅盾呀、冯雪峰呀，阳翰笙呀，……哪一篇没有个性。”[24]《北斗》让这些在读者中影响力大又个性鲜明的作家经常露面，散成点又排成阵营，不断地给读者带来新讯息与冲击，也使刊物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2）丁玲“悉听尊便”的编辑策略绝不等于放任自流，作为《文学导报》被禁后左联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北斗》组织的两次征文讨论正是其对左翼文艺运动发挥重要“导向”作用的突出表现。

《北斗》两次征文讨论的主题都来自实际斗争，从议题设置到组织参与讨论，从理论探讨到创作经验的总结，主编丁玲都发挥了核心作用。她坚持把作家的回复一字不改的刊登出来，实际上就为作家提供了一个各抒己见、进行思想交锋的公共空间。

第一次征文发表在《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主题“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是针对一九三一年中华民族灾难连连的局势而设置：日寇侵占了东三省，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不抵抗主义；中国十六个省大水灾，死亡人数达二十多万，在社会孕育着大变动的形势面前，左联作家“不仅要带头而且要团结广大作家去反映已经变动的时代，迎接更大的变动！”，《北斗》向23位作家发出约稿启事，讨论“创作不振”是否存在以及如何改变“创作不振”的现状，虽然叶圣陶认为：文艺创作应杜绝粗制滥造，文坛“好象寂寞的样子……不能说是不好的现象”，但绝大多数作家都同意“中国近来文艺创作的不振，是一件无可讳言的事实”（方光焘语），“是不可隐讳的事”（张天翼语），至于造成“创作不振”的原因及其对策，胡愈之认为是“社会的原因”，郑伯奇归于“作家自身”“意识上的观念论倾向与技巧上的非大众化倾向”，徐调孚则以编辑的眼光看出“读者的鉴赏力的提高”，邵洵美则认为是缺少“认真的批评家”……

关于对策，鲁迅总结了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著名的八条切实可行的创作方法；茅盾则强调作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对于认识时代、反映时代的重要性，主张努力“克服他们旧有的布尔乔亚和小布尔乔亚的意识而去接受那创造新社会的普罗列塔利亚的意识”；郑伯奇则强调掌握“唯物的辩证法”的重要性……总之见仁见智。丁玲最后做了总结，分析创作不振原因时着重批评作家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以及青年作家理论上、实际生活上的缺乏和空虚，已经认识到克服“旧感情和旧意识”“改变生活”，应“从实际的斗争”中去理解理论的迫切意义。丁玲把自己创作《水》及《多事之秋》的体验融入其间，认识到“不要把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一个作家。记得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25]

第二次笔谈发表在《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议题设置非常集中，紧紧围绕“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这一中心主题展开。在具体操作上，丁玲在这个总题下，具体提出四个子题，向作家征求答案：

第一，中国现在的文学是否应该大众化； 第二，中国现在的文学能否大众化； 第三，文学的大众化是否伤害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 第四，文学大众化应该怎样才能够实现

这十一位作家主要来自左翼，也包括部分自由主义作家，丁玲把他们的书面答复在1932年7月20日《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同时发表出来。 实际上，这次笔谈就是“在左联的明确指示下进行的”[26]。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把开展大众化文学运动作为左联工作的重中之重，纠正了“忽视作品”的错误倾向，以大幅论述“创作问题——题材、方法、形式”，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艺大众化”，“第一，必须立即开始组织工农兵贫民通信员运动，壁报运动，组织工农兵大众的文艺研究会读书班等等，使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要读者和拥护者，并且从中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家及指导者。第二，实行作品和批评的大众化，以及现在这些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达到现在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与无产阶级化……”[27]。

“左联”确定这个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力图打破自身脱离工农大众的倾向，探索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表现，丁玲就坦承“我们的征文讨论就是为执行这个决议开展的”[28]。事实上，“左联”将大众化问题作为其中心工作，先后讨论过三次，1930年3月—5月《大众文艺》（陶晶孙主编）第二卷第三期、四期曾推出《新兴文学专号》（上、下册），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过第一次讨论，1930年的讨论，意见集中在强调此举的意义，同时强调组织培养工农群众作家的问题；但由于当时受到左倾路线影响，对文艺大众化还缺乏深刻理解；第二次就是1932年《北斗》组织的讨论，意见集中在“怎样做”的具体措施上，对作品的语言、形式等问题，讨论得较为深入和具体。第三次则是1934年以大众语为中心论题，讨论的问题更加广泛，主要吸引的是学者来参与，带有更多学理性质，在此不论。

1932年的这次讨论与两年半前第一次文艺大众化讨论相比，思想认识上有了突出的进展。周扬在谈文学大众化的任务时说：“文学大众化不仅是要创造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的作品，而且，最要紧的，是要在大众中发展新的作家”[29]；何大白文章把“提拔真正的普洛作家”，“努力在工农大众中间，找寻作家，培养作家”，当作大众化问题的“核心”提了出来，同时指出“以既成作家为本位是错误的”[30]。这说明左联开始把工作的核心放到“提拔”和“培养”普洛大众作家上来。

《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把三位名不见经传的工农作者白苇[31]、戴叔周、慧中的处女作以显著地位刊登，甚至一口气发表了白苇五篇小说，丁玲意犹未尽，在本期《编后》中还特意点出：“关于创作，本期揭载了三篇新的作家的作品。这三位作家所产生的作品，虽然还说不上好的新作，而很幼稚，但出之于拉石滚修筑马路的工人白苇君，从工厂走向军营的炮兵叔周君，以及努力于工农化教育工作而生活在他们之中的慧中君之手，这是值得特别推荐的。希望读者能加以注意，并给予批判。他们如果在正确的路线上发展，特别是白苇君，前途是很有希望的。”对工农作家的“寻找”到“培养”到“提拔”可谓不遗余力，用心之良苦恐怕是《北斗》之前别的刊物从没有过的。《北斗》的不同寻常之举正是左联这一工作思路的具体表现。

《北斗》组织的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虽有部分自由主义作家的参与，但主要在左翼文艺界进行，带有强烈的左翼意识形态色彩。然而正如参与笔谈的潘梓年所说：“《北斗》是一个大众刊物：一般大众均可在上面发表意见……”，编者不过度介入争论本身，这就内蕴重视思想的平等对话、交锋的编辑眼光和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比如，对《北斗》提出的文艺“是否要”以及“能否”大众化等问题，左翼作家普遍认为“都是早成了过去而且已经是解决了”（沈起予语），“不必费词去讨论”（张天翼语），而参与讨论的自由主义作家对此则持相对理性的态度，尽管他们彼此间也看法不一。比如，杜衡认为文学大众化就是文学内容的大众化与文学形式的结合，且“中国现在的文学”应该“大众化”，陶晶孙则持反对观点：“大众的文学要从大众产生，……可是劳苦大众不识字，又没有工夫弄文学，……所以如果要真正做大众有用的文学就非得大众的识字不行，可是这运动是很难的，很费工夫，因此大众化文学免不得落于既成文学家的自慰。”对“中国现在的文学能否大众化”问题，杜衡认为：“形式上是已经大众化了；内容上能否大众化却要看我们作家能够在情绪上接近大众到某一程度，……”，陶晶孙的看法却很悲观“化脱了百万遍也不过是个浪漫主义变成新浪漫主义的程度，在现在的既成作家手中，那是不能的……”[32]。对所刊载稿件一视同仁、不加臧否，只是提供一个自由交流思想的“公共领域”，这在“党同伐异”色彩浓厚的左翼刊物中是极其少见的。

总而言之，《北斗》第二次征文笔谈以“文艺大众化问题”为主题，比起半年前第一次笔谈来集中、扎实、深入许多，在稿件组织、编排上更成熟老到。《北斗》二卷一期特大号征稿确定了两大主题：一是对于一九三一年文坛的回顾与批评，二是“征求好些人写一点给青年的创作意见”，开展创作振兴问题的笔谈，不免枝蔓；而《北斗》第二卷三、四期合刊则紧扣“文艺大众化”这一核心主题，层层展开：在刊载工农兵作家作品和大众化问题一组论文之前，将高尔基的论文《冷淡》排在全刊首位。高尔基在此文中批判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对创建着新生活的苏联工农群众表现得“冷淡”，而这种文学已经不能反映“正在强烈的生长着新式生活的创造的叙事诗”的苏联的社会现实。瞿秋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它翻译过来，丁玲不仅将此文以突出地位刊载，还在《编后》中特意点明：“高尔基的《冷淡》，是一篇对于新的作家，工农文化教育工作人的指导论文，我们很郑重的向读者介绍，请充分的加以注意”，借助权威理论来提升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合法性与重要性。接下来编发陈望道、魏金枝、陶晶荪、杜衡、沈起予、顾凤城、西谛、张天翼、华谛、潘梓年等十一位作家参加的征文笔谈，以及左联重要的文艺理论家起应（周扬）、何大白（郑伯奇）、寒生（阳翰笙）、田汉等配合写的专题论文。为了配合理论探讨，还安排了可资参考的示范之作，刊载了三位工农兵出身的作家的新作以及丁玲在《编后》配发的评语。这样，从迅速译介高尔基关于文艺大众化最新言论到组织国内各方作家同题讨论，从相关示范作品的征集到编后语的撰写，如水银匝地，一气呵成，充分显示出丁玲驾驭大型机关刊物编辑技术上的成熟老辣。

但是，《北斗》组织的这次文艺大众化讨论遭到来自左联内部的严厉批评。时任《文学导报》主编的周扬在为李长夏的论文《关于大众文艺问题》加编的按语中认为：“自从大众文艺问题提出来以后，中国的文学运动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对于这个问题，许多人还是抱着非常动摇的，怀疑的态度，这个在最后一期的《北斗》中所发表的关于大众化问题的征文中特别可以看出来。甚至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几篇主要的论文中也发现了好些错误的地方……”[33]这个断语富有浓郁的“关门”之风和不容他调的狭隘宗派色彩，而这正体现了周扬作为左翼文艺领导者、理论家与丁玲根深蒂固的作家思维方式之间的分歧。

3．“老作家”与“新面孔”荟萃交融。《北斗》努力发现新人，重视刊 登新作。既重视从工农大众中直接培养作家，又注意培养作家中的新人。

“《北斗》从创刊时起，大概就给人一个印象：既有老作家，又有新面孔。渐渐地，读者就这么习惯地来看每期刊物。我们并不是事先给每一期定下个新老作家的比例；注重新人新作如果算是办刊物的一条经验的话，那也是在实践中自然地形成的”[34]，“李辉英、芦焚，都是从投稿中发现的新人。更值得一提的，名诗人艾青的第一首诗（用峨伽的笔名）也是在《北斗》上发表的。葛琴、杨之华也是最早在《北斗》上发表文章的”[35]。当时左联以鲁迅为首，都非常鼓励创作，重视培养左翼文学新生力量，挖掘和培育文学新苗亦是丁玲及其所主编的《北斗》最看重的工作之一，《北斗》发现的文学新人真是不少，包括张天翼、李辉英、芦焚、徐盈、金丁、杨之华、葛琴等。葛琴1931年在临时中央宣传部担任内部交通员，因负责与“左联”联络而与冯雪峰、丁玲、张天翼结识，曾和“左联”一起上前线慰问抗日战士，并到伤兵医院热情慰劳受伤士兵。“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北斗》决定以上海战争为主题征稿，丁玲以《北斗》主编的名义给葛琴寄了封征稿信，信上列出了工厂、农村、部队、学生等十个范围，请她任意选取一个范围写一篇稿子交给《北斗》，葛琴选取了士兵这一范围进行创作，1932年月日《北斗》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葛琴的处女作《总退却》，得到冯雪峰、鲁迅先生的热情鼓励，《总退却》的成功使葛琴从此跨入文坛[36]。

左联成立时，李辉英当时是中国公学一名爱好文学的一年级大学生，曾和同学创办过文学小刊物《青露》。1931年年底，李辉英写完了一个以反映抗日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投寄给创刊不久的丁玲主编的“左联”刊物《北斗》，“这是我梦醒以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意外地被采用，发表于次年1月20日出版的该刊第二卷第一期上”，这是李辉英与丁玲结缘的开始，后来他被吸收入左联，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近半个世纪过去，谈起丁玲对自己当年这个文坛无名小卒的培养和无私帮助，李辉英满怀感激：

《最后一课》在《北斗》月刊上发表之后，大约不到半个月的光景，丁玲就来信约我去参加座谈会，这对我来说该是一件大事，因为丁玲女士那时正是著名的左翼作家，能够和她见面，真的非同小可。在我也正是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呢。我自然不敢怠慢，按时赴约，到达了定好的地方，经过介绍认识了艾芜、沙汀和穆木天等。前两者也都在开始走到写作的道路上来，后者则是我的同乡长辈，虽早闻名却一直不曾认识。这一次的茶叙，认识了新朋友，请益了老作家，其间交换了些创作的总是使自己由此增强了创作信心而欲做为终身的职业了。

这次茶聚后不久，丁玲又给李辉英写信，问他是否可以写一个长篇，用东北作为背景，来表现反日的主题的。

看了这封来信后，实在比《最后一课》的发表更为振奋。因为在这以前，只是在一些文坛消息里，看见别人记载着某某书店的邀请，不是写一部创作，就是译一部名著那类消息，自己这样毛手毛脚初出道的青年习作者，哪里会有那般被约的机会呢。……

平心而论，在当时叫我写个短篇，还勉强可以凑合一下，说到叫我写长篇，可就真不那么简单了。但我既已答应了试试，总得快些儿着手才是正理。于是我便开始搜集材料，增增减减，写写改改，两个半月之后果然交了卷，这就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宝山》。交卷的时候，我附上了一封信，诚诚恳恳希望丁玲女士赐以大力的修改。过了一个多月，我收到湖风书局领取样书和稿费的通知，我翻开样书，原来已被丁玲女士收入她所主编的《抗敌文艺丛书》，同时被编入该丛书的，除我的《万宝山》外，还有张天翼的《齿轮》和阳翰笙的《义勇军》。丁玲女士为这本幼稚的作品，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代为修改了不少地方。[37]

不仅如此，为积极配合左联积极推行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北斗》在扶助工农作家方面做了切实的努力。一位署名阿涛的工人作者给《北斗》寄来小说稿，丁玲非常看重，给他复过一封信，但作者阿涛顾忌于不少作家看不起工人的偏见，虽然寄了稿子给丁玲做一试探，却不留下真实姓名和通讯地址，于是丁玲的回信被退了回来，但她特意在《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上刊登《代邮》，热情鼓励阿涛的小说并表示愿意帮他修改，联系出版：

你的文章，当然还有许多毛病，句子不干净，支配材料也不十分恰当，不过大体是很好的，而且在现在的作品中，能够抓住反帝的工人罢工做题材，是极少见的，何况有好些地方你都能够写得很好，我想这是因为你有实在经验的缘故。我预备将你的这部稿件编在“湖风”的创作丛书里，而且详细地替你作篇序。你自己的那篇《写在前面》我以为不好，不想放进去。你的意见怎么样？

在信中，丁玲针对阿涛的顾虑和偏见再三表达了《北斗》联系、培植工农作家的诚意和决心：

再者，我要同你说，你以为大家都看不起工人，认定工人都不配创作，都写不好文章，而且就不要看工人写的东西。我想这也是偏见。有些作家是有这种脾气的，可是我们却绝对没有。我们非常重视这些作品，因为这里面更能反映大众的意识，写大众的生活，写大众的需要，更接近大众，为大众所喜欢；同时也就更能负担起文学的任务，推进这个社会……我希望你更努力下去，如若你有其他稿子，都可以寄来，我一定为你看，或许还要为你修改一点的。[38]

在创作队伍的建设上，丁玲无疑更注目于青年作者的培养。的确，一个有作为的编辑，不仅具有敏锐的感知外界信息的魅力，而且具有捕获一般人所不能获取的信息，具有及时发现文学新人的才能。事实上，重视新人新作的发掘与培育已成为《北斗》的一个传统。从创刊号到最后一期，《北斗》每期都不遗余力的发表新人新作，还邀请左翼知名理论批评家做点评，《北斗》创刊号就一举推出介绍张天翼的两篇文章——李易水（冯乃超）的《新人张天翼的作品》、董龙（瞿秋白）的《画狗罢》。冯乃超指出：张天翼“虽然还没有足以使人们惊异的大作，可是他少量的作品暗示着，他有可能尽量发展的前途”[39]，张天翼多年前就发表了小说，但真正给他定位的正是这篇文章，从此“新人”一词便与张天翼紧密相连，这与丁玲独具慧眼的发现分不开。不少文学青年就是看到《北斗》的这个特点主动投稿的。如莪伽（即艾青）的诗作《东方部的会合》，“作者从巴黎把诗寄来，也是看准了《北斗》对待新人的态度”[40]，《北斗》一卷四期发表的5篇小说中，就有三篇新作者投来的稿子。丁玲在本卷《编后》中热情向读者推荐：

应该介绍一下的，是这期有三篇外来的投稿，而这三篇（《无题》，《村中》，《漂流》）的作者的名字，除了高植似乎在什么刊物上见到过，其余的两个名字，我相信都还是生疏的。关于这三篇的题材，都非常有可取的地方，比较一般的只知在自身周围打圈寻取恋爱的悲剧作材料的是已经显得不枯窘得多，而且新鲜。在意识上，也确有很好的倾向。虽说形式，技术，还不能很好，完全给一个新面目给大家看，可是在现在的文坛，在作者的阶级，（似乎都还是大学生，）我们只好不过于苛求了。可是我们还是更要努力，我们一定还要产生更好的作品。

丁玲的介绍和评价朴素而实在：三位作者中，除高植曾于 1930年在《新月》月刊发表过小说《除夕》外，耶林、石霞都是首次发表文章。三位作者抓取的都是现实社会中比较重要的题材，虽然还只是浮光掠影似的速写，但也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石霞的《无题》写了一群文科大学生从江湾跑去市教育局、市政府和法院以及看守所参观访问的见闻，于“多么平凡的事”和“多么平凡的人”中反映出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法律的黑暗；高植的《漂流》描写了一九三一年大水灾的一角，写出农民走投无路的人间惨景。三篇之中写得最好的是耶林的《村中》，相对于石霞《无题》的拖沓散漫，本篇文笔精炼，结构紧凑，巧妙地从侧面反映了国民党反革命“围剿”中的一个场景。钱杏邨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文中对它评价甚高：“‘三次围剿’是一九三一年的中国一件最重大的事件，特殊是左翼作家应该抓取的主题之一，这是阶级斗争更尖锐的表现，可是他们都忽略了这一主题，只有耶林的这一篇展开了‘一场小景’”[41]。

4．“编者来信”与组织“读者座谈会”，充分发挥机关刊物联系群众、 组织发动群众的职能，从读者和作者中吸收左联新鲜血液。

在《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一文中，晚年丁玲曾如是回忆：“我编《北斗》很重视读者的意见，我联系了不少读者，知道他们的地方，还开读者座谈会，沙汀、艾芜就是在读者座谈会上认识的……”[42]，“那时《北斗》每期发行三千份，影响非常大，每天平均要复八封读者的来信，并组织有《北斗》读者座谈会”[43]，“《北斗》有个读者会，是我负责组织的，我们把凡是跟我通信联络较多的人都组织起来，作为我们的基本读者，找机会举行座谈会。第一次参加座谈会的人中就有沙汀、艾芜，还有沙汀的爱人。我跟他们三个人（他们投过稿，通过信）有过联系。”[44]不少投稿者、作者就是在丁玲邀请下参加《北斗》读者座谈会，才得以与左联取得联系，最后被吸收到左联队伍中去的。1931年冬，艾芜给《北斗》投稿一篇：

“小说没有登出，但却收到《北斗》编辑部召开读者座谈会的通知，要我参加。……参加的读者只有三人，李辉英、朱曼华和我。编辑部的主人，除丁玲而外，还有郑伯奇、冯雪峰、叶以群。给我印象深的，是丁玲。她显得坚毅，热心事业，很有作为的神情。……以后我参加左联，可以说，是她介绍的。因为《北斗》开什么会，都要我参加。”一九三二年的春天（“一·二八”事变以后），左联正式把艾芜编入左联小组，“组长是钱杏邨。后来又把我编入另一小组，组员有金奎光、杜君慧，组长是丁玲。”

大约在1932年夏天，丁玲派艾芜去杨树浦工人区域工作，“在男女工人中，培养出一批能写作品的所谓文艺通信员”[45]。

1931年11月，蛰伏在北京谋出路的河南高中毕业生王继曾写了《请愿正篇》《请愿外篇》两篇稿子，带着试试看的态度用“芦焚”作笔名投寄给《北斗》，“出乎意料，不久就收到《北斗》主编丁玲同志的来信，对我大加鼓励，并问我是否愿意和‘左莲女士’做朋友（‘左莲’与‘左联’是谐音词）。……当时我想，参加左联，不过跟我在‘反帝大同盟’的工作一样，便写信拒绝了。”尽管芦焚谢绝了丁玲邀请他参加“左联”的建议，但她仍旧给芦焚介绍了杜若、汪金丁两位朋友。芦焚和汪金丁结为好友，并于1932年春和汪金丁、徐盈在北平办了份左倾同人刊物《尖锐》。《请愿正篇》在《北斗》发表后不久《北斗》被查封，丁玲便将《请愿外篇》转给周扬，在他主编《文学月报》上发表[46]。

此外，丁玲很重视读者来信中的中肯批评意见。“美联”领导人之一耶林曾在1931年12月以“一读者”来信的方式对《北斗》1卷1—2期小说创 作提出批评，“描写技术较成功，具体意识则不免颇多不正确的倾向”，认为姚蓬子的小说《一幅剪影》《一侍女》，凌叔华的《小晶子》、李素的《祖母》的取材对象都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性”，肯定沈起予的《虚脚楼》展示农村低层“农民生活的究陋”和“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47]。丁玲与耶林素昧平生，也不清楚他是“美联”领导人的政治身份，不仅特意在《北斗》一卷四期刊载，表示“非常感激他对我们不客气的批判”，还珍藏了耶林写给她的四封信，足见她对读者意见的重视。

由此可见，丁玲是把《北斗》作为联系、培养、吸收左翼文学青年加入左联的发展平台，从而左联文艺大众化运动影响力扩展到青年读者中去，这与左联当时的工作重心转到领导青年文艺运动密切相关。1932年“一·二八” 淞沪战争后，左联掀起提倡“工农通讯员运动”推进革命文艺大众化的高潮。 193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了许多重要的决议：《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提出改组左联秘书处等工作机构，指出“对于青年文艺运动的领导方式必须改变”，《关于新盟员加入的补充决议》认为“介绍新盟员加入左联，在现在非常必要。”这些都表明左联重视发展新的组织，把青年文艺运动作为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切入点。

1932年2、3月间入党的丁玲革命热情高涨，曾向左联秘书处提议在“左 联内部同志间展开个人工作竞赛”，而其竞赛指标中就包括“介绍联盟员二人”[48]。汪金丁的回忆印证了《北斗》主编丁玲的勤勉：“稿子寄给丁玲，她是看了就回信的，而且信写得恳切，有说服力。……上海的《北斗》和《文学月报》都发表了芦焚、徐盈和我的小说……大约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前后，先是上海《文艺新闻》写信来，希望徐盈和我在北平组织《文新》读者会，后来《北斗》杂志也想组织《北斗》读者会，丁玲并写信来，介绍我认识了王芦焚（即师陀）[49]。”

假如我们把《北斗》置身于1931年左联的三大机关刊物——《文学导 报》《北斗》《十字街头》之中，就可看得三者办刊宗旨各有分工，自成一格：创刊于1931年4月的《文学导报》侧重理论导向，着力传播国内外左翼文艺政策、决议、文件，介入现实文艺理论斗争（如批判“民族主义文学”）；创刊于1931年12月的《十字街头》作为左联实践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产物，主推通俗读物大众作品。与上述两种由鲁迅、冯雪峰编辑的刊物相区别，《北斗》既偏重于创作亦注意文艺批评及理论引导，既重视培育新人亦倚重名家加盟，当然，三种机关刊物彼此界限并不严格，《文学导报》除了发表左联重要的文件，也登过瞿秋白的《东洋人出兵（乱来腔）》，《十字街头》同样刊载过左联重要的宣言，值得一提的是《北斗》尽管公开发表过左联的宣言（冯雪峰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但基本上保持了一份综合性文学刊物的面貌。

结  语

综上所述，诚如茅盾和鲁迅为美国人伊罗生编译《草鞋脚》开列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所评价的那样：《北斗》“是那时期唯一的公开的左翼文艺刊物。这个月刊也是左联直接领导的。执笔者除了左联的作家外，也有‘自由主义’的中间作家。这是和以前《拓荒者》等不同的地方。以前《拓荒者》对于‘自由主义’的中间作家是取了关门的态度，而《北斗》则是诱导的态度。《北斗》的重要内容除创作外（可惜创作这方面，好的很少），是文艺理论的介绍和短小尖锐的批评小论（杂感）。《北斗》在青年中间很有些相当的影响……”[50]。

《北斗》继承了左联期刊强调组织领导、集团作战的传统，继承了既重视理论的传统，又坚持理论与创作并重，且更强调理论的建设性；从《北斗》征稿条例之《附白》“本刊欢迎各地之文化通讯，尤其如云南，贵州，黑龙江等内地”，以及《北斗》刊载的来自日本东京、马来西亚的左翼文化通讯，则可依稀看出《北斗》与早期左联机关刊物融新闻性、社会性及文学性于一身的内在血缘关系[51]。

丁玲曾在《北斗》创刊号《编后记》中谦虚地表示：“我做编者的任务是各方奔走，每天写信，不厌其烦地请他们写一点好的稿子，我再拿来分配一下，交给书店，校一次两次稿，出版了，又出第二期，重复地做着这些事。而且征求着批评家的批评和读者的要求，慢慢地改善，能够比较好起来，就算是我的满足了”，有人据此讥讽丁玲把《北斗》办成了“戏馆性质”，只不过是“聘请几个名角排一出戏”[52]，然而，这正是《北斗》最可贵、最与众不同之处，它并非只是刊物的生存策略，更基于编者对文学自身规律的深刻领悟和准确把握：丁玲“悉心尊便”、尊重“自由”、审慎平等的编辑态度使其消退了以往左联机关刊物的峻急戾气，作者来自不同阵营，作品各具个性特色，从而隐隐浮现出一种海纳百川、宽容平等的大气；乐于发掘文坛新人新作，注重编者与读者、作者的互动，真诚面对读者作者的用心，又使《北斗》天然散发着青春的朝气；充分发挥左联机关刊物的导向性的同时，也注意斗争策略的灵活，慷慨给予作者个人化写作的空间。慈爱、宽容、睿智、扎实、朴素，……都是《北斗》别具一格之处。

对丁玲主编《北斗》的辛劳与成败，沈从文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分析评价：

这刊物到后来既并不能如原来计划作去，但在左倾一方面说来，也似乎还不如左联预期那么成功。原因是这刊物虽以上海 ×× 作家之群为场面上维持者，稿件的集收却异常艰难。能写文章的仿佛总各自有个理由不肯提笔，用不着提笔的却把文章趸来，来稿虽多，所需要的稿却极少。同时出版的书店，规模又太小了一点，不能使刊物于每期出版时登载多少广告。内地各处则因受地方当局一再没收查禁，寄给个人的虽间或可以收到，寄给书店的照例无下落可寻。（有些不相熟的人，因为无法得到这种刊物，还来信要我为他们想法。当我把这些信转过上海方面时，丁玲总为把刊物照所开地址寄去。）不过刊物虽极难得到使编者满意的稿件，出路又窄，但刊物给人的印象，却为历来左翼文学刊物中最好的一种。尤其是丁玲自己，对于这刊物的支持，谨慎的集稿编排，努力处与耐烦处，留给一般人一个最好的印象。[53]

当然，毋庸讳言，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北斗》亦继承了左联期刊的某些缺陷，如过分强调文章战斗性的传统，在斗争策略上仍然受到“左倾”路线的错误影响，有些论断失于偏颇狭隘，如一卷四期的“批评与介绍”栏目刊载的沈绮雨（即沈起予）《所谓“新感觉派”者》是中国文艺界最早从理论上评介日本“新感觉派”的文章，但沈氏对“新感觉派”是完全否定的，“此文……若能尽了指出别人所介绍进来的东西，是吗啡，是鸦片或是军火等的”。再比如，上海事变后，冯雪峰在《北斗》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在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在这篇堪称左联宣言书的文章里，冯雪峰旗帜鲜明地提出“应当把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完全确保在无产阶级的手里”； 但他“要使文学上的革命战争激烈化”，提出在给予“民族主义的战争文学”（如《陇海线上》和《国门之战》）“以无情的打击”的同时，也给“人道主义的战争文学‘以无情的打击’”。这正反映了当时左翼文学界独尊革命现实主义、排斥现代主义的心态，在斗争策略上不太讲团结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注  释：

[1] 周葱秀：《略谈30年代文艺期刊与左翼文艺》，《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70周年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2页。

[2]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载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国内外文坛消息》栏，第 119页。

[3] 郑伯奇：《“左联”回忆散记》，《新文学史料》，1982 年第 1期。

[4] 除此之外，还拥有《大众文艺》（陶晶孙主编）、《文艺研究》（鲁迅编）、《文艺讲 座》（冯乃超主编）、《南国月刊》（田汉主编）、《艺术月刊》《沙仑月刊》（沈端先主编）等由左翼文艺团员或受其影响的左翼文艺刊物。

[5] 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原载于1905年11月13日《新生活报》第21号，见《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杨春华、星华编译，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68页。

[6]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02—103页。

[7] 周楞伽：《回忆谢澹如同志——伤逝与谈往之一》，《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8] 《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见《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新兴文 学专号上册。

[9] 陶晶孙：《卷头琐语》，见《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新兴文学专号 上册。

[10] 《一九三〇年中国文艺杂志之回顾》，《当代文艺》第一卷创刊号。

[11] 据笔者统计，《北斗》发表小说31篇，戏剧6篇，诗作21首，小品文4篇，世界名著选译2种，各种文艺理论、批评与介绍文章92篇，共再加上通讯、通信、编后语、补白、广告等，总计发表近 200篇文章。

[12] 杨义：《中国新文学图志》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8月。

[13] 庄钟庆、孙立川整理：《丁玲同志答问录》，《新文学史料》1991 年第 3期。

[14] 丁玲：《在首届雪峰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包子衍、袁绍发编《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3页。

[15] 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 1期。

[16] 庄钟庆、孙立川整理：《丁玲同志答问录》，《新文学史料》，1991 年第 3期。

[17]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2页。

[18] 颜雄：《丁玲说〈北斗〉》，《新文学史料》，2004 年第 3期。

[19] 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见《丁玲全集》第 6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270页。

[20] 杨桂欣：《丁玲怎样主编〈北斗〉》，《娄底师专学报》，2004 年第 1期。

[21] 见《北斗》一卷二期卷首插图《贫人之夜》，1931 年 10 月 20日。

[22] 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 1期。

[23] 丁玲：《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写于1946年6月17日，《丁玲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6—267页。

[24] 颜雄：《丁玲说〈北斗〉》，《新文学史料》，2004 年第 3 期，第 16 页、10页。

[25] 本段引语均出自《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特大号）， 1932 年 1 月 20日上海湖风书店出版。

[26] 颜雄：《丁玲说〈北斗〉》，《新文学史料》，2004 年第 3 期，第 12页。

[27]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决议》，见陈瘦竹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1980 年版，第161—162页。

[28] 颜雄：《丁玲说〈北斗〉》，《新文学史料》，2004 年第 3 期，第 12页。

[29] 周扬：《关于文学大众化》，《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1932 年 7 月 20日上海 湖风书局出版。

[30] 何大白（郑伯奇）：《文学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学》，《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 1932 年 7 月 20日上海湖风书店出版。

[31] 白苇是当时非常活跃的工人作家，在《文艺新闻》上发表了多篇墙头小说，如《文艺新 闻》第 49 期、第 59 期分别刊载了其墙头小说《火线上》《游戏》，1932 年 5 月 2日，还参加了《文艺新闻》第一周年报庆活动并发言。慧中即彭慧（彭莲青），1931年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当时在左联创作委员会负责宣传工作。

[32] 本段引文均出自《文学大众化问题征文》，《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1932 年7 月 20日上海湖风书店出版。

[33] 李长夏：《关于大众文艺问题》，《文学月报》第五、六号合刊。

[34] 颜雄：《丁玲说〈北斗〉》，《新文学史料》2004 年第 3 期，第 13页。

[35] 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 1 期，第 30页。

[36] 见《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下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编，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276—276。

[37] 李辉英：《我和“左联”》，《“左联”纪念集 1930—1990》，1990年2月百家出版 社出版，第 75—76页。

[38] 丁玲：《代邮》，《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上海湖风书店出 版。

[39] 冯乃超：《新人张天翼的作品》，《北斗》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9月20日出版。

[40] 颜雄：《丁玲说〈北斗〉》，《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3期第14页。

[41] 钱杏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特大号，1932 年1月 20日出版。

[42] 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 1 期，第 30页。

[43] 徐光耀：《丁玲的两篇遗作》，《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640 页。

[44] 庄钟庆、孙立川整理：《丁玲同志答问录》，《新文学史料》，1991 年第 3期。

[45] 艾芜：《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我参加左联前前后后的情形》，《左联回忆录》，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25页。

[46] 师陀：《两次去北平》，《新文学史料》，1988 年第 2 期，第 89—90页。

[47] 耶林：《写给丁玲的四封信》，《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 1期。

[48] 《秘书处关于竞赛工作的一封信》，《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49] 金丁：《有关“左联”的一些回忆》，《“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84页。

[50] 《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见宋原放、陈江、吴道弘著：《中国出版史料》（现代 部分）第一卷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343页。

[51] 《北斗》第一卷第二期刊载楼适夷的东京通讯《东京失业进行曲（一个报告）》；第二 卷第三、四期刊载了左联盟员马宁写的通讯《英属马来亚的艺术界》。

[52] 刘微尘：《讲讲北斗》，《现代出版界》第四期，1932 年 9 月 1日现代书局出版。

[53] 沈从文：《记丁玲》，岳麓书社 1992 年版，第 278—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