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 干 渡
 
                                                                                   许  玮  
 
 
                                                                              一

　　
       在桑干河畔伫立，谛听水流声声，我恍然明白，河流的生命不仅仅是水的生命，也浸润着人的呼吸。
       说起桑干河，当代人对这条北方河流的知晓或熟悉，是因为作家丁玲的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且，稍稍有一定文学常识的人，若置身桑干河畔，最先想到的也一定是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实，先秦典籍《山海经》早已对桑干河有过记载，称其为“浴水”，只是，知者甚少，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却几乎家喻户晓。
       作为晋北人，虽然桑干河也源起于晋北，但我对桑干河的熟悉，同样是因为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凭借文艺作品而名声大噪的人或物，古今中外不胜枚举。丁玲的笔，让一条北方之河有了文学的品质。
       桑干河是永定河的上游，其正源为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的恢河，恢河与源子河在朔州市马邑村汇合，称“桑干河”。站在大同市云州区峰峪乡境内的桑干河畔，正是塞上金秋。艳阳朗照的季节，水流会让人心里生出许多怀想，比如对时间、对生命、对世事的转瞬即逝，当然，最先想到的依然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它的作者丁玲。时间的风云际会，没能磨灭一部小说在人们心中的记忆。如同河流，尽管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等原因，当下的河流“日瘦一日”，流淌艰难，但每一条河流所承载的故事却永在人心。
       如此细想，河流的生命真的不仅仅是水的生命，确实还浸润着人的呼吸。
 
                                                                             二
 
       现当代女作家中，丁玲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她的思想兼具忠贞、叛逆、自我否定……对她的评价或褒贬，自她写作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
       人生的定义很宽泛，有为生命战斗，有为爱情战斗，更有为自由战斗，丁玲身上具备了所有的这些品质。她一生遭逢的坎坷与不幸，是同代人中少有的，但从骨子里说，她是一名“战士”。完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丁玲作为“战士”的特质，愈发明朗。一条北方的河，赋予南国的丁玲以丰厚的人生财富，而且，“桑干河”这个名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已经与丁玲的文学创作融为一体了。水流的回响里，有谁还在谛听丁玲一路走来的不凡经历，或者，是不是可以说，世间加在她身上的“骂名”，桑干之水早已涤荡净了吧。
       站在桑干之滨，我脑海里无论如何都挥不去丁玲的形象，虽然我知道，从这条河边走过的杰出人物很多很多，但因为一部小说，丁玲的名字已经与桑干河同在，而且，她一生的传奇，似乎也只有她这个叫“丁玲”的女子可以拥有。
 
                                                                            三
 
       丁玲的母亲叫“余曼贞”，是旧时代里的一位“新女性”，具有民主思想，又向往革命。丁玲的性格深受其母亲影响。
       开始文学创作后，丁玲有过很多名字：蒋伟、蒋炜、蒋玮、冰之、彬芷、从喧、晓菡、曼伽……使用这些名字时，丁玲正经历着丈夫被害、爱情受挫、蜚语流言不断这样的寒凉，她的人生似乎走至绝境，可不就是自己笔下那个彷徨、失落、苦闷的“莎菲”吗？！
       1933年5月14日，因爱人冯达叛变，丁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先后囚禁在南京和莫干山。关于丁玲被捕的前因后果及真实原由，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详情，目前能够读到的丁玲自述，也极少提及那段经历。“我什么都不愿意说，不希望向任何人解释，只愿时间快点过去，历史证明我并非一个有罪的人就够了。[1]”
       1936年9月，凄风苦雨中，丁玲结束了被囚禁三载的牢狱生活，逃离南京。面对往何处去的抉择，她毅然决然地选择奔赴一个让她既陌生又满怀着巨大憧憬的地方：陕北。
       生命总是有转折的，每个人的生命都会出现转折。在丁玲82岁的生命历程中，出现过许许多多的转折，而“投奔陕北”，就是她生命中最具标志性的一个转折，也可算作她后来与政治“纠缠不清”的开始。1936年，丁玲32岁，虽然五年前她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对革命“圣地”，却只有猜想，没有亲往。去陕北，她一定是忐忑与憧憬交织，因为她不知道陕北究竟是什么样。
       这年冬天，丁玲辗转抵达陕西潼关，经西安、耀县、洛川，11月10日到达保安，后又来到延安。丁玲抵达陕北一个月前，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万里长征宣告胜利。在一个新的抗战局面即将打开之际，陕北几乎什么都缺，最缺的恐怕就是人才，是知识分子，而“大作家”更是遥不可及。
       丁玲要来陕北的消息，自然成了“最抢眼的新闻”，因为她著名的小说《梦珂》《阿毛姑娘》《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早已为读者熟知。然而，人们只知作家“丁玲”其名，却从不曾见过这位作品中带着忧郁、带着叛逆、带着“幻梦与情殇”的南国女子。丁玲本人也未必知道，她可是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作家。
       “一排约莫有半里长的窑洞，把军委，边区政府，党中央各部等等机关全住尽了，把全中国革命的人民领袖全住尽了。说中国人民的命运就握在这小山上，也许有人说这太夸大了，但在某一定的时间中来说，的确是对的。[2]”这是丁玲在回忆文章里的描述，可以看出，初到陕北的丁玲，对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鲜的，更是好奇的。
       丁玲的到来，一下子就轰动了陕北，而在中央看来，这可以算作文艺界的一个“风向标”，借着这个“风向标”，也许会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人才来到陕北。毛泽东难抑心中感慨，见到丁玲时，他问这位湖南老乡，“今后打算做什么？”丁玲斩钉截铁地说，“当红军！”毛泽东似乎感觉到丁玲今后一定会有大作为，也希望她能在“新天地”里焕发“新生命”，不久，提笔写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这首名作，以此勉励丁玲。毛泽东一生极少专门给某个人写诗或词，这首相见时的“赠词”，可见他对丁玲本人及她来陕北的重视。
       后来的事实证明，丁玲到达陕北，确实起了“风向标”的作用。紧随她之后，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家，陆续来到这片“西北圣地”。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对于知识分子的争取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的著名论断，随后又指出“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的工作方针，并亲自督办，使得一系列保护知识分子的政策得到落实。1938年至1939年间，延安形成了约4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就文艺人才而言，丁玲、舒群、萧军、冼星海……可谓“天下英才集延安”。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到延安，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前讲话。[3]”“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4]”通过丁玲文章里的这些发自内心的感慨，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深切地感到她当时的心情。尽管在日后的政治漩涡里，丁玲遭到了不止一次打击，但她从未后悔自己奔赴陕北。
       陕北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这里是中央苏区所在地。从前那个“不安分”的丁玲，只能平复自己的内心，逐渐适应了。到达陕北，丁玲结束了多年的颠沛生活，文学创作有了安定的保障。因为思想和精神上的这份“安定”，她写出了《田保霖》等名作。
茅盾当年借着评价“莎菲”的艺术形象，说丁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奔赴陕北，丁玲这个“女性叛逆的绝叫者”，迈出了“莎菲”不敢也没能迈出的一步。
 
                                                                              四
 
       在桑干河的秋光潋滟里，我猛然想到，中国现代的不少女作家，都与一条河紧密相连：冰心从闽江畔走来，闽江水滋养了她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也滋养了她出众的才情和学养；萧红生在东北的呼兰河边，虽然家庭一直未能给予她本该有的温暖，但呼兰河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她的笔；丁玲从湖南临澧县的澧水边走来，在与命运抗争、与时代抗争中，成就了她自己，时代也造就了一个不可复制的“丁玲”。
       既然这些杰出的女性都从一条河开启自己的人生历程，那么，她们的人生必然也像河流一样，有着不同的流向。
       丁玲和萧红相识，是在1938年初春的山西。“那时候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的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5]”这是丁玲在文章里的记述。通过这段记述可以看到，当年，她曾劝说过萧红，希望萧红也能去延安，但是以萧红的性格而论，她不可能去，而且，政治化的延安不适合萧红的文学理念。萧红的性格是柔弱的，虽然她很多时候在文章里表现出了坚贞，但内心的彷徨和犹豫常有流露，她只想有个爱自己的人，能安静地写作。这也注定了她们二人会分道扬镳。丁玲一面惋惜萧红的抉择，一面似乎预感到了这位娇弱、对爱情抱着无限憧憬的女子，也许会遭逢生命的不幸。
       相较于1938年丁玲和萧红的相见，丁玲和冰心相见是在十年前的1928年夏天，冰心留学美国归来。从1919年发表“问题小说”登上文坛，到1928年海外学成回国，冰心已经在文坛跋涉了10个春秋，可谓新文学诞生以来女作家中的“元老”。那时，回国不久的冰心正住在上海，丁玲和沈从文、胡也频一起，专程到上海看望她。这之后，二人常有书信往来，冰心还为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写过稿。1936年夏，冰心和丈夫吴文藻再次赴美，路过南京时，去看望丁玲。那时的丁玲，正遭国民党囚禁。[6]自那之后，她们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38年丁玲和萧红在山西相见时，冰心正在北平为转移大后方做着准备。这年7月，他们举家迁往云南，在呈贡县读书、教学、写作。
       人和人的性格总是有差异的，文学见解因为性格差异而终至分歧。冰心是大家闺秀，文静贤淑，属于典型的“学院派”作家，性情里有意躲避着政治的风浪。萧红小冰心十多岁，写作方面“后来居上”，同样有意无意地远离着政治，她们都喜欢沉在书斋，而丁玲却投向了政治的怀抱，这也是她的性格使然。
       现当代的女作家中，丁玲与“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虽然在政治漩涡中几度沉浮，而且被褒贬最多的也是她与政治的“若即若离”。如此说来，她们三人的人生走向是不一样的，如同河流，每一条河流的走向都不一样，有的遇阻则止，有的却一路咆哮，恣肆汪洋。
       到达陕北六年后的1942年，丁玲与小自己13岁的抗大学员陈明结为夫妻，之前多次失败的情感得到抚慰。虽然她不可能忘记曾经恋过的冯雪峰，更无法忘记第一任丈夫胡也频之死，但陈明是她在陕北的感情慰藉，尽管年龄悬殊。这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而这年1月23日（也有说是1月22日），萧红在香港凄凉地走完自己短暂的一生，留下一部没有完稿的小说《马伯乐》，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永远的遗憾。这一年，距离她和丁玲在山西相见已过去四年。此时，冰心已从云南迁到重庆，蛰居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虽仍有文章发表，但创作的丰产期已暂告一段落。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丁玲1936年义无反顾地到了陕北，且从来不因自己后来所经历的各种政治迫害而后悔。鲁迅先生当年盛赞过丁玲和萧红，断言“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7]”
       鲁迅先生当年的论断，不管是圣人的预言还是期望，留给文学史的，都会是长久存在下去的争论与慨叹。
 
                                                                              五
 
       秋天的阳光打在脸上，让人感到无法言说的温煦。桑干河，这条古老的河，挟带着北方的粗犷、北方的豪情、北方的洒脱，塑造了一片片肥美的原野，也目睹了不知多少的人间忧患！站在云州区峰峪乡境内的桑干河畔，我似乎听到了水流激起的微微絮语。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丁玲从延安到了华北的张家口，本来是要辗转去东北的，但因为内战爆发，被迫滞留。正是这样的“滞留”，让她得以为一部小说的创作，接受生活的历练。
       1946年夏，“土改”陆续开始，丁玲主动请缨，去了张家口南部的怀来、涿鹿两县，在一个叫“温泉屯”的村子，与老乡们一道参加热火朝天的“土改”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及构思，1946年11月初，丁玲着手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到1947年年底基本完成，1948年修改后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书写“土改”的长篇小说，也是她在怀来、涿鹿两县深入生活、直面“土改”风云的文学收获。她觉得，这本书是她在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思想指导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8]”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看做是丁玲与之前所有作品的一个“分水岭”，1951年，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我到目前都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书写“土改”运动最好的作品，确实是丁玲与过去的一部“告别之作”。冯雪峰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毛泽东在《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中写道，“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样的赞誉，果然成了现实，丁玲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
任何人的人生都是不可复制的。杰出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无法让后人给出一个或几个定论，比如丁玲，对她的评价，其实是“毁誉参半”的。然而，她留下了丰厚的文学成果，我们今天对她的任何解读，还是应该从作品本身出发，还原对一个“奇女子”客观而应有的评价。
       桑干河畔，晚风拂面而来，秋意早早地笼罩了塞上。我想起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结尾写的一段话，“他们快到县城要过河的时候，一轮明月已在他们后边升起。他们回首望着那月亮，望着那月亮下边的村庄，那是他们住过二十多天的暖水屯，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呢？在欢庆着中秋，欢庆着翻身的佳节吧……[9]”这是当年42岁的丁玲的文笔。虽然后来经过屡次人生寒凉，但她一定不会忘记当年冀西北的火热生活和那里朴实的乡亲父老吧。
       作家祝勇说，“河流是时间的隐喻。”我想，河流如何不是人生的隐喻呢！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条河，有的人生之河流着流着便干了，可有的人生之河虽不断遇阻，却越流越广。丁玲的人生之河就是这样。
 
                                                                               六
 
       如今的桑干河，已不是当年丁玲笔下的模样了，河面“瘦”到不及原先的四分之一，最窄处仅几米。据说，过去河水丰沛的时候，桑干河上有不少渡口，供两岸的人来往。现在，河流日瘦一日，且架了桥，渡河之难早已成为过去，渡口自然也已废弃，有的连痕迹也荡然无存。
       我很想在桑干河上找找那些古老的渡口，哪怕已经圮废，已经荒芜，我都能想象到当年渡河的忙碌，想象到河两岸曾有的繁华，可是，时间如水流，那些渡口没有了，时光亦不是原来的模样。然而，就是那些废弃的渡口，让我做着许多关于丁玲的遐想。
如果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比做文学长河上的一个“渡口”，那么，从这个“渡口”过去，丁玲从此脱胎换骨。顺着水流回望，《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人和事显得遥远了，但这本书早已载入一条河的生命史。桑干河，你是看着一个叫“丁玲”的作家，从河边一路走过的啊。
       遐想之时，一个怀抱秫秫秆儿的老妇人从我身边走过，见我弯下腰捧桑干河的水，便赶忙说，“这水不能喝了，不能喝了！”我满含谢意地朝她点点头。我知道，桑干河的水如今不能喝了，可几十年前，河面宽广，水流清冽甘甜。我很想问问这老妇人关于桑干河渡口的事儿，但她抱着秫秫秆儿走远了。她也许知道渡口，也许不知，时间与河水一道流逝，真是“逝者如斯夫”，无人能阻挡得了！
       桑干河从山西北部的大同流到河北的涿鹿县，再蜿蜒向东，两个原本毗邻的省份，因为这条河，更有了“一衣带水”的血亲感。就在我捧起桑干河水的时候，一个猜想扑入心怀：丁玲来过大同吗？或者，她当年有没有想过到桑干河上游的大同看看“土改”的情形？翻阅《丁玲年谱》[10]，我没有找到相关记载。1947年前后，丁玲真是忙。她一面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面频繁往来于冀东冀中等地，为的是“土改”工作需要，若是有大同之行的想法，恐怕也无暇顾及了。
       1975年5月，经历了“文革”的冷雨风霜，丁玲和丈夫陈明“获得解放”，被遣送至山西长治郊区老顶山公社嶂头村。此时的丁玲，已经71岁，古稀之年的她，依然是那个敢爱敢恨、敢作敢为，有着火一样热情的“湘妹子”。她和陈明商议，将补发的工资捐出一万元，为队里购买拖拉机，用于生产建设。长治在晋东南，桑干河源起于晋西北，一南一北，路途遥远，而且“文革”让丁玲的身体受到了极大伤害，终没能回当年参加“土改”的地方看看。这一年，距离她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过去29年了。多少人事还留在心间，多少人事却已幻化不见！
       我做着这些猜想时，夕阳一路疾行，转眼摇摇欲坠，洒给河面一片金灿灿的光焰。涌动的光焰里，我似乎看到一个柔弱的背影正从桑干河畔走过，而远处的河面上，一艘古老的渡船，正悠悠划向时间深处。
 
      （作者系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文联干部）
 
 
注  释：
[1] 丁玲：《幽居小简》，刊于1943年12月1日《万象》第3卷第6期。
[2] 丁玲：《我怎样来陕北的》，刊于1940年6月6日《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第854期。
[3] 丁玲：《到前线去·写在前边》，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 [5] 丁玲：《风雨中忆萧红》，写于1942年4月25日。
[6] 参见冰心《悼丁玲》，见《关于女人和男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7] 摘录埃德加·斯诺与鲁迅1936年5月的对话。
[8]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9]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10] 王周生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