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沉沦与救赎

——丁玲笔下“被侮辱”的妇女形象解读

刘  晨  

身体不仅作为生物的存在，是一切思想和情感的基础，更在某些方面映射出当下的社会文化变迁。丁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具女性意识，最关注女性地位、政治权利、情感变化的一位作家，其笔下诞生的无数女性形象中，有这么一类“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贯穿其创作始终。她们柔弱的身躯一次次遭受着性暴力的冲击，肉身早已千疮百孔、伤痕累累，却也同时深深烙下了时代的印痕。她们或是在被伤害、被侮辱的重复中逐渐麻木而流于沉沦，或是在“言说”惨痛回忆的力量中生出了“新的信念”，抑或是冲破流言蜚语钩织的罗网去远方寻找“新的气象”，身体的沉沦与救赎在这些“被侮辱”的妇女形象中得以最大的展演。丁玲始终坚守着人道主义的立场，满怀同情和怜悯的眼光去刻画她们的处境、揣摩她们的心理，并坚持不懈地思考她们自我救赎的道路。

《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驯化与沉沦

根据相关资料，对于废娼问题的关注肇始于1917年一位叫李齐民的人在《大同日报》上发文主张严禁娼妓。1918年，北京大学进德会、上海公共租界各团体等都发表了对禁止娼妓的宣言。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大钊也在1919年4月的《每周评论》里发表了《废娼问题》一文，主张“中国主持正义的男子和那自觉的妇女联合起来，发起一个大运动”。此后陆陆续续，“上海倡之于先，广东继之于后，各方人士次第响应”的废娼运动逐渐在全国展开。尽管历时五年之久的废娼运动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十分有限，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舆论阶段”，但其在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整个新文化运动中都有着相当程度的推动作用[1]。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丁玲于1928年底写就、1929年初刊于《红黑》月刊创刊号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以下简称《庆云里》）自然显得极为特别和突出。

《庆云里》一文以极短的篇幅描写了从事娼业的阿英的一天：以送走过夜的客人开始，以夜幕降临后在街头招揽客人结束。在小说片段式的速写中，我们借助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得以窥见阿英的内心活动。相较于此前男作家笔下身世悲惨、历经磨难的妓女形象，《庆云里》中的阿英表面上看去不仅从娼业中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收入，还从阿姆和阿姊那儿获得了脉脉温情，更从性事中获得了趣味。

阿英在半睡半醒间送走客人后，又沉沉地睡下去并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梦见曾经的情人陈老三“异常有劲”地抱着她，阿英将自己的“工作”得来的钞票都交给了陈老三，并且抱着“她要同他两人安安静静的在家乡过一生”的想法。在与陈阿三耳鬓厮磨的温存中阿英感受到了快乐和安心，但阿姆和娘姨的吵骂声却打碎了这个梦。而这个关于陈老三的梦却时时浮现在阿英的心头，在阿姊说起嫁人一事时，“陈老三的影子，不觉又涌上了阿英的心；阿英很想嫁得陈老三那样的人”。在剥胡豆的时候，“陈老三又来扰着她了”，阿英担心陈老三在知道自己成为一名娼妇后不愿同自己往来，又担心陈老三早已忘了自己，于是决定“明天早些起来去请对门的那老拆字人写封信去问问”，并暗自盘算着自己的积蓄。可以见得，阿英的这个梦是她的一个美好念想，她的心底也渴望着同一个老实男子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并且是打算付出实际行动去实现这个希望的。

但是，这个念头随即被阿英自己给否定掉了，“她想了许多可怕的事，于是她把早晨做的梦全打碎了”，阿英想到的“可怕的事”指的就是陈老三既无法拿出钱来赎她，也养不起她，而更为关键的是，阿英无法想象没有男人陪伴的日日夜夜该如何过下去。阿英对于希望的否定不是因着卖身后名誉和清白的受损，也不是因为担心会遭遇社会的重重障碍和老鸨的阻挠，而是出于个人真实的情感体验。在后文，阿英又一次否定掉了那个梦，“早上的梦，她全忘了。那于她无益。她为什么定要嫁人呢？说吃饭穿衣，她现在并不愁什么，一切都由阿姆负担了。说缺少一个丈夫，然而她夜夜并不虚过呀！而且这只有更能觉得有趣的……她什么事都可以不做，除了去陪男人睡，但这事并不难，她很惯于这个了。她不会害羞，当她陪着笑脸去拉每位不认识的人时。她现在是颠倒怕过她从前曾有过，又曾渴望的每一个安分的妇人的生活”。可以看到，阿英对自己的生活期许实在是低的可怜，从事娼业，吃饭穿衣不仅可以获得满足，还可以“夜夜并不虚过”，更何况她还能从中获得趣味，岂不是很好吗？这样的叙述不免令人心存疑惑，难道丁玲是肯定了阿英从事的娼妓行当，并予以支持吗？

有些文章认为《庆云里》“这篇小说叙事的重心显然只是阿英非常个人化的内心体验，而无涉道德评价标准。这样一种写作立场，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化、民间化的立场，而不是现代性或阶级性的立场”，因此“丁玲似乎在表明，欲望本身是没有贵残之分的，通过妓女的愉悦体验来肯定个人欲望似乎更能体现出一种对欲望自身的认可”[2]。还有些文章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对女性而言，娼妓生涯（不包括性奴隶）的愉悦在于女性拥有了部分对自我身体的控制与支配权，可以摆脱困境的佳境，获得经济独立”，因此《庆云里》一文颠覆并解构了男性作家所创造的妓女叙事模式和叙述话语[3]。但笔者以为，阿英的梦是她潜意识里渴求平稳、安定生活的体现，而对于这个美好期望的否定实际上是阿英在“庆云里”这间小屋里逐渐被驯化的体现。

文中，阿英并不感到卖淫是件难以忍受之事的原因之一在于管理她的阿姆对她相当的“和善”，阿姆不仅不打她、不骂她，没有客的时候还会笑着说：“也好，你歇歇吧”之类的宽慰之语，还会替阿英耐心耐烦地梳头，也因此她甚至有时感到“阿姆爱她只有超过一个母亲去爱女儿的”。阿英与外界的接触实际上只能通过性的交易来完成，一个人所需要的其他基本的社交和情感上的支撑实际上是由阿姆和其他姊妹所提供的。也因此，单纯的阿英特别容易满足，也特别容易被阿姆虚伪的温情所蒙骗。

细读文本，我们不难从阿姆的表面和善下看出她的实际用心。阿英原本做着关于陈老三的快乐的梦，但阿姆和娘姨激烈的争吵却闹醒了她。阿姆和娘姨在为嫖资的分配不均而吵架，娘姨说自己原定五块里可以得一块的，但只拿到了十只小洋；“三块是应给六毛的，又只给四毛”，而阿姆却咬定不欠娘姨，只说“既然这样要钱，怎么不拉个客人去卖一次呢？”，由此可见阿姆赖账、耍泼并相当贪财的一面。而后当阿英再次躺下赖床的时候，也是阿姆将她叫起来的，说的是：“阿英懒鬼，挺尸呀，一点了，还不起来！”，催赶着阿英去开始新一天的生意。并在阿英等人吃饭的时候特意写到菜色，“有胡豆雪里蕻汤，有青菜，有豆腐”，这是因为“阿姆不给她们肉吃”，所以大家每日便只能吃些清汤寡水的素菜，而阿姆自己却每夜“都要吃六毛钱一个的蹄膀”。细微之处见真心，阿英眼中能给予她母亲般关怀的阿姆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商人，她深知笼络人心之道，日常中对妓女们略施以小恩小惠，情感上偶尔提供一些温暖就足够“骗”得阿英为她死心塌地地拉客挣钱。而善良懵懂的阿英早已被这种虚假的温情所蒙骗，自觉主动地招揽客人不说，还时时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阿英仿佛觉得阿姆很可怜。她想她可以一人站在马路上不需要娘姨陪，不是阿姆还可省去一人的开销吗？”、“这时阿姆爱她只有超过一个母亲去爱女儿的。她很觉得有趣，不会想到去骗一个人有什么不该。阿姆喜欢这样呀！”，抑或是“她终究要出去，说是纵然已找不到能出五元一夜的，就是三元或两元也成，免得白过一晚。这话是替阿姆说的”。

对于美梦（实际上代表着向上向善的可能），阿英先是细细品味并意图付出行动，而后又是否定并最终忘记，再结合她对于虚伪的阿姆自觉或不自觉的讨好，可以看到阿英逐渐被“庆云里”这个环境收编的整个过程。“对原有生活原则和要求的放弃”、“对现有状况的认同和满足”、“在无聊的事情中找出趣味来，抚摸它，品味它，迷恋它，让自己永远安于这种生活”，正体现着阿英“已经完全被新环境中产生的欲望和需求吞没，从而融入了新环境的规则和状态，失去了独立的自觉的可能”[4]。

《庆云里》一文看似以平淡的、客观的、中立的视角还原了妓女阿英平凡无奇的一日，但在作者细腻而真切的笔触下，我们虽然不曾看到“想象中的”妓女们备受摧残的凄苦生活，却从阿英梦的破碎中看出了更为触目惊心的黑暗。相比于其他妓女可以理直气壮地痛诉自己的苦难史，适应并逐渐满足于当前环境和娼业的阿英更为凄惨，因为在日复一日的对梦的否定中，她早已被环境所同化和收编。她自以为选择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自以为目前的生活足够让她心满意足，却不知她早已一步步沉沦到更加黑暗的所在，她早已被阿姆驯化为了赚钱的工具，失去了自觉和自醒的可能。“稀饭很甜，又热，她两手捧着，然而也并不忘去用两颗活泼的眸子盯打过路的行人”，有着活泼眸子的阿英，青春而有活力的阿英，在未来的某天必然会消失在“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这样的反讽的结尾因此更具有无言而沉重的力量，也更突显出娼妓业的罪恶与黑暗。

如果说《庆云里》中的妓女阿英已经在新的环境里麻木并且无知无觉地沉沦下去，她的身体已经被周围的环境收编、驯化并且成为阿姆等人挣钱的称手工具，那么《新的信念》中的“陈老太婆”、《我在霞村的时候》（以下简称《霞村》）里人如其名的“贞贞”，则在新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之下，以饱受蹂躏的血肉之躯为自己寻求到了一条新的道路，并且拥抱了新的可能。

《新的信念》：仇恨与转化

1936年底, 怀着对新道路、新政权的向往，丁玲来到延安。尽管当时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的规模并不大，影响范围也比较有限，但随着1939年3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文件颁布后，明确要求“要用各种方法解释妇女大众在抗战建国及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立刻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委员会下的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认真经常检查与帮助其工作，使之成为各级党的委员会内最重要的工作部门之一”。此后，“各级党对妇运的认识和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特别是分区与县级的党部，大都积极地领导帮助妇女工作。”[5]妇女运动的形势既然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辐射人群和影响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风气的转变也势必影响着身在其中的丁玲。

1937年8月，由丁玲一手促成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宣传抗日为主要目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纲领》中明确“以戏剧、音乐、讲演、标语、漫画、口号各种方式向抗日战士及群众做大规模之宣传，使能彻底明了民族革命战争之意义与目标，借以唤起中华民族之儿女们的斗争情绪与求生存的牺牲精神。”在西战团奔赴前线宣扬抗日救亡期间，丁玲既写出了《重逢》、《河内一郎》等话剧作品，还曾担任话剧演员登台表演，她与团员们同吃苦、同劳动、同创作，以火热的抗战激情和视死如归的勇气投入到宣传工作中。这夹杂着血雨腥风的一年间，“她学会了如何同敌顽斗智斗勇，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6]1939年春天，她在中共第一所以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学校——延安马列学院，创作出了《泪眼模糊中的信念》（1944年3月收入桂林远方书店版短篇集《我在霞村的时候》，改题为《新的信念》）。[7]小说讲述了一个没有自己姓名的老太婆在亲眼目睹孙辈惨遭日军屠戮、自己也被强暴蹂躏后，以超强的生命力和意志存活了下来，并在村子里一遍遍向村人讲述她所经历的一切，并最终加入游击队，以饱含血泪的“演讲”唤起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与抗战到底的决心的故事。西战团宣传抗日期间，丁玲切身实地地感受过侵略者的炮火是怎样无情摧毁一户户人家、一个个村庄，也目睹耳闻过被日军铁蹄蹂躏的妇女的悲惨经历，加之当时延安正酝酿的妇女运动之风，桩桩件件，都构成了她创作灵感的来源和素材。小说写就之后，引起了评论家冯雪峰的重视，高度称赞其具有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8]

在小说中，陈老太婆最先出场时，已经奄奄一息，“这时原野上只有一个生物在蠕动”、“狗已经不认识这个人形的东西了，无力地却又恋恋不舍地紧随着它”、“那躺在地上的生物便又呻吟了”，甚至连孙女金姑都认不出这个面目全非的“东西”竟然是自己的奶奶，还“一边驱赶走拢来的狗，一边拿脚去踢那东西”。非人的东西，是陈老太婆身体最先呈现出来的面貌，由此她遭受的折磨、痛苦和不堪都已通过身体先行“言说”了。

在极强的求生欲和生命力支撑下，老太婆恢复了健康，她开始一遍遍讲述自己经历的人间炼狱：被强奸致死的妇女、挣扎着却依旧死了的孙子、自己所遭受的奴役和性暴力……她诉说的对象从家里人转向本村村民，而后又特地坐车到另一个村子讲诉她的遭遇。“这不爱饶舌的老太婆，在她说话中感到一丝安慰”，在人群中宣讲时“审查那些人的脸色，懂得什么辞句更能激动人心”，她更是直接坦荡地展示身体上的伤痕，以增强人们对日军的仇恨和怒火。曾经的她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农村妇女，她畏缩柔弱、时常“静默着”，像惧怕自己的丈夫一样畏惧着自己的儿子，背负着封建文化的余孽让她只是千千万万个老太婆之一，没有自己的姓名和人格，面目模糊不清。但侵略者的暴行却直接打破了封闭禁锢的中国，也直接将她曾经看似安稳的生活击碎。每一次的诉说，都带来思想上的转变，每一次的诉说都彰显着新的信念的建立，她再也不做老母鸡将儿子们护在自己的羽翼下，当他们是“温驯的小猫”，转而将他们视作真正的男人，鼓励他们加入队伍、走上前线。她痛恨孱头们的迟疑和胆怯，她的诉说正是为了打破他们的柔弱和幻想。

通过言说和讲述，陈老太婆“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对共同敌人的仇恨的情感纽带”，并且在她忠实的描述下“这种讲述本身显然在她身上催生了一种更为积极的主体性”[9]。这种自发而自觉的“抗日宣传”，不久便被革命政权所关注，并将老太婆吸纳进了当地的妇女会。加入妇女会的老太婆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天天四处邀人”，“更为高兴的老太婆，在精神与体力上都似乎年轻了一些”。当这个此前大字不识几个、沉默而卑怯的农村妇女站在人群中宣讲时，她发出了最真诚也最沉痛的呼号：“我们要活，我们不是为了给鬼子欺侮才活着的呀！”，在人海的波涛中，她用尽力气发出了“我们要干到底！”的誓言。演讲结束后她在人群里、“在广漠的空间”、“无底的蓝天上”，“看见了崩溃，看见了光明”。新的信念，在万众一心的抗日激情和视死如归中、在新政权赋予她的全新政治面貌和权利中建立了起来。

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对性的暧昧不明与对女性贞洁的教条和绑架，没能阻止陈老太婆那看似无穷的倾诉欲。如果说祥林嫂在诉说惨剧时遇到的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对她痛苦的品味和把玩，那么老太婆在遭遇敌军的性暴力而面临身体和气节的双重不贞时，有着同样情感基础的人们则向她报以一样炽热的复仇激情。在人们义愤填膺的凛然正气中，老太婆身体的破损和伤痕就不再是不忠、不贞的罪证，而是转为了人们仇恨的直接凝聚点，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畏缩不前却又满怀恨意的人们。民众在“看”和“听”的双重刺激下，柔弱便化作了刚强，勇气便战胜了胆怯，怒火熊熊燃烧，加入新政权拿起枪杆子、打跑小鬼子就成了他们守卫自己和家人的唯一方式。同时，陈老太婆伤痕累累的躯体更象征着山河破碎的祖国，而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新的信念不仅能够唤起老太婆的活力和生机，更能为饱受艰难的国家带来胜利的希望，带来全新的光明。在《新的信念》中，丁玲通过陈老太婆身体所经历的伤害与疗救，唤起民众团结一心、抗战到底的勇气和决心，也完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在浴火中淬炼重生的寓言。

《我在霞村的时候》：救赎与升华

丁玲写于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同样刻画了一个遭受日军性暴力的女性——贞贞的经历，然而与陈老太婆的境遇截然不同的是，帮助党组织收集情报的贞贞被日军掳走强奸，不幸染上性病回到霞村后却受尽了村里人和父母的厌嫌、鄙弃和指责，昔日的恋人夏大宝尽管想挽回二人之间的感情，但贞贞最后还是决定离开霞村动身前往延安治病。

霞村众人对待贞贞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鄙夷和仇视，另一类则是同情与支持，而这两类截然相反的态度其实都与贞贞的身体关系紧密。杂货铺老板挤着小眼睛对“我”说贞贞“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蹋的呀”，又装出正经的样子说：“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的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打水的妇人们则说贞贞：“说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唉，怎么好意思见人”。这类对于贞贞贬低主要是围绕两个方面，一个是贬斥贞贞早已失去贞洁，身体受污，另一个则是质疑贞贞与鬼子有着不同一般的往来（“做了日本官的太太”之语），是精神不洁。在这种对贞贞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鄙弃中，显然霞村众人对于肉体的不洁更为看重。在传统贞节观作祟之下，众人眼中失去了所谓“贞节”的贞贞便也在精神上失去了纯洁的可能，被强奸和蹂躏的无辜贞贞成了不知羞耻的荡妇和娼妓。正如“我”所观察的一样，“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不幸受难的贞贞因为没有为了贞节而死便变成了活着的“罪人”。

而以“我”为代表的支持和同情贞贞的一方，则为贞贞在肉体上所遭受到的暴行而难过。正如阿桂在听闻贞贞的遭遇后叹息道：“我们女人真作孽！”，又或是为了贞贞“丝毫没有想到要博得别人的同情，纵是别人正为她分担了那些罪过，她似乎也没有感觉到”的“我”实际上深深觉察出在贞贞的冷静和心平气和背后所承受的深深撕裂着的苦楚。“我”和阿桂只是从最基本的同理心出发，为了饱受肉体摧残的贞贞而难过、叹息，并且明白贞贞肉体上所铭刻的只是伤痕而不是罪恶。而当贞贞说出她第三次跑回去日本鬼子的队伍是“被派去的，也是没有办法，我在那里熟，工作重要，一时又找不到别的人”时，原本有可能存疑的精神的不洁也被彻底洗刷干净。贞贞通过加入“他们”，加入以延安为象征的新政权之后，彻底将身体与精神上污名洗净。尽管霞村众人不知晓其中的缘由，仍用污言秽语伤害着贞贞，但这不是以蒙昧的、无知的群众愈加反衬了贞贞的纯洁和英勇吗？

正如邵宁宁在《古典忠贞观的现代变奏——以〈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中心》里所言，“在一种带有宗教神圣感的‘献身’中，贞贞的卑屈被结合进了历史，卑贱变得庄严，污秽变得圣洁”，也因此，“连贞贞的‘病’，也都具有了某种象征的意义。‘病’是她受侮辱的印记，也是她献身精神的表征，而‘治病’也兼具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救赎意义”[10]。通过将自己作为祭坛上的“牺牲”，贞贞为自己赢得了新生的可能，她在告别“我”时说到：“到了延安，还有另有一番新的气象。我还可以再重新作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是爹娘的，或自己的”，“人不一定是爹娘的”否定的是传统的封建家长制，而人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则是将自己融入“他们”的期许。“人是从‘家’中解放出来了，但解放的最终目标却并不指向每一个体人格的独立，而只是成为某个集体，或某个‘单位’中的一员，只有通过这个集体，他才能真正进入社会”[11]。而“我”作为霞村的外来者，既是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也以“政治部同志”的身份代表了新政权的意志。通过观察“我”对贞贞的态度，便能看出新政权将以同情和赞许的立场接纳贞贞，“我仿佛看见了她光明的前途，明天我将又见着她的，定会见着她的，而且还有好一阵时日我们不会分开了”，小说结尾处明确了贞贞的未来：光明与希望。离开旧家，前往“新家”，贞贞的救赎与升华之路便是如此。只有融入到集体中、参与到新政权中，贞贞才可能真正获得身体与精神的全面治愈和新生。

小  结

通过《庆云里》、《新的信念》和《霞村》这三篇小说的对读，可以见出丁玲所塑造的“被侮辱”的女性形象的独特性，更可以看出她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

《庆云里》的阿英看似通过拒绝婚姻获得了自己身体的主宰权，但实际上不过是在环境的驯化之下成为了心甘情愿被宰割的羔羊，性的暴力披着金钱的外衣悄无声息地侵吞着她的思想和灵魂，沉沦已在所难免，麻木便成了唯一的可能。千千万万个阿英别无出路，在旧社会里只能通过出卖身体换取生生所息，被驯化成一个似人的兽，再也没有了个体的自觉和思想，最后也将同旧社会一齐被葬送进历史的洪流里。《新的信念》中，陈老太婆从最初的“非人”似的东西再到冷静地在众人前展现伤痕，她的身体在言说苦痛和唤醒众人中渐渐获得了“大众”的力量，重获了生机与活力。陈老太婆的身体呈现的伤害最直接地披露了日军的累累罪行，她也在借由言说的力量抒发了内心的仇恨并燃起了村民们心中熊熊燃烧的复仇烈火，在她的宣扬和号召下，民众们纷纷自发自愿地加入了新政权，拿起武器奔赴前线，成为了坚实可靠的战斗力量。但在这一套有关民族国家复仇和振兴的话语里，她成为了一个复仇口号的传声筒，个体的声音、性格和思想却逐渐被遮蔽。当小说的最后她喊出“我们要干到底！”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和身影已经盖过了她的自身，思想的觉醒程度也似乎超出了这个人物的合理范围与限度。而陈老太婆的身上担负着的封建残余并不是通过“诉说”日军罪行、对抗侵略势力就能够完全摆脱的，她在面对突然出现的儿子时：“但忽然又缩回去，像一只打败了的鸡，缩着自己，呜咽地钻入人丛，跑了。”，显示出她的觉醒还是存在局限的，是不完全的，因此当遇到此前牢牢掌控着她的封建父权、夫权时，产生退缩和羞愧的心理便在所难免了。《霞村》里的贞贞则选择通过“牺牲”自己的身体，在新的政权的洗礼和“治病”中换取了获得新生和希望的可能。相较于陈老太婆，丁玲在塑造贞贞这个形象时，在角色构思和立意上显然克服了陈老太婆流于表面的缺憾，丰富了她的个性，同时周遭环境的描写也更加贴近现实处境。贞贞形象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她的复杂，当她被村民孤立和谩骂时，仍沉静地接受这残酷的一切，此时“独异个人”和“庸众”之间的不同便格外凸显。[12]当贞贞拒绝了恋人夏大宝的求婚，转而投身新的道路去寻求新的希望时，我们能看到贞贞已然获得了自觉的意识，不去依附男性，不再被个人小家所牵绊，她的自觉是建立在打破旧有观念的束缚上，是全新的、可以超越于肉体污浊的自觉自立。抛却小家，融入“大家”，对于贞贞来说，不仅代表着肉体上的“治病”和“救赎”，更象征着精神上的脱胎换骨，新的道路、新的政权将为她带来新的希望与光明的未来。

这些出现在丁玲笔下的“被侮辱”的女性形象面目迥乎不同，她们所处的环境和遭遇的伤害也相去甚远，但丁玲对她们的同情和怜悯却始终如一。丁玲对她们所持有的人道主义关怀从来不仅局限于肉身的的自主权利，更强调的是女性的独立精神和自主意识。阿英的沦丧看似是肉身的不由自主，但问题的根源却在于她的灵魂已经变得麻木而混沌，失去了判断周遭环境的能力。而陈老太婆和贞贞的遭遇虽然更为不幸，但她们的意识却难得地挣扎出传统封建伦理的束缚，直面被侮辱、被强暴的事实本身，而没有逃避和怯懦。也因此陈老太婆和贞贞为自己争取到的是人格的独立和尊严的完整，肉身的被玷污反而衬托出精神的纯洁与高贵。而贞贞最后的选择也与追求尊严息息相关，若是待在霞村，她面临的将是一辈子的鄙夷和羞辱，而投奔新政权，她则被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受到敬重。由此也可以看出丁玲的人道主义关怀不仅始终如一而且也在不断地深化，从1928年到1940年，十几年的社会历史变革，让她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从提问者的身份转变为了一个解答者。女性想要获得精神和肉体上双重的独立自由，不仅要有自尊自爱的意识，更应该积极地寻找能够安放身体与灵魂的道路。

从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女将，从国统区走向解放区，从《庆云里》到《新的信念》、《霞村》，纵观丁玲的创作，可以窥见丁玲对于这些遭受性暴力戕害女性的观察和思考在逐渐加深、人道主义立场不断深化，也对她们该如何战胜侵略者的伤害与封建男权的迫害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体悟。丁玲为阿英们所寻找的自我净化和自我救赎的道路就是：走出“小我”，投身到集体之中，投身到新政权之中，投身到民族国家救亡复兴的奋斗之中，才能真正获得身体和精神上的解放与自由。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丁玲.丁玲小说选集第2卷短篇小说[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8(1)

[2] 丁玲.丁玲全集 第四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161-180）

[3] 黄兴涛,刘辉.五四时期的废娼运动初探[J].史学月刊,1992(03):59-64.

[4] 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J].百家诤言.1998（07）：29-39

[5] 陈文联.五四时期的废娼呼声与现实启迪[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02):103-107.

[6] 邵宁宁.古典忠贞观的现代变奏——以《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中心[J].文学评论,2004(06):132-137.

[7] 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J].当代作家评论，2004(03):125.

[8] 董炳月.贞贞是个“慰安妇”——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02):211-219.

[9] 卢国华.一个短篇的两种读法——再读丁玲《在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J].名作欣赏,2006(08):43-44+47.

[10] 李蓉.苦难与愉悦的双重叙事话语[J].文学评论,2006(02):139-145.

[11] 刘传霞.女性视域中的中国现代妓女叙事——以丁玲《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和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为例[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113-115+125.

[12] 朱秀清.徘徊在革命意识与女性意识之间——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9(03):143-145.

[13] 金俊荣.自我的挣扎和救赎的无奈——丁玲小说《新的信念》解读[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03):89-93.

[14] 程凯.重读《新的信念》与《我在霞村的时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06):38-51

[15]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05.

[16] 崔琦.延安妇运与性别乌托邦——重读丁玲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05):53

[17] 冷嘉.战争、家国与“新女性”的诞生——论丁玲延安时期对农村妇女的书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05):137-155.

注  释：

[1] 黄兴涛,刘辉.五四时期的废娼运动初探[J].史学月刊,1992(03):59-64.

[2] 李蓉.苦难与愉悦的双重叙事话语[J].文学评论,2006(02):139-145.

[3] 刘传霞.女性视域中的中国现代妓女叙事——以丁玲《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和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为例[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113-115+125.

[4] 卢国华.一个短篇的两种读法——再读丁玲《在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J].名作欣赏,2006(08):43-44+47.

[5] 崔琦.延安妇运与性别乌托邦——重读丁玲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05):53

[6]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 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05：173-199.

[7]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 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05：200-201.

[8] 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丁玲研究资料》[M],袁良骏编，天津出版社,1982:298,转引自程凯《重读〈新的信念〉与〈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06):39.

[9] 冷嘉.战争、家国与“新女性”的诞生——论丁玲延安时期对农村妇女的书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05):137-155.

[10] 邵宁宁.古典忠贞观的现代变奏——以《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中心[J].文学评论,2004(06):132-137.

[11] 邵宁宁.古典忠贞观的现代变奏——以《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中心[J].文学评论,2004(06):132-137.

[12] 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J].当代作家评论，2004(03):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