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的“悼丁君”到丁玲的“耀高邱”

                                                                                                  乐  融  

 
       “悼丁君”是鲁迅在听闻丁玲已被国民党当局秘密绑架杀害，无限悲痛和惋惜地写下的一首悼念七绝，表达对黑暗的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抗议。3年多后，丁玲在各方营救下摆脱当局软禁，逃脱羁押，在奔向延安的路上，听闻鲁迅逝世，悲痛不已，以化名“耀高邱”向上海发出唁函。
 
                                                                             震惊中外的“丁潘绑架案”
 
       1933年5月14日中午一时左右，一群国民党特务在叛徒马绍武的带领下，闯进上海昆山花园路公共租界丁玲的住处，绑架了丁玲与来访的潘梓年，接着来访的应修人也中了敌人埋伏，争斗中坠楼牺牲，这就是著名的“丁潘绑架案”。这时，丁玲巳是一位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人物，她不仅是众所嘱目的著名作家，而且是左联的党团书记、著名的女作家。她在租界里被绑失踪，在上海滩上激起了轩然大波，也给左翼文坛造成了巨大的震动，甚至引起中外媒体的关注。
       按照当时的规定，中国当局不得在外国租界捕人，必须由外国巡捕房拘捕后引渡，否则属于绑架，是违法的。丁玲的被捕就属于这种违法的秘密绑架，因此，事后有关当局封锁消息，极力抵赖否认，上海的中文报纸得不到确切消息，都没有及时报导。直到5月17日，先期得到消息的英文报刊《大美晚报》才第一次作了披露。丁玲被捕后，上海党组织立即开展营救活动，决定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面，组织“丁、潘营救委员会”。楼适夷代表左联参加了这个组织。委员会曾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向国民党要人，还请外国进步记者伊罗生和史沫特莱发消息给上海的外文报纸与外国进步刊物，揭露国民党的罪行。5月23日，《申报》和其他报纸都刊登了蔡元培、杨杏佛等三十八人联名发给南京国民党政府营救丁、潘的电文。随后还发表了《文化界营救丁、潘宣言》。6月15日，《时事新报》记者访问了蔡和杨，杨先生就营救丁、潘的问题发表了谈话。同日，上海各报都在显著地位登载了一条新闻，恶贯满盈的特务马绍武，被我地下工作者击毙街头。《大美晚报》（中文版）还介绍了马的身份与被击过程。一位读者用电话向报馆揭发，5月14日中午，停在丁玲门口的汽车号码，和马被击毙时所坐汽车的号码4223相同，这也间接证明了绑架丁玲就是他所为。马绍武的毙命，对国民党当局显然是一个打击。敌人恼羞成怒，决定对组织营救活动的民权保障同盟下毒手，施以报复。他们拟定了暗杀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十五人的名，首先则拿营救丁、潘最力的杨杏佛（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开刀。三天后，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其惨杀在大马路旁的汽车上。
       鲁迅经历过北洋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对李大钊的残酷杀害、国民党的“四一二”大屠杀等，因此，对于敌人的残暴本性早有认识，对国民党当局早已经失去希望，尽管通过朋友对当局把自己纳入暗杀名单已经获悉，但却毫无畏惧，抱着宁死的决心，毅然出席各种活动，包括参加杨铨的追悼会。
 
                                                                             出版《母亲》向当局施加压力
 
        对于丁玲的被绑，鲁迅与其他朋友一样，都积极投入营救活动，但他却保持一份清醒头脑，在1933年6月26日鲁迅致王志之信中：“……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那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其实，在上海，失踪的人是常有的，只因为无名，所以无人提起。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杀，我想，这事也必以模胡了之的，什么明令缉凶之类，都是骗人的勾当。听说要用同样办法处置的人还有十四个。……” [1]
       因此，鲁迅在信中表示抗议之事是“不中用”的，对抗议一类的事并不寄予大的希望，表现了鲁迅丰富的斗争经验。当丁玲被捕后的第三天，鲁迅即托郑伯奇带口信给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壁，“鲁迅先生建议把丁玲的那部未完成长篇立刻付排，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大肆宣传，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2]给以国民党当局压力。体现鲁迅非常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有针对性的斗争策略。对鲁迅的建议，赵家壁没有丝毫犹豫，马上进行出版准备工作，特意把原稿重读一遍进行校对，亲自在书末写了四百字的《编者言》作为交待本书的来龙去脉及未能完稿的特殊原因。紧接着，赵家璧于5月20日将书稿发排，6月27日出书，此书从编辑到发行，前后只用了一个月零10天，出版速度之快，在中国出版史上罕见。在6月25日的《时事新报》和6月27日的《申报》上，还刊登印有丁玲照片的《母亲》一书出版的大幅广告，并特别注明6月28日早晨，在良友图书公司北四川路门市部先发售作者亲笔签名本一百册，售价不变。由于广大市民刚知道丁玲被绑架失踪的消息，对丁玲著作的出版并出售作者签名本，自然产生了很大兴趣。这天上午9点，书店铁门一拉开，读者蜂拥而入，签名本被一抢而光，也带动了非签名本的销售，售出很多。面对如此局面，国民党当局非常尴尬，一方面否认秘密逮捕丁玲，另一方面却指使流氓到售书现场捣乱，企图阻挠《母亲》的发售。他们装扮成购书读者，一到现场就高声咒骂：“这种签名本完全是假的，大家都知道丁玲早已失踪被捕，你们的书刚刚印出，她那里会来在你们新出的书上签字。你们骗人！”[3]但当赵家璧等拿出丁玲预先签好字的签名纸时，这两个人登时傻了眼，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原来，赵家璧和作者签订约稿时，就交给作者一百张有编号的空白签名纸，签好后先交书店保存，一待书籍印刷装订时，就把这一百张纸作为书的里封衬页，裱在一百册布面精装封面的背后，这样就成了作者签名本。果然，《母亲》出版后，尽管是未完稿小说，但立刻成为《良友文学丛书》中最畅销的书，第一版印四千册，一个月销光，十月和十二月又各再版二千册，创业界奇迹，年底结算作者的版税，为数还非常可观。但由于作者丁玲失踪不能联系，这笔钱如何处理却难倒了赵家璧。最后还是鲁迅解决了这个问题。据赵家璧后来回忆，1934年1月15日下午，鲁迅冒雪到良友图书公司交《一天的工作》附记稿子，赵家璧就向鲁迅诉说关于《母亲》版税支付的难题，对丁玲亲戚们闻说有版税，都纷纷从湖南老家来函要求汇款，难辩其真伪。一周后（也就是1月22日），鲁迅致赵家璧信：“家璧先生： 顷查得丁玲的母亲的通信地址，是：‘湖南常德、忠靖庙街六号、蒋慕唐老太太’，如来信地址，与此无异，那就不是别人假冒的。 但又闻她的周围，穷本家甚多，款项一到，顷刻即被分尽，所以最好是先寄一百来元，待回信到后，再行续寄为妥也。专此布达，即请著安。 迅　顿首　一月二十二日”[4]在信中鲁迅不仅把打听到的丁玲母亲通信地址姓名——“湖南常德、忠靖庙街六号、蒋慕唐老太太”打听清楚告诉赵家璧，而且仔细叮嘱赵家璧“如来信地址，与此无异，那就不是别人假冒的。”同时，为谨慎起见，鲁迅还建议：“最好是先寄一百来元，待回信到后，再行续寄为妥”。从这封鲁迅亲笔信件的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鲁迅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对丁玲的关怀备至，替丁玲母亲的生活设想得如此体贴周到，令人感动。
 
                                                                             鲁迅手书“悼丁君”
 
       从丁玲被捕到杨杏佛遇害，鲁迅一直处于极度的悲愤之中，尤其是杨的被害，引起鲁迅对丁玲更深的担忧和关切。自丁玲被捕，特别是六月下旬以后，有关她的消息常见于报刊杂志，真真假假，难以辨明。一方面，由于流传丁玲巳遇害，北京有关各界为她召开了追悼会，《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悼文、悼诗，对丁玲作了很高的评价。上海的《文学》《现代》等杂志，也登载了丁玲的照片、手迹和要求为他出纪念专号的读者来信。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和某些黄色小报，则造出种种卑劣下流的谣言，蛊惑视听。
       丁玲被捕之所以引起各方如此关注，是由于她的文学作品对革命文学的贡献，受到了左冀文坛的高度重视，她的文学才华得到鲁迅的高度评价，也引起了国际文化界人士的注意。各报刊杂志发表了许多文章评介她的作品，鲁达不止一次地对人谈过，“茅盾、丁玲”是中国“较好的作家”[5]，丁玲“有写的才分”[6]在鲁迅推荐下，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多次采访丁玲，斯诺和他的前妻、作家韦尔斯在自己的著作中认为，现实主义的左翼文学是“迄今在现代中国文学上出现的最有前途”的文学，“茅盾和丁玲女士是这一新写实运动突然崛起的领导人”[7]因此，鲁迅时刻关注丁玲的消息，由于前年已经发生了左联五位年轻作家的被捕遇害事件，近期有杨杏佛突遭暗杀，再加上社会上盛传丁玲被杀害，鲁迅也对丁玲已经遇害的传言深信不疑，而对敌人的恶言中伤进行严厉的抨击。在6月30日《我的种痘》和7月20日《伪自由书·后记》中，对丁玲事件都有提及。特别在8月1日致《科学新闻》编辑先生的信里，作了明确的表态。他说：“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出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不如也。”[8]痛惜、情怒和鄙夷之情溢于言表。6月27日，赵家壁送来丁玲的《母亲》亲笔签名本给鲁迅。1933年6月27日《鲁迅日记》记载：“得赵家璧信并再版的《竖琴》及《一天的工作》各一本，《母亲》（作者署名本）一本。下午及夏莱蒂来”。[9]中的一段文字：“……《母亲》（作者署名本）一本。……”则印证了这件事。平时赵家璧赠鲁迅书一般都不赠签名本，但这次意义特殊，所以，寄送了作者的签名本。鲁迅还把这签名本列入这一年的书帐中，作为纪念。
       也许鲁迅见到这本丁玲的签名书，再一次的触景生情，在收到赵家璧送来的《母亲》后第二天的日记里写下了怀念丁玲的诗：“如磐遥夜拥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10]这里鲁迅引用屈原《楚辞·离骚》中“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作典，写的这首诗，寄托鲁迅对于丁玲的悲悼和思念，为中国文坛失去这样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感到惋惜。也许鲁迅深受“丁玲事件”的刺激，这首诗曾被鲁迅多次题送。其中有一幅是郁达夫受杭州好友周陶轩之托转程从杭州赶到上海请鲁迅题字时所书，这首“悼丁君”条幅高65厘米，宽40厘米，题款“陶轩先生教正”和署款“鲁迅”，并钤“鲁迅”白文方印，通篇结构严谨、笔法朴质而浑厚。后来辗转被一位热爱鲁迅的老干部曹漫之收藏，因此，在这幅字的右下角钤上“胶东曹漫之印”的白文收藏印，期间曾被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借去半个月挂在床头欣赏，称这幅字是鲁迅生平写得最好的字。后被上海鲁迅纪念馆获悉征集收藏。为了伸张正义，给那些对丁玲的谣言以还击，鲁迅一反惯例，于1933年9月21日在致曹聚仁的信中附上《悼丁君》，要求发表。这样，该诗便出现在当月30日出版的《涛声》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上。发表的诗稿上作了三处改动：“遥夜”改“夜气”，“拥”改“压”，“湘”改“瑶”。由这幅鲁迅手迹的影印件可看出，全诗提作二行，竖写，诗前冠有诗题，诗题下有署名，诗行中使用了标点，这些在现存的鲁迅诗稿中都是仅见的。这首诗也被作者冠以“悼丁君”为题。
 
                                                                             “耀高邱”的遗恨
 
       丁玲被绑架后，由于没有得到直接证据证明她是是共产党员，这对于国民党当局，无疑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因此，敌人既不能公开宣布和审讯，也不敢完全不顾中外舆论将其秘密杀害。这就是当时外界一开始一直得不到丁玲确切消息的原因。
丁玲被捕后在上海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被解往南京。看到这样一位女作家，特务误以为很容易对付，幻想着从她身上得到共产党在文化方面的组织情报。因此一开始给丁玲以“优待”，仅将她软禁在旅馆里，派一些文化特务和共产党的变节者去接近她，试图诱使其放弃革命、背叛党。丁玲看透了他们的鬼魅伎俩，有几个她拒绝接见，有几个受到她的当面斥责。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丁玲被送到特务机关，开始受到折磨，但她不为所动，这样一个多月，又把她同另一个人幽囚在一起。当时，敌人想把她的母亲从湖南弄到南京来劝她投降，而且要寄钱给蒋老太太，都遭到拒绝。但特务并不就此甘心。冬天，他们把她送到风景区莫干山，继续诱降，仍未得逞，不久，又把她送回南京。一九三四年四月中旬，母亲带着丁玲的儿子到了南京。原来，敌人瞒着她给湖南去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老太太不明真相也就来了。这件事使丁玲十分懊恼，因为她没有能够制止。她和母亲一起住在国民党的特务总部，准许她上街，要她写小说。敌人想用这些假象，让朋友们和地下党组织误以为她已叛变，并借此败坏左翼作家的名誉，离间丁玲与组织的关系。本来，在被捕后约一年的时间里，丁玲无法同外界取得联系，大家一直不知道她的确切消息，多以为她牺牲了。至此，社会上才知道她还在人世，似乎生活得也“不错”。在那“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年代，给一个犯人以如此“优厚”的待遇是罕见的，因而朋友们和同志们对此产生某些误解与猜测，是很自然的事。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鲁迅在给王志之的信中说：“丁君确健在，但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11]十一月十二日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又说：“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12]现在看来，这两句话虽然都含有贬意，但其本身仍是一种猜测。鲁迅在讲这两句话的时候，明显地留有余地，并非肯定。第一句话很好理解。丁玲当时身陷围圈，敌人虽没有将其杀害，但也没有释放的丝毫迹象。在这幽囚与软禁的环境下，要想保存自己，待以后作更艰巨的斗争，对一个作家来说，只有两条道路：或是不写，或是写些无害而有小益的东西。一九三五年之前，丁玲选择的是第一条路，之后，则选择了第二条路，这就是收入《意外集》中的五篇作品。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日从南京写给友人的信和十月十一日写的《意外集·自序》中，丁玲对自己当时的处境与心情作了表述：“我人是一动也没有动，可是心却是一刻也没有停……我什么都不愿意说，不希望向任何人解释，只愿时间快点过去，历史证明我并非一个有罪的人就够了。”[13] “有些熟人知道我幸而还活在一个角落，又不十分明瞭我的心情。总是设法传递一些好的督促来，说，你要写呀！或是你莫让人疑心你是完结了，你要起来，重提起你那支笔！这些都只有使我难受，然而结局我也就勉强的在极不安和极焦躁的里面写下了一些。”[14]十分明显，要让“历史证明我并非一个有罪的人”这句话，丁玲并不是说给敌人而是说给自己的同志听的。而她“在极不安和极焦躁的里面写下了一些”东西，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一个有罪的人”，证明自己的政治生命并没有“完结”。总之，这两段表白自己的处境与心情的文字，对于我们理解她当时为什么先不写，而后又要写的原因很有帮助。自然，对于准确理解鲁迅的第一句话也有启发，因为《意外集》中的《团聚》《八月的生活》等小说，都是有着一定思想深度与锋芒的作品，其总的倾向，和她的早期作品是完全一致的，不能成为她“转向”的证据。鲁迅的第二句话也不难理解。前半句“蓬子转向”是定论。姚蓬子在左翼文艺运动高涨时加入了共产党。据《鲁迅日记》记载，先生与他有过交往，曾赠送过书籍给他，还写了一首即兴戏作《赠蓬子》。一九三四年四月他在天津被捕，不久在南京向反动派自首，写了《脱离共产党宣言》，登在五月三十日出版的反动期刊《十日谈》上。鲁迅知道后，极为气愤，立即同他断绝了一切联系。而对于丁玲的所谓“变节”问题，鲁迅只是听说而已，因此虽有误解，却只停留在怀疑的阶段，甚至信任始终多过于怀疑。有两件事实可作旁证。其一是《集外集》的出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该书出版前，由鲁迅亲自审定并写了前言。书中收录了《悼丁君》而没有收《赠蓬子》，这样一“留”一“去”，足以说明鲁迅对丁玲的信任。其二是鲁迅的一次谈话，一九三六年六月，当来访的斯诺问到中国现代最优秀作家时，鲁迅仍像三、四年前一样回答:“最优秀的左冀作家有茅盾、丁玲女士……”鲁迅评价人物，不论古人、今人，向来就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这是有稽可查的。怎么能够设想，像眼睛容不得沙子一样容不得半点卑污、嫉恶如仇的鲁迅，会把一个自己确认的变节者当作最优秀的作家，推荐给外国朋友向全世界广作宣传呢？历史证明，以某些片言只语、断简残文代替事实作为依据，是极端片面错误的。
       当然，鲁迅的确是产生过误解（以上鲁迅的两句话也说明了这一点，只不过信任还大于误解），而这误解给丁玲带来过极大的痛苦。一九三五年秋天，当一个朋友将鲁迅“忧心的误会”告诉了丁玲时，她“呆住了”，“热泪涌上了她的眼眶，她半晌说不出话来。”[15]因为丁玲不仅衷心地崇敬、爱戴自己的旗手，而且把他当作最了解自己的人，现在他竟对自己产生了误解，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呢?不过，丁玲并不气馁，她在等待着重见鲁迅的机会。一九三六年七月，她第一次秘密到达上海，通过张天翼等接转组织关系时，要求拜见鲁迅，但鲁迅正在病中，需要安静和休息，冯雪峰便劝她不要去。七月十八日，她给鲁迅写了封信，表示自己的惦念后又回到了南京。九月十八日，丁玲最后摆脱樊篱，取道上海往西安去陕北时，鲁迅已在病危，因而更不可能前去探望。十月二十日，当丁玲离开西安前夕，传来了鲁迅溘然长逝的噩耗，悲痛难已，当即给许广平发一唁函：“……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心头。尤其是一想到几十万的青年骤然失去了最受崇敬的导师，觉得非常伤心。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为了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念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的精神！现在却传来如此的噩耗，我简直不能述说我的无救的缺憾了！……这哀慟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着这世界上一颗殒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结尾署名“耀高邱”，取的就是《悼丁君》一诗的最末的三个字，这是对鲁迅的敬献与哀悼，更是丁玲一生的遗恨，在两次去上海时，没有能最后再见鲁迅一面，没有能当面给他释疑，得到他的完全谅解和信任。这封唁函被许广平收藏并被编入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附录》中。目前收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成为非常有意义的陈列展品和研究藏品。
       从鲁迅的“悼丁君”到丁玲的“耀高邱”唁函，从一个侧面表现鲁迅对丁玲的欣赏和惋惜以及丁玲对鲁迅的崇敬，鲁迅一生对年轻作家所作的悼念七绝诗并主动要求发表的恐怕仅此一首，这是两代伟大作家心灵的共振、心声的呼应。目前，这两件手迹都珍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曾被展览和出版，引起观众读者的感慨和感悟。
 
       （作者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研究员。）
 

 
注  释：
[1]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页。
[2] 丁玲：《母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页。
[3] 赵家璧：《赵家璧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页。
[4]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5] “在上海野风画会的演讲（1932年12月21日）”（据陈广“记鲁迅先生的一次谈话” 《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1期摘录），《鲁迅佚文全集》（下），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798页。
[6] 冯雪峰：《回忆鲁迅》，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回忆鲁迅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页。
[7] （美）尼姆·韦尔斯：附录一“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活的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页。
[8]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9页。
[9] 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
[10] 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12]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13] 丁玲：《幽居小简》。
[14] 丁玲：《幽居小简》。
[15] （美）里夫：《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光明书局，1938年。