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敬的探索精神
                                                             ——读《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

                                                                                                  王增如  
 
       每次参加中国丁玲研究会召开的丁玲国际研讨会，许多人报到之后，都会用期待的语气打听：日本的“四人帮”来了没有？他们指的是四位女性：田畑佐和子、秋山洋子、前山加奈子和江上幸子。
       她们彬彬有礼的举止，讨论会上不太熟练的汉语发言，俨然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从心底敬重她们，但由于语言障碍，却没有很多交流。这次阅读了她们四位的论文集，一下子拉近了心的距离，具体感受到她们对丁玲的深厚感情，和在丁玲研究方面的扎实成果。
       秋山洋子和田畑佐和子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大学生，选学中国文学，田畑更以丁玲为毕业论文题目。秋山洋子说，那时的丁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中国文学的学生眼里，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学令人炫目的存在。尤其是女学生们，对身为女性同时战胜了种种困难的丁玲充满了极大的兴趣。据说，那时在选修中国文学的女学生们的毕业论文中，以丁玲为主题的约占了百分之八十”。1957年丁玲遭到批判，她的名字从中国文坛上完全消失，成为1960年迈入大学的秋山洋子们的“过去的偶像”。秋山洋子和田畑佐和子，都属于那个时期“对丁玲被批判抱有怀疑并想探究其真相的人”。
       秋山洋子婚后分娩不久，即便是研究生毕业学历，也面临着受到性别歧视而找不到工作的烦恼。此时爆发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第二次世界妇女解放运动，这是继发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延续。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是要求获得选举权，以及在法律上、社会制度上的男女平等，这些目标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在大多数先进国家中得以基本实现，但隐藏在所谓“男属社会，女归家庭”的典型性别角色分工背后的道德标准，对女性依然苛刻，性别歧视依然保留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中。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站在前列的是美国知识女性。
       秋山洋子、田畑佐和子和十来个志同道合的女性结成了一个名叫“伍尔芙之会”的小团体，翻译美国女性运动资料，讨论研究妇女问题，每月集会一次，就女性问题展开讨论，并将讨论内容汇编成题为《从女人到女人》的小册子，从1971年至1974年共发刊三期。秋山洋子在第三期上发表了《关于丁玲》一文。
       秋山洋子在这一时期重新阅读了丁玲作品，尤其是《三八节有感》，产生了强烈共鸣，感觉丁玲的作品“与这一时期参加运动的女性们所写的文章，在内容上是那样的相似”，“跟我们现在追求的自立基本是一致的”。她认为丁玲“一旦拿起笔，她强烈的女性意识、或者说作为女性解放论者的意识便不自觉地浮出表面”，甚至认为“她的这种姿态跨越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论的框架”。秋山洋子在《关于丁玲》的结语中写道：“她的作品和前半生中，追求女性自立与解放的意识是一贯不变的。丁玲追求自立与解放的意识，并不会因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过时，它对未来社会的改革将有积极作用。我要把丁玲介绍给更多的女性，让她们了解这位不自觉的女性主义者，这位不怕跌倒、顽强地走在人生道路上的女人。”
       秋山洋子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把《三八节有感》翻译成英文，加上她的《关于丁玲》，以《丁玲：被清洗的女性主义者》（Ting Ling:Purged Feminist）为名出版了，通过解放运动的网络销售到美国，虽然发行量只有几百册，却引起较大反响，一份1975年美国女性办的小报刊登文章专门介绍这本小册子，文章带着感情说：“为了缓和内心的痛苦，我这样幻想着：我们到中国去，顺路到东京带上秋山和她的朋友们，去找出丁玲来。”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丁玲正关在秦城监狱里，要找出丁玲，谈何容易？
       秋山洋子小册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和日本，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曾经出版过丁玲作品英译本的T·白露，到日本任客座教授时获知秋山就是《关于丁玲》一文的作者，非常惊讶地说，她在学生时代就读过这本小册子。我读了秋山洋子收在这本论文集里的六篇论文，也惊讶在她瘦小的身躯里，竟蕴藏了如此巨大的能量，即便2016年8月她去世的当天，还在病床上检查自己的文章。
       我与江上幸子有过几次直接交往，她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于历史资料的重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在北京某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发现图书馆里有关丁玲的书籍较少，便拿出一千元人民币，委托我和李向东帮助购买有关丁玲的书籍，充实图书馆的资料。这本论文集里收录了江上的八篇论文，她把《我在霞村的时候》、《梦珂》、《新的信念》等作品，放在中国抗日战争与妇女解放运动大背景下审视，感受到丁玲笔下被侮辱与被损害妇女受到的“多层次的不幸”，尤其是精神层面的伤害。
       江上用详实的历史资料，梳理了丁玲在创作《三八节有感》前后，也就是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及其方针的转变，给对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所知甚少的我，上了一堂丰富生动的大课。江上老师找全了中共妇女运动委员会在延安出版的自1939年创刊至1941年停刊的全部22期《中国妇女》，共258篇文章，这些文章中，“一再表示不仅是要对日抗战，而且要以多方面解放妇女为目的”。宋庆龄对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妇女运动给予高度评价：“只有在陕甘宁、晋察冀和其他的边区，才产生了真正的妇女运动。她们不仅从事救济工作而且全面参加作战，全面参加政治和经济的工作。”
       正是因为江上对历史资料掌握的翔实严谨，才能发现日译本《新的信念》中的误译，并一一做了订正，且对误译给予了善意的理解。
       前山加奈子虽然只有两篇论文，但视角独特。仅以一篇《新生活的“荆棘”——关于丁玲的〈在医院中〉》为例，前山分析了在三个不同时期对于《在医院中》的不同评价，从而折射出丁玲作品与政治时势的密切关系。
       第一个时期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前后，即《在医院中》1941年11月15日发表到1942年。先是雪苇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给予肯定：“虽然作者是平直的写来，那人物，却具有搏击人的力量——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是需要受怎样的苦难啊！”认为“手术室的那个场面，那气氛是极写得真实而有力的”。他同时指出作品“成为特色的，是一些新社会底阴影一面之暴露，这也是真实，不只需要政治理论上的、工作上的清算，而且还需要作品的清算的。对于这方面的任务，我们生活在这新社会里的作家们，还做得不够，或许是还缺乏恰当地掌握它的能力吧。”接着是燎荧在《解放日报》发表批评文章，说“作者为了表现她的人物，她是过分地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随着主人公的判断和印象，于是就抹煞了他们的一切，而造出了一个差不多是不可救药的一群。这是非常有害的客观主义的描写”。前山认为，“雪苇的这一评价与而后出来的评价相比，是比较贴近于作品的”，“是一种富于启发的积极评价”。
       第二个时期，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在医院中》受到劈头盖脑的批判，张光年的《莎菲女士在延安——谈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说：“丁玲、莎菲、陆萍，其实是一个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三个不同的名字。她们共通的特点，是把自己极端个人主义的灵魂拼命地加以美化。她仇恨的不是延安的某些事物，仇恨的是延安的一切。她不是同某些人斗争，而是同延安的‘所有人’斗争。她否定的不是某些工农兵，否定的是工农兵的整体。她攻击的不是一个医院，攻击的是整个的延安和整个的党。”前山认为，张光年对“作品评价超过了文学的范围，含有政治路线的意图”，“这种看法令人怀疑”，这种评价也“不值得参考”。
       第三个时期是1980年代，丁玲回到文坛之后。前山引用了邹午蓉、王清波、张炯和王淑秧的评论，把这篇小说放回到正常的文学评论的轨道。
       张炯、王淑秧认为，主人公陆萍“对医院种种不合理现象的不满却是完全正当的。从革命者的角度看，不满正是进步的起点”，虽然陆萍的形象“有狷介高傲的一面，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片面看待工农同志的缺点，但她热情、单纯，对未来充满幻想，充满进取的追求。……她应属于成长中的新人，一个有自己个性的、不无缺点的共产党员，一个勇往直前、不尚空谈、能够实干的改革者”。他们也指出小说的缺点“恐怕在于围绕主人公的社会环境的描绘上”，“作品里的工农干部不是颟顸无能，就是安于现状，群众的大多数也是非不分，彷彿只有陆萍、郑鹏几个知识分子才是生活中的佼佼者。这样处理围绕主人公的社会环境，在典型的意义上就不免受到削弱”。
       即使这些评价，前山仍然认为是“受到了太多的政治和文学挂钩的评价”。她认为《在医院中》是丁玲在抗日根据地这样一个新环境里描写的一个崭新出世的女性之作品，“这种女性形象，在以往的丁玲作品中有一种令人面目一新之感”。主人公陆萍“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完成任务而感到苦恼”，也“不是描写恋爱以及个人的琐事，而是描写了人的变革和现实中的人之常情”。前山认为：“丁玲想描写的世界包含着众多的问题。组织者和变革者的素质都有诸多的思想性，难以让人们察看得简单明了，所以，尽管丁玲想把它描写出来，但从她写作的能力和当时容许她执笔的时间来看，都是描写不尽的。”
       田畑的论文作为“大轴”放在最后部分，因为她与丁玲有过直接接触，读起来有一种亲切感。田畑和秋山洋子是同时代人，1950年代中期入学的大学生，主修中国文学，对丁玲的作品和她走过的革命道路很感兴趣，大学毕业以后继续研究丁玲，写关于她的论文，因此得到硕士学位。这期间丁玲作为文艺界的大“右派”被打倒，消失了二十多年。1979年春天，田畑在香港出版的杂志上突然看到丁玲和陈明的照片，唤醒了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感情，她忍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给丁玲写信，由于没有详细通讯地址，只写了“中国作家协会丁玲女士收”，她不知道丁玲能不能收到这封信，也不敢奢望得到回信。然而她不仅收到回信，8月初还在北京见到了丁玲，田畑说那“真是意外的幸运。但是仔细想一想会见前后的情况以及和丁玲女士的谈话，与其说是幸运，倒不如说是缘分”。
       写到这里，我也想说说丁玲与日本友人的“缘分”。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之后，她的作品被陆续翻译介绍到日本，其中影响比较大的，首先是冈崎俊夫1938年翻译出版的《母亲》，阪井德三和三好一早于丁玲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之前的1951年，就合作翻译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冈本隆三和尾阪合译的《丁玲作品集》则于1953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正是这些作品，引发了秋山洋子、田畑佐和子等一大批日本青年对中国文学和丁玲的兴趣。
       1950年代初，冈崎俊夫曾来中国访问，丁玲接待过他，还一同参加了中日两国作家的座谈会。翻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阪井德三是日本左翼作家，1940年代曾是“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成员，在延安见过丁玲，1946年2月和画家小野泽垣在张家口又拜访了丁玲和萧军，还为他们画过像。阪井德三还给丁玲写过一首诗，并在桑干河一带生活过，因此自然对丁玲反映解放区生活的作品产生感情。
       1954年有一位日本朋友，从日本寄给丁玲一份完整的《田家冲》手稿，是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有人从商务印书馆劫后的余灰中捡出保存下来的，手稿上还留有编辑的标号与批校。这位日本朋友保存了二十多年，当作珍贵礼物寄还作者。
       正是这些友谊，成就了丁玲与日本友人的“缘分”。她1979年回到北京，还没有平反没有安家，就续上了与日本友人的友谊。4月25日，丁玲收到田畑佐和子4月13日来信，立即高兴地复信说：“这是我22年来收到的第一封外国友人的来信，但你的信给我的感觉，却不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而是一个很熟习的老朋友，一个很亲近很亲近的自己人。我真谢谢您对我二十年来的关怀。”8月4日，丁玲在友谊宾馆见到了田畑佐和子和她的丈夫、东京电视台驻京记者田畑光永，交谈了两个多小时。田畑佐和子写了《丁玲会见记》，以后又陆续翻译介绍了丁玲的《“牛棚”小品》《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作品，让日本读者了解新时期的丁玲。我以为，田畑佐和子是丁玲与日本友人结缘的传承者和接力棒。
       根据我的了解，丁玲在北京度过的最后七年里，会见外宾最多的是日本朋友，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三十多人次，其中有作家野间宏、山崎丰子、有吉佐和子、一些日本作家代表团，还有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她从大阪女子大学中岛碧教授同丈夫中岛长文那里，看到香港某书店翻印发行的《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她从三好一和夫人三好绫子那里，了解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日文版的出版过程，原来三好绫子正是1951年的出版人。
       在丁玲会见的日本友人名单中还有：1960年代曾指导学生写过丁玲作品论文的神户大学教授大芝孝，东方文化研究学者、华人卞民岩和日本夫人堀黎美，相浦杲及夫人相浦绫子，研究“三S”（即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的尾崎秀树，《读卖新闻》记者星野，日本女汉学家伊藤克，日本女八路加藤昭江，专门为询问《鲁迅先生于我》几个问题而来的日本学者池上正治等。特别是写《丁玲转向考》的高畠穣，他在丁玲1957年被批判之后一直坚持研究丁玲，1970年又翻译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对丁玲的所谓“自首”问题提出疑问，写了《丁玲转向考》，陈明曾把此文收入《魍魉世界》单行本的附录中。
       值得一提的，还有丁玲1985年3月1日回复日本大学生白浜裕美的信。当时丁玲正处在创办《中国》杂志的百忙之中，且身体状况不佳，但她仍然写了亲笔信，回答了四个问题，特别是详细写出了她与胡也频和冯雪峰的关系，是一篇重要的史料。
仔细读完田畑佐和子、秋山洋子、前山加奈子和江上幸子四位老师的论文集，收获良多，写了以上的读后感，不知能否及格？向四位老师的探索精神致敬！同时应该感谢译者李源、但继红、陈苏黔、何燕侠、陈晨、周颖，读他们的译文，感到非常明白，流畅。
 
 
       （作者系《作家文摘》报原副社长、编审，中国丁玲研究会名誉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